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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两天里，读到3则新闻，像连吃3只死耗子一样，心里堵得慌，也恶心得慌。我不敢说，我的内心是愤怒而厌憎的，但是，确实，我只有愤怒和厌憎。
其一，上海台商一家3口灭门惨案。两个犯案人，年龄都只有20岁左右，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改革开放已经开始数年的80年代初出生并接受教育的青年人，正值人生的黄金时代。走上邪路。入室抢劫遇到反抗，夺门而逃应该算是天良未泯了，何至于连杀3人，连4岁的女童也不放过?在这两个年轻人的眼里，宋先生一家313的命，难道与鸡鸭无异?
能干的上海警方，在江苏警方配合下，案发24小时就将凶嫌逮捕归案，海外惊叹。我当然也不免惊叹，但是，凭着自己10多年中国媒体的从业经验，我知道：大凡涉及外国、涉及港台客人的案件，总是破案神速的，我们不是经常在报纸上读到诸如某外宾财物被盗，几小时内物归原主、且分文未失的报导吗?如果案件不是发生在如今堪称中国第一市的上海，而是某个偏僻小邑。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破案就未见得这样神速了。
比如，最近发生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的一个事涉普通中国人，而非外宾、港台同胞的案件，就很能说明问题。说金堂是荒僻地方，自然是无稽之谈。该县位于富饶傲人的川西平原中心，紧邻成都，距成都不过30分钟车程，著名诗人流沙河的故乡就在那里。今年6月4日，该县一名村妇李桂芳，涉嫌盗窃，被该县城郊派出所拘留。审查期间，该嫌疑人对办案人、两名副所长王新、卢晓辉反映，说自己3岁的女儿独自在家，无人照应，请两位人民警官帮助她联系其姐照顾。两位副所长敷衍塞责，将如此重大的一件“小事”，交给一名警校实习生办理。实习生打了几个电话，没找到嫌疑人的姐姐，也就将它置诸脑后，谁也没有告诉一声。
这位想必也是农村出生的警校实习生，难道不知道，即使在今日农村，拥有电话的家庭仍然是极为稀少的?难道电话已经成为今日农村的主要通讯工具了吗?
17天之后，有村民报告，说这名被拘者的屋内有异味传出。在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近郊，在据报导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今年仍可望达到7％的今天，一个3岁的农村女童(她很可能成长为未来的女市长、女艺术家、女医学家。生在伟大的国家，躬逢伟大的时代，她的前途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金堂县人民政府的下属行政执法部门——公安局拘留了其母亲后，活活饿死在自己家里!
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在此抄录下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
“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以涉嫌渎职罪执行刑事拘留；对该派出所所长刘继国、副所长王际勇、民警黄小兵、王华麟停止执行职务；免去清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所长王国富所长职务，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教导员邱小琳，停止执行职务；对团结村派出所市警校实习学生穆羽作开除学籍处理；金堂县公安局政委吴仕见引咎辞职，待调查结束后，依照有关规定处理(以上摘自美国世界日报2003年6月26日中国新闻版。该报系转载中国新闻社25日成都电)。”
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单一的、偶发性的玩忽职守事件，绝大多数警察都是人民的公仆。对此，我不会、不该，更不敢持有异议。
2
回过头来谈论那个3岁的女童。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报纸上，揭露美国的黑暗面的文章、报导，我们都耳熟能详，且深信不疑。但美国强制性的社会监护制度，却无疑有它好的一面：任何家庭，如果虐待自己的子女，或是被证明无力抚养子女，都会被“社工”(socialworker)安排领养，亲生父母如果要领回自己的骨肉，非要打一两场官司不可。这种制度，将每个孩子看作是美利坚民族的国家财富，不管他是什么种族和信仰，来自什么国家。
这名金堂县女童，原本可以得救的：警方将她母亲拘押后，毫无疑问应该对这名小孩的托养，做出妥善的安排，或交给民政部门。或请求亲友照料。这一群穿官衣，轻民命的混蛋，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有责任亲自去嫌疑人的家里看看，只是打了几个电话，就忘了个一干二净。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同样让人气愤不平：当地的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机构，比如，党支部、比如，村委会，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我所知，金堂县是沃野平畴、人烟稠密之地，村庄一个挨着一个，绝非高山峻岭，一家独居。家里的女主人被拘留了。难道没有人知道，这家还有一个3岁小童，无吃无喝吗?难道无人听到孩子的啼哭、叫喊?在这里，我不忍心对于丧失爱女的这位农妇也加以指责：她原本可以在拘留所里，大声抗议、甚至绝食，直到办案人员将自己女儿的托管情况，明确告诉她为止。但是，或许是愚昧，更多的可能是归于怯懦和奴性，终于使得她不敢开口，否则，这一悲剧也本可避免。想一想，连孙志刚这样的大学生，被收容后仅仅因为高声抗议，就惨遭殴毙，一个或许从未被“送官究办”的、毫无见识的村妇，被关进拘留所后，吓得失去了正常的反应能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里，我不愿，但必须将我的一段痛苦记忆写出来。在我的村子里，正对着我家、相距只有10米的，是另一户人家。他家有一个四肢瘫痪的人，在我小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从来没有见过阳光，所以，白得像鬼。偶尔，他的家人会将他搬到门口，坐在一张小桌上，让他朝街上张望。那种时刻，对他来说，就是过节。有时候，我们还会和他下军棋。他的智力有限。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是，无论他输得多惨，他都笑得令人起鸡皮疙瘩——那是终生不见阳光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笑声。后来，他死了。负责照料他的侄子，将家搬到了离村子几里远的一个荒僻地方居住。他就死在了那里。多年以前，我从四川回去，听我们家的老太太(我叔曾祖父的妻子，由我家赡养)说，在他家没有从我们家对面搬走前，村民经常听到这个瘫子，在里屋哭喊，说“我饿啊，我饿啊!”我家老太太多次趁他家没有人时(农村人短暂出门干农活，一般并不锁门，最多将门虚掩)，迈着小脚，赶紧端一碗吃的东西过去，倒给那个瘫子。时间久了，被他的家里人发现，遭了这家媳妇的一顿臭骂，老太太也就再也不敢了。
这个故事是我心里的痛。当地有没有村干部?当然有；有没有党组织?当然有；乡镇有没有民政干部?当然有。民政部门的福利与救济档案里。有没有我家对面那家的那个瘫子?我不敢保证(这家人曾经是倒霉的富农成分)。我敢保证的是，除了他的侄子一家几十年的照料(在贫穷的农村，养一个瘫子在家，居然还能娶上媳妇，这是我至今感到惊讶的地方)、像我家老太太那样的善心村民偶尔的、自发的同情外，这个瘫子，与他出生的这个国家，没有构成任何形式的联系和关系。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除了“瘫子”这个称呼外。他活着，是一堆无法动弹的肉，死了。是一堆腐烂成泥的肉。
前几年。我又一次回家探亲。母亲 在闲聊时告诉我：附近一个村里。有个婆婆。才50多岁，头天还见她有说有笑，半夜就死了，第二天就埋了。村民中有人议论，说她可能是被自己的儿子和媳妇半夜害死的。当时，距离这事不过20多天。我书生气地对母亲说：“那个村是几村几组，死者叫什么名字?我到市里，可以给市公安局打个电话，看他们是否愿意去看看。”母亲一听，脸吓得变色。赶紧制止我说：“你不要给我惹事，招仇。那个村的干部都不管，你在四川，管得过来吗?”说来说去，落在一句话上：对生命的轻贱。它不仅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大的糟粕之一，也构成了现代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
我清楚地记得。10多年前，我从四川回老家探亲，在荆门市搭上长途客车，见到两名农民打扮的青年男子，用麻袋抬着一个沉甸甸、钢桶一样的东西上车。我一看麻袋口，原来是从荆门市炼油厂灌的天然气。准备运回家里。我仗着自己的记者身份，对这兄弟俩说：“这是危险品，不能搬到客车上来吧?”兄弟俩瞪了我一眼，其中一人说：“司机都让我们上车，你管什么闲事!”我转而对司机说：“你们这样将危险品和旅客混运，违反安全规定啊!”司机斜了我一眼，不屑地说：“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你怕死就下车。自己坐小车嘛!”那时真穷，买好的车票又不能退，我和新婚的妻子，就这样和全车旅客一起，守着这个随时可能因震荡而爆炸、燃烧的“炸弹”，朝我的故乡驶去。半路上，当这兄弟俩终于将那个“炸弹”抬下车时，我和全车人都松了一口气。在我的身上，也有这样的奴性和惰性。在退回去不过20多年前，仅仅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倒霉一辈子的社会环境里长大，人们对于不公平的接受和忍耐能力，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糟粕之一。如果全车的乘客发出怒吼，那兄弟俩断然不敢将天然气罐搬上客车；如果我当时立刻下车，找到汽车站的负责人，出示自己“党报”记者的记者证，向他抗议，甚至，向市政府书面反映情况，或许，情形会大为不同。
美国人喜欢说一个词：fight back。就是“回击”、“还手”之意。这是令我佩服、尊敬的一种民族精神。遇到任何不公平的对待，不管它来自哪里。都要fight back。李姓农妇，如果你用自己合情合理的方式，陈情不灵，就抗议；抗议不灵，就抗争，你的女儿一定可以得救。
3
在这里，我不得不涉及到第3则新闻。据南方都市报报导，1974年6月24日，广西玉林地区农民谢洪武。因涉嫌私藏反动传单，被民兵关进玉林市监所。据说，他曾拿刀子，打算抢民兵的枪。后来，有关部门认为他疯了，便没有对他进行审判。就这样，一个既无明确案由、又无犯罪事实，更无犯罪证据，从未受到审判的中国公民，被广'拘留了28年零6个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不得超过30天，也就是说，他的被拘留期，是刑法规定的最长拘留期的342倍。
这28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中国，与1974年的中国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了。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繁荣，人权纪录也越来越良好。但是。这些都与谢洪武无关。在他莫明其妙度过了自己的青壮年时光、在2002年10月30日被释放出“狱”(加引号是因为，他根本连监狱的门都没有迈进，就失去了自由达28年之久)时，已经既不能言，又不能走，年龄已达62岁。在那个拘留所，28年来天知道有多少人事更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有任何一个所长、副所长、教导员、肯稍微费点精力，过问一下这个以所为“家”的“铁杆囚徒”，翻翻他的案卷，就会发现，除了一张泛黄的刑拘证，空无一物。
一个没有任何案卷材料的嫌犯，这个自称以法治国的国家，凭什么将他拘押28年零6个月之久，在平白无故毁了他的一生的同时，白白耗费了国家如此庞大的司法资源?据报导。谢洪武已委托律师，请求国家赔偿77万元。这是令我高兴的事情。所谓国家赔偿，在我的理解，就是国家在行使自己的公权力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自己的公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因此给予一定金额的财产补偿。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的这个封建遗产丰厚的国度，设立国家赔偿制度，这不能不说是迈向现代化的重大进步。这表明，一个自然人犯了错误，要受到法律的追究；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一种制度。如果犯了严重的错误，也有承担责任的勇气和道义。为此，我要向谢洪武说，你做得对，你甚至可以索取770万的国家赔偿。你不是请求，是索赔。一个基层警察，去抓一个嫌疑人，毫无疑问。他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基本代表去执法的。他头上的国徽就是明证。他的任何公务行为，都是“国家行为”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人犯了大错，判徒刑两三年、摘官帽两三人，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那种骇人听闻的渎职行为。
我还想说，我的国家，你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最高组织者，更是全社会的最大“雇主”和“老板”。你千万不要雇用那些会让你赔偿大笔金钱的混蛋、草包、有权欲无心肝的人，当你的行政干部，尤其是执法人员。这样的昏官庸吏一多，这样的索赔案件一多、勇于控告自己的“父母官”、敢于运用法律武器，向自己的国家索赔的、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觉悟的人满街满巷，遍于国中，那时，要怎样的财政部长，才能确保国库不宣告
“破产”?那时的中国，官员公干，必尽心竭力：警察执法。必如履薄冰。那时的中国，律师的名气当直追歌星，法官的地位应高于书记。四川金堂显的农妇李桂芳，你不仅有权，而且应该索取国家赔偿。
这样的事件，使得包括我自己作品在内的那些沽名钓誉、吟风月、玩机巧的浅薄文字，变得轻如鸿毛、一钱不值。因为，这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它不具有昆德拉小说中的那种抒情性的忧伤，更多的，它是卡夫卡小说中的那种铁色的、冷面的荒诞。小学3年级时。我读到了第一本关于革命者的书籍《方志敏的一生》。虽然我并不是一个革命者，我所谓的十几年“革命”工作经历，不过是养家糊口而已。但是，我对于这位纯粹的、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志士。怀着少年时种下的景仰。我至今记得他的话：我在人心里摸索，摸到的是死亡般的冰冷(大意)。在这个恶疫肆虐。全国万众一心抗击“非典”、民族精神空前焕发、国家凝聚力大大加强、海外一片赞誉之声的6月，在人文鼎盛、物阜民勤的“天府之国”腹心，一个3岁的女童，在警察抓走了自己的母亲后，竟然活活饿死在自己家里!方志敏先生，如果你仍然健在，你在这些人的心里，会摸到什么?是滚烫的血、还是死亡般的冰冷?你的死、千千万万和你一样的优秀中国人的死，才使得这些人，穿上了有臂章的警服，戴上了有国徽的警帽。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变得如此冷漠，把一条幼小的生命，看得轻如草芥、微如蝼蚁?因为想说得太多，终于，无话可说，也不敢再说。
在两天里，读到3则新闻，像连吃3只死耗子一样，心里堵得慌，也恶心得慌。我不敢说，我的内心是愤怒而厌憎的，但是，确实，我只有愤怒和厌憎。
其一，上海台商一家3口灭门惨案。两个犯案人，年龄都只有20岁左右，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改革开放已经开始数年的80年代初出生并接受教育的青年人，正值人生的黄金时代。走上邪路。入室抢劫遇到反抗，夺门而逃应该算是天良未泯了，何至于连杀3人，连4岁的女童也不放过?在这两个年轻人的眼里，宋先生一家313的命，难道与鸡鸭无异?
能干的上海警方，在江苏警方配合下，案发24小时就将凶嫌逮捕归案，海外惊叹。我当然也不免惊叹，但是，凭着自己10多年中国媒体的从业经验，我知道：大凡涉及外国、涉及港台客人的案件，总是破案神速的，我们不是经常在报纸上读到诸如某外宾财物被盗，几小时内物归原主、且分文未失的报导吗?如果案件不是发生在如今堪称中国第一市的上海，而是某个偏僻小邑。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破案就未见得这样神速了。
比如，最近发生在四川成都市金堂县的一个事涉普通中国人，而非外宾、港台同胞的案件，就很能说明问题。说金堂是荒僻地方，自然是无稽之谈。该县位于富饶傲人的川西平原中心，紧邻成都，距成都不过30分钟车程，著名诗人流沙河的故乡就在那里。今年6月4日，该县一名村妇李桂芳，涉嫌盗窃，被该县城郊派出所拘留。审查期间，该嫌疑人对办案人、两名副所长王新、卢晓辉反映，说自己3岁的女儿独自在家，无人照应，请两位人民警官帮助她联系其姐照顾。两位副所长敷衍塞责，将如此重大的一件“小事”，交给一名警校实习生办理。实习生打了几个电话，没找到嫌疑人的姐姐，也就将它置诸脑后，谁也没有告诉一声。
这位想必也是农村出生的警校实习生，难道不知道，即使在今日农村，拥有电话的家庭仍然是极为稀少的?难道电话已经成为今日农村的主要通讯工具了吗?
17天之后，有村民报告，说这名被拘者的屋内有异味传出。在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近郊，在据报导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今年仍可望达到7％的今天，一个3岁的农村女童(她很可能成长为未来的女市长、女艺术家、女医学家。生在伟大的国家，躬逢伟大的时代，她的前途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金堂县人民政府的下属行政执法部门——公安局拘留了其母亲后，活活饿死在自己家里!
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在此抄录下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
“成都市公安局决定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以涉嫌渎职罪执行刑事拘留；对该派出所所长刘继国、副所长王际勇、民警黄小兵、王华麟停止执行职务；免去清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所长王国富所长职务，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教导员邱小琳，停止执行职务；对团结村派出所市警校实习学生穆羽作开除学籍处理；金堂县公安局政委吴仕见引咎辞职，待调查结束后，依照有关规定处理(以上摘自美国世界日报2003年6月26日中国新闻版。该报系转载中国新闻社25日成都电)。”
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单一的、偶发性的玩忽职守事件，绝大多数警察都是人民的公仆。对此，我不会、不该，更不敢持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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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谈论那个3岁的女童。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报纸上，揭露美国的黑暗面的文章、报导，我们都耳熟能详，且深信不疑。但美国强制性的社会监护制度，却无疑有它好的一面：任何家庭，如果虐待自己的子女，或是被证明无力抚养子女，都会被“社工”(socialworker)安排领养，亲生父母如果要领回自己的骨肉，非要打一两场官司不可。这种制度，将每个孩子看作是美利坚民族的国家财富，不管他是什么种族和信仰，来自什么国家。
这名金堂县女童，原本可以得救的：警方将她母亲拘押后，毫无疑问应该对这名小孩的托养，做出妥善的安排，或交给民政部门。或请求亲友照料。这一群穿官衣，轻民命的混蛋，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有责任亲自去嫌疑人的家里看看，只是打了几个电话，就忘了个一干二净。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同样让人气愤不平：当地的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机构，比如，党支部、比如，村委会，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我所知，金堂县是沃野平畴、人烟稠密之地，村庄一个挨着一个，绝非高山峻岭，一家独居。家里的女主人被拘留了。难道没有人知道，这家还有一个3岁小童，无吃无喝吗?难道无人听到孩子的啼哭、叫喊?在这里，我不忍心对于丧失爱女的这位农妇也加以指责：她原本可以在拘留所里，大声抗议、甚至绝食，直到办案人员将自己女儿的托管情况，明确告诉她为止。但是，或许是愚昧，更多的可能是归于怯懦和奴性，终于使得她不敢开口，否则，这一悲剧也本可避免。想一想，连孙志刚这样的大学生，被收容后仅仅因为高声抗议，就惨遭殴毙，一个或许从未被“送官究办”的、毫无见识的村妇，被关进拘留所后，吓得失去了正常的反应能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里，我不愿，但必须将我的一段痛苦记忆写出来。在我的村子里，正对着我家、相距只有10米的，是另一户人家。他家有一个四肢瘫痪的人，在我小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从来没有见过阳光，所以，白得像鬼。偶尔，他的家人会将他搬到门口，坐在一张小桌上，让他朝街上张望。那种时刻，对他来说，就是过节。有时候，我们还会和他下军棋。他的智力有限。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是，无论他输得多惨，他都笑得令人起鸡皮疙瘩——那是终生不见阳光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笑声。后来，他死了。负责照料他的侄子，将家搬到了离村子几里远的一个荒僻地方居住。他就死在了那里。多年以前，我从四川回去，听我们家的老太太(我叔曾祖父的妻子，由我家赡养)说，在他家没有从我们家对面搬走前，村民经常听到这个瘫子，在里屋哭喊，说“我饿啊，我饿啊!”我家老太太多次趁他家没有人时(农村人短暂出门干农活，一般并不锁门，最多将门虚掩)，迈着小脚，赶紧端一碗吃的东西过去，倒给那个瘫子。时间久了，被他的家里人发现，遭了这家媳妇的一顿臭骂，老太太也就再也不敢了。
这个故事是我心里的痛。当地有没有村干部?当然有；有没有党组织?当然有；乡镇有没有民政干部?当然有。民政部门的福利与救济档案里。有没有我家对面那家的那个瘫子?我不敢保证(这家人曾经是倒霉的富农成分)。我敢保证的是，除了他的侄子一家几十年的照料(在贫穷的农村，养一个瘫子在家，居然还能娶上媳妇，这是我至今感到惊讶的地方)、像我家老太太那样的善心村民偶尔的、自发的同情外，这个瘫子，与他出生的这个国家，没有构成任何形式的联系和关系。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除了“瘫子”这个称呼外。他活着，是一堆无法动弹的肉，死了。是一堆腐烂成泥的肉。
前几年。我又一次回家探亲。母亲 在闲聊时告诉我：附近一个村里。有个婆婆。才50多岁，头天还见她有说有笑，半夜就死了，第二天就埋了。村民中有人议论，说她可能是被自己的儿子和媳妇半夜害死的。当时，距离这事不过20多天。我书生气地对母亲说：“那个村是几村几组，死者叫什么名字?我到市里，可以给市公安局打个电话，看他们是否愿意去看看。”母亲一听，脸吓得变色。赶紧制止我说：“你不要给我惹事，招仇。那个村的干部都不管，你在四川，管得过来吗?”说来说去，落在一句话上：对生命的轻贱。它不仅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大的糟粕之一，也构成了现代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
我清楚地记得。10多年前，我从四川回老家探亲，在荆门市搭上长途客车，见到两名农民打扮的青年男子，用麻袋抬着一个沉甸甸、钢桶一样的东西上车。我一看麻袋口，原来是从荆门市炼油厂灌的天然气。准备运回家里。我仗着自己的记者身份，对这兄弟俩说：“这是危险品，不能搬到客车上来吧?”兄弟俩瞪了我一眼，其中一人说：“司机都让我们上车，你管什么闲事!”我转而对司机说：“你们这样将危险品和旅客混运，违反安全规定啊!”司机斜了我一眼，不屑地说：“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你怕死就下车。自己坐小车嘛!”那时真穷，买好的车票又不能退，我和新婚的妻子，就这样和全车旅客一起，守着这个随时可能因震荡而爆炸、燃烧的“炸弹”，朝我的故乡驶去。半路上，当这兄弟俩终于将那个“炸弹”抬下车时，我和全车人都松了一口气。在我的身上，也有这样的奴性和惰性。在退回去不过20多年前，仅仅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倒霉一辈子的社会环境里长大，人们对于不公平的接受和忍耐能力，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糟粕之一。如果全车的乘客发出怒吼，那兄弟俩断然不敢将天然气罐搬上客车；如果我当时立刻下车，找到汽车站的负责人，出示自己“党报”记者的记者证，向他抗议，甚至，向市政府书面反映情况，或许，情形会大为不同。
美国人喜欢说一个词：fight back。就是“回击”、“还手”之意。这是令我佩服、尊敬的一种民族精神。遇到任何不公平的对待，不管它来自哪里。都要fight back。李姓农妇，如果你用自己合情合理的方式，陈情不灵，就抗议；抗议不灵，就抗争，你的女儿一定可以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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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不得不涉及到第3则新闻。据南方都市报报导，1974年6月24日，广西玉林地区农民谢洪武。因涉嫌私藏反动传单，被民兵关进玉林市监所。据说，他曾拿刀子，打算抢民兵的枪。后来，有关部门认为他疯了，便没有对他进行审判。就这样，一个既无明确案由、又无犯罪事实，更无犯罪证据，从未受到审判的中国公民，被广'拘留了28年零6个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不得超过30天，也就是说，他的被拘留期，是刑法规定的最长拘留期的342倍。
这28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中国，与1974年的中国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了。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繁荣，人权纪录也越来越良好。但是。这些都与谢洪武无关。在他莫明其妙度过了自己的青壮年时光、在2002年10月30日被释放出“狱”(加引号是因为，他根本连监狱的门都没有迈进，就失去了自由达28年之久)时，已经既不能言，又不能走，年龄已达62岁。在那个拘留所，28年来天知道有多少人事更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有任何一个所长、副所长、教导员、肯稍微费点精力，过问一下这个以所为“家”的“铁杆囚徒”，翻翻他的案卷，就会发现，除了一张泛黄的刑拘证，空无一物。
一个没有任何案卷材料的嫌犯，这个自称以法治国的国家，凭什么将他拘押28年零6个月之久，在平白无故毁了他的一生的同时，白白耗费了国家如此庞大的司法资源?据报导。谢洪武已委托律师，请求国家赔偿77万元。这是令我高兴的事情。所谓国家赔偿，在我的理解，就是国家在行使自己的公权力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自己的公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因此给予一定金额的财产补偿。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的这个封建遗产丰厚的国度，设立国家赔偿制度，这不能不说是迈向现代化的重大进步。这表明，一个自然人犯了错误，要受到法律的追究；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一种制度。如果犯了严重的错误，也有承担责任的勇气和道义。为此，我要向谢洪武说，你做得对，你甚至可以索取770万的国家赔偿。你不是请求，是索赔。一个基层警察，去抓一个嫌疑人，毫无疑问。他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基本代表去执法的。他头上的国徽就是明证。他的任何公务行为，都是“国家行为”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人犯了大错，判徒刑两三年、摘官帽两三人，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那种骇人听闻的渎职行为。
我还想说，我的国家，你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最高组织者，更是全社会的最大“雇主”和“老板”。你千万不要雇用那些会让你赔偿大笔金钱的混蛋、草包、有权欲无心肝的人，当你的行政干部，尤其是执法人员。这样的昏官庸吏一多，这样的索赔案件一多、勇于控告自己的“父母官”、敢于运用法律武器，向自己的国家索赔的、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觉悟的人满街满巷，遍于国中，那时，要怎样的财政部长，才能确保国库不宣告
“破产”?那时的中国，官员公干，必尽心竭力：警察执法。必如履薄冰。那时的中国，律师的名气当直追歌星，法官的地位应高于书记。四川金堂显的农妇李桂芳，你不仅有权，而且应该索取国家赔偿。
这样的事件，使得包括我自己作品在内的那些沽名钓誉、吟风月、玩机巧的浅薄文字，变得轻如鸿毛、一钱不值。因为，这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它不具有昆德拉小说中的那种抒情性的忧伤，更多的，它是卡夫卡小说中的那种铁色的、冷面的荒诞。小学3年级时。我读到了第一本关于革命者的书籍《方志敏的一生》。虽然我并不是一个革命者，我所谓的十几年“革命”工作经历，不过是养家糊口而已。但是，我对于这位纯粹的、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志士。怀着少年时种下的景仰。我至今记得他的话：我在人心里摸索，摸到的是死亡般的冰冷(大意)。在这个恶疫肆虐。全国万众一心抗击“非典”、民族精神空前焕发、国家凝聚力大大加强、海外一片赞誉之声的6月，在人文鼎盛、物阜民勤的“天府之国”腹心，一个3岁的女童，在警察抓走了自己的母亲后，竟然活活饿死在自己家里!方志敏先生，如果你仍然健在，你在这些人的心里，会摸到什么?是滚烫的血、还是死亡般的冰冷?你的死、千千万万和你一样的优秀中国人的死，才使得这些人，穿上了有臂章的警服，戴上了有国徽的警帽。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变得如此冷漠，把一条幼小的生命，看得轻如草芥、微如蝼蚁?因为想说得太多，终于，无话可说，也不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