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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政治与文学多少年来似一对相互摒弃又难舍难分的冤家,纠缠不清。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此争论喧哗、面红耳赤又莫衷一是。
在中国,1949年以前讲文学为人生,1949年以后说文学为政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有没有(政治)倾向性和倾向性强不强。于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淡淡哀愁’的颓废的”《小城之春》,“抽去阶级内容、向儿童灌输抽象人性论,描绘抽象童心”的《爱的教育》,“表达典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落爱情观”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以及好莱坞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被一一贬入地狱;《白毛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磨刀石农庄》、《金星英雄》被捧上天堂(特别声明:这里列出的四部作品,前两部:《白毛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不反对;后两部:《磨刀石农庄》、《金星英雄》我坚决反对)。
1978年紧闭的国门打开,清风蓦然吹进,只闻其声未见其形的和闻所未闻的西方“资产阶级”大师的作品,鸭儿塞食似填进了中国同行和读者一时难以消化它们的胃肠。急骤催生的新意识形态孕育了新的话语霸权:文学必须摆脱倾向性,远离政治,告别崇高!文学不应该承担社会批判的责任!于是,地覆天翻慨而慷,过去“抽掉了阶级内容”的作品是批判抨击的对象,如今则把“融入了社会批评”的作品作为缺乏艺术性的甚至非艺术的标本,并全盘否定“伤痕文学”上溯包括“十七年”间所有创作的文学性。对历届“茅盾文学奖”所代表的作品虽不好意思一概言“否”,但从心底里鄙视之。假先锋窜进真先锋行列鱼目混珠,招摇过市。“新潮”泛滥。兽性携手变态躲进“人性”的外衣登堂入室趾高气扬。于是,“最色情的描写就在纯文学作品里”这句流行语在文艺圈餐桌间流传。李安翻拍《色·戒》中梁朝晖与汤唯床戏到底是假做还是真做?实拍了多少时间?成了全国报纸文娱版津津乐道、悉心探究的重大新闻。
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则仍然主张文艺不可完全脱离政治。在提倡“主旋律”作品的号召下,今天我们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们拿出了《潜伏》、《建国大业》这样官方、专家、观众“三满意”的艺术精品!此两例说明:文学艺术不必害怕政治。与政治沾边不一定就损害了文学性、艺术性。
我坚持自己的一贯看法:坚决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但务必懂得,文艺永远摆脱不了政治(这句话鄙人碎烦过多次了)。有时,恰恰是政治性催生并强化了艺术性。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在我们的语境里谈论政治,老觉得存在某些悖论。比如,曾经强调:“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实质上恰恰是教你不要“关心”,只需“听从”。此其一。其二,对本土作品重视其政治性远甚于艺术性,对他国则不允许人家讲政治性。最最明显的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是说人家哪里是什么文学,只不过是取决于政治因素嘛(此刻似乎艺术性成了惟一标准)!诺奖年年颁布,年年没有中国人的份。七十一年前的1938年,诺奖备受争议地授给了中、美双重国籍的珀尔·S.布克(赛珍珠)。她对中国极为友好,却被国人鄙夷、敌视地说成“反华”;她重访中国的最后愿望和要求也被断然拒绝。2000年,一个法籍华人获了诺奖,又被当成异类,某个“民间”组织还特地发表声明予以“划清界限”。随后“酸葡萄综合征”蔓延中国文坛。“啊呀,不过是一个奖嘛!”“我们应该有中国自己的奖!”很显中国人的骨气!今年冒出诺奖得主赫塔·缪勒(Herta Müller又译赫塔·穆勒、赫塔·米勒,按德语发音,译为“缪勒”最确切)又是个冷门。在中国,连译界专家都不知其名。诺奖消息发布当天我到网上一查,有关她的中文页面全上不去。从海外传来资料方知:赫塔·缪勒出生于罗马尼亚,父母是德裔农民。二战中父亲曾参加德国党卫军。罗马尼亚共产党在1945年以后把她母亲驱逐到了苏联的劳工营。1973年至1976年缪勒在大学专修德国研究和罗马尼亚文学。1976年在一家公司任译员。1979年因拒绝与罗马尼亚当局的秘密警察合作而被开除,随后靠幼儿园或小学代课老师等职业糊口。1982年处女作《低地》因批判社会现实而被查禁,后来将手稿偷往西德出版。1987年随前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德国。2005年缪勒任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现居柏林。缪勒的作品以描述罗马尼亚人在极权主义时代的遭遇著称。诺奖评委会称她“以诗的凝练、散文的直率,描绘流离失所者的处境”。
于是议论又起:诺奖归根结底是项“政治奖”!
这种论调,我听得耳朵起茧了。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获诺奖那年,苏联老大哥就这样哇哇叫的:是政治不是艺术啦!帕氏的诗很蹩脚的啦,只因为他反苏才被看中啦!这些舆情吓得帕氏向赫鲁晓夫讨饶:敬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我决定拒绝这个诺贝尔奖。我生为俄罗斯人,死为俄罗斯鬼,恳请您不要对我采取极端的措施(我在流浪途中读到帕氏给赫鲁晓夫的信,至今深印脑际)。
持此类论调的倒不全是“老大哥”和国人,西洋人(不知是哪个派)似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对诺奖的议论颇具普遍性。因此我想有必要在此重申我的上述观点,敬请有识之士指教。这就是:文学艺术永远摆脱不掉政治,也不应该叫每一个作家艺术家一起去摆脱。文学是多元的。您可以写您的风花雪月,也应该允许他人去写社会现实。再说,政治一定会损伤艺术吗?我看,有时恰恰相反。您可以鄙薄乔治·奥威尔的《1984》,说它是“政治”,但您怎么又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拿它来说事抨击“老大哥”的极权主义?不正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艺术性吗(阿瑟·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亦然)!试问,如果抽去海因里希·伯尔,或君特·格拉斯,或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政治性”,这三位老兄的大作还能让人动容,让人震撼,让人深思吗!您大概口服心服承认莎士比亚的经典艺术流芳百世吧,那么,您难道一点儿也不晓得,您所敬仰的莎士比亚,恰好是一位地道的“政治作家”!您如果不是一块顽石,我想不必再给您枚举这种常识性的例证了吧!
末了,我还想为诺奖评委会辩护一下——直到此刻,似乎还没有土人或洋人出来为它辩解过——谁说瑞典皇家学院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只讲政治标准,其实,参评作品如何在最深程度上文学地揭示人性,才是他们真正重视的更高要求。
您会问:那么,何故评委会对流亡作家的作品情有独钟?这不是热衷于抨击某种他们竭力反对的政治制度的赤裸裸的表现吗?
哈哈,先生,我断定您是一位养尊处优、未经坎坷的幸运儿,对生活缺少足够的了解和体悟!否则,您怎么会如此表浅地理解事物。您不想一想,人性是在什么环境下暴露得最为彻底?是在富足温馨的平静状态,还是在凶险高压的非常状态?——当然是后者。那么,在这个星球上,又有什么比得上纳粹奥斯威辛、苏联大清洗、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大屠杀等更加震惊世界的“非常态”呢?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极权主义的产物。在极权制度下煎熬过的人,对人性的体会之深,其他人群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我深信,诺奖评委会之所以青睐流亡作家,因为他们亲历的体悟赋予了他们足够的精神财富去深刻地揭示人性——这难道不正是文学的最主要之点!今年获奖的赫塔·缪勒对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人性扭曲有切肤之痛,她的作品自然具有让世人广泛知晓、阅读和喜爱的资质。
在中国,1949年以前讲文学为人生,1949年以后说文学为政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有没有(政治)倾向性和倾向性强不强。于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淡淡哀愁’的颓废的”《小城之春》,“抽去阶级内容、向儿童灌输抽象人性论,描绘抽象童心”的《爱的教育》,“表达典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落爱情观”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以及好莱坞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被一一贬入地狱;《白毛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磨刀石农庄》、《金星英雄》被捧上天堂(特别声明:这里列出的四部作品,前两部:《白毛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不反对;后两部:《磨刀石农庄》、《金星英雄》我坚决反对)。
1978年紧闭的国门打开,清风蓦然吹进,只闻其声未见其形的和闻所未闻的西方“资产阶级”大师的作品,鸭儿塞食似填进了中国同行和读者一时难以消化它们的胃肠。急骤催生的新意识形态孕育了新的话语霸权:文学必须摆脱倾向性,远离政治,告别崇高!文学不应该承担社会批判的责任!于是,地覆天翻慨而慷,过去“抽掉了阶级内容”的作品是批判抨击的对象,如今则把“融入了社会批评”的作品作为缺乏艺术性的甚至非艺术的标本,并全盘否定“伤痕文学”上溯包括“十七年”间所有创作的文学性。对历届“茅盾文学奖”所代表的作品虽不好意思一概言“否”,但从心底里鄙视之。假先锋窜进真先锋行列鱼目混珠,招摇过市。“新潮”泛滥。兽性携手变态躲进“人性”的外衣登堂入室趾高气扬。于是,“最色情的描写就在纯文学作品里”这句流行语在文艺圈餐桌间流传。李安翻拍《色·戒》中梁朝晖与汤唯床戏到底是假做还是真做?实拍了多少时间?成了全国报纸文娱版津津乐道、悉心探究的重大新闻。
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则仍然主张文艺不可完全脱离政治。在提倡“主旋律”作品的号召下,今天我们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们拿出了《潜伏》、《建国大业》这样官方、专家、观众“三满意”的艺术精品!此两例说明:文学艺术不必害怕政治。与政治沾边不一定就损害了文学性、艺术性。
我坚持自己的一贯看法:坚决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但务必懂得,文艺永远摆脱不了政治(这句话鄙人碎烦过多次了)。有时,恰恰是政治性催生并强化了艺术性。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在我们的语境里谈论政治,老觉得存在某些悖论。比如,曾经强调:“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实质上恰恰是教你不要“关心”,只需“听从”。此其一。其二,对本土作品重视其政治性远甚于艺术性,对他国则不允许人家讲政治性。最最明显的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是说人家哪里是什么文学,只不过是取决于政治因素嘛(此刻似乎艺术性成了惟一标准)!诺奖年年颁布,年年没有中国人的份。七十一年前的1938年,诺奖备受争议地授给了中、美双重国籍的珀尔·S.布克(赛珍珠)。她对中国极为友好,却被国人鄙夷、敌视地说成“反华”;她重访中国的最后愿望和要求也被断然拒绝。2000年,一个法籍华人获了诺奖,又被当成异类,某个“民间”组织还特地发表声明予以“划清界限”。随后“酸葡萄综合征”蔓延中国文坛。“啊呀,不过是一个奖嘛!”“我们应该有中国自己的奖!”很显中国人的骨气!今年冒出诺奖得主赫塔·缪勒(Herta Müller又译赫塔·穆勒、赫塔·米勒,按德语发音,译为“缪勒”最确切)又是个冷门。在中国,连译界专家都不知其名。诺奖消息发布当天我到网上一查,有关她的中文页面全上不去。从海外传来资料方知:赫塔·缪勒出生于罗马尼亚,父母是德裔农民。二战中父亲曾参加德国党卫军。罗马尼亚共产党在1945年以后把她母亲驱逐到了苏联的劳工营。1973年至1976年缪勒在大学专修德国研究和罗马尼亚文学。1976年在一家公司任译员。1979年因拒绝与罗马尼亚当局的秘密警察合作而被开除,随后靠幼儿园或小学代课老师等职业糊口。1982年处女作《低地》因批判社会现实而被查禁,后来将手稿偷往西德出版。1987年随前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德国。2005年缪勒任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现居柏林。缪勒的作品以描述罗马尼亚人在极权主义时代的遭遇著称。诺奖评委会称她“以诗的凝练、散文的直率,描绘流离失所者的处境”。
于是议论又起:诺奖归根结底是项“政治奖”!
这种论调,我听得耳朵起茧了。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获诺奖那年,苏联老大哥就这样哇哇叫的:是政治不是艺术啦!帕氏的诗很蹩脚的啦,只因为他反苏才被看中啦!这些舆情吓得帕氏向赫鲁晓夫讨饶:敬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我决定拒绝这个诺贝尔奖。我生为俄罗斯人,死为俄罗斯鬼,恳请您不要对我采取极端的措施(我在流浪途中读到帕氏给赫鲁晓夫的信,至今深印脑际)。
持此类论调的倒不全是“老大哥”和国人,西洋人(不知是哪个派)似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对诺奖的议论颇具普遍性。因此我想有必要在此重申我的上述观点,敬请有识之士指教。这就是:文学艺术永远摆脱不掉政治,也不应该叫每一个作家艺术家一起去摆脱。文学是多元的。您可以写您的风花雪月,也应该允许他人去写社会现实。再说,政治一定会损伤艺术吗?我看,有时恰恰相反。您可以鄙薄乔治·奥威尔的《1984》,说它是“政治”,但您怎么又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拿它来说事抨击“老大哥”的极权主义?不正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艺术性吗(阿瑟·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亦然)!试问,如果抽去海因里希·伯尔,或君特·格拉斯,或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政治性”,这三位老兄的大作还能让人动容,让人震撼,让人深思吗!您大概口服心服承认莎士比亚的经典艺术流芳百世吧,那么,您难道一点儿也不晓得,您所敬仰的莎士比亚,恰好是一位地道的“政治作家”!您如果不是一块顽石,我想不必再给您枚举这种常识性的例证了吧!
末了,我还想为诺奖评委会辩护一下——直到此刻,似乎还没有土人或洋人出来为它辩解过——谁说瑞典皇家学院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只讲政治标准,其实,参评作品如何在最深程度上文学地揭示人性,才是他们真正重视的更高要求。
您会问:那么,何故评委会对流亡作家的作品情有独钟?这不是热衷于抨击某种他们竭力反对的政治制度的赤裸裸的表现吗?
哈哈,先生,我断定您是一位养尊处优、未经坎坷的幸运儿,对生活缺少足够的了解和体悟!否则,您怎么会如此表浅地理解事物。您不想一想,人性是在什么环境下暴露得最为彻底?是在富足温馨的平静状态,还是在凶险高压的非常状态?——当然是后者。那么,在这个星球上,又有什么比得上纳粹奥斯威辛、苏联大清洗、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大屠杀等更加震惊世界的“非常态”呢?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极权主义的产物。在极权制度下煎熬过的人,对人性的体会之深,其他人群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我深信,诺奖评委会之所以青睐流亡作家,因为他们亲历的体悟赋予了他们足够的精神财富去深刻地揭示人性——这难道不正是文学的最主要之点!今年获奖的赫塔·缪勒对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人性扭曲有切肤之痛,她的作品自然具有让世人广泛知晓、阅读和喜爱的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