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代，灵丘地处京城近畿，所处地势十分险要。著名的灵丘道纵行其境，北魏王朝在此复县、置郡，为塞上拓跋政权南控中原的战略要地。因东有隘门之险，西有温汤之胜，诸帝曾多次巡幸并经此南巡中原。频繁的政治、军事、商贸活动，为灵丘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其中有迹可寻的主要集中在灵丘城东南的隘门峡谷之内。在峡谷北段5公里范围内，以灵丘道为轴线，两侧自北而南有隘门塞、义仓、文成帝御射台及《皇帝南巡之颂》碑、北海王拓跋祥石碣、孝文帝敕建的觉山寺及巍峨壮观的十三级密檐砖塔、隐若云间的翠云洞和凿于绝壁的古栈道，构成了一组硕大丰富的北魏文化群遗址。隘门峪内，众多的北魏文化遗址与峡谷、峭壁、苍山、奇峰、碧水等自然景观浑然一体，既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古迹，又为不可多得的旅游胜境。
　　
　　 隘门塞、义仓遗址
　　位于隘门峪口，距今县城东南7.5公里。唐河（古称 水、沤夷水）至此由西而南进入险峻的峡谷地带。峡谷隘口宽30余米，两侧为峭立山峰，形似两扇大门，俗称“龙门”、“门头”，为灵丘道上的一个咽喉。郦道元《水经· 水注》记载：“ 水自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饥禁行旅。”北魏曾在峪口设关塞和义仓。《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三》蔚州灵丘条载：“隘门山，亦曰隘口央县东南十五里。……后魏明元帝置义仓之所。”清顺治《云中郡志》及清康熙《灵丘县志》对此也均有记载。
　　
　　 灵丘道遗址
　　 北魏从统一北方、南控中原及商贸、文化交流的需要出发，曾三次在原飞狐道的基础上整修灵丘道。道武帝拓跋圭天兴元年（398年）正月，“车驾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今河北曲阳西北）至代（代郡，今大同）五百余里”；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二年（436年）八月，“诏广平公张黎征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孝文帝元宏太和六年（482年）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自代郡灵丘南逾太行，至中山（今河北定州）”。灵丘道之名自此见于史籍。其实，灵丘道即东汉王霸修治的飞狐道经唐河峡谷向西北的延伸，与天兴元年北魏迁都平城前修治的直道，同为一道。从今唐县西北洪城开始，凿通恒岭，过倒马关，经灵丘，越高氏山（今恒山）达平城。
　　 灵丘道北起平城（大同），越石铭陉（今浑源县戗风岭），经温泉宫（今浑源县汤头温泉），过灵丘城沿唐河峡谷，穿恒岭，达信都（冀州）、邺（临漳）及中山。灵丘道多从深山峡谷中穿过，修治难度可想而知。
　　 灵丘隘门峪内20余公里路段十分艰险，其中觉山寺南一段绝壁凿修栈道通行，此古栈道遗址尚存。在唐河东岸距河床5米高的石壁上遗有上下两排栈道凿孔。孔呈方形，长宽各24厘米，深35厘米，孔距1.1米至1.8米不等。灵丘道经过三次大规模整修，南通中原的交通条件大为改观，被视为北魏国道。道武帝从中原迁徙六州吏民10余万人充实代郡，就是从灵丘道通过的。北魏诸帝屡经此道南巡中原，仅文成帝在位时就达4次之多，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又经灵丘道北巡，说明灵丘道在北魏时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条古道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特别是北魏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唐代又称飞狐道，仍然对促进塞上与中原的交流、融合，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御射台及御射碑
　　《魏书·高宗纪》记载了和平二年（461年）文成帝南巡河北平原，返平城途经灵丘时御射南山的情景：
　　 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遂幸信都。三月，刘骏遣使朝贡。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诏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在返回平城途经灵丘时，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
　　 《水经· 水注》对御射碑及御射台的位置做了详细记载：
　　 “ 水自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历南山，高峰隐灭，深溪埒谷，其水沿涧西转，经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则秀嶂分霄，层层刺天，积石之峻，壁立直上，车驾沿□，每出所游□焉。 水西流，又南转东屈，经北海王祥之 碣南，御所屈柱石柱北，而南流者也。”
　　 《魏书·北海王祥传》也对文成帝南巡御射活动作了间接记载，并记述了随孝文帝北巡时北海王拓跋祥等在《南巡碑》处试射的情景：
　　 高祖自洛（阳）北巡，祥常与侍中、彭城王勰并在舆辇，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铭之所，高祖停驾，诏诸帝及侍臣，皆试射远近，唯祥箭不及高宗箭所十余步。
　　 唐河向南流至峪内1.5公里处折向西，又转向北，形成河北岸南北狭长的龟状台地，这就是文成帝的射箭所在，史称御射台。与御射台隔河相对并立着石柱般的三座山峰，人称“笔架山”，文成帝的箭就是从峰间豁口射过去的。从御射台南端到笔架山，加之隔河距离达500米左右，可见文成皇帝武功和臂力过人，无愧为一代鲜卑骄子。
　　 御射碑座落在御射台地中央偏南，约在宋代中叶后被毁坏湮灭于地下。1985年县文物部门普查文物时在台地上发现石龟碑座及残碑2块。1993年、1994年山西大学历史地理专家靳生禾教授、山西省测绘大队谢鸿喜先生和山西省文物局考古所张庆捷所长、灵丘县文物局李彪等，先后进行现场发掘、复原。并分别撰写发表了《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考察清理报告》、《山西灵丘县发现北魏“南巡御射碑”》。张庆捷还发表了《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证》。《南巡碑》碑座龟体硕大，饱满深拙，为北魏石刻珍品。碑体高大宽厚，碑身宽137厘米，厚29厘米，高4米，碑额正面篆刻“皇帝南巡之颂”六个大字，碑阳记载了文成帝数次南巡的战略思想及其业绩，碑阴记载了南巡从臣280余人的姓名及官爵。残碑拼合后可辨识文字2600余字，其中碑阳173字，碑阴2440余字。碑文书法为带有浓重隶书影响的魏体，工楷规范，娟秀潇洒。北魏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碑现已复原存放于觉山寺内。在我国古代早期碑碣中，像该碑记述皇帝的重大活动的碑碣十分罕见。该碑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北魏史和民族史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实物资料，对于书法研究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已历1540载的《南巡碑》被重新发现，引起了史学界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宋新潮副司长、山西省文物局原局长郭士星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童超先生、北朝史专家李凭博士、西北大学文博院周伟洲院长，先后到御射台对《南巡碑》进行过考察研究。
　　
　　 觉山寺及砖塔
　　 觉山寺是北魏太和七年（483年）修建的一座佛教寺院，位于御射台西南1公里的唐河西岸台地上，寺后山崖上有悬钟岩、舍利洞。该寺现存清光绪十一年至十五年重修的庙宇134间，寺内现存的十三级密檐砖塔为辽大安六年（1090年）重建。关于觉山寺的来历，辽重熙七年（1038年）五月二十五日《重修觉山寺碑记》载：
　　 ……元魏太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孝文帝姿擅岐嶷，性笃仁孝，听览庶务，从善如环，而且哀矜百姓，犹若已溺。值太后升遐日，哭于山陵，绝膳三日不辍声，思答母恩。乃于灵丘邑之东南，溪行逶迤二十里，有山曰觉山，岩壑幽胜，辟寺一区，赐额曰觉山寺。招集方外禅衲五百余众，栖息于内，衣糗华具。仍勒六宫侍女，长年持月六斋。其精进内典者，并度为尼，亦一时盛举也。
　　 觉山寺与普通佛寺相比有五个独特之处：一是该寺系孝文帝为报母恩而敕建，属皇家寺院；二是砖塔为古代砖雕精品。辽道宗皇帝敕旨重修的十三级密檐砖塔，砖雕精美，玲珑壮观。第三层空心塔室四壁保存有基本完好的60平方米壁画，为辽代重修时原画，至为珍贵。该塔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雕塑史、美术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更值得一提的是，明天启六年（1626年）灵丘曾发生七级（裂度9）大地震，县城官私房舍及觉山寺庙宇尽毁，唯砖塔独存。而该塔距离地震震中不足30公里，由此可见这座塔建造的技术水平之高；三是觉山寺有“井塔三奇”之说。按清康熙《灵丘县志》所述：“寺前浮图高三十丈，塔左山冢上一小浮图高与之，并塔侧一井亦深三十丈，士人因号‘三奇’”，为古代灵丘九景之一；四是雨季显现“雾碑”。在觉山寺东侧的峭壁之上，每到雨雾天气，就有一通碑显现在山间，天晴雾散之时雾碑自然消失，十分神奇可观；五是寺院周围自然环境优美。寺院坐北朝南，四周奇峰耸立，寺下唐河环流。每年春夏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如诗如画，到此一游，犹如进入仙境一般，令人留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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