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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歌苓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一种自我矛盾中，这样的矛盾既来源于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也来源于既定现实的残酷。虽然他们顺应时代潮流，但是他们的理想和现实并不能完全保持一致，他们有时也处于一种矛盾对立的境况。本文将从严歌苓的具体作品出点，以文学传统、时代背景、作者身份为切入点，简要分析其笔下知识分子理想和现实产生对立的原因。
关键词：理想；现实；对立矛盾
中国文学传统、时代背景、作者的身份等因素都影响着作者严歌苓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作者把知识分子放在历史这一大背景下，从他们的内心深层挖掘，充分的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揭示他们的命运变化。
一、中国文学传统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和政治紧紧相连，他们对知识和政治的关系的态度让他们在自己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矛盾挣扎。中国的文学是伴随人类的产生而开始的，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一直到现在的小说诗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部分燕飨诗。这类诗歌并不只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可见，我国文学自一开始就带上了政治色彩，知识分子也和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的文字狱等等，都是历史上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的体现。这些政策让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想要的独立人格，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就算是五四启蒙运动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就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的：“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濳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1]以此看来，学术一直是伴随着政治的，它被当成政治的附属品，政权的更迭，统治者个人的喜爱都决定着学术的发展方向。陆焉识，欧阳萸一类的文人，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出现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他们的压迫，他们既想捍卫自己的理想，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肩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启蒙的观点，倡导要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把重点放在启蒙和文化上，但实际上，人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人们并没有挣脱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结构。当时社会的衰败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让知识分子无法摆脱自古以来的观念意识，既要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又想坚持自己的理想。李泽厚先生说道：“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
农业小生产的家庭宗法制度是我国传统的经济根基，现代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教育，但又没有完全摆脱掉这一传统，这就使得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出面矛盾。一方面，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文学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禁锢在中国道德传统中走不出来。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并没有突破自古以来的条条框框。就像李泽厚先生说的：“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这个结构的改造转换，仅凭观念的变化，是并不能真正实现的。必须有行为模式真正改变。”[3]就像陆焉识，他接受了西方教育，他有自己的理想，他想追求自由，但是他的行为始终没有跳出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他的心里，他始终还是把中国传统的观念当成自己行为的指导，所以，他在自由与规矩之间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与现实之间徘徊。就像孔焕周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精神追问》中写的：“同时，我们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萎缩、精神破碎的缺憾是漫长的农业文明养就得文化背景和一个世纪以来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语境综合作用产生的必然结果。”[4]
二、时代背景
在严歌苓作品中，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现实之所以会出现对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当时正处于阶级矛盾激烈的时期，人们把阶级斗争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知识分子由于对待政治与学术的态度与政治的要求不符而成了成了人们主要打压的对象。当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是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社会现实，从最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后来的三反五反，再到后来的整风运动，直至最后达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知识分子从一开始的敢说敢言，到最后的畏缩不前，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也是对文人心灵的巨大煎熬。王春林在《知识分子苦难命运与精神困境的审视与表现——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写到：“然而，尽管说家庭与恩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扼杀着人文知识分子陆焉识的自由，但在20世纪的中国，真正地控制并扼杀着陆焉识自由的，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社会政治。”[5]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几乎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够躲过。在一个国家中，知识分子毕竟占少数，广大人民群众都起来反对他们，批判他们，他们是无力招架的。而且在文革中，很多出现不同声音的知识分子早已成了政权的敌对方。当权者想方设法把他们管理起来，就像《小顾艳传》中的凹字形楼，小说中说它“像是一座监狱的建筑设计，便于所有人交叉监视，天井留给警卫巡逻。”[6]作者称这栋楼为“艺术家的集中营”，这不仅让我们想起犹太人的集中营。在这里，知识分子已经成了犯罪者，必须用强权压制他们，让他们服服帖帖。当权者已经意识到文人的不安分和不好管理，而且他们容不得异样的声音出现，他们就以这种方式对他们进行压制。知识分子无能为力，在这种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年代，他们只能无奈的接受现实。
在这种群众和政治双重压迫的现实下，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容身之地。他们的下场就是大荒漠、监狱、牛棚，有时甚至是死亡。在这种时候，人的命不如动物的命值钱。就像《陆犯焉识》中说的，他们已经习惯了“虚拟的监狱”。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是石灰粉洒出的线条。可他们仍然不敢逾越，他们被千万双眼睛盯着，是无论如何也跑不掉的。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砺，他们已丧失了当年的勇气。另一方面，他們也是无处可去的，亲人不敢接纳他们，有可能还会举报他们，他们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这种社会现实中，知识分子的理想无法保持，他们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面前无奈彷徨。
关键词：理想；现实；对立矛盾
中国文学传统、时代背景、作者的身份等因素都影响着作者严歌苓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作者把知识分子放在历史这一大背景下，从他们的内心深层挖掘，充分的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揭示他们的命运变化。
一、中国文学传统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和政治紧紧相连，他们对知识和政治的关系的态度让他们在自己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矛盾挣扎。中国的文学是伴随人类的产生而开始的，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一直到现在的小说诗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部分燕飨诗。这类诗歌并不只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可见，我国文学自一开始就带上了政治色彩，知识分子也和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的文字狱等等，都是历史上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的体现。这些政策让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想要的独立人格，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就算是五四启蒙运动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就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的：“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濳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1]以此看来，学术一直是伴随着政治的，它被当成政治的附属品，政权的更迭，统治者个人的喜爱都决定着学术的发展方向。陆焉识，欧阳萸一类的文人，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出现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他们的压迫，他们既想捍卫自己的理想，又不得不屈服于现实。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肩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启蒙的观点，倡导要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把重点放在启蒙和文化上，但实际上，人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人们并没有挣脱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结构。当时社会的衰败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让知识分子无法摆脱自古以来的观念意识，既要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又想坚持自己的理想。李泽厚先生说道：“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
农业小生产的家庭宗法制度是我国传统的经济根基，现代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教育，但又没有完全摆脱掉这一传统，这就使得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出面矛盾。一方面，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文学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禁锢在中国道德传统中走不出来。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并没有突破自古以来的条条框框。就像李泽厚先生说的：“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这个结构的改造转换，仅凭观念的变化，是并不能真正实现的。必须有行为模式真正改变。”[3]就像陆焉识，他接受了西方教育，他有自己的理想，他想追求自由，但是他的行为始终没有跳出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他的心里，他始终还是把中国传统的观念当成自己行为的指导，所以，他在自由与规矩之间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与现实之间徘徊。就像孔焕周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精神追问》中写的：“同时，我们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萎缩、精神破碎的缺憾是漫长的农业文明养就得文化背景和一个世纪以来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语境综合作用产生的必然结果。”[4]
二、时代背景
在严歌苓作品中，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现实之所以会出现对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当时正处于阶级矛盾激烈的时期，人们把阶级斗争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知识分子由于对待政治与学术的态度与政治的要求不符而成了成了人们主要打压的对象。当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是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社会现实，从最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后来的三反五反，再到后来的整风运动，直至最后达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知识分子从一开始的敢说敢言，到最后的畏缩不前，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也是对文人心灵的巨大煎熬。王春林在《知识分子苦难命运与精神困境的审视与表现——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写到：“然而，尽管说家庭与恩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扼杀着人文知识分子陆焉识的自由，但在20世纪的中国，真正地控制并扼杀着陆焉识自由的，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社会政治。”[5]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几乎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够躲过。在一个国家中，知识分子毕竟占少数，广大人民群众都起来反对他们，批判他们，他们是无力招架的。而且在文革中，很多出现不同声音的知识分子早已成了政权的敌对方。当权者想方设法把他们管理起来，就像《小顾艳传》中的凹字形楼，小说中说它“像是一座监狱的建筑设计，便于所有人交叉监视，天井留给警卫巡逻。”[6]作者称这栋楼为“艺术家的集中营”，这不仅让我们想起犹太人的集中营。在这里，知识分子已经成了犯罪者，必须用强权压制他们，让他们服服帖帖。当权者已经意识到文人的不安分和不好管理，而且他们容不得异样的声音出现，他们就以这种方式对他们进行压制。知识分子无能为力，在这种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年代，他们只能无奈的接受现实。
在这种群众和政治双重压迫的现实下，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容身之地。他们的下场就是大荒漠、监狱、牛棚，有时甚至是死亡。在这种时候，人的命不如动物的命值钱。就像《陆犯焉识》中说的，他们已经习惯了“虚拟的监狱”。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是石灰粉洒出的线条。可他们仍然不敢逾越，他们被千万双眼睛盯着，是无论如何也跑不掉的。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砺，他们已丧失了当年的勇气。另一方面，他們也是无处可去的，亲人不敢接纳他们，有可能还会举报他们，他们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这种社会现实中，知识分子的理想无法保持，他们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面前无奈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