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梅毒患者、尤其是新生梅毒婴儿数量急剧增长;而在控制母婴传播方面,与防控艾滋病相比,针对梅毒的投入远为不够
　　
　　《财经》记者 严冬雪实习生 韦雪
　　
　　“自上世纪40年代青霉素大量使用后,尚未有哪个国家出现如此剧烈的梅毒病例增长。”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引起关注。这篇发表于2010年5月6日的医学论文说,在中国,平均每个小时就有一个以上胎传梅毒婴儿诞生,2008年中国胎传梅毒婴儿病例数多达9480例;该数字比5年前增长了12倍。而2009年,中国卫生部门报告婴儿胎传梅毒发病率已达64.41例/10万活产儿。
　　
　　“一小时诞生一个梅毒婴儿”的说法,使梅毒再次受到卫生部门重视。
　　
　　若妊娠中发生胎传梅毒,平均每两个胎儿中,就有一个会死胎、自然流产或早产。而感染了胎传梅毒的新生儿即使顺利出生,仍将百分之百面临肝脾肿大、发育迟缓乃至死亡的厄运。
　　
　　2008年,浙江、上海、广西、福建、新疆名列全国梅毒发病率前五。在全国乙类法定传染病中,梅毒发病率已位居第四,仅次于肺结核、乙肝和痢疾。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作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陈祥生对《财经》记者解释说,沿海地区梅毒发病率相对较高,有两点原因,一是真实发病率本身就高;二是它的报病系统建立得好,漏报少,反映出的数字会比较高。
　　
　　梅毒重新抬头,最主要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逐渐转向市场化,性产业急剧膨胀。而强制婚检取消之后,又少了一道把关。
　　
　　相比已经加强了好几年的HIV筛查,产妇梅毒筛查覆盖率远为不及。
　　
　　“艾滋病在中国部分地区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梅毒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个重要问题。”陈祥生说,但是,真正投入在梅毒控制中的经费非常有限。
　　
　　5月16日,第五届全国性传播疾病防治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会上,CDC妇幼保健中心副主任王临虹认为,当前胎传梅毒的诊断和上报都很不清楚,信息质量存在大问题。
　　
　　王临虹说,胎传梅毒防治仍然处于初始阶段。政府尚停留在局部的、被动的临床工作中,部门之间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系统。
　　
　　以上种种问题,已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卫生部疾病控制局副局长郝阳介绍,卫生部将要求在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中,加强梅毒控制,使可能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病、梅毒、乙肝三项控制同步进行。
　　
　　边远人口、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是这一公共卫生问题的死角。政府准备今年在农村开展围产期孕妇梅毒筛查,经费或由中央转移支付,或通过新农合报销,目前,这一计划正与财政部沟通。
　　
　　深圳是梅毒发病率较高城市,该市以公共卫生经费专门针对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孕妇免费做梅毒筛查,由于主动采取措施,深圳胎传梅毒明显减少。
　　
　　2007年,陈祥生曾经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论文《中国的梅毒状况:来自全国监测系统的结果》。同年,受卫生部委托,CDC开始制定全国梅毒预防控制规划。该规划在历经三年调研和多次修订后,有望今年出台。
　　
　　对于规划制定为何历时三年之久,郝阳向《财经》记者介绍:由于梅毒规划是全国性的政策,其推出后的成熟度与可执行性要经得起考验。陈祥生也解释说,梅毒预防控制主要由地方财政支出,因此,规划要从国家层面考虑各个地区不平衡发展的问题。
　　
　　规划草案的出台将意味着中国在梅毒监控上,有了第一个国家级的监控政策——这一级别的政策,已经被各方专家期盼良久。
　　
　　中国规划的目标是:到2015年,有效遏制梅毒疫情快速上升,胎传梅毒发病率降至30例/10万活产儿;到2020年,一期和二期梅毒年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胎传梅毒发病率在15例/10万活产儿以下。
　　
　　在王临虹看来,这一目标不那么容易实现。“现阶段情况与规划目标有很大距离。”王临虹说,2009年,中国报告胎传梅毒发病率是规划中2015年目标的2倍多;而从2009年的发展趋势看,目前胎传梅毒发病率仍在升高。
　　
　　实习生顾卉妮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