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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热的岁月里
说起“五一”劳动节，“劳模”这一光荣形象即刻从记忆中翻身跃起。
在中国，现在的“五一”节，是三天小长假；往前说是“五一”黄金周，人们的热情徜徉在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再往前说，“五一”节这一天，是对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召开的表彰大会，会后是有组织的游园活动。
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北京的少年儿童，我和同学们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在中山公园跳集体舞，热烈欢迎被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前来参观游览。伴舞的音乐有《劳动最光荣》《假如你要认识我》《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石油工人之歌》这些耳熟能详、讴歌劳动光荣的歌曲。
在北京的春日里，桃花盛开，少年儿童翩翩起舞，“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劳动模范们黝黑的面孔上深深的皱纹里荡漾的全是幸福的花朵。“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人们和着音乐，拍着粗壮有力的大手，步入公园。在难得清闲的细碎春光里，享受着劳动人民亲手创造的美好时光。“五一”节和劳模的记忆，对于少年时代的我就像雨后的阳光一般充满了愉悦的正能量。
劳模从字面上看，是劳动者的模范和榜样。在火热的岁月里，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劳模是政府给普通群众树立的榜样，可以用来指引各个时代“劳动者的热情向何处去”。
劳模，成了最具时代气质的公共人物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中央政府很快就将“五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工人阶级的地位，除党章里有了规定外，也以节日的形式宣示天下。劳模就是这个时候随之出现的。每隔5年的“五一”，以国家的名义推选出的各条战线上的劳模，受到大张旗鼓的表彰。
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劳动者的身份内涵也在60多年中发生了几次变化。每次变化无一例外都有劳动模范脱颖而出。
50年代产生了“铁人”王进喜和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时传祥；60年代“农业学大寨”中的“铁姑娘”郭凤莲；80年代的劳模代表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修脚女工于素梅；90年代的劳动模范代表为北京公交售票员李素丽和搬掉废钢渣山的太钢工人李双良以及徐虎；21世纪最初的10年还有当代“活雷锋”郭明义。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主人翁精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劳模是与劳动竞赛和计划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拼命苦干的“老黄牛”成为典型形象。绝大多数劳模都是奋斗在一线的职工。
1959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模会议，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汇聚北京（又称“群英会”），其中包括“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老电影《创业》讲述的就是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的精神。
在当时影响较大的还有《青年鲁班》，几乎全国所有工矿企业都组织过职工观看。《青年鲁班》的人物原型，就是当时的全国劳模、后来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上世纪60年代，青年木工李瑞环是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的青年突击队队长，4年里，他的文化水平由初中提高到高中，并运用了几何学的原理自创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仅用3天就完成了原本预计8天都很难完成的200米长屋顶外檐模板的制作。
1960年2月12日，《北京日报》把李瑞环在建设人民大会堂过程中的创造性行为定位成“猛攻文化堡垒，攀登科学高峰”。有人说这个发明在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用科学计算的方法代替了据说是从鲁班时代就流传下来的“放大样”的办法。
这也是青年突击队自出现以来，首次摆脱“苦干、猛干”的闷头劳动者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巧取、智夺”的知识青年形象。
在10年“文革”中，劳模被停止评选。直到1979年，中央政府明确对“劳模”和“先进”做了理论概括——必须是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能体现社会发展的方向。
当时家喻户晓的电影《瞧这一家子》反映的就是80年代初社会风气新旧更迭的面貌，刘晓庆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服务态度恶劣的售货员，很有时代特征。与之有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劳模、售货员张秉贵。1977年的纪录片《人民的售货员》里有这样的叙述：
在售货员中，最有名的要数张秉贵，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年代，张秉贵的服务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非常大，再加上当时的物资相对匮乏，顾客购物通常要排长队。就因为听到了两个女顾客悄悄说的“服务态度还行，就是动作太慢”这句话，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终于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过硬本领。
张秉贵创造了一套“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工作方法，就是在接待第一个顾客时，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好招呼，做好准备。他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三四分钟减为一分钟。他还注意研究顾客的不同爱好和购买动机，揣摩他们的心理。这些服务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先进的。
大多数劳模是亿万劳动者中的一员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社会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时代，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劳动者豪情万丈地投入到生产学习中去。知识分子被邓小平着重强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劳模里于是出现了很多勤学苦研的人。比如，为研制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而英年早逝的蒋筑英；被誉为“中国式保尔”的航天专家罗健夫等。
从90年代中叶开始，评选劳模又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对经济建设和科教卫体等领域作出贡献的人，有相当幅度的倾斜。这个标准被沿用至今。
60多年来，中国一线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内涵发展。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类摆脱饥荒，让天下人都吃饱饭。”这是袁隆平的一句名言。电影《袁隆平》由此生发，再现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研究并取得成功的風雨历程，展示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心忧天下、造福人类的宏大抱负，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袁隆平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之一。
大多数劳模是亿万劳动者中的一员。时代选择了他们，把他们从茫茫人海中推选出来，被媒体塑造激活用以激励其他劳动者。他们成为我们社会几十年来的公共精神资源。（来源：《人民公安》）
说起“五一”劳动节，“劳模”这一光荣形象即刻从记忆中翻身跃起。
在中国，现在的“五一”节，是三天小长假；往前说是“五一”黄金周，人们的热情徜徉在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再往前说，“五一”节这一天，是对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召开的表彰大会，会后是有组织的游园活动。
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北京的少年儿童，我和同学们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在中山公园跳集体舞，热烈欢迎被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前来参观游览。伴舞的音乐有《劳动最光荣》《假如你要认识我》《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石油工人之歌》这些耳熟能详、讴歌劳动光荣的歌曲。
在北京的春日里，桃花盛开，少年儿童翩翩起舞，“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劳动模范们黝黑的面孔上深深的皱纹里荡漾的全是幸福的花朵。“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人们和着音乐，拍着粗壮有力的大手，步入公园。在难得清闲的细碎春光里，享受着劳动人民亲手创造的美好时光。“五一”节和劳模的记忆，对于少年时代的我就像雨后的阳光一般充满了愉悦的正能量。
劳模从字面上看，是劳动者的模范和榜样。在火热的岁月里，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劳模是政府给普通群众树立的榜样，可以用来指引各个时代“劳动者的热情向何处去”。
劳模，成了最具时代气质的公共人物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中央政府很快就将“五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工人阶级的地位，除党章里有了规定外，也以节日的形式宣示天下。劳模就是这个时候随之出现的。每隔5年的“五一”，以国家的名义推选出的各条战线上的劳模，受到大张旗鼓的表彰。
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劳动者的身份内涵也在60多年中发生了几次变化。每次变化无一例外都有劳动模范脱颖而出。
50年代产生了“铁人”王进喜和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掏粪工人时传祥；60年代“农业学大寨”中的“铁姑娘”郭凤莲；80年代的劳模代表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修脚女工于素梅；90年代的劳动模范代表为北京公交售票员李素丽和搬掉废钢渣山的太钢工人李双良以及徐虎；21世纪最初的10年还有当代“活雷锋”郭明义。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主人翁精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劳模是与劳动竞赛和计划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拼命苦干的“老黄牛”成为典型形象。绝大多数劳模都是奋斗在一线的职工。
1959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模会议，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汇聚北京（又称“群英会”），其中包括“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老电影《创业》讲述的就是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的精神。
在当时影响较大的还有《青年鲁班》，几乎全国所有工矿企业都组织过职工观看。《青年鲁班》的人物原型，就是当时的全国劳模、后来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上世纪60年代，青年木工李瑞环是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的青年突击队队长，4年里，他的文化水平由初中提高到高中，并运用了几何学的原理自创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仅用3天就完成了原本预计8天都很难完成的200米长屋顶外檐模板的制作。
1960年2月12日，《北京日报》把李瑞环在建设人民大会堂过程中的创造性行为定位成“猛攻文化堡垒，攀登科学高峰”。有人说这个发明在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用科学计算的方法代替了据说是从鲁班时代就流传下来的“放大样”的办法。
这也是青年突击队自出现以来，首次摆脱“苦干、猛干”的闷头劳动者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巧取、智夺”的知识青年形象。
在10年“文革”中，劳模被停止评选。直到1979年，中央政府明确对“劳模”和“先进”做了理论概括——必须是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能体现社会发展的方向。
当时家喻户晓的电影《瞧这一家子》反映的就是80年代初社会风气新旧更迭的面貌，刘晓庆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服务态度恶劣的售货员，很有时代特征。与之有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劳模、售货员张秉贵。1977年的纪录片《人民的售货员》里有这样的叙述：
在售货员中，最有名的要数张秉贵，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年代，张秉贵的服务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非常大，再加上当时的物资相对匮乏，顾客购物通常要排长队。就因为听到了两个女顾客悄悄说的“服务态度还行，就是动作太慢”这句话，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终于练就了“一抓准”和“一口清”的过硬本领。
张秉贵创造了一套“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工作方法，就是在接待第一个顾客时，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好招呼，做好准备。他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三四分钟减为一分钟。他还注意研究顾客的不同爱好和购买动机，揣摩他们的心理。这些服务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先进的。
大多数劳模是亿万劳动者中的一员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社会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时代，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劳动者豪情万丈地投入到生产学习中去。知识分子被邓小平着重强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劳模里于是出现了很多勤学苦研的人。比如，为研制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而英年早逝的蒋筑英；被誉为“中国式保尔”的航天专家罗健夫等。
从90年代中叶开始，评选劳模又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对经济建设和科教卫体等领域作出贡献的人，有相当幅度的倾斜。这个标准被沿用至今。
60多年来，中国一线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内涵发展。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类摆脱饥荒，让天下人都吃饱饭。”这是袁隆平的一句名言。电影《袁隆平》由此生发，再现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研究并取得成功的風雨历程，展示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心忧天下、造福人类的宏大抱负，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袁隆平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之一。
大多数劳模是亿万劳动者中的一员。时代选择了他们，把他们从茫茫人海中推选出来，被媒体塑造激活用以激励其他劳动者。他们成为我们社会几十年来的公共精神资源。（来源：《人民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