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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3日，是中国第15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从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遗）代表作”开始，我国由政府主导推动的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迈入第20个年头。越来越多的传统手艺入选非遗名录或正在申报非遗，并借助新的传播科技让中国传统神技广为人知。
2020年8月2日，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节目，以10分钟的时长，讲述了网络红人“阿木爷爷”的故事。
“阿木爷爷”是山东聊城人，名叫王德文，13岁入行，有50年的木工技艺。不用钉子、胶水，仅用一榫一卯，他打造出鲁班锁、鲁班凳、拱桥等精妙木器，展现传统手艺的巧夺天工;还同时钻研“榫卯玩具”，将传统工艺和潮流元素相结合，用木料为孙子制作苹果锁和会行走的小猪佩奇……
王德文被网友称为“当代鲁班”，他还走出国门，其制作木质拱桥的过程吸引了超过4300万海外网友观看。有外国网友留言：“这是什么中国功夫？”
过去人们把各种手艺人和手工行业统称为“百工”。《墨子·节用》记载：“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手艺，是人类利用自己的双手来改造自然界物质资源的一种技术性劳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以经典手艺为例：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制瓷“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瓷器技艺之精妙，可窥一斑。新中国成立后，仅1953年至1955年，“建国瓷”先后在30多个国家展出。缅甸总理吴努观展后赞叹：“它们的式样的精巧和色彩的调和是无与伦比的。”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西汉墓中，出土的2000多年前的湘绣制品所采用的图案有10余种，绣线色相多达18种。在刺绣的针法上，采用了连环针、齐针（或平针）、接针和打子针等多种针法……
在长沙马王堆中，还出土了大量汉代漆器用品。这些漆器沉睡了2000多年，却仍然坚固、光泽，他们的产地是四川成都。成都漆艺以雕嵌填彩、雕填影花、雕锡丝光、拉刀针刻、隐花变涂等极富特色的修饰技艺闻名于世。
又如景泰蓝。张同禄和米振雄两位大师经过3万次反复烧制摸索，烧坏半成品200多个，历时2年，在2005年创作出“佛宝天龙八部”，抢救性研制出已经失传近200年的铸胎珐琅工艺，消息传出，震惊一时。武侠巨擘金庸看后，叹为观止，对张同禄说：“我写的《天龙八部》是戏说，你这个才是真的，下次再写《天龙八部》，就按你这个写。”
还有龙泉宝剑、泾县宣纸、博山琉璃、博望铁艺、东阳竹编、山西剪纸、四大玉雕（海派、扬派、北派以及南派）、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四大名陶（宜兴紫砂陶、钦州坭兴陶、四川荣昌陶和云南建水陶）……诸多手艺甚至因为精湛技艺长期流传，成为地域文化名片，关系着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社会繁荣。
一片土地的歷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而一片土地上的文化，也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文化。当我们让这些在岁月深处闪耀的非遗，成为现代生活的滋养，就一定能在对器物之美、工艺之美、匠心之美的重新发现中，涵养出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上篇·大师神技
中国传统手艺历史悠久，涌现出一件件传承千年的精品。数古论今，玉、陶、瓷、锦、绣、剑和景泰蓝等少数足以承载礼之高度的国宝重器，在中国外交舞台上扮演着万众瞩目的角色。这些国宝背后，凝聚着大师们怎样的神技？
国宝重器以景泰蓝为尊，失传近200年的铸胎珐琅工艺如何被恢复
数古论今，中国足以承载礼之高度的国宝重器只有寥寥数种，其中以质沉、色艳、艺绝的景泰蓝为尊。
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传统特种工艺品。在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7），这项工艺已经十分成熟，尤其是蓝釉料有了新突破，像蓝宝石般浓郁的宝蓝，高贵华美，所以被称为景泰蓝。景泰蓝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景泰蓝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设计、制作、管理，样样精通，被誉为“中国景泰蓝第一人”。张同禄说：“在这一行，没有一个人精通两种工艺以上，只有我全部能做。”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张同禄继承和发展了景泰蓝艺术。他把景泰蓝发展到不止在铜胎，甚至在金胎、银胎上做，大大拓展了这种工艺。他的作品以奇、巧、俏、美，自成一派，被工艺美术界称为“珐琅张”。由他创作的《华泰宝庭炉》，高达4.04米，成为景泰蓝历史上最大的作品，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作为北京工艺“四大名旦”之首的景泰蓝，按照制造方法和工艺分为掐丝珐琅和画珐琅。掐丝珐琅是起线珐琅的主要品种，包括錾胎珐琅、锤鍱珐琅和铸胎珐琅三种。资料显示，铸胎珐琅工艺自元代兴起，清朝康熙年间达到鼎盛，一直由宫廷造办处生产。从嘉庆年间起，铸胎珐琅因工艺复杂、釉料配制烧造难度大、成品率低而逐年减少，以致工艺断代失传。
2004年，张同禄同另一位大师米振雄经过3万次反复烧制摸索，烧坏半成品200多个，历时2年，终于在2005年创作出“佛宝天龙八部”，抢救性研制出已经失传近200年的铸胎珐琅工艺珍品。
以往景泰蓝都是用薄胎，“佛宝天龙八部”用的是厚紫铜胎，一烧就成了蜂窝状，因此需要铸胎，关键在锡、铅、锌的比例，否则紫铜熔化后很粘，浇铸的时候许多缝隙流不进去，这就要反复试验。
据张同禄介绍，这套“佛宝天龙八部”每尊高48厘米、直径18厘米，由底座、天龙八部、祥云及八宝四部分组成，造型风格独特、色彩柔和典雅、釉料细腻温润、图案独具匠心。每一件都经过塑形、铸造、雕錾、掐丝、点釉、烧结、磨光、镀金、宝石镶嵌等38道复杂的全手工制作工序，完美展现了人与火的艺术魅力。
“佛宝天龙八部”制作完成后，金庸先生叹为观止，并题写了“佛宝天龙八部”几个字。他同张同禄开玩笑说：“我写的《天龙八部》是戏说，你这个才是真的，下次再写《天龙八部》，就按你这个写。” “燕京八绝”背后的大师们
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京绣八大工艺门类，并称“燕京八绝”。这些工艺充分汲取了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在清代均达到了中华传统工艺新的高峰，并逐渐形成“京作”特色的宫廷艺术，后来又回到民间。
2012年，一块长61.5厘米、高21.5厘米、厚16.2厘米、重达25.5公斤的和田玉雕作品《大爱如天歌》亮相江城，玉雕中的26位仙人飘逸灵动、栩栩如生，市场叫价高达5亿元，引起轰动。
创作者袁嘉骐，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北省绿松石雕非遗传承人（绿松石属于玉石范畴），曾拜中国著名玉雕大师王树森、王得龄学艺。20世纪80年代，袁嘉骐的朋友何建国在新疆偶遇一块上好璞玉，却因对方开出20万元天价而不得已放弃。2006年，何建国再次在新疆碰到了这块玉，价格涨到了1000多万元，何建国多方筹措资金，最终将璞玉抱回武汉，交给袁嘉骐。后来，袁嘉骐历时3年，精心设计打磨，终于做成《大爱如天歌》。
在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展览大厅里，中国国礼象牙雕刻作品《成昆铁路》令无数外国友人惊叹。这件获准永久陈列在联合国总部的牙雕作品是1973年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国礼之一，当年在联合国大厅首次展出时，曾受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高度赞赏。
《成昆铁路》的总设计师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象牙雕刻的国家级传承人王树文。在设计制作《成昆铁路》时，王树文运用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相结合的手法，在1.58米长的象牙上，表现出铁路、“一线天”、大渡河等壮美景观。那一年，他刚满30岁。
作为大象身上最坚固的部分，象牙光洁如玉，圆润细腻。要在象牙上雕刻一件完美的作品，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艺，更要具备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王树文在不断钻研雕刻技艺的同时，不断从国画、考古、古诗词、佛教中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品位。
1990年，中国遵守第七届《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协议》，停止进口象牙。此后，中國牙雕工艺所用原料都是1989年以前库存的象牙。
“被改行”的王树文拜著名花丝大家毕尚斌、翟德寿为师，拿起镊子从掐、垒、盘丝学起，再入錾、填、嵌、镶诸工艺。没过几年，他创作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将花丝镶嵌、牙雕、宝石雕等各种工艺近乎完美地统一于一体，堪称当代佛教艺术的珍品，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其题写“鸿庥普荫”。王树文由此成为国内一等一的花丝镶嵌大师。他还先后创作出牙雕和木雕、景泰蓝、花丝镶嵌等结合的新产品。
20世纪90年代，王树文创作的“十世班禅”坐床典礼金印和“两弹一星”勋章，都是以黄金为原材料、运用象牙雕刻技艺所创造的经典作品。
雕漆与景泰蓝、玉雕、象牙雕刻同被列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但雕漆与另三者不同，雕漆是在光滑柔软、易于变形的漆层上进行雕刻，极其考验创作者的功力，素有“出刀无悔”之说，尤其是人物刻画，没有数十年的功力很难下“笔”。
雕漆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将雕漆人物创作发展成了自己的长项，融入立体雕塑和象牙雕刻的技法，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
殷秀云从工艺美术学校象牙雕刻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艺美术厂漆雕车间。师傅们给了殷秀云一大堆漆板，让她在漆板上先练习，“正式雕之前先学习磨刀子，磨了一个多月把手都磨破了，破了之后又长出新肉，非常疼，但这是基本技能，必须掌握。在漆板上刻人物跟在象牙上雕完全不一样，象牙雕人物更精细，而且是立体的圆雕，但漆板却是平面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六年后，师傅开始让殷秀云创作人物。她创作出的第一件作品《赶摆》，是两个少数民族人物挑着担子赶集的场景，“因为之前雕漆的图案都是山水、花鸟，或长裙飘飘的古代人物”，所以这件作品是在雕漆界做了一次大胆改革，反响特别好。
在工艺美术厂期间，殷秀云还开创了一个先河——她是第一个将多种工艺结合在一起创作新作品的人。“那是1975年，一次我在故宫看到一个木胎的雕漆船，受这个启发我回来搞了一个一米多长的凤船。整个船体是雕漆的凤的造型，两边翅膀是金漆镶嵌，船上有三层楼阁，窗户和柱子用的是花丝镶嵌，里边12个吹拉弹唱、跳舞或下棋的象牙人物，船上的小桌子是景泰蓝工艺，船的后尾是玉雕。”这件作品当年在北京市工艺美术展现场被人订走。
中国漆艺有7000年历史，金漆镶嵌与雕漆作为中华漆艺的重要门类，同根同源、一脉相承。金漆镶嵌向来为皇家所用，以木胎成型、髹漆，然后在漆底上运用镶嵌、雕填、彩填、堆古罩漆、刻灰、平金开彩、断纹、刻漆、金银、罩漆等装饰技法。清朝灭亡后，这门工艺传向民间。
2014年，两项国家级非遗技艺金漆镶嵌与雕漆，在当代首次联袂创作的精品《海屋添筹》，展于北京东四环中路的“天宝楼”。2017年，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峰会上，《海屋添筹》作为陈设之一“露脸”。
大型屏风《海屋添筹》整体造型为3扇开光组合，正面由雕漆大师李志刚主刀，采用其独创的“提刀顿刻法”雕刻而成;背面由清宫造办处第五代传人、金漆镶嵌大师柏德元主持设计并监制，采用金漆镶嵌堆古银箔罩漆工艺，中扇诗句为玉石镶嵌，气势恢宏。作品历经近5年完成，开创了当代金漆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完美联袂创作的先河。
“燕京八绝”中的北京宫毯和京绣，分别于2008年、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宫毯融中国绘画、刺绣、织锦、建筑装饰等多种艺术于一体，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文化气息，其中宫廷艺术挂毯将中国画与西洋画融为一体，中西合璧，被西方人称为“东方艺术的代表”;京绣又称宫绣，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
精微绣大师技艺惊人，将一根丝线劈成80股，绣的人脸只有绿豆大小
刺绣是中国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据《尚书》记载，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曾规定“衣画而裳绣”;至周代，有“绣缋共职”的记载;湖北和湖南出土的战国、两汉的绣品，水平都很高;唐宋刺绣施针匀细、设色丰富，盛行用刺绣作书画、饰件等;明清时宫廷绣工规模很大，民间刺绣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五大名绣”（苏绣、粤绣、陇绣、湘绣、蜀绣），此外还有顾绣、京绣、瓯绣、鲁绣、闽绣、汴绣、汉绣、麻绣和苗绣等;近代以来，刺绣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无锡精微绣。 24个人物，21匹骆驼，4匹马，5头毛驴，3条猎犬，绣在仅有38cm×18cm的卷幅上。如果用放大镜观看，就会发现画面中的人物形态各异，有的手执马鞭，有的怀抱琵琶，有的口衔长号;骆驼马匹错落有致，犬只窜行其间，毛驴负重前行。这幅双面精微绣《丝绸之路》，现存于精微绣大师赵红育的工作室。
第一幅《丝绸之路》创作于1986年，完成于1987年，由画家顾青蛟画稿。赵红育介绍：“最初的稿只有前半部分，但我觉得太短小了，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商旅队伍不绝于途，为了表现这样的意境，又增加了后半部分，让人感觉后边还有很多队伍，浩浩荡荡。”
赵红育在配色时，为了避免主色彩单调，采用了黄咖啡、红咖啡等几套咖啡色线，再加入淡胭脂、橘黄、墨红、灰色等颜色，使骆驼队伍的色彩既统一又富于变化。对于针法，则根据物体的质感而灵活运用：驼皮毛给人厚实凝重的感觉，就采用乱针绣;人物的衣服及丝织品，用散套针;24个人物头戴的帽子，并非画面主题，但她在绣制时，并没有随意用针，而是同样根据帽子的不同质地，采用相应的针法。
精微绣的针是特制的，整体较长并且尤其细。精微绣要“劈线”，即将一根丝线劈成若干分之一股进行细微的刺绣，脸部的刺绣需要最细的线，所用的线被劈得只剩下正常的1/70到1/80。《丝绸之路》寸马豆人，人脸只有绿豆大小，用线最细处仅为一根丝线的1/60至1/70。而人物须眉毕现、神采飞扬，画面左上角的194字题跋，笔画细若蝇毫且点划分明，字字清晰。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幅作品。”赵红育说。
赵红育，1958年出生，1973年被分配到无锡中华绣品厂的厂办技校，三年后被调到无锡工艺美术研究所。当时，美术研究所汇集了一批厉害人物，分别精通于书法、绘画、雕刻、刺绣等领域。对于刺绣，他们从各个地方寻找灵感，做了很多创新尝试，却不尽人意。有一天，时任研究所副所长的张炜農从唐代的记载中获得灵感：广东南海绣工卢眉娘“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且点画分明，细于毛发”。
1982年，赵红育首创“双面精微绣”《百寿图》——在火柴盒大小的寿星身上，用十余种字体，绣出108个“寿”字，需用放大镜才能一一辨认。
无锡精微绣技艺惊人，在全国刺绣行业中独树一帜，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2009年，赵红育被文化部命名为该项目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织锦大师历时5年复原万历皇帝龙袍袍料
赠与南美友邦的云锦《瑞虎呈祥图》、“一带一路”峰会国宴上的云锦餐垫、APEC会议领导人的宋锦服装、G20峰会的定制宋锦国礼、赠送给意大利总统的宋锦双面围巾、赠送给德国总理的宋锦女式拎包……近年来，锦屡屡作为国礼亮相，让世界为之惊艳。
在各类丝绸（丝绸品种大致可分为绫、罗、绸、缎、锦等14大类）中，要数“锦”类品种（统称织锦）结构最为复杂、花色最为丰富、工艺最为精湛、价格最为昂贵。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四川蜀锦被誉为我国“三大名锦”。其中，南京云锦位列“三大名锦”之首，因其色泽光丽灿烂，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有“寸锦寸金”之称。
在南京云锦博物馆，如今人们仍能见到尚在运作的织机，和古时一样，由木头制成，大约有5-6米长、4米高、1.5米宽。一人坐在织机上提线，一人在织机下控制，配合完成。提花工提一把白色的线绳，不时从中提起几根，相当于在敲电脑键盘;织造工根据面前被提起的丝线，将彩色的梭子飞快地从中间穿过，使用通经断纬的技术，挖花盘织，妆金敷彩，就能织出五彩缤纷的云锦来。
在织锦工艺中，妆花工艺只能依靠手工，至今没有任何机器能替代。依靠手工一点点将花样与织布同时进行，一天8小时埋头干，也只能织5-6厘米的云锦。
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称，这锦的主要特点是逐花异色，通经断纬，挖花盘织，从云锦的不同角度观察，绣品上花卉的色彩是不同的。由于被用于皇家服饰，所以云锦在织造中往往用料考究、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用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各种鸟兽羽毛等，比如皇家云锦绣品上的绿色是用孔雀羽毛织就的。每个云锦的纹样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如果要织一幅78厘米宽的锦缎，在它的织面上就有1.4万根丝线，所有花朵图案的组成就要在这1.4万根线上穿梭，从确立丝线经纬线到最后织造，整个过程犹如给计算机编程，复杂而艰苦。
南京云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红四合如意云纹地状花纱袍料”，长17米，重900克，织有17条形态与颜色各异的龙，纱袍料上暗藏云朵，可以随着周围光影的变化而变化。这块袍料根据当时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朝万历皇帝的龙袍复制，恢复了失传300多年的“纱地妆花织金”工艺，目前世界仅存两件。
袍料的每个细节和技艺复兴，是云锦大师邬悉尔和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同仁们一起历时5年才完成的，邬悉尔独笔完成全部图案的复原工作。
陶艺大师们：有的抓过一支铅笔在壶上刷刷几下，再用毛笔稍作修改后，操刀便刻;有的能在1至2毫米的厚度表现出浮雕效果
1936年，梁启超之子、考古学家梁思永，带领考古队在山东日照两城文化遗址发现了4500多年前的珍稀陶器——高柄镂空蛋壳陶杯，无釉而乌黑发亮，胎薄而质地坚硬，其壁最厚不过1毫米，最薄处仅0.2毫米，重仅22克，其制作工艺之精，堪称世界一绝，被称为“标准黑陶”，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的制作”。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特意提出要看看这个非常珍贵和罕见的陶杯。
黑陶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是陶器中的极品，被誉为“土与火文明的诠释，力与美的结晶”。现代黑陶艺术集陶艺、漆艺、镶艺于一身，形成镂空、浮雕、线刻、影雕、彩绘、漆画、镶嵌几大系列，达1000多个品种。
除了极品黑陶外，中国有“四大名陶”之说。“四大名陶”指江苏宜兴紫砂陶、广西钦州坭兴桂陶、云南建水紫陶、重庆荣昌安富陶。 紫砂陶制作技艺举世无双，它以特产于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具体有紫泥、朱泥、本山绿泥等多种）为原料，采用百种以上的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身筒（圆器）、镶接身筒（方器）或镶接与雕塑结合（花器）、表面修光、陶刻装饰等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宜兴紫砂陶品类众多，有壶、杯、碟、瓶、盆、文具雅玩、人物雕塑等。
2005年10月19日，在中国广西南宁召开的东盟博览会上，经过中国外交部与商务部的层层遴选，江苏宜兴高级工艺美术师汪成琼创作的31把紫砂壶被选为国礼，其中11把被分别赠与中国和东盟各国元首，另20把被分别赠与中国和东盟各国部长。紫砂壶作为如此高级别、多数量的国礼，在紫砂行业历史上为首次。
在宜兴紫砂业界，汪成琼有着“陶刻虎王”的美誉。汪成琼在紫砂壶上画虎跟“玩”似的，他抓过一支铅笔在壶上刷刷几下，再用毛笔稍作修改后，操刀便刻。刀随笔锋，线条灵活自如，不到半个时辰，一只“威风凛凛在山岗，性情号称山中王”的猛虎便赫然呈现。
汪成琼说，他曾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广西桂林有一个动物园里养了近700多只虎，就两次专门去桂林，在那家动物园里一呆就是一整天，观察、抓拍虎的各种动作、姿态和神情，仅照片就拍了400多张。回来后，他一张张细心揣摩，“一闭上眼睛，就是虎的各种生动状态”。迄今为止，他在紫砂壶上已刻画了几万只虎。
坭兴陶古称越陶。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碑记载，坭兴陶已有1300多年历史。1915年，坭兴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艺术类金奖，蜚声海内外。
坭兴陶技术精湛，即便是工业制陶，也十分不易。制陶大师陆景平曾讲述一个细节：“打造一个金属工艺新样板，先要扩大几倍才便于在进口石膏板上或平雕或镂空，石膏样板雕刻完成后，要翻制环氧树脂模板，才能经得起机械缩放机进行跟板缩小雕刻，会刻得很微小、精细，跟人民币的五角或一元硬币很相似，要在1至2毫米的厚度表现出浮雕效果……”1992年，陆景平的作品“古币挂盘”曾作为国礼被赠送给日本。
建水紫陶历经汉唐宋，成长于元明清时期，民间有“宋代有青瓷，元代有青花，明代有粗陶，清末有紫陶”的说法。1963年周恩来出访阿尔巴尼亚时，曾将建水紫陶花瓶、挂盘、汽锅等作为国礼。
建水紫陶名列“四大名陶”之一，与紫陶大师向逢春的一手绝技密切相关。向逢春的作品有古朴雅致的造型、精湛高古的书画、腻如古董的色泽，被誉为“向氏三绝”。
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等国际国内展会上，向逢春的陶制品屡屡获奖，时传“向氏紫陶，价同黄金”。新中国成立后，向氏紫陶屡次作为国礼被赠与各国政要。
向逢春坚守“文人陶”“雅陶”的文人书画神韵，继承和发展了前辈王永清“断简残贴”和丁吉三“淡艳”的装饰绝技，使之成为建水紫陶标志性的装饰工艺，并首创磨光工艺，通过去火皮、打磨、抛光等复杂工艺，将刚出窑时粗陋的紫陶，一举变成“体如铁、明如水、亮如镜、声如磬”的工艺美术品。他还改良紫陶汽锅，烧制紫陶茶具、文具、美女瓶、博古尊等工艺陈设品，丰富了建水紫陶品种。
1953年12月，向逢春携其作品赴京参加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建水紫陶被国家轻工部命名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
荣昌陶器已有800年的历史，素有“泥精”的美称。1964年至1985年，荣昌陶曾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品赴日本、斯里兰卡、智利等多国展出，并大量出口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出国访问，将一只双色釉鱼耳罐赠与美国领导人，后被收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该鱼耳罐由国内知名陶瓷专家马高骧在荣昌创作，当时共制作了两只，另一只现收藏于荣昌陶博物馆。
和大部分大师一样，马高骧也非常“全能”。他多年从事高等美术教育，同时涉足陶艺、国画、水彩水粉及艺术设计领域，其最擅长的熊猫作品曾多次作为礼品被赠送给宝岛台湾，扮演着两岸和平发展“友谊使者”的角色。
醴陵绝版国瓷：毛泽东赞叹“真美”，“他老人家就是用这种家乡的瓷碗，喝了最后一口汤，吃了最后一口饭”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为同一词。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当时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并称宋代“五大名窑”，比较有名的还有柴窑和建窑;元代青花延续至今，成为瓷器的重要代表。进入民国，官窑不复存在，除了袁世凯在不到百日的称帝期间烧制的一批“洪宪瓷”，也只是昙花一现。
新中国成立后，诞生过一批人称“红色官窑”的瓷器，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便是“毛瓷”。
1949年后，毛澤东等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大会堂等国家机构多使用“建国瓷”。当时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提议的“建国瓷”，对新中国瓷业影响巨大。景德镇、醴陵、宜兴等瓷产区正是通过对“建国瓷”的研制，才得以从几十年的战乱衰败中恢复过来。
毛泽东先后4次到过醴陵，他年轻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开始对醴陵瓷有所了解。据其本人回忆，醴陵乡亲很好客，每次都会用漂亮的小碟子装小吃招待他。1955年，醴陵县成立陶瓷研究所。1956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湖南省醴陵瓷业公司成立，醴陵县陶研所升级为省陶瓷研究所。此后，醴陵因制瓷业迅速发展，跻身中国当代瓷都之列。1964年，周恩来亲自选定醴陵釉下五彩瓷为人民大会堂餐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烧造的瓷器，一般为国宴餐具、领导人生活用瓷，以及国礼瓷。其间诞生了不少有品质的名贵“毛瓷”，例如1958年的“胜利杯”。“胜利杯”的设计图纸，是毛泽东亲手绘制的。据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典用瓷“建国瓷”和“钓鱼台国宾馆用瓷”“中国驻外使馆用瓷”“人民大会堂国宴瓷”等国家任务的设计和监制工作的张守智教授回忆：
1954年，我刚从大学毕业留校，正在景德镇做国宾馆用的瓷器，中途有一次，外交部总务司司长、钓鱼台老陶瓷家翟印堂找我过去，他拿出一张8开大小的水杯图样说：“主席跟我说，开国大典以后，中央用的瓷器是景德镇的中山筒，这是景德镇沿用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的盖水杯给中央做的，杯子是直筒的，瓷质灰白粗糙，无花饰，太单调了。所以主席就画了这么一个杯子，你把这个图交给景德镇陶瓷研究所，让他们参考这个图做新水杯。”后来，在1956年10月1日，我第一次到醴陵来，想要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调两个手拉坯的工人，当时全国只有醴陵的手拉坯工人又会修坯又会立坯。醴陵瓷器公司党委副书记解克金就说：“现在是十一，工厂放假3天，听说你是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系的，你给我画一套茶具，画一个水杯，4号你来，我换给你两个工人。”我就在一个小旅馆里，把毛主席的那个杯子样式和另一套图纸画出来给了解老，主席画的是一个直筒水杯，盖子上面有一个圆钮，这个杯子就是胜利杯的前身。 1958年4月，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陶瓷公司，要求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全体技术人员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精益求精，改了6稿，才完成了这个杯子的试制。陶瓷公司直到1958年底才知道这个茶杯是专为毛主席试制的。
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0多年间，中南海国家机关在醴陵定制“毛瓷”达1555件，包括食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盒等。其中最为知名的是1974年制作的双面装饰薄胎碗，是当代醴陵窑中的极品。
1974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家乡湖南，共住了114天。他已至耄耋之年，晚年仍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一手持书卷，一手拿放大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疲惫时连碗都拿不稳。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知道后，便提议为毛泽东烧制一种轻薄的小碗。这年11月，醴陵县群力瓷厂承接了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按照要求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展工作。省委方面提出了几项要求：一是内外两面都要有花纹，“为的是让毛主席吃饭时心情愉快”;二要重量轻，方便主席拿碗;三要釉下彩，无铅毒，不含镉，保证健康;四要突出政治，“要有全国代表性”。为此，群力瓷厂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从选料、配方到器形设计、颜料搭配……开始在每一个细节上攻关。
在选料上，这批“毛瓷”所使用的洪江大球泥，仅湖南洪江有，存量极少（洪江大球泥现已被开采殆尽），在当时是作为国家用瓷专用土被封存的。
在工艺手法上，这批“毛瓷”的制作突破了历史上瓷器底足不施釉的手法，大胆尝试，将坯体倒装入窑、经过1360℃的高温烧成瓷器，再在成瓷后的碗口施上一层白色低温釉，经700℃的低温窑烧制而成。这样历经低温烧素坯、高温烧制成瓷、低温烧釉口的三次进窑工序，难度相当大。另外，釉下彩双面有花，这在当时的制瓷业尚无先例，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担任彩绘设计总工程师的李人中，最初为花色犯难，闭门一周苦思不得，最后是喜欢种花养草的老伴为他解了围：“我看月季花就挺好，红红火火。”李人中茅塞顿开，在红月季的基础上，和大家设计出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共4种图案，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全部是釉下彩双面有花，这造就了中国陶瓷彩绘工艺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独创。
这批“毛瓷”晶莹剔透，单个重量仅有124克左右，共烧制成品2万多件。任务完成后，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模具、配方、图纸等均作为绝密档案被收存入库。有关部门从烧制成品中遴选仅40件精品带走，除另奖励给制作者一些外，其余全部销毁。据说当年醴陵瓷厂给中南海中央警卫局核定的成本价为每件人民币1.32元，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用毛泽东的稿费支付了制作费用。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23日，周恩来乘专机抵达长沙，一是为了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二是要向毛泽东祝寿。两人一起用餐时使用的碗，就是由醴陵生产的釉下五彩薄胎碗。
吴连登回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月季花碗时，高兴地说：“这好啊！”他欣赏瓷碗的轻透精美，问瓷器是哪里做的，得知出自湖南醴陵后，他轻轻叹了一句：“家乡的瓷器真美。”据吴连登说，毛泽东晚年很钟爱这种小碗，“他老人家就是用这种家乡的瓷碗，喝了最后一口汤，吃了最后一口饭”。
一把好剑，需要反复折叠锻打约3.2万次
鲁迅在《故事新编·铸剑》中，有一段经典描写：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鲁迅笔下的铸剑故事，取材自干将莫邪的传说。传说中，干将与莫邪同为欧冶子的徒弟。欧冶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剑大师，他铸造了龙渊（后改名为龙泉）泰阿、工布等名剑，被称作中国古代铸剑鼻祖。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咨嗟叹奇绝，铸得宝剑名龙泉。”這首出自唐代郭震的名作《宝剑篇》，曾被武则天大加称赞，诗句中那红光紫气的龙泉剑，更是名扬天下。在古代，龙泉剑长期是天子佩剑，后被称作“中华第一剑”。自欧冶子创制至今，龙泉剑已曲曲折折地经历了2600多年的漫长岁月。
龙泉剑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捶打、刨锉、磨光、镶嵌、淬火等多种工艺。一把好剑，需要反复折叠锻打约3.2万次，在不断的折叠锻打中去除杂质，增加剑身的强度和韧性。最关键的一刻，是淬火。《手上的朴光》一书写到了龙泉剑的淬火工艺：“剑坯加热到750℃-800℃，便可淬火。这是事关成败的一步，此前与此后可以历经数万次反复锻打与磨砺，唯独这一步，却只有电光石火的一次机会。瞬息之中，便可决断一切，前功尽弃，更无以谈来者……”
沈广隆剑铺，是龙泉众多剑铺之一。“我爷爷打出的剑，曾创造出洞穿3枚铜板，敲断对手宝剑的纪录。解放前后，我们‘沈广隆’还曾为毛主席、蒋介石等多人铸剑。在铸剑界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声誉。”谈起家族的辉煌历史，沈新培有着掩饰不住的自豪。
沈新培从小随父铸剑。开始铸剑后，沈新培曾后悔因文化程度不高导致了对铸剑的理解程度不够。“我经常打剑打到一定程度，就觉得宝剑太单薄，就是一块千锤百炼的铁，剑身体现不出更多的东西。”沈新培认为，要成为铸剑大师，肚子里必须有货，眼界必须宽广;否则，就永远参不透剑的真谛，顶多只能算个剑匠。
离开学校很多年后，沈新培再次捧起了书本。他研究篆体字，把龙飞凤舞的意蕴融入剑饰雕刻;研究《介子园》等画谱，把古画的风骨结合进铸剑;还研究《周易》、八卦图腾，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道铸剑，使宝剑天生有了刚柔相济、并吞六合的气势……沈新培的学习没有白费，他的剑集锻造、金加工、冷冲压、金属雕刻、特种热处理、艺术木工、书法、绘画设计于一体。他铸的剑，既有古剑风，又有新创意，每一把宝剑都有一个说法。 1972年，沈新培铸龙泉剑一柄，作为国礼，赠送给访华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2006年，龙泉剑被列入首批国家非遗名录。2007年，沈新培被授予国家级非遗龙泉宝剑锻制技艺唯一传承人。
小小的鼻烟壶内画了360余人
琉璃，亦作“瑠璃”，是以各种颜色（颜色由各种金属元素产生）的人造水晶为原料，在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而成的稀有装饰品。其色彩流云漓彩，品质晶莹剔透、光彩夺目。
经过千年传承的琉璃制作技艺日臻成熟，琉璃内画作为国礼被赠送给外国领导人，琉璃摆件先后登上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等重要场合。
“世界琉璃在中国，中国琉璃在博山”这句广为流传的话语，极好地证明了博山当代琉璃工艺、生产水平在我国甚至世界的地位。
在博山琉璃博物馆，千余件各色琉璃精品让人眼花缭乱。其中内画壶（又称内画鼻烟壶），是博山美术琉璃风格独特的工艺品，堪称“袖里乾坤真正大，壶中日月尽包罗”。琉璃界的工艺美术大师李克昌被称为“鲁派内画第一高手”，他历时3年绘制《洛阳新殿图》，在小小的鼻烟壶内绘出360余人的宏大场面，令人惊叹。
1960年，应国家外贸发展所需，博山美术琉璃厂成立了山东省内画技校，开始招收学员。就在这一年，19岁的李克昌成为正式学员。刚一入校，他首先学习的是传统竹签绘画法——使用自制竹签，在方寸之间的鼻烟壶内反手作画。老师们的严谨、细致，给初入学的李克昌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文堂老师示范时，整个教室里，只有一种用竹签发出的‘滋滋’声”。李克昌回忆道。
一开始，国外订制的产品相对简单，他们的创作也相对简单。后来的订单有了新要求，要求鼻烟壶可承载液体，例如香水。依照传统内画工艺所生产的产品是不防水的，李克昌的老师薛京万试着创新使用陶瓷颜料在瓶子里绘制内画，再将瓶子拿去高温烧制。这样一来，瓶子上的内画就不怕水了。
在这个过程中，薛京万还研发了一种可将陶瓷颜料绘制到鼻烟壶上的狼毫毛笔。采用这种毛笔创作的作品，比原本用竹签创作的作品，在细节表现上更显细腻、水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新艺术效果。于是，这种内画专用毛笔得到迅速推广，直接颠覆了中国内画创作工艺，也进一步拓展了内画艺术的题材范围，实现了内画题材由山水花鸟向注重刻画细节的人物题材的跨越。
伴随绘画工具的改进，李克昌开始尝试中高端工艺品的绘制，创作了《十八学士登瀛洲》《洛阳兴殿图》等作品，开拓了内画人物细画法之路。这些作品方寸之间包罗万象，恢弘间尽显精致。其中，《十八学士登瀛洲》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内画山水花鸟画独霸的格局，《洛阳兴殿图》则用细致笔法绘制了360余位神态各异、造型各异的建筑工人和官员。在使用新画法的过程中，李克昌也没有完全抛弃竹签创作法，尝试着把毛笔和竹签并用，收效甚佳。
李克昌亦堪称是一名标新领异的无疆行者。他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固有疆界和壁垒，在传统和创新之间转换，在大如雕塑、小如内画壶的艺术形式中转换，糅合彼此，打破彼此。
故宫专家三下东阳设考场，题目诸如：竹簧要做得像纸一样柔软，而竹丝需要像头发一样细密。何福礼通过考核，获得了修复乾隆皇帝书房墙面的机会
竹编的起源非常早。据考古资料证明，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后，为储物而使用各种石斧、石刀等工具砍来植物的枝条编成篮、筐等器皿。在实践中，人类发现竹子干脆利落、开裂性强、富有弹性和韧性，而且能编易织、坚固耐用。于是，竹子便成了当时器皿编制的主要材料。
浙江东阳竹编问世于殷商时期，与东阳木雕并称为浙江东阳地方传统工艺美术的两朵奇葩。1954年，当地把木雕、竹编艺人组织起来，组成合作社小组。“生产的工艺美术品多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礼品，比如提篮竹编。”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徐经彬谈及，新中国成立初东阳的手工艺历史，几乎都是面向国外。除了作为国礼，王府井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也会有一些订单，“也是销售给外宾”。
2004年，故宫进行百年大修，全国遍寻巧匠。故宫最精美的建筑之一——倦勤斋，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也是他晚年的住所。倦勤齋所有的墙面，都是竹丝镶嵌，一派江南风韵，精致幽雅，此前因技术难度极高，从未被修缮过。
竹编所用竹丝断面，全为矩形，在厚薄粗细上都有严格要求，厚度仅为一两根头发丝粗细，宽度也只有四五根发丝粗细，根根竹丝都通过匀刀，达到厚薄均匀，粗细一致，观者无不赞叹其难度之大。
是年，故宫专家曾四处寻觅巧匠无果，遂登报声明寻找竹编技艺大师，东阳竹编大师何福礼大胆揭榜。故宫专家三下东阳设考场，题目诸如：竹簧要做得像纸一样柔软，而竹丝需要像头发一样细。何福礼三次应考，攻克了竹丝镶嵌和在国内几近绝迹的“反簧”技术难关，6次进京修缮倦勤殿墙面的竹编部分，使其恢复历史原貌，轰动一时。
何福礼出身寒苦，14岁拜师学艺，数十年磨一剑，终于成为东阳竹编的技术权威。1989年，何福礼自立门户，其《咏鹅图》《哪吒闹海》《竹编白鹤鼎》《八仙竹丝花篮》《大象》等精品分别获国家级金奖。1997年，他为香港特制的《工艺长龙》全长达2500米，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点睛，并创下最长舞龙吉尼斯世界纪录。2008年，东阳竹编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名录，何福礼成为国家级非遗东阳竹编的唯一传承人。
20世纪80年代，何福礼的儿子何红兵亲眼见到父亲恢复并仿制了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短柄竹编扇，扇面上的矩形编织图纹宛若锦缎，令人爱不释手，让他对中国传统竹编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为故宫修文物开始，长达6年时间，何红兵每年都会跟随父亲进京，在故宫参与修复倦勤斋，每次持续3个月。倦勤斋的竹编修复让何红兵眼界大开：竹编不仅呈现在家具上、器具上，还有各种装饰上。各种跨界元素的混搭堪称巧夺天工——玉器与竹编的混搭，瓷器与竹编的混搭，字画与竹编的混搭，甚至还有珐琅与竹编的混搭！这些传世精品一下子打开了何红兵的创作思路，更加坚定了他跨界融合、朝“全能”发展的理念。 剪纸大师不识字，剪纸从不起稿，行剪利落，一气呵成
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在黄河流域，有一支由劳动妇女组成的庞大的剪纸创作群体，1936年出生于陕西延川的高凤莲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年轻的时候就手巧得很，过年过节，村子里的人都来请她帮着剪窗花。“我妈心可灵哩！”她的三女儿刘洁琼说，“我小时候跑着跑着裤子的膝盖上破了，我们家那时候穷，结果我妈就找个碎布，绣了两个老虎头，给我补上。看着可爱人哩！”
高凤莲是个典型的陕北婆姨，充满活力，她剪出来的东西也“活泛”得很，从来不那么“安分守己”，不是威风凛凛就是“撕胳膊裂腿”。她说：“剪纸又不是肉，肉你摆动变化太大了，疼呢。剪纸任你摆来摆去，越大越好，才显得会动呢。孩子一生出来就哭得哇哇的，就是牲灵（动物）一出世，也是朝四面八方乱动才站起来哩。”她剪的马，四条腿像个风火轮一样向四方旋转，她说：“这是天马。”
画家靳之林说：“也正是因为延川女子剪纸时的这种随心所欲的特点，使她们并不在意形式的逼真，而是固执地注重那其中的含义。”因为高凤莲极为突出的个性，到了剪纸上，别人是能手，而她是大师。
高凤莲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创作大型剪纸，《黄河魂》《高家圪坮》《陕北风情》《神柱》等均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这其中，长达9.8米的《黄河魂》由33张红纸拼剪而成，作品将汹涌澎湃的黄河幻化为龙头马尾的巨神，象征着奔腾不息的黄河文明和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也展现了黄河岸边人民勤劳质朴的生活，十分壮美。
无论宏幅巨制还是边角花花，高凤莲剪纸从不起稿，行剪利落，一气呵成，具有极强的造型掌控能力。
高凤莲不识字，白天坚持劳作，闲时才拿起剪子“讲故事”：远古神话、民间戏剧、农家生活、生产劳动，无所不包。她的作品充满原始哲学符号，在龙身上装饰鸟、凤，用牡丹或荷花代替娃娃的双眼，丰富而大胆，剪下的边角纸屑照样能生花……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称她为“中国的毕加索”。
高凤莲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大奖，2007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授予高凤莲“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在中国，剪纸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交融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哥斯达黎加钦奇利亚总统母亲埃米尔斯的陪同下参观国家儿童医院。其间，彭丽媛向当地儿童赠送了中国剪纸艺术作品。而这份国礼，来自于北京海淀区一名五年级学生。
下篇·匠人功夫
大师神技惊天下，其作品精美绝伦、别具一格，广为世人所知，如同夜空中的月亮一样耀眼。而那些散落在民间默默无闻的匠人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作品，像星星缀满天空，与月亮交相辉映。
薄胎瓷亦称“蛋壳瓷”，薄能烧到0.2毫米
薄似蝉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薄胎瓷亦称“蛋壳瓷”，是传统瓷器品种中的特种工艺产品之一，特点是瓷胎纤薄、透光。如今，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制瓷工艺，在瓷匠许瑞卿的手中再现荣光，他成功地将薄胎盖碗的厚度做到约0.2毫米。
1975年生于瓷都德化的许瑞卿，是许氏瓷塑第6代传人，自幼跟随父亲许兴泰学艺。他从艺20余载，在继承德化传统陶瓷技艺基础上，致力于材质创新与艺术创新。
“做薄胎瓷是为了改进瓷塑烧成技术，挑战瓷土的可塑性和支撑力，找到瓷土与火的平衡点。”许瑞卿说，薄胎瓷烧制温度要比厚的高，如果烧成时收缩、受力、热辐射等不均匀，很容易变形。
“利坯”工艺是薄胎瓷的精华，是指拉成的坯半干时，用刀具手工修整，使器表光洁、厚薄均匀，直到透光为止，对工匠的经验技术要求极高。许瑞卿介绍，一件薄胎瓷成品须经过十几道纯手工工序，分三次烧成，“从配料、拉坯、利坯（修坯），到施釉、绘画、装窑、烧制，全部手工操作。经过粗修、细修和精修，反复百次，耗时两个月以上，才能将两三毫米厚的粗坯修至不到1毫米”。
凭借极致的手工技艺及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许瑞卿将薄胎盖碗做到约0.2毫米的厚度，工匠精神躍然“杯”上。
明陈懋仁《泉南杂记》载，“德化之白瓷……厚则绽裂，土性然也”。可见，德化白瓷烧制厚胎极难，更别提实心瓷了。多年来，许氏致力攻破这一难题。目前，许瑞卿已将实心瓷作品《渡海观音》最高烧到一米，成为陶瓷雕塑界的罕见作品。
“这件作品最难的是在支撑点，上大下小，通过作品内部打支撑点和下厚上薄等办法稳定重心。”许瑞卿说，实心瓷在烧制过程会收缩，因此要提前预测瓷雕在火中的变化，装窑要提前做好重心的稳定点，重心稍有偏差，烧的过程中会变形、倒塌、开裂，甚至爆炸。
做一件实心瓷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哪一环节没做好，前期的工作将功亏一篑。一件小件的实心泥塑要晾半年，大的要晾两年以上，同时要反复烧制，每一遍都要半个月才能出窑，接下去看烧制的效果，将实心瓷烧到完全瓷化。许瑞卿在创作《渡海观音》时，做了20件，摆满了工作室院子，出窑后才发现，烧成的只有一件。
毛泽东拿着毛家笙说：“老祖宗真了不起呀，简单的乐器就能吹出这么好听的声音”
毛智元出生于河南一个制笙世家，从小背诵的儿歌就是工尺谱，“上、尺、工、凡、六、五、乙”（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记谱方法），他童年在爷爷、父亲身边学习古笙的演奏和制作，对这项手艺十分喜爱。据毛智元回忆：
到我爷爷这代时，毛家笙已经做得很精细了，方圆百里小有名气。会做笙就会修笙，1942年河南大饥荒，我爷爷带全家逃荒到西安城隍庙，当时一个鼓乐社演奏结束后把各种乐器放在地上去换衣服了，看到陕西的笙和河南的笙有所不同，我爷爷走到跟前想拿起笙来看看，领班的看到了，急忙摆着手说：“不敢摸不敢摸，修笙忒难了，俺笙坏了都是牵着牲口大老远请人来修，有时还请不来。”我爷爷笑着说：“我也会修呀，你让我试试吧。”很快把几盘坏笙修好了。从此我家和西安市的鼓乐社结下了缘，70多年了一直没有中断联系。 抗美援朝时，洛阳唢呐艺人朱申娃、蔡庚新特来我家定制两盘笙，与洛阳文艺团一起参加国家艺术团赴朝慰问演出，回国后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据说毛主席拿着笙说：“老祖宗真了不起呀，简单的乐器就能吹出这么好听的声音！”没过多久，原南京軍区作曲家李荣（音）在我家住了20多天，让我爷爷给他制作24簧笙，他一试吹，万分惊喜地跷着大拇指赞叹说：“哎呀， 全国跑遍了我可找到好笙了！”
制笙工序繁多，单独做一盘笙至少得花一周时间，全靠手工完成。其中，笙斗做好后要上漆，传统漆艺做成的笙斗黑红发亮，越使用越光，但是制作麻烦，而且一些过敏体质的人沾漆（或闻到气味）后浑身肿胀、出疙瘩流脓水，严重者还需要住院治疗。毛智元说：“小时候家人做笙，我光着膀子在一边玩，我大爷（爷爷的兄长）趁我不注意用漆手在我肚皮上抹了一下，过了一会儿见我没啥反应，笑着说这娃长大能做这活。”
1971年，毛智元初中毕业，跟着爷爷、父亲、叔父在生产队里学做笙，一人一天记10分工。改革开放后，毛家开始独自做笙。毛智元感叹：“我家的笙选料严格，做工精细，上百道繁琐的工序，涉及音乐、木工、漆工、机械加工等多种学问，我用了10年时间才掌握了制笙的全部手艺，还学会了自制做笙的各种工具。想要做好一盘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石刻匠薛永山：“他们刻得不咋样，我就拿起锤和錾子在石头上刻了起来，不大工夫，就将斗大的‘龙门’两字和稍小些的‘陈毅题’3个字刻好了，在场石工和工程负责人都连声叫好”
石刻世家薛氏先祖有8代从事石刻，薛肯堂（1895-1941）所刻的张钫将军之父张子温的墓志，人称“三绝笔”（国学大师章太炎撰文、书法家于右任书丹、一代宗师吴昌硕篆盖）。薛永山是薛氏石刻第8代传人，从小喜爱石刻，由于父亲去世较早，便跟着祖父、三叔学石刻。他回忆第一次做门墩：“和三叔一人一对挑到关林会上卖，9毛钱一对，出人意料，我刻的还先卖了，当时猪肉四毛五一斤，心想着一对门墩就能买两斤肉吃，可不赖呀！”
1964年，薛永山参与了设计洛阳邙山烈士陵园，并刻碑70多通。后来，他又参与了洛阳龙门大桥有关石刻构件的雕凿，据他回忆：
从厂里回家必过龙门，我就每天下午骑着自行车在龙门大桥建设工地溜达一圈，手痒了还刻一阵子……有一天我看他们正在雕刻陈毅元帅为大桥题写的“龙门”两字，老元帅的字铁画银钩，俊秀风流，但说实在话，他们刻得不咋样，我就拿起锤和錾子在石头上刻了起来，不大工夫，就将斗大的“龙门”两字和稍小些的“陈毅题”3个字刻好了，在场石工和工程负责人都连声叫好……后来我还参与了修复龙门石窟奉先寺造像等很多洞窟的佛像、碑记。义务就义务吧，谁让咱喜好呢。
刻碑过程中，錾、锤要配合好，刻出的字不能出现涩滞的刀痕，才能使作品质感真实，有生机、有味道、能传神，“你要问我怎样才能刻好字，我也真说不上来。有一年在附近东宋沟村刻碑，旁边一个老石匠看了我几天，也跟我比较了几天，最后问我说：‘老薛，你刻得咋恁熟络，边边角角一点都不费功夫？’我觉得这都是经年累月学来的结果，悟来的结果，练来的结果。虽经十年寒窗苦，功夫深浅各在人。干啥事都得攒劲，匠人得有匠心，心劲下到了，精雕细刻、精益求精了，谁都能刻好;若不用心，干活毛毛糙糙的，只能当一辈子老徒弟，出不了师”。
薛永山的父亲去世前，留下了收藏的许多名碑拓片。父亲临终前嘱咐薛永山：“这是我毕生心血，可要好好保存好呀！”1980年，为完成父亲遗志，薛永山修复了三套龙门石窟《龙门十二品》拓片，刀功精湛，技艺高超，几可乱真。1982年，偃师市某地要扩建唐僧寺，但是没钱，于是想到日本引资，表弟向薛永山求借《龙门十二品》拓片到日本鬼扎（炫耀），结果“日本人见后对他们好吃好喝招待一番，但拓片没拿回来，现在每当提起这事我都心疼不已”。
有一年，一个合资酒店前要摆石鼓，一个日本老人带着翻译，转了不少地方，找了不少石刻高手，但没人敢接这个活，最后找到薛永山。薛永山看了对方提供的图纸，说行，一星期内做出样品，对方看中了就做，看不中谁也不欠谁。一星期后，日本老人来了，围着样品看了又看，最后点了点头。薛永山很快做成8个石鼓，摆在了那家酒店门口。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时，御用陈家鼓32个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庆典时，御用陈家鼓32个，以应其时年32岁之吉，并为陈家鼓赐号曰“文成和”，陈家鼓由是名声大噪。
陈家鼓第18代传人陈义超介绍，陈家鼓之所以能传承千年，靠的是用料讲究、工序严密、技术独特、鼓音纯正、美观耐用。
为了好木料，陈家鼓匠常常不遗余力地去寻。陈义超回忆：“有一年，一个说书人来买鼓，说新安县一个村的山岭后有一棵桑树，六七米高，树身上布满了日本兵打的子弹。一听说是大桑树，父亲二话不说，带上大哥、四哥和我就去了。按着说书人所说，我们翻山越岭，边走边打听，但是转了一天也没见到那棵布满子弹的老桑树。”
“鼓皮紧紧张，鼓钉密密钉，晴天和雨天，敲着一个声。”这是陈家祖训。蒙鼓皮前，要先在鼓板中间的位置钉一个鼓胆。接下来用砂纸把鼓圈棱角打光，放在张鼓架上，把已做好的圆形牛皮四周打上孔，用牛皮条（或结实的线绳）把每个孔串起来，蒙在鼓圈口上，在张鼓架周围地上楔入木桩或铁环，用绳子把皮条紧紧拴在木桩或铁环上。然后一个人拿着大锤，不停地往石磨盘下打入大木楔子，在磨盘带着鼓圈慢慢升起来的同时，另一个人不停地敲打鼓皮边缘，等鼓皮基本绷紧后，为了使鼓皮的弹性完全释放、伸张度更加均匀，根据鼓的大小，还要让数个小孩子或成年人站在鼓皮上蹦蹦跳跳，经过跳鼓后才能使鼓皮彻底绷紧……
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陈氏兄弟特制直径3.03米的“中华第一鼓”，后被吉尼斯总部认定为“吉尼斯之最”。为了制作这面大鼓，陈氏兄弟曾“千里追牛皮”。陈义超回忆：
1996年，大哥的孩子在村边的公路上，看到了一头大象似的大公牛，估计是牛太大了，人不敢牵，拴在一辆拖拉机后面，跟着拖拉机慢慢前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这头牛是被送往屠宰厂的，得知消息后，我们兄弟几个十分激动，因为几辈子都没听说过这样大的牛，用它的皮做鼓，那该是多好呀！这张牛皮得买下。我们赶到了马坡村的一家屠宰厂，不巧的是，那头大牛已经被宰杀，牛皮被商丘柘城的一个皮贩子买走了，出价900元。 我们追到了柘城，皮贩子张嘴要价1万元！我们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无法接受，最后空手而返。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我们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张牛皮。想想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遇上这么大的牛皮，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几个一咬牙，決定还是买下吧。但这张特大牛皮，这时又到了偃师另一个皮贩子的手里。我们追到偃师，皮贩子张嘴要到1.8万元，我们磨破嘴皮，最后以1.25万元的价格买回了这张魂牵梦绕的大牛皮。
买是买回来了，可还真不好给它派上用场，毕竟它太大了，而且只能蒙半个鼓面，即使做成鼓了，谁会要这么大的鼓呢？转眼就到了1997年的3月，香港回归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我们兄弟几个一商量，做一个特大型的鼓献给祖国，祝贺香港回归。
说干就干，我们从市木材公司买回了两棵上好的东北硬柞木，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夫，做成了一个鼓面直径3.03米、鼓腰直径3.25米、鼓高0.95米的特大鼓。鼓的一面，蒙的就是那张千辛万苦买回来的大牛皮，另一面，用8张牛皮精心拼接而成，中间1张，四周7张，象征香港回归的日子……
1997年6月2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的开鼓仪式上，我们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采访，并受到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亲切接见。他敲响鼓后伸出了大拇指：“响，真响啊！”
108道工序制成的宣纸千年不蛀不腐，日本人曾组团偷师
宣纸产地在安徽泾县西南的小岭一带。1986年，日本人组团到泾县偷师宣纸绝密工艺的故事，时至今日仍在这片山区流传。
1986年，日本组织“造纸工业考察团”前往泾县参观访问。
据说，泾县宣纸厂的员工们非常热情而坦诚地接待了他们，对于宣纸工艺，事无巨细，倾囊相告。而日本人在参观途中频繁地顺手牵羊，看似无意地带走了许多原料，回国进行检测，后来也生产出质量很不错的宣纸，冲击了泾县曾经独占的宣纸市场。
事实上，国外对宣纸技艺的窥测已逾百年。根据安徽财经大学曹天生教授考证，从19世纪末开始，外国人潜入泾县寻找造纸秘诀至少有6次：光绪三年，《烟台条约》生效后，芜湖海关刚刚开放，英国便派人进入泾县;6年后，日本内阁印刷局造纸部派栖原陈政，化装潜入泾县;此后，日本人内山弥左卫门又从南京频繁进入泾县……他们的目标都是同一个，宣纸。
“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细分108道工序，历时3年完成，宣纸有“纸中之王”的美誉;它玉骨冰肌、绵韧洁白的独特品质使它和艺术共生、与文化共存;它传承千年，不蛀不腐，使得文书典籍、书画珍品得以千古传存，被誉为“千年寿纸”。
中国宣纸制作技艺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入选理由中明确讲到“自唐代以来，它一直是书法、绘画及典籍印刷的最佳载体，至今仍不能为机制纸所替代”。
走进挂着“保密重点单位”牌子的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泾县宣纸厂内，可以看到工人们至今仍沿用着明清时期生产宣纸的全部108道纯手工工序，著名的“红星”牌宣纸就是在这里诞生的。推开“碓房”的房门，师傅们正通过舂碓分别敲打着青檀树皮、沙田稻草，其中的纤维经过这样“千锤百炼”被打碎，再按比例和好，通过布袋的细缝把杂质、灰尘过滤掉，最后布袋里仅剩下洁白的纸浆，才能进入后续步骤，即配浆、捞纸、晒纸等……
捞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自1985年开始学习捞纸，匠人周东红就扎根在纸浆池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每天数百甚至上千遍这样的动作：抬起竹帘、入池轻划;伴随着浆水经过竹帘时细密的哗响，游离在水中的纸浆被他手中的竹帘抄捞而出，结成一张有形薄纸，附着在竹帘之上;将竹帘轻轻揭开，一张宣纸的雏形便铺陈开来。
周东红介绍：“每一个品种的宣纸都有不同的尺寸、薄厚要求，光是纸浆的配方就有100多种，而要完成最传统的捞纸，需要两名工人配合，一位抬帘，一位掌帘，至少三五年才能培养出一名成熟的捞纸工。”
按照规范，纸浆池每加一次浆，能捞出约100张常规宣纸，每张长138厘米、宽69厘米，重量为每张30克;每刀纸（100张）的总重量误差仅为±2克，且抖出任何一张，都要有“骨肉匀停”的极致手感。在捞出这100张宣纸的约50分钟时间里，捞纸工面前的纸浆浓度在不断地变化，越往后捞，纸帘在浆池中“过水”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这其中微妙的变化，全凭捞纸工经年累月的经验，无法言说，一双手自有“记忆”。
“你是咋吹的，能一股劲把银疙瘩化成水？”
“记得有一年，一个吹响器（唢呐）的人，围在我的摊前看了老半天，最后问我：‘你是咋吹的，能一股劲把银疙瘩化成水？’我说：‘这都是功夫呀！’现在的银匠享福了，不再用嘴吹气化银了。大约1995年前后，市场上出现了皮老虎（一种小风箱），连一个小汽油罐和一把焊枪，用脚不停地踩着皮老虎，焊枪喷出的汽油气燃烧的火焰温度很高，也好调节，很快就把银子化开了。”银匠卜明新回忆。
过去小孩子们学银匠，师傅会先交给他一根吹管，让他练吹功。吹功练会了，能化开银子，师傅才会正式收徒。吹功练好了，才有机会学习锤揲、拔丝、錾花、镂空、浮雕、镶嵌、鎏金、焊接、点翠、珐琅、洗银等银匠手艺。
卜明新16岁跟着父亲学银匠。在学艺最初的一年多里，他每天练吹功、拉风箱、下料、递工具，打下手，干的多是粗重活。学艺两年后，父亲才让他制作第一件银手镯。他后来回忆：“当时不理解父亲为何老让我打杂，不让我上手，现在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那是为了磨炼我的耐心，练就基本功。一名真正的手艺人，必须有很强的定力和扎实的基本功。”
银器制作讲究的就是耐心和恒心，“银匠要心细手稳，精雕细刻，一锤锤地来，功夫是在年深日久的重复中练出来、悟出来的。二三十道工序，没有四五年的磨炼学不成手艺……10个徒弟中，能真正学会全部手艺出师的，不会超过3个人”。
随着社会发展，机械加工出来的银饰对银匠的生意冲击很大。 “现在除了上了岁数的人，年轻人已很少有人光顾银匠摊了。”卜明新说，“前些年，也有年轻人想学银匠，但银匠要求悟性高，得沉下心来，专心致志，每天低着头敲敲打打上万次，一坐就得几个小时，时间长，成本高，太熬人。他们耐不住寂寞，熬不過艰辛，想挣些快钱，就更等不及收益……不管咋说，我的6个孙子中，大孙子亚辉坚持了下来，也算是我家第5代传人。”
能打出花的铁水，需加温到1600℃至1700℃
正月十五这天，天还未黑，人们三三两两朝无定河边的九龙桥畔走去。河滩上，小炉一字摆开，在艾绳军的指挥下，匠人们将砸碎的生铁装入坩泥锅中，在风箱的鼓吹下，上蹿的火苗和炉底吹出的炭花，成了打铁花前一道绚丽的光影。
打铁花是陕西米脂县流传千年的民俗，一般在元宵节前后进行表演。艾绳军是米脂县打铁花技艺的传承人，家里有4代铁匠。
艾绳军介绍，打铁花的主要工具是坩泥锅和坩泥勺，是用极耐高温且非常黏的“泥”捏制而成，坩泥锅的形状很像古代指南针司南。打铁花用的主要原料是生铁、锯末，能打出花的铁水，需加温到1600℃至1700℃。
铁花虽然好看，但表演起来却惊心动魄，难度很大，“必须有独特的冶炼技术、高超的技艺”。
艾绳军打铁花时，会戴一顶浸湿的大沿帽子，身穿布衣裤，脖子上围着围巾。这样穿戴是为了防止飞溅的铁花烫伤皮肤。
等生铁熔化成了沸腾的铁水，艾绳军用坩泥勺从坩泥锅中舀出铁水，倒在放着湿锯末用水浸泡过的木板上，刹那间，锯末开始燃烧。艾绳军迅速离开炉子，平端着盛上铁水和锯末的木板跑出十几步，先将铁水与锯末向上抛起二三十厘米，在铁水还没有洒落的瞬间，用木板对准铁水猛击，酷似棒球运动员击球时的姿态。坚硬的钢铁在他的手中化作了绕指柔，一道优美的弧线随着胳膊一起，划破夜空，顿时，鲜红的铁水像万树银花一簇簇绽放，从高处倒悬坠落，如同火山喷发，又像天女散花，铁汁溅起十几米高的金色火花，在夜空中此起彼伏地怒放，散落地上时就像金蛇飞舞，流光溢彩。
2011年，米脂打铁花被列入陕西省非遗名录。此前，确山打铁花已于2008年被国务院和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非遗。
大阳钢针从加工原料到制成成品，一共有72道工序
把5厘米宽的熟铁块，用手打磨成直径0.3毫米的钢针，这是“九州针都”——晋城市泽州县大阳古镇“铁杵成针”的神技。2006年。大阳钢针成为山西省第一批省级非遗。裴向南是这项手工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
早在明朝时期，大阳由于冶铁业发达，手工制针达到鼎盛，一度发展成为全国制针业中心，所产的钢针销往全国以及海外。裴氏先祖的手工制针技艺名噪一时，“制出来的针锋利，光洁度好，有柔韧性，不容易折断”。
裴向南坐在火炉前，将一块铁板埋在炭火中加热，然后一边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一边不时检查铁板的状态。不一会儿，铁板被烧得通红，他用火钳把烧红的铁板夹出来，放在铁砧上，拿起一把錾子从铁板上裁下一条5毫米宽20厘米长的铁条。随后将裁下的铁条重新放入火中烧红，用锤子慢慢锤打，捋成尖尖的锥状针坯，截断后，便成为一根钢针毛坯。
“大阳手工制针程序，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差之分毫，则整根针全部报废。”接下来，裴向南要给钢针冲孔，这是制针工艺的最难处，需要掌握火候、力度和位置。裴向南介绍，用力太大，容易把针尾敲打崩裂，用力太小，又不容易穿透针孔;在位置选择上，针孔必须选在尾端正中间，稍偏一点儿都有可能导致针尾断掉，钢针报废。
裴向南16岁跟随父亲学习制针，初学时，为了熟练掌握打孔技巧，半年时间里，因为练习不成功报废的钢针有近千枚，手指被扎出血更是时常发生的事。他说：“这项工作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有时候妻子在一旁叫我都没有注意到，练习结束时，也常常会出一身的汗，整个人都感觉晕晕的。”
初步打出针孔之后，还要对针孔内部进行精细打磨，以达到光滑、不断线的效果。这项工艺是对耐心与细心的考验，针锥必须在直径0.1毫米的针孔内部不断打磨，反复很多次。
冲好孔后，他又拿起锉刀在磨石上把针磨尖，倒在热锅里翻炒，再舀一瓢水倒入锅里，这道工序叫热淬，目的是增加针的刚性和硬度。然后施蒸针……
大阳钢针从加工原料到制成成品，一共有72道工序，若单纯制针，也要经过取火、凿条、滚圆、蒸针、复锉、抛光等20多道工序、近百件工具打磨、数千次锤炼。祖辈们就是以这样制成的针，跟随晋商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供应着华夏大地上至皇亲下至黎民的诸多家庭。
印章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夏、商、周），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
印章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后汉书》记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夏、商、周），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
刻章人的基本功是练好书法，得熟练掌握篆、隶、楷、行四种字体。李中山16岁跟随叔父李新宽学习刻章，被叔父逼着每天写毛笔字，写得最多的是各种字体的“永”字。因为“永”字笔画全，除了没有走字底，横竖撇捺点勾都齐了。这个习惯，李中山一坚持就是70多年。
写好正字本来就不容易，写反字就更难了。由于印章上刻的字和盖到纸上的字是相反的，所以要想使印在纸上的文字是正字，那就必须在章面上刻反字。同时，一般的章面都比较小，章料也不同，字体偏大或偏小看起来都不美观，要在刻章时做到游刃有余，必须靠长期的勤学苦练才行。
刻章有8道工序，磨章面、把章面固定在印床上、打格子、在章面上写反字、雕刻、打残边、清底子、试印章。工序看似简单，实则内有乾坤。以雕刻为例，李中山介绍：“我刻章70多年，金、银、铜、钢，水晶、玛瑙、翡翠，象牙、牛角、石头、有机玻璃，木头、塑料、橡皮等，啥材料都见过，啥材料也刻过，但不同的材料需要不同的刻刀和不同的刻法。”
随着电脑刻章的出现及流行，刻章行业没有了入行门槛，传统手工刻章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李中山认为，机器刻出来的章一模一样，死死板板，没有生命和灵魂，不能防伪，也只能雕刻塑料、橡皮、有机玻璃章，没有手工章特有的痕迹和味道。 李中山年逾八旬仍每天早上起床练字，然后到店里去。他说：“我不图挣多少钱，只图有事干不寂寞。现在的小青年整天抱着手机，而手工刻章需要整天坐在那里，长时间练习、钻研，收入又无法保证，已经没人愿意再学这门手艺了。但我始终认为，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只要文字不灭绝，手工刻章业就不会灭绝。”
吹糖人匠：“没有老师，我就跟着各种动物跑，仔细观察它们的特点”
一辆陈旧的“二八”自行车，一个小铁箱，铁箱里放一个小炉子，里面用锯末生火煮糖。自行车车把上支一个铁架子，吹好的糖人用竹签穿好，插在架子上的小孔里。摊主赵留合拿起一块糖，边吹气边用手或捏或拉或拽。不一会儿，一只老鼠就活灵活现地出现了。
吹糖人一般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是熬糖稀，第二是做造型。造型的关键在于口吹手捏，要求气和手运用得恰到好处，因为糖稀“热了黏着手（有时烫起泡）吹不成，凉了也吹不成，稠了吹不成，稀了也吹不成;吹的力度要恰到好处，用力过猛则容易吹破，力道不足则难以成型;两手扯的力度小了，扯不开，力度大了，就可能留不出气孔，也吹不成”。整个过程必须经过长期苦练，手法准确，精益求精，造型简洁生动，颜色搭配好看才行，没有三两年苦功夫弄不好。
赵留合出生于1944年，16岁时向父亲要了5元钱置工具，开始挑着担子撵会头、游四乡吹糖人。据他回忆：
没有老师，我就跟着各种动物跑，仔细观察它们的特点。出去游乡，看见谁家的房脊上、门匾上有好看的动物形状或花鸟图案，我就放下挑子现场吹捏，一次不行两次，直到弄像为止。我还买了红、绿、黄几种食用色素，搭配起来花红叶绿、五颜六色很吸引人。几年下来，我在内容、形式、色彩上都有了不小的突破，十二生肖、花卉虫鸟就成了我的拿手活。那时候人都没钱，铜锣一响，孩子们围过来，用碎铜烂铁、牙膏皮、皮绳头、麻绳头、鞋底子、头发、红薯、萝卜换糖人，早上出去挑的担子轻，晚上回来时担子压得走不动路，我腰疼的病根就是那时落下的。
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四处跑，有时候遇到故意刁难的人，会吹的他吹，不会吹的他也想着方法吹出来，渐渐地花样越来越多。赵留合回忆：
改革開放后，有一年在呼和浩特，一个年轻人非让我吹个刺猬。说实话刺猬我没吹过，怕吹不好，就说吹个刺猬也不难，但一个得10块钱，另外一根刺再加一毛钱。小伙子仍然执意要吹，我就开动脑筋，想着刺猬嘴尖腿短像小猪，就先吹了个小猪，然后拿着糖稀棒在小猪身上粘一下向上扯一下成一根刺，当扯出80根刺时，小伙子也傻眼了，不让我再扯了，围观的人拍手叫好。
赵留合爱动脑筋，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善于推陈出新，始终比同行技高一筹，比如在糖塑上粘个小竹管、穿入细钢丝、贴面小红旗，风一吹，整个部件都动了起来，很有生气。他吹出的糖人多以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俗活动中的人、事、物为题材，除瓜果蔬菜、十二生肖、花卉飞禽走兽外，还有鲤鱼跳龙门、百鸟朝凤、鸳鸯戏水、老鼠偷油喝、富贵有鱼（余）等，活泼生动，惟妙惟肖，“人要啥我吹啥，有五六十个品种，很受欢迎”。
“面人郎”传承人，把传统技艺搬上互联网
3/4的面粉和上1/4的江米面，烫熟，上锅蒸，再调上颜色和蜂蜜，揉搓起来……不管多忙，郎佳子彧每周都至少做一次面塑，提前用180目的筛子把面粉筛得极细。
作家冰心在《“面人郎”访问记》里写到的郎绍安，是他的爷爷：
“我是前清宣统元年生的，属鸡，照推算该是1909年吧。我的祖先是吉林省珲春石山子的人，入关已有三百多年了。我们是满族镶红旗人，可是到了我的父亲的时候，家道就很困难了。我父亲做小买卖——卖豆腐浆，供不起我们弟兄四个读书，因此我虽从六岁起读书，到了十一岁那年就停了学……
“有一次我在白塔寺庙会上，看见有捏面人的，这位就是我的师傅赵阔明同志了，我站在旁边看他手里揉着一团一团的带颜色的面，手指头灵活极啦，捏什么像什么，什么小公鸡啦，老寿星啦，都像活的一样！我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我总挨在他身边，替他做这做那，替他买水喝，买东西吃，他挪地方我就替他搬东西什么的，我们就攀谈起来了。他问我姓甚名谁，住在哪里。我都说了。他说：‘我也住在宫门口，怎么不认得你呢？’我回家去天已经晚了，父亲正要责怪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还恳求地说：‘我喜爱这个！我想学捏面人。’父亲答应了，同赵阔明老师一说，说成功了……
“我跟师傅学了一个多月，自己就能捏些东西，出去哄小孩儿了。反正是粗活，什么小鸟啦，小兔啦，胖娃娃啦，不能说好，可是小孩说像说好就行了。一件卖一‘小子儿’或者一‘大子儿’的，一分钟能捏上一个，就够我生活的了。
“一年多的功夫，我就会捏戏文，什么‘二进宫’啦，‘三娘教子’啦……那时候师傅就上天津去了。我只好自己买些香烟里有戏文的洋画，照着来捏。可是洋画上一出戏只有一场，不够生动，我想捏戏中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我就开始去听戏，又没有钱，买不到前排的座位，只好在后边远远地看吧，看完回来，回忆，揣摩戏中人的种种神情动作，常常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
“从此我就过起游艺的生涯了，我和我的爱人，背着箱子，拉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一家人走遍了天涯海角。我们到过天津、青岛、烟台、威海卫……也到了上海，在静安寺路交通银行的石头窗台上摆过小摊。那时我捏的小面人，就有人来收买，转卖给外国人，什么佛爷啦、寿星啦、胖娃娃啦，凑成一打，送到外国去……”
在采访中，冰心感叹：“我真不知他是怎么捏的，会捏得这么小，这么可爱！”
在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郎佳子彧从小就接触面塑。2008年6月，“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时年13岁的郎佳子彧兴奋极了。16岁时，他被北京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破格吸收为准会员，18岁转为正式会员。如今他就读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是一名研究生。
郎佳子彧曾在网上上传了一条教人们如何捏哪吒的视频，获得超过13万点赞。★
（责编/陈小婷 责校/李希萌、袁栋梁 来源/《中国匠人 河洛手艺人图文录（一）》），李学立、白丁著，中国摄影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手上的朴光：中国民艺之旅》，令狐磊主编，佟佳熹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天价“毛瓷”：政治任务烧出瓷中精品》，韧雾/文，人民网2013年8月2日;《失传200年铸胎珐琅工艺重现 “天龙八部”亮相》，蔺丽爽/文，《北京青年报》2005年1月12日;《南京云锦博物馆：红四合如意云纹地状花纱袍料仅2件存世》王鹤瑾/文，人民网2014年5月16日;《李克昌：琉璃大师的跨界驰骋》，唐克、萧蕙/文，《山东画报》2018年第6期等）
2020年8月2日，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节目，以10分钟的时长，讲述了网络红人“阿木爷爷”的故事。
“阿木爷爷”是山东聊城人，名叫王德文，13岁入行，有50年的木工技艺。不用钉子、胶水，仅用一榫一卯，他打造出鲁班锁、鲁班凳、拱桥等精妙木器，展现传统手艺的巧夺天工;还同时钻研“榫卯玩具”，将传统工艺和潮流元素相结合，用木料为孙子制作苹果锁和会行走的小猪佩奇……
王德文被网友称为“当代鲁班”，他还走出国门，其制作木质拱桥的过程吸引了超过4300万海外网友观看。有外国网友留言：“这是什么中国功夫？”
过去人们把各种手艺人和手工行业统称为“百工”。《墨子·节用》记载：“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手艺，是人类利用自己的双手来改造自然界物质资源的一种技术性劳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以经典手艺为例：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制瓷“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瓷器技艺之精妙，可窥一斑。新中国成立后，仅1953年至1955年，“建国瓷”先后在30多个国家展出。缅甸总理吴努观展后赞叹：“它们的式样的精巧和色彩的调和是无与伦比的。”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西汉墓中，出土的2000多年前的湘绣制品所采用的图案有10余种，绣线色相多达18种。在刺绣的针法上，采用了连环针、齐针（或平针）、接针和打子针等多种针法……
在长沙马王堆中，还出土了大量汉代漆器用品。这些漆器沉睡了2000多年，却仍然坚固、光泽，他们的产地是四川成都。成都漆艺以雕嵌填彩、雕填影花、雕锡丝光、拉刀针刻、隐花变涂等极富特色的修饰技艺闻名于世。
又如景泰蓝。张同禄和米振雄两位大师经过3万次反复烧制摸索，烧坏半成品200多个，历时2年，在2005年创作出“佛宝天龙八部”，抢救性研制出已经失传近200年的铸胎珐琅工艺，消息传出，震惊一时。武侠巨擘金庸看后，叹为观止，对张同禄说：“我写的《天龙八部》是戏说，你这个才是真的，下次再写《天龙八部》，就按你这个写。”
还有龙泉宝剑、泾县宣纸、博山琉璃、博望铁艺、东阳竹编、山西剪纸、四大玉雕（海派、扬派、北派以及南派）、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四大名陶（宜兴紫砂陶、钦州坭兴陶、四川荣昌陶和云南建水陶）……诸多手艺甚至因为精湛技艺长期流传，成为地域文化名片，关系着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社会繁荣。
一片土地的歷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而一片土地上的文化，也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文化。当我们让这些在岁月深处闪耀的非遗，成为现代生活的滋养，就一定能在对器物之美、工艺之美、匠心之美的重新发现中，涵养出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上篇·大师神技
中国传统手艺历史悠久，涌现出一件件传承千年的精品。数古论今，玉、陶、瓷、锦、绣、剑和景泰蓝等少数足以承载礼之高度的国宝重器，在中国外交舞台上扮演着万众瞩目的角色。这些国宝背后，凝聚着大师们怎样的神技？
国宝重器以景泰蓝为尊，失传近200年的铸胎珐琅工艺如何被恢复
数古论今，中国足以承载礼之高度的国宝重器只有寥寥数种，其中以质沉、色艳、艺绝的景泰蓝为尊。
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传统特种工艺品。在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7），这项工艺已经十分成熟，尤其是蓝釉料有了新突破，像蓝宝石般浓郁的宝蓝，高贵华美，所以被称为景泰蓝。景泰蓝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景泰蓝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设计、制作、管理，样样精通，被誉为“中国景泰蓝第一人”。张同禄说：“在这一行，没有一个人精通两种工艺以上，只有我全部能做。”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张同禄继承和发展了景泰蓝艺术。他把景泰蓝发展到不止在铜胎，甚至在金胎、银胎上做，大大拓展了这种工艺。他的作品以奇、巧、俏、美，自成一派，被工艺美术界称为“珐琅张”。由他创作的《华泰宝庭炉》，高达4.04米，成为景泰蓝历史上最大的作品，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作为北京工艺“四大名旦”之首的景泰蓝，按照制造方法和工艺分为掐丝珐琅和画珐琅。掐丝珐琅是起线珐琅的主要品种，包括錾胎珐琅、锤鍱珐琅和铸胎珐琅三种。资料显示，铸胎珐琅工艺自元代兴起，清朝康熙年间达到鼎盛，一直由宫廷造办处生产。从嘉庆年间起，铸胎珐琅因工艺复杂、釉料配制烧造难度大、成品率低而逐年减少，以致工艺断代失传。
2004年，张同禄同另一位大师米振雄经过3万次反复烧制摸索，烧坏半成品200多个，历时2年，终于在2005年创作出“佛宝天龙八部”，抢救性研制出已经失传近200年的铸胎珐琅工艺珍品。
以往景泰蓝都是用薄胎，“佛宝天龙八部”用的是厚紫铜胎，一烧就成了蜂窝状，因此需要铸胎，关键在锡、铅、锌的比例，否则紫铜熔化后很粘，浇铸的时候许多缝隙流不进去，这就要反复试验。
据张同禄介绍，这套“佛宝天龙八部”每尊高48厘米、直径18厘米，由底座、天龙八部、祥云及八宝四部分组成，造型风格独特、色彩柔和典雅、釉料细腻温润、图案独具匠心。每一件都经过塑形、铸造、雕錾、掐丝、点釉、烧结、磨光、镀金、宝石镶嵌等38道复杂的全手工制作工序，完美展现了人与火的艺术魅力。
“佛宝天龙八部”制作完成后，金庸先生叹为观止，并题写了“佛宝天龙八部”几个字。他同张同禄开玩笑说：“我写的《天龙八部》是戏说，你这个才是真的，下次再写《天龙八部》，就按你这个写。” “燕京八绝”背后的大师们
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京绣八大工艺门类，并称“燕京八绝”。这些工艺充分汲取了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在清代均达到了中华传统工艺新的高峰，并逐渐形成“京作”特色的宫廷艺术，后来又回到民间。
2012年，一块长61.5厘米、高21.5厘米、厚16.2厘米、重达25.5公斤的和田玉雕作品《大爱如天歌》亮相江城，玉雕中的26位仙人飘逸灵动、栩栩如生，市场叫价高达5亿元，引起轰动。
创作者袁嘉骐，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北省绿松石雕非遗传承人（绿松石属于玉石范畴），曾拜中国著名玉雕大师王树森、王得龄学艺。20世纪80年代，袁嘉骐的朋友何建国在新疆偶遇一块上好璞玉，却因对方开出20万元天价而不得已放弃。2006年，何建国再次在新疆碰到了这块玉，价格涨到了1000多万元，何建国多方筹措资金，最终将璞玉抱回武汉，交给袁嘉骐。后来，袁嘉骐历时3年，精心设计打磨，终于做成《大爱如天歌》。
在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展览大厅里，中国国礼象牙雕刻作品《成昆铁路》令无数外国友人惊叹。这件获准永久陈列在联合国总部的牙雕作品是1973年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国礼之一，当年在联合国大厅首次展出时，曾受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高度赞赏。
《成昆铁路》的总设计师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象牙雕刻的国家级传承人王树文。在设计制作《成昆铁路》时，王树文运用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相结合的手法，在1.58米长的象牙上，表现出铁路、“一线天”、大渡河等壮美景观。那一年，他刚满30岁。
作为大象身上最坚固的部分，象牙光洁如玉，圆润细腻。要在象牙上雕刻一件完美的作品，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艺，更要具备丰富的艺术想象力。王树文在不断钻研雕刻技艺的同时，不断从国画、考古、古诗词、佛教中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品位。
1990年，中国遵守第七届《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协议》，停止进口象牙。此后，中國牙雕工艺所用原料都是1989年以前库存的象牙。
“被改行”的王树文拜著名花丝大家毕尚斌、翟德寿为师，拿起镊子从掐、垒、盘丝学起，再入錾、填、嵌、镶诸工艺。没过几年，他创作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将花丝镶嵌、牙雕、宝石雕等各种工艺近乎完美地统一于一体，堪称当代佛教艺术的珍品，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其题写“鸿庥普荫”。王树文由此成为国内一等一的花丝镶嵌大师。他还先后创作出牙雕和木雕、景泰蓝、花丝镶嵌等结合的新产品。
20世纪90年代，王树文创作的“十世班禅”坐床典礼金印和“两弹一星”勋章，都是以黄金为原材料、运用象牙雕刻技艺所创造的经典作品。
雕漆与景泰蓝、玉雕、象牙雕刻同被列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但雕漆与另三者不同，雕漆是在光滑柔软、易于变形的漆层上进行雕刻，极其考验创作者的功力，素有“出刀无悔”之说，尤其是人物刻画，没有数十年的功力很难下“笔”。
雕漆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将雕漆人物创作发展成了自己的长项，融入立体雕塑和象牙雕刻的技法，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
殷秀云从工艺美术学校象牙雕刻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艺美术厂漆雕车间。师傅们给了殷秀云一大堆漆板，让她在漆板上先练习，“正式雕之前先学习磨刀子，磨了一个多月把手都磨破了，破了之后又长出新肉，非常疼，但这是基本技能，必须掌握。在漆板上刻人物跟在象牙上雕完全不一样，象牙雕人物更精细，而且是立体的圆雕，但漆板却是平面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六年后，师傅开始让殷秀云创作人物。她创作出的第一件作品《赶摆》，是两个少数民族人物挑着担子赶集的场景，“因为之前雕漆的图案都是山水、花鸟，或长裙飘飘的古代人物”，所以这件作品是在雕漆界做了一次大胆改革，反响特别好。
在工艺美术厂期间，殷秀云还开创了一个先河——她是第一个将多种工艺结合在一起创作新作品的人。“那是1975年，一次我在故宫看到一个木胎的雕漆船，受这个启发我回来搞了一个一米多长的凤船。整个船体是雕漆的凤的造型，两边翅膀是金漆镶嵌，船上有三层楼阁，窗户和柱子用的是花丝镶嵌，里边12个吹拉弹唱、跳舞或下棋的象牙人物，船上的小桌子是景泰蓝工艺，船的后尾是玉雕。”这件作品当年在北京市工艺美术展现场被人订走。
中国漆艺有7000年历史，金漆镶嵌与雕漆作为中华漆艺的重要门类，同根同源、一脉相承。金漆镶嵌向来为皇家所用，以木胎成型、髹漆，然后在漆底上运用镶嵌、雕填、彩填、堆古罩漆、刻灰、平金开彩、断纹、刻漆、金银、罩漆等装饰技法。清朝灭亡后，这门工艺传向民间。
2014年，两项国家级非遗技艺金漆镶嵌与雕漆，在当代首次联袂创作的精品《海屋添筹》，展于北京东四环中路的“天宝楼”。2017年，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峰会上，《海屋添筹》作为陈设之一“露脸”。
大型屏风《海屋添筹》整体造型为3扇开光组合，正面由雕漆大师李志刚主刀，采用其独创的“提刀顿刻法”雕刻而成;背面由清宫造办处第五代传人、金漆镶嵌大师柏德元主持设计并监制，采用金漆镶嵌堆古银箔罩漆工艺，中扇诗句为玉石镶嵌，气势恢宏。作品历经近5年完成，开创了当代金漆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完美联袂创作的先河。
“燕京八绝”中的北京宫毯和京绣，分别于2008年、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宫毯融中国绘画、刺绣、织锦、建筑装饰等多种艺术于一体，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文化气息，其中宫廷艺术挂毯将中国画与西洋画融为一体，中西合璧，被西方人称为“东方艺术的代表”;京绣又称宫绣，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
精微绣大师技艺惊人，将一根丝线劈成80股，绣的人脸只有绿豆大小
刺绣是中国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据《尚书》记载，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曾规定“衣画而裳绣”;至周代，有“绣缋共职”的记载;湖北和湖南出土的战国、两汉的绣品，水平都很高;唐宋刺绣施针匀细、设色丰富，盛行用刺绣作书画、饰件等;明清时宫廷绣工规模很大，民间刺绣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五大名绣”（苏绣、粤绣、陇绣、湘绣、蜀绣），此外还有顾绣、京绣、瓯绣、鲁绣、闽绣、汴绣、汉绣、麻绣和苗绣等;近代以来，刺绣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无锡精微绣。 24个人物，21匹骆驼，4匹马，5头毛驴，3条猎犬，绣在仅有38cm×18cm的卷幅上。如果用放大镜观看，就会发现画面中的人物形态各异，有的手执马鞭，有的怀抱琵琶，有的口衔长号;骆驼马匹错落有致，犬只窜行其间，毛驴负重前行。这幅双面精微绣《丝绸之路》，现存于精微绣大师赵红育的工作室。
第一幅《丝绸之路》创作于1986年，完成于1987年，由画家顾青蛟画稿。赵红育介绍：“最初的稿只有前半部分，但我觉得太短小了，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商旅队伍不绝于途，为了表现这样的意境，又增加了后半部分，让人感觉后边还有很多队伍，浩浩荡荡。”
赵红育在配色时，为了避免主色彩单调，采用了黄咖啡、红咖啡等几套咖啡色线，再加入淡胭脂、橘黄、墨红、灰色等颜色，使骆驼队伍的色彩既统一又富于变化。对于针法，则根据物体的质感而灵活运用：驼皮毛给人厚实凝重的感觉，就采用乱针绣;人物的衣服及丝织品，用散套针;24个人物头戴的帽子，并非画面主题，但她在绣制时，并没有随意用针，而是同样根据帽子的不同质地，采用相应的针法。
精微绣的针是特制的，整体较长并且尤其细。精微绣要“劈线”，即将一根丝线劈成若干分之一股进行细微的刺绣，脸部的刺绣需要最细的线，所用的线被劈得只剩下正常的1/70到1/80。《丝绸之路》寸马豆人，人脸只有绿豆大小，用线最细处仅为一根丝线的1/60至1/70。而人物须眉毕现、神采飞扬，画面左上角的194字题跋，笔画细若蝇毫且点划分明，字字清晰。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幅作品。”赵红育说。
赵红育，1958年出生，1973年被分配到无锡中华绣品厂的厂办技校，三年后被调到无锡工艺美术研究所。当时，美术研究所汇集了一批厉害人物，分别精通于书法、绘画、雕刻、刺绣等领域。对于刺绣，他们从各个地方寻找灵感，做了很多创新尝试，却不尽人意。有一天，时任研究所副所长的张炜農从唐代的记载中获得灵感：广东南海绣工卢眉娘“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且点画分明，细于毛发”。
1982年，赵红育首创“双面精微绣”《百寿图》——在火柴盒大小的寿星身上，用十余种字体，绣出108个“寿”字，需用放大镜才能一一辨认。
无锡精微绣技艺惊人，在全国刺绣行业中独树一帜，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2009年，赵红育被文化部命名为该项目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织锦大师历时5年复原万历皇帝龙袍袍料
赠与南美友邦的云锦《瑞虎呈祥图》、“一带一路”峰会国宴上的云锦餐垫、APEC会议领导人的宋锦服装、G20峰会的定制宋锦国礼、赠送给意大利总统的宋锦双面围巾、赠送给德国总理的宋锦女式拎包……近年来，锦屡屡作为国礼亮相，让世界为之惊艳。
在各类丝绸（丝绸品种大致可分为绫、罗、绸、缎、锦等14大类）中，要数“锦”类品种（统称织锦）结构最为复杂、花色最为丰富、工艺最为精湛、价格最为昂贵。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四川蜀锦被誉为我国“三大名锦”。其中，南京云锦位列“三大名锦”之首，因其色泽光丽灿烂，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有“寸锦寸金”之称。
在南京云锦博物馆，如今人们仍能见到尚在运作的织机，和古时一样，由木头制成，大约有5-6米长、4米高、1.5米宽。一人坐在织机上提线，一人在织机下控制，配合完成。提花工提一把白色的线绳，不时从中提起几根，相当于在敲电脑键盘;织造工根据面前被提起的丝线，将彩色的梭子飞快地从中间穿过，使用通经断纬的技术，挖花盘织，妆金敷彩，就能织出五彩缤纷的云锦来。
在织锦工艺中，妆花工艺只能依靠手工，至今没有任何机器能替代。依靠手工一点点将花样与织布同时进行，一天8小时埋头干，也只能织5-6厘米的云锦。
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称，这锦的主要特点是逐花异色，通经断纬，挖花盘织，从云锦的不同角度观察，绣品上花卉的色彩是不同的。由于被用于皇家服饰，所以云锦在织造中往往用料考究、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用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各种鸟兽羽毛等，比如皇家云锦绣品上的绿色是用孔雀羽毛织就的。每个云锦的纹样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如果要织一幅78厘米宽的锦缎，在它的织面上就有1.4万根丝线，所有花朵图案的组成就要在这1.4万根线上穿梭，从确立丝线经纬线到最后织造，整个过程犹如给计算机编程，复杂而艰苦。
南京云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红四合如意云纹地状花纱袍料”，长17米，重900克，织有17条形态与颜色各异的龙，纱袍料上暗藏云朵，可以随着周围光影的变化而变化。这块袍料根据当时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朝万历皇帝的龙袍复制，恢复了失传300多年的“纱地妆花织金”工艺，目前世界仅存两件。
袍料的每个细节和技艺复兴，是云锦大师邬悉尔和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同仁们一起历时5年才完成的，邬悉尔独笔完成全部图案的复原工作。
陶艺大师们：有的抓过一支铅笔在壶上刷刷几下，再用毛笔稍作修改后，操刀便刻;有的能在1至2毫米的厚度表现出浮雕效果
1936年，梁启超之子、考古学家梁思永，带领考古队在山东日照两城文化遗址发现了4500多年前的珍稀陶器——高柄镂空蛋壳陶杯，无釉而乌黑发亮，胎薄而质地坚硬，其壁最厚不过1毫米，最薄处仅0.2毫米，重仅22克，其制作工艺之精，堪称世界一绝，被称为“标准黑陶”，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的制作”。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特意提出要看看这个非常珍贵和罕见的陶杯。
黑陶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是陶器中的极品，被誉为“土与火文明的诠释，力与美的结晶”。现代黑陶艺术集陶艺、漆艺、镶艺于一身，形成镂空、浮雕、线刻、影雕、彩绘、漆画、镶嵌几大系列，达1000多个品种。
除了极品黑陶外，中国有“四大名陶”之说。“四大名陶”指江苏宜兴紫砂陶、广西钦州坭兴桂陶、云南建水紫陶、重庆荣昌安富陶。 紫砂陶制作技艺举世无双，它以特产于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具体有紫泥、朱泥、本山绿泥等多种）为原料，采用百种以上的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身筒（圆器）、镶接身筒（方器）或镶接与雕塑结合（花器）、表面修光、陶刻装饰等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宜兴紫砂陶品类众多，有壶、杯、碟、瓶、盆、文具雅玩、人物雕塑等。
2005年10月19日，在中国广西南宁召开的东盟博览会上，经过中国外交部与商务部的层层遴选，江苏宜兴高级工艺美术师汪成琼创作的31把紫砂壶被选为国礼，其中11把被分别赠与中国和东盟各国元首，另20把被分别赠与中国和东盟各国部长。紫砂壶作为如此高级别、多数量的国礼，在紫砂行业历史上为首次。
在宜兴紫砂业界，汪成琼有着“陶刻虎王”的美誉。汪成琼在紫砂壶上画虎跟“玩”似的，他抓过一支铅笔在壶上刷刷几下，再用毛笔稍作修改后，操刀便刻。刀随笔锋，线条灵活自如，不到半个时辰，一只“威风凛凛在山岗，性情号称山中王”的猛虎便赫然呈现。
汪成琼说，他曾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广西桂林有一个动物园里养了近700多只虎，就两次专门去桂林，在那家动物园里一呆就是一整天，观察、抓拍虎的各种动作、姿态和神情，仅照片就拍了400多张。回来后，他一张张细心揣摩，“一闭上眼睛，就是虎的各种生动状态”。迄今为止，他在紫砂壶上已刻画了几万只虎。
坭兴陶古称越陶。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碑记载，坭兴陶已有1300多年历史。1915年，坭兴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艺术类金奖，蜚声海内外。
坭兴陶技术精湛，即便是工业制陶，也十分不易。制陶大师陆景平曾讲述一个细节：“打造一个金属工艺新样板，先要扩大几倍才便于在进口石膏板上或平雕或镂空，石膏样板雕刻完成后，要翻制环氧树脂模板，才能经得起机械缩放机进行跟板缩小雕刻，会刻得很微小、精细，跟人民币的五角或一元硬币很相似，要在1至2毫米的厚度表现出浮雕效果……”1992年，陆景平的作品“古币挂盘”曾作为国礼被赠送给日本。
建水紫陶历经汉唐宋，成长于元明清时期，民间有“宋代有青瓷，元代有青花，明代有粗陶，清末有紫陶”的说法。1963年周恩来出访阿尔巴尼亚时，曾将建水紫陶花瓶、挂盘、汽锅等作为国礼。
建水紫陶名列“四大名陶”之一，与紫陶大师向逢春的一手绝技密切相关。向逢春的作品有古朴雅致的造型、精湛高古的书画、腻如古董的色泽，被誉为“向氏三绝”。
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等国际国内展会上，向逢春的陶制品屡屡获奖，时传“向氏紫陶，价同黄金”。新中国成立后，向氏紫陶屡次作为国礼被赠与各国政要。
向逢春坚守“文人陶”“雅陶”的文人书画神韵，继承和发展了前辈王永清“断简残贴”和丁吉三“淡艳”的装饰绝技，使之成为建水紫陶标志性的装饰工艺，并首创磨光工艺，通过去火皮、打磨、抛光等复杂工艺，将刚出窑时粗陋的紫陶，一举变成“体如铁、明如水、亮如镜、声如磬”的工艺美术品。他还改良紫陶汽锅，烧制紫陶茶具、文具、美女瓶、博古尊等工艺陈设品，丰富了建水紫陶品种。
1953年12月，向逢春携其作品赴京参加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建水紫陶被国家轻工部命名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
荣昌陶器已有800年的历史，素有“泥精”的美称。1964年至1985年，荣昌陶曾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品赴日本、斯里兰卡、智利等多国展出，并大量出口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出国访问，将一只双色釉鱼耳罐赠与美国领导人，后被收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该鱼耳罐由国内知名陶瓷专家马高骧在荣昌创作，当时共制作了两只，另一只现收藏于荣昌陶博物馆。
和大部分大师一样，马高骧也非常“全能”。他多年从事高等美术教育，同时涉足陶艺、国画、水彩水粉及艺术设计领域，其最擅长的熊猫作品曾多次作为礼品被赠送给宝岛台湾，扮演着两岸和平发展“友谊使者”的角色。
醴陵绝版国瓷：毛泽东赞叹“真美”，“他老人家就是用这种家乡的瓷碗，喝了最后一口汤，吃了最后一口饭”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为同一词。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当时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并称宋代“五大名窑”，比较有名的还有柴窑和建窑;元代青花延续至今，成为瓷器的重要代表。进入民国，官窑不复存在，除了袁世凯在不到百日的称帝期间烧制的一批“洪宪瓷”，也只是昙花一现。
新中国成立后，诞生过一批人称“红色官窑”的瓷器，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便是“毛瓷”。
1949年后，毛澤东等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大会堂等国家机构多使用“建国瓷”。当时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提议的“建国瓷”，对新中国瓷业影响巨大。景德镇、醴陵、宜兴等瓷产区正是通过对“建国瓷”的研制，才得以从几十年的战乱衰败中恢复过来。
毛泽东先后4次到过醴陵，他年轻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开始对醴陵瓷有所了解。据其本人回忆，醴陵乡亲很好客，每次都会用漂亮的小碟子装小吃招待他。1955年，醴陵县成立陶瓷研究所。1956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湖南省醴陵瓷业公司成立，醴陵县陶研所升级为省陶瓷研究所。此后，醴陵因制瓷业迅速发展，跻身中国当代瓷都之列。1964年，周恩来亲自选定醴陵釉下五彩瓷为人民大会堂餐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烧造的瓷器，一般为国宴餐具、领导人生活用瓷，以及国礼瓷。其间诞生了不少有品质的名贵“毛瓷”，例如1958年的“胜利杯”。“胜利杯”的设计图纸，是毛泽东亲手绘制的。据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典用瓷“建国瓷”和“钓鱼台国宾馆用瓷”“中国驻外使馆用瓷”“人民大会堂国宴瓷”等国家任务的设计和监制工作的张守智教授回忆：
1954年，我刚从大学毕业留校，正在景德镇做国宾馆用的瓷器，中途有一次，外交部总务司司长、钓鱼台老陶瓷家翟印堂找我过去，他拿出一张8开大小的水杯图样说：“主席跟我说，开国大典以后，中央用的瓷器是景德镇的中山筒，这是景德镇沿用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的盖水杯给中央做的，杯子是直筒的，瓷质灰白粗糙，无花饰，太单调了。所以主席就画了这么一个杯子，你把这个图交给景德镇陶瓷研究所，让他们参考这个图做新水杯。”后来，在1956年10月1日，我第一次到醴陵来，想要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调两个手拉坯的工人，当时全国只有醴陵的手拉坯工人又会修坯又会立坯。醴陵瓷器公司党委副书记解克金就说：“现在是十一，工厂放假3天，听说你是中央美术学院陶瓷系的，你给我画一套茶具，画一个水杯，4号你来，我换给你两个工人。”我就在一个小旅馆里，把毛主席的那个杯子样式和另一套图纸画出来给了解老，主席画的是一个直筒水杯，盖子上面有一个圆钮，这个杯子就是胜利杯的前身。 1958年4月，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陶瓷公司，要求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全体技术人员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精益求精，改了6稿，才完成了这个杯子的试制。陶瓷公司直到1958年底才知道这个茶杯是专为毛主席试制的。
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0多年间，中南海国家机关在醴陵定制“毛瓷”达1555件，包括食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盒等。其中最为知名的是1974年制作的双面装饰薄胎碗，是当代醴陵窑中的极品。
1974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家乡湖南，共住了114天。他已至耄耋之年，晚年仍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一手持书卷，一手拿放大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疲惫时连碗都拿不稳。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知道后，便提议为毛泽东烧制一种轻薄的小碗。这年11月，醴陵县群力瓷厂承接了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按照要求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展工作。省委方面提出了几项要求：一是内外两面都要有花纹，“为的是让毛主席吃饭时心情愉快”;二要重量轻，方便主席拿碗;三要釉下彩，无铅毒，不含镉，保证健康;四要突出政治，“要有全国代表性”。为此，群力瓷厂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从选料、配方到器形设计、颜料搭配……开始在每一个细节上攻关。
在选料上，这批“毛瓷”所使用的洪江大球泥，仅湖南洪江有，存量极少（洪江大球泥现已被开采殆尽），在当时是作为国家用瓷专用土被封存的。
在工艺手法上，这批“毛瓷”的制作突破了历史上瓷器底足不施釉的手法，大胆尝试，将坯体倒装入窑、经过1360℃的高温烧成瓷器，再在成瓷后的碗口施上一层白色低温釉，经700℃的低温窑烧制而成。这样历经低温烧素坯、高温烧制成瓷、低温烧釉口的三次进窑工序，难度相当大。另外，釉下彩双面有花，这在当时的制瓷业尚无先例，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担任彩绘设计总工程师的李人中，最初为花色犯难，闭门一周苦思不得，最后是喜欢种花养草的老伴为他解了围：“我看月季花就挺好，红红火火。”李人中茅塞顿开，在红月季的基础上，和大家设计出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共4种图案，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全部是釉下彩双面有花，这造就了中国陶瓷彩绘工艺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独创。
这批“毛瓷”晶莹剔透，单个重量仅有124克左右，共烧制成品2万多件。任务完成后，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模具、配方、图纸等均作为绝密档案被收存入库。有关部门从烧制成品中遴选仅40件精品带走，除另奖励给制作者一些外，其余全部销毁。据说当年醴陵瓷厂给中南海中央警卫局核定的成本价为每件人民币1.32元，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用毛泽东的稿费支付了制作费用。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23日，周恩来乘专机抵达长沙，一是为了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二是要向毛泽东祝寿。两人一起用餐时使用的碗，就是由醴陵生产的釉下五彩薄胎碗。
吴连登回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月季花碗时，高兴地说：“这好啊！”他欣赏瓷碗的轻透精美，问瓷器是哪里做的，得知出自湖南醴陵后，他轻轻叹了一句：“家乡的瓷器真美。”据吴连登说，毛泽东晚年很钟爱这种小碗，“他老人家就是用这种家乡的瓷碗，喝了最后一口汤，吃了最后一口饭”。
一把好剑，需要反复折叠锻打约3.2万次
鲁迅在《故事新编·铸剑》中，有一段经典描写：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鲁迅笔下的铸剑故事，取材自干将莫邪的传说。传说中，干将与莫邪同为欧冶子的徒弟。欧冶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剑大师，他铸造了龙渊（后改名为龙泉）泰阿、工布等名剑，被称作中国古代铸剑鼻祖。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咨嗟叹奇绝，铸得宝剑名龙泉。”這首出自唐代郭震的名作《宝剑篇》，曾被武则天大加称赞，诗句中那红光紫气的龙泉剑，更是名扬天下。在古代，龙泉剑长期是天子佩剑，后被称作“中华第一剑”。自欧冶子创制至今，龙泉剑已曲曲折折地经历了2600多年的漫长岁月。
龙泉剑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捶打、刨锉、磨光、镶嵌、淬火等多种工艺。一把好剑，需要反复折叠锻打约3.2万次，在不断的折叠锻打中去除杂质，增加剑身的强度和韧性。最关键的一刻，是淬火。《手上的朴光》一书写到了龙泉剑的淬火工艺：“剑坯加热到750℃-800℃，便可淬火。这是事关成败的一步，此前与此后可以历经数万次反复锻打与磨砺，唯独这一步，却只有电光石火的一次机会。瞬息之中，便可决断一切，前功尽弃，更无以谈来者……”
沈广隆剑铺，是龙泉众多剑铺之一。“我爷爷打出的剑，曾创造出洞穿3枚铜板，敲断对手宝剑的纪录。解放前后，我们‘沈广隆’还曾为毛主席、蒋介石等多人铸剑。在铸剑界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声誉。”谈起家族的辉煌历史，沈新培有着掩饰不住的自豪。
沈新培从小随父铸剑。开始铸剑后，沈新培曾后悔因文化程度不高导致了对铸剑的理解程度不够。“我经常打剑打到一定程度，就觉得宝剑太单薄，就是一块千锤百炼的铁，剑身体现不出更多的东西。”沈新培认为，要成为铸剑大师，肚子里必须有货，眼界必须宽广;否则，就永远参不透剑的真谛，顶多只能算个剑匠。
离开学校很多年后，沈新培再次捧起了书本。他研究篆体字，把龙飞凤舞的意蕴融入剑饰雕刻;研究《介子园》等画谱，把古画的风骨结合进铸剑;还研究《周易》、八卦图腾，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道铸剑，使宝剑天生有了刚柔相济、并吞六合的气势……沈新培的学习没有白费，他的剑集锻造、金加工、冷冲压、金属雕刻、特种热处理、艺术木工、书法、绘画设计于一体。他铸的剑，既有古剑风，又有新创意，每一把宝剑都有一个说法。 1972年，沈新培铸龙泉剑一柄，作为国礼，赠送给访华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2006年，龙泉剑被列入首批国家非遗名录。2007年，沈新培被授予国家级非遗龙泉宝剑锻制技艺唯一传承人。
小小的鼻烟壶内画了360余人
琉璃，亦作“瑠璃”，是以各种颜色（颜色由各种金属元素产生）的人造水晶为原料，在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而成的稀有装饰品。其色彩流云漓彩，品质晶莹剔透、光彩夺目。
经过千年传承的琉璃制作技艺日臻成熟，琉璃内画作为国礼被赠送给外国领导人，琉璃摆件先后登上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等重要场合。
“世界琉璃在中国，中国琉璃在博山”这句广为流传的话语，极好地证明了博山当代琉璃工艺、生产水平在我国甚至世界的地位。
在博山琉璃博物馆，千余件各色琉璃精品让人眼花缭乱。其中内画壶（又称内画鼻烟壶），是博山美术琉璃风格独特的工艺品，堪称“袖里乾坤真正大，壶中日月尽包罗”。琉璃界的工艺美术大师李克昌被称为“鲁派内画第一高手”，他历时3年绘制《洛阳新殿图》，在小小的鼻烟壶内绘出360余人的宏大场面，令人惊叹。
1960年，应国家外贸发展所需，博山美术琉璃厂成立了山东省内画技校，开始招收学员。就在这一年，19岁的李克昌成为正式学员。刚一入校，他首先学习的是传统竹签绘画法——使用自制竹签，在方寸之间的鼻烟壶内反手作画。老师们的严谨、细致，给初入学的李克昌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文堂老师示范时，整个教室里，只有一种用竹签发出的‘滋滋’声”。李克昌回忆道。
一开始，国外订制的产品相对简单，他们的创作也相对简单。后来的订单有了新要求，要求鼻烟壶可承载液体，例如香水。依照传统内画工艺所生产的产品是不防水的，李克昌的老师薛京万试着创新使用陶瓷颜料在瓶子里绘制内画，再将瓶子拿去高温烧制。这样一来，瓶子上的内画就不怕水了。
在这个过程中，薛京万还研发了一种可将陶瓷颜料绘制到鼻烟壶上的狼毫毛笔。采用这种毛笔创作的作品，比原本用竹签创作的作品，在细节表现上更显细腻、水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新艺术效果。于是，这种内画专用毛笔得到迅速推广，直接颠覆了中国内画创作工艺，也进一步拓展了内画艺术的题材范围，实现了内画题材由山水花鸟向注重刻画细节的人物题材的跨越。
伴随绘画工具的改进，李克昌开始尝试中高端工艺品的绘制，创作了《十八学士登瀛洲》《洛阳兴殿图》等作品，开拓了内画人物细画法之路。这些作品方寸之间包罗万象，恢弘间尽显精致。其中，《十八学士登瀛洲》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内画山水花鸟画独霸的格局，《洛阳兴殿图》则用细致笔法绘制了360余位神态各异、造型各异的建筑工人和官员。在使用新画法的过程中，李克昌也没有完全抛弃竹签创作法，尝试着把毛笔和竹签并用，收效甚佳。
李克昌亦堪称是一名标新领异的无疆行者。他打破艺术门类之间的固有疆界和壁垒，在传统和创新之间转换，在大如雕塑、小如内画壶的艺术形式中转换，糅合彼此，打破彼此。
故宫专家三下东阳设考场，题目诸如：竹簧要做得像纸一样柔软，而竹丝需要像头发一样细密。何福礼通过考核，获得了修复乾隆皇帝书房墙面的机会
竹编的起源非常早。据考古资料证明，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后，为储物而使用各种石斧、石刀等工具砍来植物的枝条编成篮、筐等器皿。在实践中，人类发现竹子干脆利落、开裂性强、富有弹性和韧性，而且能编易织、坚固耐用。于是，竹子便成了当时器皿编制的主要材料。
浙江东阳竹编问世于殷商时期，与东阳木雕并称为浙江东阳地方传统工艺美术的两朵奇葩。1954年，当地把木雕、竹编艺人组织起来，组成合作社小组。“生产的工艺美术品多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礼品，比如提篮竹编。”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徐经彬谈及，新中国成立初东阳的手工艺历史，几乎都是面向国外。除了作为国礼，王府井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也会有一些订单，“也是销售给外宾”。
2004年，故宫进行百年大修，全国遍寻巧匠。故宫最精美的建筑之一——倦勤斋，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也是他晚年的住所。倦勤齋所有的墙面，都是竹丝镶嵌，一派江南风韵，精致幽雅，此前因技术难度极高，从未被修缮过。
竹编所用竹丝断面，全为矩形，在厚薄粗细上都有严格要求，厚度仅为一两根头发丝粗细，宽度也只有四五根发丝粗细，根根竹丝都通过匀刀，达到厚薄均匀，粗细一致，观者无不赞叹其难度之大。
是年，故宫专家曾四处寻觅巧匠无果，遂登报声明寻找竹编技艺大师，东阳竹编大师何福礼大胆揭榜。故宫专家三下东阳设考场，题目诸如：竹簧要做得像纸一样柔软，而竹丝需要像头发一样细。何福礼三次应考，攻克了竹丝镶嵌和在国内几近绝迹的“反簧”技术难关，6次进京修缮倦勤殿墙面的竹编部分，使其恢复历史原貌，轰动一时。
何福礼出身寒苦，14岁拜师学艺，数十年磨一剑，终于成为东阳竹编的技术权威。1989年，何福礼自立门户，其《咏鹅图》《哪吒闹海》《竹编白鹤鼎》《八仙竹丝花篮》《大象》等精品分别获国家级金奖。1997年，他为香港特制的《工艺长龙》全长达2500米，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原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点睛，并创下最长舞龙吉尼斯世界纪录。2008年，东阳竹编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名录，何福礼成为国家级非遗东阳竹编的唯一传承人。
20世纪80年代，何福礼的儿子何红兵亲眼见到父亲恢复并仿制了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短柄竹编扇，扇面上的矩形编织图纹宛若锦缎，令人爱不释手，让他对中国传统竹编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为故宫修文物开始，长达6年时间，何红兵每年都会跟随父亲进京，在故宫参与修复倦勤斋，每次持续3个月。倦勤斋的竹编修复让何红兵眼界大开：竹编不仅呈现在家具上、器具上，还有各种装饰上。各种跨界元素的混搭堪称巧夺天工——玉器与竹编的混搭，瓷器与竹编的混搭，字画与竹编的混搭，甚至还有珐琅与竹编的混搭！这些传世精品一下子打开了何红兵的创作思路，更加坚定了他跨界融合、朝“全能”发展的理念。 剪纸大师不识字，剪纸从不起稿，行剪利落，一气呵成
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在黄河流域，有一支由劳动妇女组成的庞大的剪纸创作群体，1936年出生于陕西延川的高凤莲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年轻的时候就手巧得很，过年过节，村子里的人都来请她帮着剪窗花。“我妈心可灵哩！”她的三女儿刘洁琼说，“我小时候跑着跑着裤子的膝盖上破了，我们家那时候穷，结果我妈就找个碎布，绣了两个老虎头，给我补上。看着可爱人哩！”
高凤莲是个典型的陕北婆姨，充满活力，她剪出来的东西也“活泛”得很，从来不那么“安分守己”，不是威风凛凛就是“撕胳膊裂腿”。她说：“剪纸又不是肉，肉你摆动变化太大了，疼呢。剪纸任你摆来摆去，越大越好，才显得会动呢。孩子一生出来就哭得哇哇的，就是牲灵（动物）一出世，也是朝四面八方乱动才站起来哩。”她剪的马，四条腿像个风火轮一样向四方旋转，她说：“这是天马。”
画家靳之林说：“也正是因为延川女子剪纸时的这种随心所欲的特点，使她们并不在意形式的逼真，而是固执地注重那其中的含义。”因为高凤莲极为突出的个性，到了剪纸上，别人是能手，而她是大师。
高凤莲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创作大型剪纸，《黄河魂》《高家圪坮》《陕北风情》《神柱》等均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这其中，长达9.8米的《黄河魂》由33张红纸拼剪而成，作品将汹涌澎湃的黄河幻化为龙头马尾的巨神，象征着奔腾不息的黄河文明和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也展现了黄河岸边人民勤劳质朴的生活，十分壮美。
无论宏幅巨制还是边角花花，高凤莲剪纸从不起稿，行剪利落，一气呵成，具有极强的造型掌控能力。
高凤莲不识字，白天坚持劳作，闲时才拿起剪子“讲故事”：远古神话、民间戏剧、农家生活、生产劳动，无所不包。她的作品充满原始哲学符号，在龙身上装饰鸟、凤，用牡丹或荷花代替娃娃的双眼，丰富而大胆，剪下的边角纸屑照样能生花……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称她为“中国的毕加索”。
高凤莲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大奖，2007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授予高凤莲“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在中国，剪纸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交融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哥斯达黎加钦奇利亚总统母亲埃米尔斯的陪同下参观国家儿童医院。其间，彭丽媛向当地儿童赠送了中国剪纸艺术作品。而这份国礼，来自于北京海淀区一名五年级学生。
下篇·匠人功夫
大师神技惊天下，其作品精美绝伦、别具一格，广为世人所知，如同夜空中的月亮一样耀眼。而那些散落在民间默默无闻的匠人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创造出美轮美奂的作品，像星星缀满天空，与月亮交相辉映。
薄胎瓷亦称“蛋壳瓷”，薄能烧到0.2毫米
薄似蝉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薄胎瓷亦称“蛋壳瓷”，是传统瓷器品种中的特种工艺产品之一，特点是瓷胎纤薄、透光。如今，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制瓷工艺，在瓷匠许瑞卿的手中再现荣光，他成功地将薄胎盖碗的厚度做到约0.2毫米。
1975年生于瓷都德化的许瑞卿，是许氏瓷塑第6代传人，自幼跟随父亲许兴泰学艺。他从艺20余载，在继承德化传统陶瓷技艺基础上，致力于材质创新与艺术创新。
“做薄胎瓷是为了改进瓷塑烧成技术，挑战瓷土的可塑性和支撑力，找到瓷土与火的平衡点。”许瑞卿说，薄胎瓷烧制温度要比厚的高，如果烧成时收缩、受力、热辐射等不均匀，很容易变形。
“利坯”工艺是薄胎瓷的精华，是指拉成的坯半干时，用刀具手工修整，使器表光洁、厚薄均匀，直到透光为止，对工匠的经验技术要求极高。许瑞卿介绍，一件薄胎瓷成品须经过十几道纯手工工序，分三次烧成，“从配料、拉坯、利坯（修坯），到施釉、绘画、装窑、烧制，全部手工操作。经过粗修、细修和精修，反复百次，耗时两个月以上，才能将两三毫米厚的粗坯修至不到1毫米”。
凭借极致的手工技艺及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许瑞卿将薄胎盖碗做到约0.2毫米的厚度，工匠精神躍然“杯”上。
明陈懋仁《泉南杂记》载，“德化之白瓷……厚则绽裂，土性然也”。可见，德化白瓷烧制厚胎极难，更别提实心瓷了。多年来，许氏致力攻破这一难题。目前，许瑞卿已将实心瓷作品《渡海观音》最高烧到一米，成为陶瓷雕塑界的罕见作品。
“这件作品最难的是在支撑点，上大下小，通过作品内部打支撑点和下厚上薄等办法稳定重心。”许瑞卿说，实心瓷在烧制过程会收缩，因此要提前预测瓷雕在火中的变化，装窑要提前做好重心的稳定点，重心稍有偏差，烧的过程中会变形、倒塌、开裂，甚至爆炸。
做一件实心瓷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哪一环节没做好，前期的工作将功亏一篑。一件小件的实心泥塑要晾半年，大的要晾两年以上，同时要反复烧制，每一遍都要半个月才能出窑，接下去看烧制的效果，将实心瓷烧到完全瓷化。许瑞卿在创作《渡海观音》时，做了20件，摆满了工作室院子，出窑后才发现，烧成的只有一件。
毛泽东拿着毛家笙说：“老祖宗真了不起呀，简单的乐器就能吹出这么好听的声音”
毛智元出生于河南一个制笙世家，从小背诵的儿歌就是工尺谱，“上、尺、工、凡、六、五、乙”（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记谱方法），他童年在爷爷、父亲身边学习古笙的演奏和制作，对这项手艺十分喜爱。据毛智元回忆：
到我爷爷这代时，毛家笙已经做得很精细了，方圆百里小有名气。会做笙就会修笙，1942年河南大饥荒，我爷爷带全家逃荒到西安城隍庙，当时一个鼓乐社演奏结束后把各种乐器放在地上去换衣服了，看到陕西的笙和河南的笙有所不同，我爷爷走到跟前想拿起笙来看看，领班的看到了，急忙摆着手说：“不敢摸不敢摸，修笙忒难了，俺笙坏了都是牵着牲口大老远请人来修，有时还请不来。”我爷爷笑着说：“我也会修呀，你让我试试吧。”很快把几盘坏笙修好了。从此我家和西安市的鼓乐社结下了缘，70多年了一直没有中断联系。 抗美援朝时，洛阳唢呐艺人朱申娃、蔡庚新特来我家定制两盘笙，与洛阳文艺团一起参加国家艺术团赴朝慰问演出，回国后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据说毛主席拿着笙说：“老祖宗真了不起呀，简单的乐器就能吹出这么好听的声音！”没过多久，原南京軍区作曲家李荣（音）在我家住了20多天，让我爷爷给他制作24簧笙，他一试吹，万分惊喜地跷着大拇指赞叹说：“哎呀， 全国跑遍了我可找到好笙了！”
制笙工序繁多，单独做一盘笙至少得花一周时间，全靠手工完成。其中，笙斗做好后要上漆，传统漆艺做成的笙斗黑红发亮，越使用越光，但是制作麻烦，而且一些过敏体质的人沾漆（或闻到气味）后浑身肿胀、出疙瘩流脓水，严重者还需要住院治疗。毛智元说：“小时候家人做笙，我光着膀子在一边玩，我大爷（爷爷的兄长）趁我不注意用漆手在我肚皮上抹了一下，过了一会儿见我没啥反应，笑着说这娃长大能做这活。”
1971年，毛智元初中毕业，跟着爷爷、父亲、叔父在生产队里学做笙，一人一天记10分工。改革开放后，毛家开始独自做笙。毛智元感叹：“我家的笙选料严格，做工精细，上百道繁琐的工序，涉及音乐、木工、漆工、机械加工等多种学问，我用了10年时间才掌握了制笙的全部手艺，还学会了自制做笙的各种工具。想要做好一盘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石刻匠薛永山：“他们刻得不咋样，我就拿起锤和錾子在石头上刻了起来，不大工夫，就将斗大的‘龙门’两字和稍小些的‘陈毅题’3个字刻好了，在场石工和工程负责人都连声叫好”
石刻世家薛氏先祖有8代从事石刻，薛肯堂（1895-1941）所刻的张钫将军之父张子温的墓志，人称“三绝笔”（国学大师章太炎撰文、书法家于右任书丹、一代宗师吴昌硕篆盖）。薛永山是薛氏石刻第8代传人，从小喜爱石刻，由于父亲去世较早，便跟着祖父、三叔学石刻。他回忆第一次做门墩：“和三叔一人一对挑到关林会上卖，9毛钱一对，出人意料，我刻的还先卖了，当时猪肉四毛五一斤，心想着一对门墩就能买两斤肉吃，可不赖呀！”
1964年，薛永山参与了设计洛阳邙山烈士陵园，并刻碑70多通。后来，他又参与了洛阳龙门大桥有关石刻构件的雕凿，据他回忆：
从厂里回家必过龙门，我就每天下午骑着自行车在龙门大桥建设工地溜达一圈，手痒了还刻一阵子……有一天我看他们正在雕刻陈毅元帅为大桥题写的“龙门”两字，老元帅的字铁画银钩，俊秀风流，但说实在话，他们刻得不咋样，我就拿起锤和錾子在石头上刻了起来，不大工夫，就将斗大的“龙门”两字和稍小些的“陈毅题”3个字刻好了，在场石工和工程负责人都连声叫好……后来我还参与了修复龙门石窟奉先寺造像等很多洞窟的佛像、碑记。义务就义务吧，谁让咱喜好呢。
刻碑过程中，錾、锤要配合好，刻出的字不能出现涩滞的刀痕，才能使作品质感真实，有生机、有味道、能传神，“你要问我怎样才能刻好字，我也真说不上来。有一年在附近东宋沟村刻碑，旁边一个老石匠看了我几天，也跟我比较了几天，最后问我说：‘老薛，你刻得咋恁熟络，边边角角一点都不费功夫？’我觉得这都是经年累月学来的结果，悟来的结果，练来的结果。虽经十年寒窗苦，功夫深浅各在人。干啥事都得攒劲，匠人得有匠心，心劲下到了，精雕细刻、精益求精了，谁都能刻好;若不用心，干活毛毛糙糙的，只能当一辈子老徒弟，出不了师”。
薛永山的父亲去世前，留下了收藏的许多名碑拓片。父亲临终前嘱咐薛永山：“这是我毕生心血，可要好好保存好呀！”1980年，为完成父亲遗志，薛永山修复了三套龙门石窟《龙门十二品》拓片，刀功精湛，技艺高超，几可乱真。1982年，偃师市某地要扩建唐僧寺，但是没钱，于是想到日本引资，表弟向薛永山求借《龙门十二品》拓片到日本鬼扎（炫耀），结果“日本人见后对他们好吃好喝招待一番，但拓片没拿回来，现在每当提起这事我都心疼不已”。
有一年，一个合资酒店前要摆石鼓，一个日本老人带着翻译，转了不少地方，找了不少石刻高手，但没人敢接这个活，最后找到薛永山。薛永山看了对方提供的图纸，说行，一星期内做出样品，对方看中了就做，看不中谁也不欠谁。一星期后，日本老人来了，围着样品看了又看，最后点了点头。薛永山很快做成8个石鼓，摆在了那家酒店门口。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时，御用陈家鼓32个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庆典时，御用陈家鼓32个，以应其时年32岁之吉，并为陈家鼓赐号曰“文成和”，陈家鼓由是名声大噪。
陈家鼓第18代传人陈义超介绍，陈家鼓之所以能传承千年，靠的是用料讲究、工序严密、技术独特、鼓音纯正、美观耐用。
为了好木料，陈家鼓匠常常不遗余力地去寻。陈义超回忆：“有一年，一个说书人来买鼓，说新安县一个村的山岭后有一棵桑树，六七米高，树身上布满了日本兵打的子弹。一听说是大桑树，父亲二话不说，带上大哥、四哥和我就去了。按着说书人所说，我们翻山越岭，边走边打听，但是转了一天也没见到那棵布满子弹的老桑树。”
“鼓皮紧紧张，鼓钉密密钉，晴天和雨天，敲着一个声。”这是陈家祖训。蒙鼓皮前，要先在鼓板中间的位置钉一个鼓胆。接下来用砂纸把鼓圈棱角打光，放在张鼓架上，把已做好的圆形牛皮四周打上孔，用牛皮条（或结实的线绳）把每个孔串起来，蒙在鼓圈口上，在张鼓架周围地上楔入木桩或铁环，用绳子把皮条紧紧拴在木桩或铁环上。然后一个人拿着大锤，不停地往石磨盘下打入大木楔子，在磨盘带着鼓圈慢慢升起来的同时，另一个人不停地敲打鼓皮边缘，等鼓皮基本绷紧后，为了使鼓皮的弹性完全释放、伸张度更加均匀，根据鼓的大小，还要让数个小孩子或成年人站在鼓皮上蹦蹦跳跳，经过跳鼓后才能使鼓皮彻底绷紧……
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陈氏兄弟特制直径3.03米的“中华第一鼓”，后被吉尼斯总部认定为“吉尼斯之最”。为了制作这面大鼓，陈氏兄弟曾“千里追牛皮”。陈义超回忆：
1996年，大哥的孩子在村边的公路上，看到了一头大象似的大公牛，估计是牛太大了，人不敢牵，拴在一辆拖拉机后面，跟着拖拉机慢慢前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这头牛是被送往屠宰厂的，得知消息后，我们兄弟几个十分激动，因为几辈子都没听说过这样大的牛，用它的皮做鼓，那该是多好呀！这张牛皮得买下。我们赶到了马坡村的一家屠宰厂，不巧的是，那头大牛已经被宰杀，牛皮被商丘柘城的一个皮贩子买走了，出价900元。 我们追到了柘城，皮贩子张嘴要价1万元！我们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无法接受，最后空手而返。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我们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张牛皮。想想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遇上这么大的牛皮，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几个一咬牙，決定还是买下吧。但这张特大牛皮，这时又到了偃师另一个皮贩子的手里。我们追到偃师，皮贩子张嘴要到1.8万元，我们磨破嘴皮，最后以1.25万元的价格买回了这张魂牵梦绕的大牛皮。
买是买回来了，可还真不好给它派上用场，毕竟它太大了，而且只能蒙半个鼓面，即使做成鼓了，谁会要这么大的鼓呢？转眼就到了1997年的3月，香港回归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我们兄弟几个一商量，做一个特大型的鼓献给祖国，祝贺香港回归。
说干就干，我们从市木材公司买回了两棵上好的东北硬柞木，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夫，做成了一个鼓面直径3.03米、鼓腰直径3.25米、鼓高0.95米的特大鼓。鼓的一面，蒙的就是那张千辛万苦买回来的大牛皮，另一面，用8张牛皮精心拼接而成，中间1张，四周7张，象征香港回归的日子……
1997年6月2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的开鼓仪式上，我们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采访，并受到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亲切接见。他敲响鼓后伸出了大拇指：“响，真响啊！”
108道工序制成的宣纸千年不蛀不腐，日本人曾组团偷师
宣纸产地在安徽泾县西南的小岭一带。1986年，日本人组团到泾县偷师宣纸绝密工艺的故事，时至今日仍在这片山区流传。
1986年，日本组织“造纸工业考察团”前往泾县参观访问。
据说，泾县宣纸厂的员工们非常热情而坦诚地接待了他们，对于宣纸工艺，事无巨细，倾囊相告。而日本人在参观途中频繁地顺手牵羊，看似无意地带走了许多原料，回国进行检测，后来也生产出质量很不错的宣纸，冲击了泾县曾经独占的宣纸市场。
事实上，国外对宣纸技艺的窥测已逾百年。根据安徽财经大学曹天生教授考证，从19世纪末开始，外国人潜入泾县寻找造纸秘诀至少有6次：光绪三年，《烟台条约》生效后，芜湖海关刚刚开放，英国便派人进入泾县;6年后，日本内阁印刷局造纸部派栖原陈政，化装潜入泾县;此后，日本人内山弥左卫门又从南京频繁进入泾县……他们的目标都是同一个，宣纸。
“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细分108道工序，历时3年完成，宣纸有“纸中之王”的美誉;它玉骨冰肌、绵韧洁白的独特品质使它和艺术共生、与文化共存;它传承千年，不蛀不腐，使得文书典籍、书画珍品得以千古传存，被誉为“千年寿纸”。
中国宣纸制作技艺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入选理由中明确讲到“自唐代以来，它一直是书法、绘画及典籍印刷的最佳载体，至今仍不能为机制纸所替代”。
走进挂着“保密重点单位”牌子的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泾县宣纸厂内，可以看到工人们至今仍沿用着明清时期生产宣纸的全部108道纯手工工序，著名的“红星”牌宣纸就是在这里诞生的。推开“碓房”的房门，师傅们正通过舂碓分别敲打着青檀树皮、沙田稻草，其中的纤维经过这样“千锤百炼”被打碎，再按比例和好，通过布袋的细缝把杂质、灰尘过滤掉，最后布袋里仅剩下洁白的纸浆，才能进入后续步骤，即配浆、捞纸、晒纸等……
捞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自1985年开始学习捞纸，匠人周东红就扎根在纸浆池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每天数百甚至上千遍这样的动作：抬起竹帘、入池轻划;伴随着浆水经过竹帘时细密的哗响，游离在水中的纸浆被他手中的竹帘抄捞而出，结成一张有形薄纸，附着在竹帘之上;将竹帘轻轻揭开，一张宣纸的雏形便铺陈开来。
周东红介绍：“每一个品种的宣纸都有不同的尺寸、薄厚要求，光是纸浆的配方就有100多种，而要完成最传统的捞纸，需要两名工人配合，一位抬帘，一位掌帘，至少三五年才能培养出一名成熟的捞纸工。”
按照规范，纸浆池每加一次浆，能捞出约100张常规宣纸，每张长138厘米、宽69厘米，重量为每张30克;每刀纸（100张）的总重量误差仅为±2克，且抖出任何一张，都要有“骨肉匀停”的极致手感。在捞出这100张宣纸的约50分钟时间里，捞纸工面前的纸浆浓度在不断地变化，越往后捞，纸帘在浆池中“过水”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这其中微妙的变化，全凭捞纸工经年累月的经验，无法言说，一双手自有“记忆”。
“你是咋吹的，能一股劲把银疙瘩化成水？”
“记得有一年，一个吹响器（唢呐）的人，围在我的摊前看了老半天，最后问我：‘你是咋吹的，能一股劲把银疙瘩化成水？’我说：‘这都是功夫呀！’现在的银匠享福了，不再用嘴吹气化银了。大约1995年前后，市场上出现了皮老虎（一种小风箱），连一个小汽油罐和一把焊枪，用脚不停地踩着皮老虎，焊枪喷出的汽油气燃烧的火焰温度很高，也好调节，很快就把银子化开了。”银匠卜明新回忆。
过去小孩子们学银匠，师傅会先交给他一根吹管，让他练吹功。吹功练会了，能化开银子，师傅才会正式收徒。吹功练好了，才有机会学习锤揲、拔丝、錾花、镂空、浮雕、镶嵌、鎏金、焊接、点翠、珐琅、洗银等银匠手艺。
卜明新16岁跟着父亲学银匠。在学艺最初的一年多里，他每天练吹功、拉风箱、下料、递工具，打下手，干的多是粗重活。学艺两年后，父亲才让他制作第一件银手镯。他后来回忆：“当时不理解父亲为何老让我打杂，不让我上手，现在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那是为了磨炼我的耐心，练就基本功。一名真正的手艺人，必须有很强的定力和扎实的基本功。”
银器制作讲究的就是耐心和恒心，“银匠要心细手稳，精雕细刻，一锤锤地来，功夫是在年深日久的重复中练出来、悟出来的。二三十道工序，没有四五年的磨炼学不成手艺……10个徒弟中，能真正学会全部手艺出师的，不会超过3个人”。
随着社会发展，机械加工出来的银饰对银匠的生意冲击很大。 “现在除了上了岁数的人，年轻人已很少有人光顾银匠摊了。”卜明新说，“前些年，也有年轻人想学银匠，但银匠要求悟性高，得沉下心来，专心致志，每天低着头敲敲打打上万次，一坐就得几个小时，时间长，成本高，太熬人。他们耐不住寂寞，熬不過艰辛，想挣些快钱，就更等不及收益……不管咋说，我的6个孙子中，大孙子亚辉坚持了下来，也算是我家第5代传人。”
能打出花的铁水，需加温到1600℃至1700℃
正月十五这天，天还未黑，人们三三两两朝无定河边的九龙桥畔走去。河滩上，小炉一字摆开，在艾绳军的指挥下，匠人们将砸碎的生铁装入坩泥锅中，在风箱的鼓吹下，上蹿的火苗和炉底吹出的炭花，成了打铁花前一道绚丽的光影。
打铁花是陕西米脂县流传千年的民俗，一般在元宵节前后进行表演。艾绳军是米脂县打铁花技艺的传承人，家里有4代铁匠。
艾绳军介绍，打铁花的主要工具是坩泥锅和坩泥勺，是用极耐高温且非常黏的“泥”捏制而成，坩泥锅的形状很像古代指南针司南。打铁花用的主要原料是生铁、锯末，能打出花的铁水，需加温到1600℃至1700℃。
铁花虽然好看，但表演起来却惊心动魄，难度很大，“必须有独特的冶炼技术、高超的技艺”。
艾绳军打铁花时，会戴一顶浸湿的大沿帽子，身穿布衣裤，脖子上围着围巾。这样穿戴是为了防止飞溅的铁花烫伤皮肤。
等生铁熔化成了沸腾的铁水，艾绳军用坩泥勺从坩泥锅中舀出铁水，倒在放着湿锯末用水浸泡过的木板上，刹那间，锯末开始燃烧。艾绳军迅速离开炉子，平端着盛上铁水和锯末的木板跑出十几步，先将铁水与锯末向上抛起二三十厘米，在铁水还没有洒落的瞬间，用木板对准铁水猛击，酷似棒球运动员击球时的姿态。坚硬的钢铁在他的手中化作了绕指柔，一道优美的弧线随着胳膊一起，划破夜空，顿时，鲜红的铁水像万树银花一簇簇绽放，从高处倒悬坠落，如同火山喷发，又像天女散花，铁汁溅起十几米高的金色火花，在夜空中此起彼伏地怒放，散落地上时就像金蛇飞舞，流光溢彩。
2011年，米脂打铁花被列入陕西省非遗名录。此前，确山打铁花已于2008年被国务院和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非遗。
大阳钢针从加工原料到制成成品，一共有72道工序
把5厘米宽的熟铁块，用手打磨成直径0.3毫米的钢针，这是“九州针都”——晋城市泽州县大阳古镇“铁杵成针”的神技。2006年。大阳钢针成为山西省第一批省级非遗。裴向南是这项手工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
早在明朝时期，大阳由于冶铁业发达，手工制针达到鼎盛，一度发展成为全国制针业中心，所产的钢针销往全国以及海外。裴氏先祖的手工制针技艺名噪一时，“制出来的针锋利，光洁度好，有柔韧性，不容易折断”。
裴向南坐在火炉前，将一块铁板埋在炭火中加热，然后一边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一边不时检查铁板的状态。不一会儿，铁板被烧得通红，他用火钳把烧红的铁板夹出来，放在铁砧上，拿起一把錾子从铁板上裁下一条5毫米宽20厘米长的铁条。随后将裁下的铁条重新放入火中烧红，用锤子慢慢锤打，捋成尖尖的锥状针坯，截断后，便成为一根钢针毛坯。
“大阳手工制针程序，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差之分毫，则整根针全部报废。”接下来，裴向南要给钢针冲孔，这是制针工艺的最难处，需要掌握火候、力度和位置。裴向南介绍，用力太大，容易把针尾敲打崩裂，用力太小，又不容易穿透针孔;在位置选择上，针孔必须选在尾端正中间，稍偏一点儿都有可能导致针尾断掉，钢针报废。
裴向南16岁跟随父亲学习制针，初学时，为了熟练掌握打孔技巧，半年时间里，因为练习不成功报废的钢针有近千枚，手指被扎出血更是时常发生的事。他说：“这项工作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有时候妻子在一旁叫我都没有注意到，练习结束时，也常常会出一身的汗，整个人都感觉晕晕的。”
初步打出针孔之后，还要对针孔内部进行精细打磨，以达到光滑、不断线的效果。这项工艺是对耐心与细心的考验，针锥必须在直径0.1毫米的针孔内部不断打磨，反复很多次。
冲好孔后，他又拿起锉刀在磨石上把针磨尖，倒在热锅里翻炒，再舀一瓢水倒入锅里，这道工序叫热淬，目的是增加针的刚性和硬度。然后施蒸针……
大阳钢针从加工原料到制成成品，一共有72道工序，若单纯制针，也要经过取火、凿条、滚圆、蒸针、复锉、抛光等20多道工序、近百件工具打磨、数千次锤炼。祖辈们就是以这样制成的针，跟随晋商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供应着华夏大地上至皇亲下至黎民的诸多家庭。
印章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夏、商、周），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
印章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后汉书》记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夏、商、周），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
刻章人的基本功是练好书法，得熟练掌握篆、隶、楷、行四种字体。李中山16岁跟随叔父李新宽学习刻章，被叔父逼着每天写毛笔字，写得最多的是各种字体的“永”字。因为“永”字笔画全，除了没有走字底，横竖撇捺点勾都齐了。这个习惯，李中山一坚持就是70多年。
写好正字本来就不容易，写反字就更难了。由于印章上刻的字和盖到纸上的字是相反的，所以要想使印在纸上的文字是正字，那就必须在章面上刻反字。同时，一般的章面都比较小，章料也不同，字体偏大或偏小看起来都不美观，要在刻章时做到游刃有余，必须靠长期的勤学苦练才行。
刻章有8道工序，磨章面、把章面固定在印床上、打格子、在章面上写反字、雕刻、打残边、清底子、试印章。工序看似简单，实则内有乾坤。以雕刻为例，李中山介绍：“我刻章70多年，金、银、铜、钢，水晶、玛瑙、翡翠，象牙、牛角、石头、有机玻璃，木头、塑料、橡皮等，啥材料都见过，啥材料也刻过，但不同的材料需要不同的刻刀和不同的刻法。”
随着电脑刻章的出现及流行，刻章行业没有了入行门槛，传统手工刻章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李中山认为，机器刻出来的章一模一样，死死板板，没有生命和灵魂，不能防伪，也只能雕刻塑料、橡皮、有机玻璃章，没有手工章特有的痕迹和味道。 李中山年逾八旬仍每天早上起床练字，然后到店里去。他说：“我不图挣多少钱，只图有事干不寂寞。现在的小青年整天抱着手机，而手工刻章需要整天坐在那里，长时间练习、钻研，收入又无法保证，已经没人愿意再学这门手艺了。但我始终认为，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只要文字不灭绝，手工刻章业就不会灭绝。”
吹糖人匠：“没有老师，我就跟着各种动物跑，仔细观察它们的特点”
一辆陈旧的“二八”自行车，一个小铁箱，铁箱里放一个小炉子，里面用锯末生火煮糖。自行车车把上支一个铁架子，吹好的糖人用竹签穿好，插在架子上的小孔里。摊主赵留合拿起一块糖，边吹气边用手或捏或拉或拽。不一会儿，一只老鼠就活灵活现地出现了。
吹糖人一般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是熬糖稀，第二是做造型。造型的关键在于口吹手捏，要求气和手运用得恰到好处，因为糖稀“热了黏着手（有时烫起泡）吹不成，凉了也吹不成，稠了吹不成，稀了也吹不成;吹的力度要恰到好处，用力过猛则容易吹破，力道不足则难以成型;两手扯的力度小了，扯不开，力度大了，就可能留不出气孔，也吹不成”。整个过程必须经过长期苦练，手法准确，精益求精，造型简洁生动，颜色搭配好看才行，没有三两年苦功夫弄不好。
赵留合出生于1944年，16岁时向父亲要了5元钱置工具，开始挑着担子撵会头、游四乡吹糖人。据他回忆：
没有老师，我就跟着各种动物跑，仔细观察它们的特点。出去游乡，看见谁家的房脊上、门匾上有好看的动物形状或花鸟图案，我就放下挑子现场吹捏，一次不行两次，直到弄像为止。我还买了红、绿、黄几种食用色素，搭配起来花红叶绿、五颜六色很吸引人。几年下来，我在内容、形式、色彩上都有了不小的突破，十二生肖、花卉虫鸟就成了我的拿手活。那时候人都没钱，铜锣一响，孩子们围过来，用碎铜烂铁、牙膏皮、皮绳头、麻绳头、鞋底子、头发、红薯、萝卜换糖人，早上出去挑的担子轻，晚上回来时担子压得走不动路，我腰疼的病根就是那时落下的。
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四处跑，有时候遇到故意刁难的人，会吹的他吹，不会吹的他也想着方法吹出来，渐渐地花样越来越多。赵留合回忆：
改革開放后，有一年在呼和浩特，一个年轻人非让我吹个刺猬。说实话刺猬我没吹过，怕吹不好，就说吹个刺猬也不难，但一个得10块钱，另外一根刺再加一毛钱。小伙子仍然执意要吹，我就开动脑筋，想着刺猬嘴尖腿短像小猪，就先吹了个小猪，然后拿着糖稀棒在小猪身上粘一下向上扯一下成一根刺，当扯出80根刺时，小伙子也傻眼了，不让我再扯了，围观的人拍手叫好。
赵留合爱动脑筋，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善于推陈出新，始终比同行技高一筹，比如在糖塑上粘个小竹管、穿入细钢丝、贴面小红旗，风一吹，整个部件都动了起来，很有生气。他吹出的糖人多以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俗活动中的人、事、物为题材，除瓜果蔬菜、十二生肖、花卉飞禽走兽外，还有鲤鱼跳龙门、百鸟朝凤、鸳鸯戏水、老鼠偷油喝、富贵有鱼（余）等，活泼生动，惟妙惟肖，“人要啥我吹啥，有五六十个品种，很受欢迎”。
“面人郎”传承人，把传统技艺搬上互联网
3/4的面粉和上1/4的江米面，烫熟，上锅蒸，再调上颜色和蜂蜜，揉搓起来……不管多忙，郎佳子彧每周都至少做一次面塑，提前用180目的筛子把面粉筛得极细。
作家冰心在《“面人郎”访问记》里写到的郎绍安，是他的爷爷：
“我是前清宣统元年生的，属鸡，照推算该是1909年吧。我的祖先是吉林省珲春石山子的人，入关已有三百多年了。我们是满族镶红旗人，可是到了我的父亲的时候，家道就很困难了。我父亲做小买卖——卖豆腐浆，供不起我们弟兄四个读书，因此我虽从六岁起读书，到了十一岁那年就停了学……
“有一次我在白塔寺庙会上，看见有捏面人的，这位就是我的师傅赵阔明同志了，我站在旁边看他手里揉着一团一团的带颜色的面，手指头灵活极啦，捏什么像什么，什么小公鸡啦，老寿星啦，都像活的一样！我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我总挨在他身边，替他做这做那，替他买水喝，买东西吃，他挪地方我就替他搬东西什么的，我们就攀谈起来了。他问我姓甚名谁，住在哪里。我都说了。他说：‘我也住在宫门口，怎么不认得你呢？’我回家去天已经晚了，父亲正要责怪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还恳求地说：‘我喜爱这个！我想学捏面人。’父亲答应了，同赵阔明老师一说，说成功了……
“我跟师傅学了一个多月，自己就能捏些东西，出去哄小孩儿了。反正是粗活，什么小鸟啦，小兔啦，胖娃娃啦，不能说好，可是小孩说像说好就行了。一件卖一‘小子儿’或者一‘大子儿’的，一分钟能捏上一个，就够我生活的了。
“一年多的功夫，我就会捏戏文，什么‘二进宫’啦，‘三娘教子’啦……那时候师傅就上天津去了。我只好自己买些香烟里有戏文的洋画，照着来捏。可是洋画上一出戏只有一场，不够生动，我想捏戏中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我就开始去听戏，又没有钱，买不到前排的座位，只好在后边远远地看吧，看完回来，回忆，揣摩戏中人的种种神情动作，常常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
“从此我就过起游艺的生涯了，我和我的爱人，背着箱子，拉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一家人走遍了天涯海角。我们到过天津、青岛、烟台、威海卫……也到了上海，在静安寺路交通银行的石头窗台上摆过小摊。那时我捏的小面人，就有人来收买，转卖给外国人，什么佛爷啦、寿星啦、胖娃娃啦，凑成一打，送到外国去……”
在采访中，冰心感叹：“我真不知他是怎么捏的，会捏得这么小，这么可爱！”
在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郎佳子彧从小就接触面塑。2008年6月，“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时年13岁的郎佳子彧兴奋极了。16岁时，他被北京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破格吸收为准会员，18岁转为正式会员。如今他就读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是一名研究生。
郎佳子彧曾在网上上传了一条教人们如何捏哪吒的视频，获得超过13万点赞。★
（责编/陈小婷 责校/李希萌、袁栋梁 来源/《中国匠人 河洛手艺人图文录（一）》），李学立、白丁著，中国摄影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手上的朴光：中国民艺之旅》，令狐磊主编，佟佳熹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天价“毛瓷”：政治任务烧出瓷中精品》，韧雾/文，人民网2013年8月2日;《失传200年铸胎珐琅工艺重现 “天龙八部”亮相》，蔺丽爽/文，《北京青年报》2005年1月12日;《南京云锦博物馆：红四合如意云纹地状花纱袍料仅2件存世》王鹤瑾/文，人民网2014年5月16日;《李克昌：琉璃大师的跨界驰骋》，唐克、萧蕙/文，《山东画报》2018年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