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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党争胜教授2012年出版的新著——《〈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基于霍克思和杨宪益译本》，感慨颇多，尤其是著者没有意识到杨译和霍译的底本差异，导致了草率的研究立论。其实，底本差异问题已引起了红译研究界部分学者的重视，如洪涛、范圣宇、陈毅平、李晶等。研究发现，杨译和霍译都没有自始至终依据同一底本进行翻译，但都有主要的参考底本（杨译为有正本或庚辰本、霍译为程乙本），同时也都广泛参照了其他版本。鉴于杨译和霍译底本选择的复杂性，批评鉴赏时就必须有高度的底本意识，尤其是涉及版本差异的地方。国内《红楼》译评大多是杨译和霍译的对比研究，但一些研究者不顾版本差异，妄下评语，结论难以令人信服。还有一些研究者沿用旧例陈语，结论一错再错。笔者在此通过对党争胜的《〈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基于霍克思和杨宪益译本》（以下简称党著）进行评析，指出著者由于对底本差异的忽视导致了立论（如霍译的译写策略）的草率性（有些论据并不支持论点），进而通过一些例证说明《红楼》译评中多底本参照的必要性。
一、底本差异导致研究立论的草率性
党著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例证分析，多为杨译和霍译的对比，全书共有161个例子（也有很多并非来自《红楼梦》），其中十余处由于忽视版本差异导致了偏颇的评论，立论过程不够严谨。党著的主要参考书目中，没有一本是《红楼梦》原著，举例时，也只是简单地给出回目，很难看出著者采取的到底是哪个原文版本。笔者通过粗略比较，发现党著采取的可能是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校本（红楼梦研究所校本，底本为庚辰本）或其他类似版本。庚辰本可能是杨译的主要底本，而霍译的主要底本是程乙本。显然，若只用红校本作为原文对比评析杨译和霍译，在涉及版本差异的地方进行立论就难免草率了。
党著在策略篇中提出了霍译是“译写策略”而杨译是“临摹策略”的观点，认为“杨译本是临摹基础上的忠实译本，而霍译本是译写基础上的忠实译本”，并举例论证了“在文学艺术性方面，杨的临摹式翻译不及霍的译写式翻译”（第121页）。暂且不论著者的观点本身是否合理，且看他采用的部分例子是否支持自己的论点。
例48举出了第14回描写王熙凤的一段话（“尤氏独卧于内室，一应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周全……”）其中霍译出现了 “a touch of scarlet in the field of green”。党著依据的版本没有对应的句子，于是便认为：
霍译中，下画线部分（“a touch of scarlet in the field of green”，笔者注）显然是原文所没有的。霍克思从原文的“种种之类，俱不及凤姐……”演绎出凤姐与其余女性的不同，并通过使用王安石《石榴》诗中之名句“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来比喻凤姐在贾府和荣府众多女性中的突出形象，使曹雪芹在这里的写作意图得以彰显，也使译文的表达效果得以增强。同时，霍克思的译文还取得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对凤姐外在形象的美化。（第94页）
事实果真如此吗？即便如此，功劳能归于霍译的“增补型译写”吗？原因很简单，底本差异而已。党著参考的版本的确没有这句话，但程乙本（霍译的主要底本）中却有这句话，原文如下：“越显得凤姐洒爽风流，典则俊雅，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可见，党著用该例支持霍译的“译写策略”显然是失败的，对霍译的评论也有溢美之嫌。
例55以第46回鸳鸯骂她嫂子的一段话为例来说明霍译的“删减型译写”，其中有“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浆儿又满是喜事”。党著认为霍译删掉了该句的英译，“删减的原因，应该是遇到了让译者备感头疼的汉语歇后语”（第101页）。其实，这句话在程乙本中为：“什么‘好话’？又是什么‘喜事’？”霍译的 “Wonderful news’ indeed！”难道可以说是对原文的删减吗？这能说明“这些歇后语在为小说增添语言魅力和阅读趣味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很多时候成为译者‘跨不过’‘绕着过’的语言山峰”（第101页）吗？
讨论“替换型译写”时，党著举了三个例子，其中有两例涉及版本差异，如例57：
谁知他姑舅哥哥一朝身安泰，就忘却当年流落时，任意吃死酒，家小也不顾。偏又娶了个多情美色之妻，见他不顾身命，不知风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免有蒹葭倚玉之叹，红颜落寞之悲。又见他气量宽宏，并无嫉衾妒枕之意，这媳妇遂恣情纵欲，满宅内便延揽英雄，收纳材俊，上上下下竟有一半是他考试过的。若问他夫妻姓甚名谁，便是上回贾琏所接见的多浑虫灯姑娘儿的便是了。（第七十七回）
霍译：Unfortunately Skybright’s cousin was a timorous， poor spirited creature， whereas the wife Lai Da had chosen for him was a lively and rather attractive young woman. Finding her husband unable to provide her with what she wanted， she soon took to going out every day， dressed up to the nines， to exercise her charms on the other servants. She was aided in this by a highly expressive pair of eyes which seldom failed to convey their message. The men were drawn towards her irresistibly， like flies towards carrion， so that there was seldom any lack of volunteers to fill the gap left by her neglectful husband.（Vol.3：543） （P102—103） 党著认为“霍译对原文下画线部分均采用了替换型译写的手法。霍译文中的下画线部分可以说均是原文在语言形式上所没有的”。霍氏之所以这样译，“主要是基于其对曹雪芹在这里想要表达的交际意图的理解”，是“借用自己在英语表达上的优势，通过迂回表达原文交际效果在翻译损耗后所做的一种创造性补偿”，“霍克思的译文因此可成为中外文学翻译‘等效’原则的绝好注解”（第103页）。党著还提到霍译对原文中的“蒹葭倚玉”（典故）进行了省译处理。这里对霍译不但没有扣上“不忠”的帽子，而且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党著的评论真的符合事实吗？原来党著又因底本差异把霍译相对忠实的译文误认为是“替换型译写”或“创造性补偿”了。程乙本原文如下：“谁知贵儿一味胆小老实，那媳妇却倒伶俐，又兼有几分姿色，看着贵儿无能为，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调调，两只眼儿水汪汪的，招惹的赖大家人如蝇逐臭，渐渐做出些风流勾当来。”不难发现，该例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还是很大的，霍译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替换型译写”的成分。试想，党著用该例论证霍译的“译写策略”会有说服力吗？对霍译的美评能够令人信服吗？
著者对译写策略也许有先入认同之嫌，所以对霍译的“译写”例子往往是赞赏或设法赞赏。当然，著中大部分例子还是有说服力的，但一涉及底本差异，著者的美化评论也就捉襟见肘了。再如，例69党著举了第三回描写宝玉外貌的例子，中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党著认为，霍氏没有翻译“面如桃瓣”，而是采用译写策略添加了对贾宝玉鼻子的描写 （a shapely nose），并认为这种添加“很好”，最后得出“与其临摹重复，不如译写创新”的结论（第115页）。显然，党著对杨译的“临摹重复”（his cheeks as red as peachblossom） 不以为然，对霍译的“添加”则欣赏有余。但程乙本中的“面如桃瓣”处明明是“鼻如悬胆”，霍氏的意译能算添加吗？这种把底本差异造成的译文差别归于译者的做法无疑是荒唐的，对译者和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
例124对第九回茗烟粗语的分析也是一处由于忽略底本差异而引起的典型误评。杨译采取的底本应该是有正本，原文为：“我们的事，管你什么相干！”霍译程乙本则为：“我们肏屁股不肏，管你鸡巴相干？横竖没肏你的爹罢了！”霍译自然会出现诸如 “fuck”“arsehole”“bloody” 等英译忌讳词，杨译“干净得连一个忌讳词也没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党著由此得出结论：“艺术真实永远是第一位的，译者需要把原文在语言方面的特色原原本本地保留在自己的译本中，而不必以个人的好恶或其他因素对原文的语言进行违逆其艺术本色的操纵。”（第209页）不顾版本差异提出这样的观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针对此例，很多研究者沿袭使用，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扬霍贬杨，党著也不例外。党著由于涉及版本差异而导致的硬伤还有例37、54、56、107、118等。用这些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论点显然是草率的，评语也难以令人信服。从书中可以看出，著者的批评是审慎的，态度是严谨的，对两家译者也都充满了尊敬和仰慕。然而，由于党著完全忽略了两家译文的底本差异，导致观点或结论偏颇甚至是荒谬的。这些硬伤大大降低了该著的学术水平，尽管其中也不乏精彩之处。笔者无意对党著的其他部分进行评论，只是想通过党著从反面说明进行《红楼》译评时多版本参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红楼》译评多版本参照的必要性
两家译者翻译时都有强烈的版本意识，都在主要底本的基础上参照了其他版本，特别是霍译。霍氏的《〈红楼梦〉英译笔记》中记录了他翻译时进行多底本参照的大量文字，译者的苦心实乃可敬可佩。译者对版本差异如此重视，评者又怎能置之不顾呢。杨译和霍译都不是某一底本贯彻始终，进行评析时要善于还原他们的底本，首先看是否存在版本差异，如果存在，就不能把由于底本差异造成的译文艺术性差别简单地归结到译者头上。然而，红译研究界这样做的屡见不鲜，也不乏一些知名学者。底本是不变的事实，译者的底本选择也是不变的事实。我们只能面对事实进行评论，时刻把版本差异记在心间。仅以回目翻译而言，程本系统与脂本系统不同，脂本系统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两家译者也都没有僵硬地依据同一底本进行翻译。试想，如果不顾回目的版本差异，随便拿出一个版本当做原文来对比评析杨译和霍译，结果又会怎样呢？最明智的莫过于先把译文还原为某个版本的原文（各自的主要底本为首要选择），确定有无差异之后再进行比较评论。
初涉红译研究者容易忽略版本差异问题，有时一些大家也未必注意，比如，韩语版《红楼梦》（2009）后40回译者高旼喜举例探讨《红楼梦》中称谓语的翻译，其中一例为第68回王熙凤对尤二姐说的一段话，中有：“若姐姐在外，奴在内，虽愚贱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她认为“奴”是古代年轻女子对自己的称呼，根据语境有自我贬低的意味，在此充分体现了王熙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个性。分析四种译文（包括杨译和霍译）之后，她认为“四种译本都没有恰当地将原文中‘奴’与‘奴家’所想要表现的王熙凤的个性传达到位”（《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6期，第259页）。高旼喜采取的版本是红校本（底本为庚辰本），庚辰本可能是杨译的主要底本，但霍译的主要底本程乙本中这段“独白”又何尝出现过一个“奴”字呢。显然，不顾版本差异，仅拿“奴”字做文章的做法是经不起推敲的。王熙凤的这段对话在不同的版本中雅俗有别，文字差异很大，孰优孰劣在红学界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红译研究者又岂能置若罔闻。
《红楼梦》版本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版本学也是红学的重要内容，底本考证或底本差异研究理应成为《红楼》译评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红译研究的深入，相信底本意识会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视。还以杨译和霍译为例，在深入研究译文之前，首先要知道两者所依据的主要底本，如果各家译文与其所参照的主要底本不尽一致，还要善于参照其他版本。这要引起红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不妨再看一例，第33回中有：“贾政听了，那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原文来自程乙本，是霍译的主要参考底本。霍译为：“Jia Zheng himself was deeply affected， and tears as round as pumpkins rolled down both his cheeks.”杨译为：“And the chorus of lamentation made Chia Cheng weep more bitterly himself.”乔译 （H.B.Joly） 为：“his tears trickled down with greater profusion， like pearls scattered about.”如果据此便认为霍译改变了原文的喻体形象，杨译删掉了，乔译则是再现。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呢？或认为哪有像“滚瓜”大的泪珠，霍译不合逻辑，喻体改变不如乔译的喻体再现。这些都是假设，但也许有人会这样理解，如党著便认为杨译“碗大的雹子”（直译为：hailstones as large as bowls）就不如霍译的改译 （hail as big as teacups） 符合实际（第117页）。乔译的底本是以程甲本为祖本的王希廉评本，该句与程乙本同，故说乔译再现了原文的喻体形象是正确的，但杨译和霍译呢？杨译的主要底本要么是有正本，要么是庚辰本，两者的对应部分皆为：“贾政听了，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所以说杨译删掉了原文的喻体形象也是正确的，但删掉的应该是“滚瓜”而非程本中的“走珠”。霍译的主要底本为程乙本，但霍译是否一定改变了原文的喻体形象？显然不能如此立论，因为霍译也广泛参照了其他版本（如庚辰本、俞校本等），这里霍译舍“走珠”而取“滚瓜”，恰恰体现了译者敏锐的审美眼光。我们只能说霍译该例没有参照程乙本，但也同样再现了原文的喻体形象。诸如此例，小说中还有很多，如果不注意版本差异就很容易混淆译者与作者（编者）的优劣长短或功过是非。 古文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标点符号，《红楼梦》中的标点实为后来的编辑者所加，标点符号的差异也是版本差异的有机组成部分，《红楼》译评亦不容忽视，特别是从文体学视角探讨《红楼梦》的翻译。暂以人物话语的呈现方式为例，第74回有这么一句话：“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杨译为：“When the women arrived she deliberately asked them their business.”霍译为：“‘Well？’ she asked， somewhat challengingly， ‘What do you want？’”若据此便认为杨译把原文的直接引语转换成了言语行为叙述体，而霍译再现了原文的直接引语，进而根据具体语境和中国古典小说直接引语过多的特点对杨译的灵活转换大加赞赏。这样立论也是很难站住脚的，因为有些版本例中的“何事”并没有加引号，其是作为言语行为叙述体或间接引语出现的。另外，用相关翻译技巧（如合句、拆句等）来研究《红楼梦》的译文也不能忽视原文标点符号的差异。标点符号的版本差异不可胜数，此仅举一例聊以说明，以期引起红译研究者的注意。
三、结语
红学界对《红楼梦》的版本差异高度重视，红译研究界也不能丝毫忽视，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诸如党著中的草率论据。这就要求红译研究者进行评论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底本意识，切勿简单对比，草下结论。不顾版本差异的《红楼》译评（如果译者的参考底本存在版本差异的话）往往把不同版本之间的优劣归到译者的头上，这是很不负责的表现，不管是对译者的批评还是赞扬，都是有失公允的。除了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标点差异、结构差异亦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从党著和其他论著中不难看出，底本意识在红译研究界还远未普及。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7月推出了霍译《红楼梦》的汉英对照版，组织专家考证出了一个崭新的“霍本”《红楼梦》，为红译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总之，红译研究者在精读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还要广泛参考红学界以及红译研究界有关版本差异与底本考证的论著，设法提高自己的底本意识。有了高度的底本意识，在涉及版本差异的情况下，研究者才有望合理选择参考原文，及时发现译者所依版本之间的差异，有效地避免草率评论，促进《红楼》译评的健康发展。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互文性视角下《红楼梦》复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NKZXB1245。）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洪滔）
一、底本差异导致研究立论的草率性
党著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例证分析，多为杨译和霍译的对比，全书共有161个例子（也有很多并非来自《红楼梦》），其中十余处由于忽视版本差异导致了偏颇的评论，立论过程不够严谨。党著的主要参考书目中，没有一本是《红楼梦》原著，举例时，也只是简单地给出回目，很难看出著者采取的到底是哪个原文版本。笔者通过粗略比较，发现党著采取的可能是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校本（红楼梦研究所校本，底本为庚辰本）或其他类似版本。庚辰本可能是杨译的主要底本，而霍译的主要底本是程乙本。显然，若只用红校本作为原文对比评析杨译和霍译，在涉及版本差异的地方进行立论就难免草率了。
党著在策略篇中提出了霍译是“译写策略”而杨译是“临摹策略”的观点，认为“杨译本是临摹基础上的忠实译本，而霍译本是译写基础上的忠实译本”，并举例论证了“在文学艺术性方面，杨的临摹式翻译不及霍的译写式翻译”（第121页）。暂且不论著者的观点本身是否合理，且看他采用的部分例子是否支持自己的论点。
例48举出了第14回描写王熙凤的一段话（“尤氏独卧于内室，一应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周全……”）其中霍译出现了 “a touch of scarlet in the field of green”。党著依据的版本没有对应的句子，于是便认为：
霍译中，下画线部分（“a touch of scarlet in the field of green”，笔者注）显然是原文所没有的。霍克思从原文的“种种之类，俱不及凤姐……”演绎出凤姐与其余女性的不同，并通过使用王安石《石榴》诗中之名句“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来比喻凤姐在贾府和荣府众多女性中的突出形象，使曹雪芹在这里的写作意图得以彰显，也使译文的表达效果得以增强。同时，霍克思的译文还取得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对凤姐外在形象的美化。（第94页）
事实果真如此吗？即便如此，功劳能归于霍译的“增补型译写”吗？原因很简单，底本差异而已。党著参考的版本的确没有这句话，但程乙本（霍译的主要底本）中却有这句话，原文如下：“越显得凤姐洒爽风流，典则俊雅，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可见，党著用该例支持霍译的“译写策略”显然是失败的，对霍译的评论也有溢美之嫌。
例55以第46回鸳鸯骂她嫂子的一段话为例来说明霍译的“删减型译写”，其中有“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浆儿又满是喜事”。党著认为霍译删掉了该句的英译，“删减的原因，应该是遇到了让译者备感头疼的汉语歇后语”（第101页）。其实，这句话在程乙本中为：“什么‘好话’？又是什么‘喜事’？”霍译的 “Wonderful news’ indeed！”难道可以说是对原文的删减吗？这能说明“这些歇后语在为小说增添语言魅力和阅读趣味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很多时候成为译者‘跨不过’‘绕着过’的语言山峰”（第101页）吗？
讨论“替换型译写”时，党著举了三个例子，其中有两例涉及版本差异，如例57：
谁知他姑舅哥哥一朝身安泰，就忘却当年流落时，任意吃死酒，家小也不顾。偏又娶了个多情美色之妻，见他不顾身命，不知风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免有蒹葭倚玉之叹，红颜落寞之悲。又见他气量宽宏，并无嫉衾妒枕之意，这媳妇遂恣情纵欲，满宅内便延揽英雄，收纳材俊，上上下下竟有一半是他考试过的。若问他夫妻姓甚名谁，便是上回贾琏所接见的多浑虫灯姑娘儿的便是了。（第七十七回）
霍译：Unfortunately Skybright’s cousin was a timorous， poor spirited creature， whereas the wife Lai Da had chosen for him was a lively and rather attractive young woman. Finding her husband unable to provide her with what she wanted， she soon took to going out every day， dressed up to the nines， to exercise her charms on the other servants. She was aided in this by a highly expressive pair of eyes which seldom failed to convey their message. The men were drawn towards her irresistibly， like flies towards carrion， so that there was seldom any lack of volunteers to fill the gap left by her neglectful husband.（Vol.3：543） （P102—103） 党著认为“霍译对原文下画线部分均采用了替换型译写的手法。霍译文中的下画线部分可以说均是原文在语言形式上所没有的”。霍氏之所以这样译，“主要是基于其对曹雪芹在这里想要表达的交际意图的理解”，是“借用自己在英语表达上的优势，通过迂回表达原文交际效果在翻译损耗后所做的一种创造性补偿”，“霍克思的译文因此可成为中外文学翻译‘等效’原则的绝好注解”（第103页）。党著还提到霍译对原文中的“蒹葭倚玉”（典故）进行了省译处理。这里对霍译不但没有扣上“不忠”的帽子，而且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党著的评论真的符合事实吗？原来党著又因底本差异把霍译相对忠实的译文误认为是“替换型译写”或“创造性补偿”了。程乙本原文如下：“谁知贵儿一味胆小老实，那媳妇却倒伶俐，又兼有几分姿色，看着贵儿无能为，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调调，两只眼儿水汪汪的，招惹的赖大家人如蝇逐臭，渐渐做出些风流勾当来。”不难发现，该例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还是很大的，霍译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替换型译写”的成分。试想，党著用该例论证霍译的“译写策略”会有说服力吗？对霍译的美评能够令人信服吗？
著者对译写策略也许有先入认同之嫌，所以对霍译的“译写”例子往往是赞赏或设法赞赏。当然，著中大部分例子还是有说服力的，但一涉及底本差异，著者的美化评论也就捉襟见肘了。再如，例69党著举了第三回描写宝玉外貌的例子，中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党著认为，霍氏没有翻译“面如桃瓣”，而是采用译写策略添加了对贾宝玉鼻子的描写 （a shapely nose），并认为这种添加“很好”，最后得出“与其临摹重复，不如译写创新”的结论（第115页）。显然，党著对杨译的“临摹重复”（his cheeks as red as peachblossom） 不以为然，对霍译的“添加”则欣赏有余。但程乙本中的“面如桃瓣”处明明是“鼻如悬胆”，霍氏的意译能算添加吗？这种把底本差异造成的译文差别归于译者的做法无疑是荒唐的，对译者和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
例124对第九回茗烟粗语的分析也是一处由于忽略底本差异而引起的典型误评。杨译采取的底本应该是有正本，原文为：“我们的事，管你什么相干！”霍译程乙本则为：“我们肏屁股不肏，管你鸡巴相干？横竖没肏你的爹罢了！”霍译自然会出现诸如 “fuck”“arsehole”“bloody” 等英译忌讳词，杨译“干净得连一个忌讳词也没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党著由此得出结论：“艺术真实永远是第一位的，译者需要把原文在语言方面的特色原原本本地保留在自己的译本中，而不必以个人的好恶或其他因素对原文的语言进行违逆其艺术本色的操纵。”（第209页）不顾版本差异提出这样的观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针对此例，很多研究者沿袭使用，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扬霍贬杨，党著也不例外。党著由于涉及版本差异而导致的硬伤还有例37、54、56、107、118等。用这些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论点显然是草率的，评语也难以令人信服。从书中可以看出，著者的批评是审慎的，态度是严谨的，对两家译者也都充满了尊敬和仰慕。然而，由于党著完全忽略了两家译文的底本差异，导致观点或结论偏颇甚至是荒谬的。这些硬伤大大降低了该著的学术水平，尽管其中也不乏精彩之处。笔者无意对党著的其他部分进行评论，只是想通过党著从反面说明进行《红楼》译评时多版本参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红楼》译评多版本参照的必要性
两家译者翻译时都有强烈的版本意识，都在主要底本的基础上参照了其他版本，特别是霍译。霍氏的《〈红楼梦〉英译笔记》中记录了他翻译时进行多底本参照的大量文字，译者的苦心实乃可敬可佩。译者对版本差异如此重视，评者又怎能置之不顾呢。杨译和霍译都不是某一底本贯彻始终，进行评析时要善于还原他们的底本，首先看是否存在版本差异，如果存在，就不能把由于底本差异造成的译文艺术性差别简单地归结到译者头上。然而，红译研究界这样做的屡见不鲜，也不乏一些知名学者。底本是不变的事实，译者的底本选择也是不变的事实。我们只能面对事实进行评论，时刻把版本差异记在心间。仅以回目翻译而言，程本系统与脂本系统不同，脂本系统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两家译者也都没有僵硬地依据同一底本进行翻译。试想，如果不顾回目的版本差异，随便拿出一个版本当做原文来对比评析杨译和霍译，结果又会怎样呢？最明智的莫过于先把译文还原为某个版本的原文（各自的主要底本为首要选择），确定有无差异之后再进行比较评论。
初涉红译研究者容易忽略版本差异问题，有时一些大家也未必注意，比如，韩语版《红楼梦》（2009）后40回译者高旼喜举例探讨《红楼梦》中称谓语的翻译，其中一例为第68回王熙凤对尤二姐说的一段话，中有：“若姐姐在外，奴在内，虽愚贱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她认为“奴”是古代年轻女子对自己的称呼，根据语境有自我贬低的意味，在此充分体现了王熙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个性。分析四种译文（包括杨译和霍译）之后，她认为“四种译本都没有恰当地将原文中‘奴’与‘奴家’所想要表现的王熙凤的个性传达到位”（《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6期，第259页）。高旼喜采取的版本是红校本（底本为庚辰本），庚辰本可能是杨译的主要底本，但霍译的主要底本程乙本中这段“独白”又何尝出现过一个“奴”字呢。显然，不顾版本差异，仅拿“奴”字做文章的做法是经不起推敲的。王熙凤的这段对话在不同的版本中雅俗有别，文字差异很大，孰优孰劣在红学界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红译研究者又岂能置若罔闻。
《红楼梦》版本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版本学也是红学的重要内容，底本考证或底本差异研究理应成为《红楼》译评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红译研究的深入，相信底本意识会得到更多研究者的重视。还以杨译和霍译为例，在深入研究译文之前，首先要知道两者所依据的主要底本，如果各家译文与其所参照的主要底本不尽一致，还要善于参照其他版本。这要引起红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不妨再看一例，第33回中有：“贾政听了，那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原文来自程乙本，是霍译的主要参考底本。霍译为：“Jia Zheng himself was deeply affected， and tears as round as pumpkins rolled down both his cheeks.”杨译为：“And the chorus of lamentation made Chia Cheng weep more bitterly himself.”乔译 （H.B.Joly） 为：“his tears trickled down with greater profusion， like pearls scattered about.”如果据此便认为霍译改变了原文的喻体形象，杨译删掉了，乔译则是再现。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呢？或认为哪有像“滚瓜”大的泪珠，霍译不合逻辑，喻体改变不如乔译的喻体再现。这些都是假设，但也许有人会这样理解，如党著便认为杨译“碗大的雹子”（直译为：hailstones as large as bowls）就不如霍译的改译 （hail as big as teacups） 符合实际（第117页）。乔译的底本是以程甲本为祖本的王希廉评本，该句与程乙本同，故说乔译再现了原文的喻体形象是正确的，但杨译和霍译呢？杨译的主要底本要么是有正本，要么是庚辰本，两者的对应部分皆为：“贾政听了，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所以说杨译删掉了原文的喻体形象也是正确的，但删掉的应该是“滚瓜”而非程本中的“走珠”。霍译的主要底本为程乙本，但霍译是否一定改变了原文的喻体形象？显然不能如此立论，因为霍译也广泛参照了其他版本（如庚辰本、俞校本等），这里霍译舍“走珠”而取“滚瓜”，恰恰体现了译者敏锐的审美眼光。我们只能说霍译该例没有参照程乙本，但也同样再现了原文的喻体形象。诸如此例，小说中还有很多，如果不注意版本差异就很容易混淆译者与作者（编者）的优劣长短或功过是非。 古文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标点符号，《红楼梦》中的标点实为后来的编辑者所加，标点符号的差异也是版本差异的有机组成部分，《红楼》译评亦不容忽视，特别是从文体学视角探讨《红楼梦》的翻译。暂以人物话语的呈现方式为例，第74回有这么一句话：“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杨译为：“When the women arrived she deliberately asked them their business.”霍译为：“‘Well？’ she asked， somewhat challengingly， ‘What do you want？’”若据此便认为杨译把原文的直接引语转换成了言语行为叙述体，而霍译再现了原文的直接引语，进而根据具体语境和中国古典小说直接引语过多的特点对杨译的灵活转换大加赞赏。这样立论也是很难站住脚的，因为有些版本例中的“何事”并没有加引号，其是作为言语行为叙述体或间接引语出现的。另外，用相关翻译技巧（如合句、拆句等）来研究《红楼梦》的译文也不能忽视原文标点符号的差异。标点符号的版本差异不可胜数，此仅举一例聊以说明，以期引起红译研究者的注意。
三、结语
红学界对《红楼梦》的版本差异高度重视，红译研究界也不能丝毫忽视，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诸如党著中的草率论据。这就要求红译研究者进行评论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底本意识，切勿简单对比，草下结论。不顾版本差异的《红楼》译评（如果译者的参考底本存在版本差异的话）往往把不同版本之间的优劣归到译者的头上，这是很不负责的表现，不管是对译者的批评还是赞扬，都是有失公允的。除了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标点差异、结构差异亦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从党著和其他论著中不难看出，底本意识在红译研究界还远未普及。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7月推出了霍译《红楼梦》的汉英对照版，组织专家考证出了一个崭新的“霍本”《红楼梦》，为红译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总之，红译研究者在精读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还要广泛参考红学界以及红译研究界有关版本差异与底本考证的论著，设法提高自己的底本意识。有了高度的底本意识，在涉及版本差异的情况下，研究者才有望合理选择参考原文，及时发现译者所依版本之间的差异，有效地避免草率评论，促进《红楼》译评的健康发展。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互文性视角下《红楼梦》复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NKZXB1245。）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