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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底开始，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郊外的天山北麓搭建起一排简易房。简易房外，一处“冂”字形的土方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简易房内，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考古人员正从发掘出的实物遗存中，穿梭时空。
这处荒无人烟的地方，在大约2000年前，很可能是游牧民族“大月氏”迁徙的必經之地，抑或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驿站之一。2000年后的今天，这里是“一带一路”考古走出去的一个小小现场，中国考古人员正在用自己的话语和认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参与世界文明诠释。
古丝路上探谜团
三年来，一支来自中国陕西西安西北大学的考古队一直在从事古代丝绸之路的相关发掘与考证。他们从新疆出发，一路延伸到中亚。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的中乌合作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项目，只是他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努力发现历史、复原历史的一个支点。
很多年来，丝路考古，一直是西方考古界热衷的话题。过去，东方人也会靠参考西方的研究来认知东方自己的历史。毋庸置疑，西方学术有其严谨的一面，现代西方考古理论和操作方法也是全球考古领域的先驱和范本，但对于发掘物的解读、诠释和判定，却牵扯到历史认知、文化品读、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
考古发掘的方式可以相似，但对文物的解读却往往会产生千差万别的结论。这就是中国考古人员走出去作业的意义所在。
例如，在新疆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中乌两国考古人员发现了古代游牧民族冬季定居时留下的土制、石制聚落遗址。他们正在用属于东方人的知识储备，还原历史的真相。在这里，他们试图寻找大月氏迁徙的踪迹，回答很多至今未解的谜题。
“大月氏迁徙到何处，是今天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关注的共同话题。”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考古学首席专家王建新介绍，“这里是丝路考古的一个切口。”
古墓勾画新线索
考证大月氏的迁徙路线，不仅是学术问题，更关乎今天中亚国家的民族构成等问题，因此在国际上备受关注。不要小瞧那一排简易房，中国考古人员在那里寻切口、深挖掘、共探讨，不仅意味着中国参与世界史认知的全球研究，更是一个中国人用自己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储备帮助世界认知东方历史的过程。
《后汉书》记述，月氏人曾游牧于张掖、敦煌一带，后为匈奴所败，大部成为大月氏，迁徙到中亚。史书记载，张骞踏上丝绸之路出使西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寻找大月氏，希望能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
但对于今人来说，要回溯2000多年还原当时大月氏人的踪迹，并非易事。
就在2016年7月，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发现一处较大规模的古墓，封土直径达40米。主墓人骨被推断为女性，她身上的装饰品有黄金镶绿松石，副墓主人被推断为男性。经一系列研究，联合考古队判断，这并非大月氏人的古墓，而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康居国人的墓地。
这次发掘的结果虽然并未直接证明大月氏的迁徙路线，却成为排除的依据，让考古人员能够进一步勾画出当时康居人与大月氏人的势力范围。张骞从匈奴手中逃出后，也曾途经康居，最终从康居转程到大月氏。这些中国史书的记载，为今天复原世界史提供了独有的参考。
共享保护齐推进
从新疆，到中亚，中国考古人员正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与沿线各国展开合作，以坦诚、交流、公开、分享的心态，发现历史、还原历史、讲述历史。这也许是“一带一路”文化视域赋予中国考古人员最明显的特征。
以中亚的近代考古活动为例。过去，西方人也在中亚进行了很多发掘，但王建新说，那些考古活动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掠夺性和破坏性，发掘后留下的探方填都不填，他们只为了收取资料”。
而在中乌联合考古活动中，中国的考古人员不仅带着乌兹别克斯坦的硕士生、博士生一道发掘与研究，让他们全程参与，而且，中方考古队很明确地告诉对方，发掘出的文物均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研究成果是共同的，大家边发掘边保护。“这才是负责任的考古。”
这些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之外，中外联合考古队还在蒙古探索回鹘、匈奴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通过粟与黍的种植传播历史，勾画汉代以前丝绸之路的模样。也不止于陆上丝绸之路，中外联合考古队在越南、柬埔寨、缅甸甚至远至埃及、肯尼亚，发掘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记。
中国视野走出去
中国考古走出去，有着沉重的历史背景和艰巨的时代使命。
直至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才从研究铜器铭文与石刻文字的传统金石学，转向更看重田野调查与发掘的考古学。考古学学科理论、方法由西方人建立，话语权重更偏向西方。而今天，中国考古人正积极“走出去”，尝试参与世界史的诠释。
“自己的历史由西方人说出来，不是味道，有时也避免不了谬误。”在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研究员陈凌看来，考古是一门“人的因素”占很大比重的科学。“表面上，挖出什么物件就是什么物件，但如何解读物件，还要看学者的知识储备和视野。”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发现了一个佛寺（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瓦当、板瓦、筒瓦等，由于苏联学者对中国汉式建筑不熟悉，（佛寺）遗址被他们复原成了一座清真寺，这就会使后人产生一系列的误读。”
陈凌说，如今，中外考古合作越来越多，说明中国考古界正逐渐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解释和说明过程。过去那种任由西方人讲述东方历史的时代正在远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文化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文化先行”也是促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渠道。从这一层面看，考古走出去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中国人正在打开“考古的世界视野”，让我们更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借助考古走出去，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是考古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处荒无人烟的地方，在大约2000年前，很可能是游牧民族“大月氏”迁徙的必經之地，抑或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驿站之一。2000年后的今天，这里是“一带一路”考古走出去的一个小小现场，中国考古人员正在用自己的话语和认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参与世界文明诠释。
古丝路上探谜团
三年来，一支来自中国陕西西安西北大学的考古队一直在从事古代丝绸之路的相关发掘与考证。他们从新疆出发，一路延伸到中亚。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的中乌合作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项目，只是他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努力发现历史、复原历史的一个支点。
很多年来，丝路考古，一直是西方考古界热衷的话题。过去，东方人也会靠参考西方的研究来认知东方自己的历史。毋庸置疑，西方学术有其严谨的一面，现代西方考古理论和操作方法也是全球考古领域的先驱和范本，但对于发掘物的解读、诠释和判定，却牵扯到历史认知、文化品读、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
考古发掘的方式可以相似，但对文物的解读却往往会产生千差万别的结论。这就是中国考古人员走出去作业的意义所在。
例如，在新疆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中乌两国考古人员发现了古代游牧民族冬季定居时留下的土制、石制聚落遗址。他们正在用属于东方人的知识储备，还原历史的真相。在这里，他们试图寻找大月氏迁徙的踪迹，回答很多至今未解的谜题。
“大月氏迁徙到何处，是今天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关注的共同话题。”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考古学首席专家王建新介绍，“这里是丝路考古的一个切口。”
古墓勾画新线索
考证大月氏的迁徙路线，不仅是学术问题，更关乎今天中亚国家的民族构成等问题，因此在国际上备受关注。不要小瞧那一排简易房，中国考古人员在那里寻切口、深挖掘、共探讨，不仅意味着中国参与世界史认知的全球研究，更是一个中国人用自己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储备帮助世界认知东方历史的过程。
《后汉书》记述，月氏人曾游牧于张掖、敦煌一带，后为匈奴所败，大部成为大月氏，迁徙到中亚。史书记载，张骞踏上丝绸之路出使西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寻找大月氏，希望能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
但对于今人来说，要回溯2000多年还原当时大月氏人的踪迹，并非易事。
就在2016年7月，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发现一处较大规模的古墓，封土直径达40米。主墓人骨被推断为女性，她身上的装饰品有黄金镶绿松石，副墓主人被推断为男性。经一系列研究，联合考古队判断，这并非大月氏人的古墓，而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康居国人的墓地。
这次发掘的结果虽然并未直接证明大月氏的迁徙路线，却成为排除的依据，让考古人员能够进一步勾画出当时康居人与大月氏人的势力范围。张骞从匈奴手中逃出后，也曾途经康居，最终从康居转程到大月氏。这些中国史书的记载，为今天复原世界史提供了独有的参考。
共享保护齐推进
从新疆，到中亚，中国考古人员正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与沿线各国展开合作，以坦诚、交流、公开、分享的心态，发现历史、还原历史、讲述历史。这也许是“一带一路”文化视域赋予中国考古人员最明显的特征。
以中亚的近代考古活动为例。过去，西方人也在中亚进行了很多发掘，但王建新说，那些考古活动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掠夺性和破坏性，发掘后留下的探方填都不填，他们只为了收取资料”。
而在中乌联合考古活动中，中国的考古人员不仅带着乌兹别克斯坦的硕士生、博士生一道发掘与研究，让他们全程参与，而且，中方考古队很明确地告诉对方，发掘出的文物均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研究成果是共同的，大家边发掘边保护。“这才是负责任的考古。”
这些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之外，中外联合考古队还在蒙古探索回鹘、匈奴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英国剑桥大学合作，通过粟与黍的种植传播历史，勾画汉代以前丝绸之路的模样。也不止于陆上丝绸之路，中外联合考古队在越南、柬埔寨、缅甸甚至远至埃及、肯尼亚，发掘海上丝绸之路的印记。
中国视野走出去
中国考古走出去，有着沉重的历史背景和艰巨的时代使命。
直至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才从研究铜器铭文与石刻文字的传统金石学，转向更看重田野调查与发掘的考古学。考古学学科理论、方法由西方人建立，话语权重更偏向西方。而今天，中国考古人正积极“走出去”，尝试参与世界史的诠释。
“自己的历史由西方人说出来，不是味道，有时也避免不了谬误。”在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研究员陈凌看来，考古是一门“人的因素”占很大比重的科学。“表面上，挖出什么物件就是什么物件，但如何解读物件，还要看学者的知识储备和视野。”
“上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发现了一个佛寺（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瓦当、板瓦、筒瓦等，由于苏联学者对中国汉式建筑不熟悉，（佛寺）遗址被他们复原成了一座清真寺，这就会使后人产生一系列的误读。”
陈凌说，如今，中外考古合作越来越多，说明中国考古界正逐渐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解释和说明过程。过去那种任由西方人讲述东方历史的时代正在远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文化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文化先行”也是促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渠道。从这一层面看，考古走出去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中国人正在打开“考古的世界视野”，让我们更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借助考古走出去，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是考古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