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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风筝》被选入多家中学语文教材,其中人教版《语文》教材将之编入以“亲情”为主题的单元,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正如《野草》其他文章主题的隐晦和不易解读,《风筝》的主题也是多层次的。
《风筝》是鲁迅“彷徨时期”的一篇散文,写于1925年1月,后来编入《野草》,于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文中“我”的“弟弟”“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出色的形象描绘给我们画出了一个天真可爱又令人同情的少年形象。为了这点欢乐,“弟弟”捡拾后院的枯竹,准备制造自己那欢乐的梦。“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闯了进去,“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由于“我”的长兄地位和“弟弟”的无力反抗,“弟弟”的风筝梦破灭了。对于“弟弟”当时的感受,“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中年以后,“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我感到了内疚,意识到当时的粗暴行为是对儿童天性的戕害,我的心因此而沉重地堕下去。几十年后,终于有了道歉的机会,我很希望得到弟弟的宽恕。“‘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听到弟弟的回答,“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写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在《〈野草〉英译本序》中鲁迅再次强调《野草》“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由于“措辞含糊”,使得《野草》一反其杂文风格,艺术手法多用象征,孙玉石先生曾经讲过,《野草》是通过编造幻想中的真实与想象纠缠的故事,构成象征的世界,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所不可轻视者,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有了小感触”“随时的小感想”。自然,《风筝》也是由“感触”而引发的故事,并不一定真正发生过(故事的真实性有人讨论过)。据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解读《风筝》:一是亲情的叙述,这是显在的层面;二是儿童教育,这也是显在的层面;三是国民性批判,这是隐在的意义,也是作者“感触”所系。对于前两个层面,已经有不少文章予以详细分析,我们这里着重谈第三个层面。
鲁迅先生视“健忘”为国人劣根性之一,因为健忘造成了历史的无限循环和悲剧的一再重演。说到健忘,我们自然会想到《阿Q正传》。小说的主人公阿Q,就是经常用“‘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来求得解脱。他非礼吴妈遭到拒绝,刚被秀才打了,就又去舂米。听到外面很热闹,他就跑到外面去看热闹。他早已忘了这场“热闹”是他自己制造的,结果差点儿又遭一顿毒打。这场风波以后,未庄的女人都躲着他,阿Q却不知道为什么,“很以为‘奇’”。因为健忘而麻木,这恐怕是读过《阿Q正传》的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三一八惨案”以后,鲁迅先生写下了撼人心魄的《记念刘和珍君》。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痛感“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原因是“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写于1926年的《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在写于1927年的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鲁迅先生再次对“健忘”进行批判:“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1933年鲁迅先生为了纪念1931年牺牲的“‘左联’五烈士”写出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毋需多引,我们就能理解鲁迅先生的《风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毁坏弟弟的风筝是出于什么心态呢?“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对于弟弟是否“不爱”“并且嫌恶”,我根本不予理会,因为原则和标准从来是成人制定的,至于是否合乎儿童的行为习惯和行为心理,我们没有考虑过,在“为了他好”“为了孩子的将来”等冠冕堂皇的旗帜之下剥夺孩子的种种权利,获得自己的心理满足甚至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这是成人的一贯行为。我们反省过自己的行为吗?体会过孩子的感受吗?没有,从来没有。在孩子眼里,成人是一群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怪物。毁坏了风筝以后,“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丝毫没有注意到弟弟“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当我明白过来以后,弟弟早已走过了玩风筝的年龄,“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我”很想让他说一句“我可是毫不怪你呵”,但终于没有,他全然忘却毫无怨恨,既然没有怨恨,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宽恕呢?此时的弟弟如果宽恕“我”,证明他还记得这件给他的心灵造成伤害的风筝故事,对我也一定怀有怨恨,还记得我的粗暴,还记得当年在小屋里望着未完成风筝的绝望。那么,他也许就不会对他的弟弟、孩子采取我当年的粗暴方式,社会也许就有了些微的进步,然而他却忘了。一如当年的弟弟“绝望地站在小屋里”,“我”的反应是“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弟弟宽恕了“我”,一切就有希望,然而他忘了。一句“有过这样的事么”,使“我”的希望瞬间破灭,可怕的“健忘”在弟弟身上得到了印证,可怕的故事也许还会无限循环下去。“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这是鲁迅先生为《野草》的题词。“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这是文章的结尾,鲁迅先生以象征的手法写出了自己被无边的“寒冷”所包围,行文中流露出浓重的忧郁和悲观。
《风筝》是鲁迅“彷徨时期”的一篇散文,写于1925年1月,后来编入《野草》,于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文中“我”的“弟弟”“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出色的形象描绘给我们画出了一个天真可爱又令人同情的少年形象。为了这点欢乐,“弟弟”捡拾后院的枯竹,准备制造自己那欢乐的梦。“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闯了进去,“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由于“我”的长兄地位和“弟弟”的无力反抗,“弟弟”的风筝梦破灭了。对于“弟弟”当时的感受,“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中年以后,“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我感到了内疚,意识到当时的粗暴行为是对儿童天性的戕害,我的心因此而沉重地堕下去。几十年后,终于有了道歉的机会,我很希望得到弟弟的宽恕。“‘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听到弟弟的回答,“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写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在《〈野草〉英译本序》中鲁迅再次强调《野草》“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由于“措辞含糊”,使得《野草》一反其杂文风格,艺术手法多用象征,孙玉石先生曾经讲过,《野草》是通过编造幻想中的真实与想象纠缠的故事,构成象征的世界,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所不可轻视者,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有了小感触”“随时的小感想”。自然,《风筝》也是由“感触”而引发的故事,并不一定真正发生过(故事的真实性有人讨论过)。据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解读《风筝》:一是亲情的叙述,这是显在的层面;二是儿童教育,这也是显在的层面;三是国民性批判,这是隐在的意义,也是作者“感触”所系。对于前两个层面,已经有不少文章予以详细分析,我们这里着重谈第三个层面。
鲁迅先生视“健忘”为国人劣根性之一,因为健忘造成了历史的无限循环和悲剧的一再重演。说到健忘,我们自然会想到《阿Q正传》。小说的主人公阿Q,就是经常用“‘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来求得解脱。他非礼吴妈遭到拒绝,刚被秀才打了,就又去舂米。听到外面很热闹,他就跑到外面去看热闹。他早已忘了这场“热闹”是他自己制造的,结果差点儿又遭一顿毒打。这场风波以后,未庄的女人都躲着他,阿Q却不知道为什么,“很以为‘奇’”。因为健忘而麻木,这恐怕是读过《阿Q正传》的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三一八惨案”以后,鲁迅先生写下了撼人心魄的《记念刘和珍君》。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先生痛感“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原因是“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写于1926年的《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在写于1927年的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中,鲁迅先生再次对“健忘”进行批判:“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1933年鲁迅先生为了纪念1931年牺牲的“‘左联’五烈士”写出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毋需多引,我们就能理解鲁迅先生的《风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毁坏弟弟的风筝是出于什么心态呢?“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对于弟弟是否“不爱”“并且嫌恶”,我根本不予理会,因为原则和标准从来是成人制定的,至于是否合乎儿童的行为习惯和行为心理,我们没有考虑过,在“为了他好”“为了孩子的将来”等冠冕堂皇的旗帜之下剥夺孩子的种种权利,获得自己的心理满足甚至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这是成人的一贯行为。我们反省过自己的行为吗?体会过孩子的感受吗?没有,从来没有。在孩子眼里,成人是一群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怪物。毁坏了风筝以后,“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丝毫没有注意到弟弟“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当我明白过来以后,弟弟早已走过了玩风筝的年龄,“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我”很想让他说一句“我可是毫不怪你呵”,但终于没有,他全然忘却毫无怨恨,既然没有怨恨,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宽恕呢?此时的弟弟如果宽恕“我”,证明他还记得这件给他的心灵造成伤害的风筝故事,对我也一定怀有怨恨,还记得我的粗暴,还记得当年在小屋里望着未完成风筝的绝望。那么,他也许就不会对他的弟弟、孩子采取我当年的粗暴方式,社会也许就有了些微的进步,然而他却忘了。一如当年的弟弟“绝望地站在小屋里”,“我”的反应是“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弟弟宽恕了“我”,一切就有希望,然而他忘了。一句“有过这样的事么”,使“我”的希望瞬间破灭,可怕的“健忘”在弟弟身上得到了印证,可怕的故事也许还会无限循环下去。“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这是鲁迅先生为《野草》的题词。“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这是文章的结尾,鲁迅先生以象征的手法写出了自己被无边的“寒冷”所包围,行文中流露出浓重的忧郁和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