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问题较多的部分，因为找不到有效的教学方法，所以教法往往简化为一种：翻译。而翻译又多围绕文言句式、词汇这个中心，教学偏重知识传授与积累，轻情感体验与熏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言文较少作为有性情的文章来进行教学。但是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不应该忘记，文言文既然是文章，是古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就不只是语法、词汇的堆砌，而是承载着中国博大的传统文化，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其实古代文人不论是创作还是阅读，都比较重视文体的不同，即体裁、风格、流派的不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倪思也提到：“文章以体制为先。”所以在文言文教学中忽视了古文的文体特征，很难挖掘文章的情感意蕴，发挥文言文人文教育的作用，也使得学生失去学习的热情。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有文体意识，方法不可千篇一律，考虑文章的体裁，根据文体找到阅读的切入点，采用该文体最有效的阅读方法，将读、译、写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掌握语法的基础上，体验古人情怀，了解传统文化，丰盈哲学思想，实现异曲同工、各领风骚的目的。
　　
　　 一、以读为主，享受音韵之美
　　
　　 古代歌谣起源于远古时人们有节奏的劳动号子，早期的文学创作——诗歌也都是依声而作，文学从一开始就与节奏、韵律相伴相依，通过声音的高低、缓急和宏纤来表情达意，阐释人生的喜怒哀乐。朗读是学习文学的重要手段，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手段。在古代诗歌教学中，教师大都能自觉采用朗读的方法，在错落有致的音韵中体验节奏美、结构美、意境美。然而，朗读往往停留在读得流畅这个最浅层面，而且把朗读的流畅程度作为对字词把握程度的检测，也导致学生在朗读时只见字句不见文章。恰恰相反，文言文中一些文章可以以读为主，不仅要读得流畅，而且要读出韵味，通过自己对声调、音量、速度、停顿的控制，读出文章的思想感情。
　　 首先如《论语》选文，原著为语录体，文风质朴浅显，明白晓畅，易于理解，郑振铎认为《论语》“文字极简朴直捷”，谭家健认为《论语》的语言特色为“言简意赅，深入浅出，隽永有味”，而教材所摘选的文章又多是耳熟能详的名篇，选文的思想意旨较容易把握，其中的名言名句有记诵的价值，会对学生的学习和为人处世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使像《孟子》一类的诸子散文，虽然也是语录体，但往往保持了爽朗明快的风格，有着诗歌的风韵，文句对称，语音圆润；多用排比、反复，整齐流畅，气势磅礴；擅长比喻，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只有朗读才可以体会整齐而富于变化的节奏感、汪洋恣睢的气势和“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自我意识。
　　 再如《阿房宫赋》这样的赋体。赋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具备一部分诗歌的结构特点，讲究韵律与句式，语言华美，文笔绚丽，特别注重铺叙，不仅辞藻丰富华美，而且想象力也丰富多彩，很多时候，赋体写景咏物在意不在实。《阿房宫赋》中有大段大段对阿房宫建筑的描绘，阿房宫不复存在，没人可见证它的真伪，即使译出来，学生凭借他们的生活阅历和知识水平也未必想象得出阿房宫真正的结构特点，而逐字逐句地翻译又支解了一气呵成的整体气势，同时失去了文章原有的韵律，教学中不如通过朗读，让学生借助整齐对仗的句式、抑扬顿挫的音调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尽情感受听觉所带来的宏阔。
　　
　　 二、以译为主，领悟审慎之旨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影响后代的中国文人，所以文人往往介于老庄与孔孟之间，想抛却尘缘，专注山水，却又“剪不断，理还乱”，文字间“国恨家愁”成为难解的情结。奏议类的文章——臣子给皇帝的书信，包括《文心雕龙》所说的“章、表、奏启、议对”，因为是谈时事，议国事，谏国主，文字未免有所顾虑，往往字斟句酌，语意隐晦，情感含蓄而委婉。这类文章，学生只通过朗读难以理解文章思想，教学重点显然应该在“译”，通过对每一个字、每一句的推敲辨析，体验滴水不漏的逻辑推理、丝丝入扣的结构安排，掌握作者隐藏在文字里的真情实意。如《陈情表》一文，首先文中的古代文化常识比较多，而学生没有这方面积累，必须借助注释才能了解含义。像“期功”、“洗马”、“除”，不理解这些词语将阻碍对文句的理解，阅读会出现理解缺陷甚至错误。其次是作者尴尬的身份，它使文章的表达委婉隐晦。李密曾为蜀旧臣，晋武帝却征召他做太子洗马，在这种情况下，他直言拒绝便有念旧主的嫌疑，所以言辞谨慎，既不能张扬又不可太卑怯，既要感恩又要辞官，字字句句安排周密，使人听之有理有据，有情有义，字面意义与字后意义融汇交织。如“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一句，表面上自贬，显示自己卑微的人生志向，实际上表明自己并非为了博得清高忠贞名声而不仕晋朝，从此打消晋武帝的猜疑。文章字字写祖母刘对自己的再生之恩、祖母刘病卧床榻的孤苦，读来却句句是写不入仕的原因。学生通过逐字逐句的翻译，既在对文句意义的层层探寻中领略文章的主旨，又能体味出《陈情表》让人感叹“不下泪者，必不孝”的浓情。
　　
　　 三、以写为主，体历思辨之乐
　　
　　 这种教法多适应于叙事类文言文，如史传、寓言、传奇等。刘知几在《史通》中写道：“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这句话既是对史传文学特点的概括，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叙事作品特点的概括。作者“不虚美，不隐恶”，不直接跳出将自己的喜怒好恶强压给读者，往往叙事冷静客观，人物事件的是非曲直留于读者，给人宽广的思辨空间。但它们毕竟是记叙类文体，要通过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来揭示历史事实、表达主旨，在叙写中为突出人物各自特点，作者往往字斟句酌，长于择取词汇，将人物性格凝聚于点睛传神的词语中，用词精当凝练，又给人宽广的想象空间。像《高祖本纪》《促织》《齐人有一妻一妾》等等，学习这些文章绝非读完译完就可以结束的。学生自己的思考，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判，对作品形象的态度应借助书写来实现，从而丰富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丰盈他们的文化底蕴、哲理认识，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这篇寓言，不足二百字，齐人的描写也只有“必”、“尽”、“遍”、“施施”词语，但读来人物就活现在眼前，让人在文字之外看到他更多的言行举止。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借助文中仅有的这些词语展开想象，把齐人的形象扩展出来，而这写的过程就是品的过程、评的过程，如何为人，如何对待富贵与尊严就可了然于学生心间。《项羽本纪》中项羽为何以绝对优势而败北，作者不曾多言，但叙事中有蛛丝马迹，人物的为人处世可以佐证，给学生一个开放性的写作话题，让学生去分析辨别能实现史传作品“鉴”的作用，也能较好地实现语文教学“育”的目的。
　　 在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略显特殊，它的语法、词汇都给学生一种陌生感，也让学生退避三舍。然而语言由古到今都是息息相关的，文学从今到古是一脉相承的，文言文的创作技巧、精神要义和现代文都是相通的，既然现代文教学中我们除了语法分析之外要朗读、赏析、品评，那么文言文也不应放弃这些教学方法。
　　
　　（作者单位：徐州高等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