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到了，一大家借机热闹相聚。当然，我们也是想借着回家的机会看看老父亲，哪怕是一句嘘寒问暖的话，也算是给自己的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愧歉来一次抚慰和补偿。
　　多数时候，我们的初衷都变成了一厢情愿的期望。
　　果不出所料，从父亲那习惯性地眯起那探宝似的眼缝起，就知道这次难得的亲近，又将是一次只可远观不可触碰的无言结局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与他对话，只要你能一直做到隐忍不发，他就是能将无声进行到底的沉默如山的人。
　　说起我的父亲，给人最第一印象，就像一个既粗壮又随处可见的电线杆，看似高高大大地杵在这里，可是你要是把他当作路标没准会迷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标准形象就是个穿着打着补丁的蓝布工作服，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出门，带着一脸污渍回家的壮工形象。
　　父亲上“三班倒”，出门时帆布包的饭盒里装的也就是蔬菜和米饭。下大夜班回家，爸爸的饭盒里总能带回来一些我们兄弟姊妹意想不到的“惊喜”。
　　所谓的“惊喜”其实也就是一二个肉包或烤馒头。要知道，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吃饱肚子并不是现在所说的“常态”，隔三差五的饥肠辘辘才是那时真实存在的常态。当然，爸爸的饭盒里装肉包的少，大多时候也只是一、二个烘烤过的带一点焦黄的馒头。即便这样再普通不过的主食，在那时也是我们既能看得到也能吃得到的美味。
　　爸爸把烤馒头分给我们吃，他就在一旁一言不发，一边用他那粗壮的手指夹着一根在他的手里略显细小的纸烟吧嗒吧嗒地吸着，一边眯着他那双细长成缝的小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吃完才离开。那眼神有点像主人在喂食宠物般的愉悦。
　　多年过去了，有时为了重温记忆中的美味，我也尝试过各种烤馒头，怎么弄却也找不到那种刻骨铭心的愉悦感觉了。我们知道，那是爸爸夜班的夜餐，没舍得吃完，刻意留下一二个放到工厂的锅炉边烤过带回来的，自己只是喝了海带汤对付过去。那些年，他老人家一直说他们工厂食堂的海带汤很鲜。
　　等我的孩子出生以后，方才明白父亲的含义不仅是一声称呼这么简单。除了吃饭穿衣，更多的是养育成人之前无时不在的付出。
　　譬如我的父亲给我的那些悄无声息的浸染和不断提及的暗示。
　　记得我上小学时，我的祖父从江西彭泽的乡下寄来了一封信，说他茶叶和黄烟叶没有了。
　　祖父是一个曾经家境殷实的晚清秀才，因为没有了衣食来源的田产，从以前随便教几十个学生就不愁吃喝的私塾先生落魄到如今连生活必需品都频频断顿的窘境。
　　祖父没别的嗜好，饭可以不吃，但一口黄烟，一壶绿茶却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祖父很守旧，在晚辈面前，颜面是万不可丢失的。
　　他对子女的孝悌传承有着自己的坚持。祖父对我父亲常言：如果你们在外面混到要饭的份上就算了，新社会了，你们对我的贴补不是必须要做的，没有条件就算了，有的话就给我留一口，只要我不饿死，邻里乡亲也就看不到我们家笑话。
　　百善孝为先，做人从起码的孝悌开始。这话看似商量，其实没得商量。祖父对我父亲家教的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父母那时一个月工资加在一起不到70块，一家五口吃喝穿衣已经紧巴，加上亲友间的走动，日子过得上顿接不上下顿。每当粮店平价米都不够吃的时候，爸爸一般都带上我从铜陵客运码头坐小客轮到土桥镇去买溢价米。
　　父亲收到祖父的信以后，愁眉苦脸。妈妈得知后，建议爸爸能否缓一缓，等下个月发了工资再寄给祖父？爸爸立马不同意，父亲开了口，再难也要把父亲的茶叶寄过去，何况又不要什么好茶叶，皖南没别的，就出个茶，那是他老人家的口粮，断不得。妈妈无奈下提议让爸爸找人借点钱救个急。哪知父亲发了火，我好歹是个男人，怎么好意思低头向别人开口？
　　妈妈是这家的当家人，知道当家柴米贵，更知道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的生活艰难。没饭吃的时候，面子不能当饭吃。妈妈只好向隔壁的龚阿姨家借钱。买完柴米油盐，就买二斤茶叶和二条“春秋牌”的卷烟邮到江西。当月借的钱，下月就是砸锅卖铁也是一定要还上的。等妈妈寄走了茶叶和卷烟以后，父亲才像个得到满足的孩子一般高兴地到屋后的小菜园种菜浇水去了。
　　粗人也有细处。父亲的被动防守之所以能够战胜妈妈泡蘑菇似的进攻，其策略就是，以攻为守，见好就收。他吼声虽大，但在达到目的后往往能像风一样一扫而过，坚持不了多久就会主动撤离战场。
　　父亲为防止夜班瞌睡，抽上了烟。一包烟可以抽二三天。平时也喝点酒，那种便宜的地瓜干酒。家里的蔬菜大多是他种的，家里还养了下蛋的鸡鸭，所以我一直觉得爸爸这个“城里人”更像是个农民。家里餐桌上，基本是蔬菜当家，纯荤腥的肉菜是没有的。一个月买个斤把肉，混烧萝卜或炖一锅汤，算是荤菜了。难得的一点瘦肉都是我们吃了，他吃皮和肥泡泡，说是瘦肉塞牙，不喜欢吃。
　　每当吃完饭的时候，爸爸总是习惯性地用眯缝眼盯着我们。他餐后结束语不是“再吃一點，饭还有”，而是“把饭碗吃干净”。那时我们人虽小，胃却个个强大，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剩饭这种匪夷所思的故事了。基本上都是吃到菜盘见底才舍得放下手中的碗，锅里剩下的饭和桌上所剩无几的菜汤都是爸爸、妈妈的最后战利品了。这个镜头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了几十年依然是那么的清晰。
　　父亲就像铆足了劲的发条一般一刻不歇的劳作，那过程就像钟表作圆周运动，永远不会跑偏，无怨无悔，周而复始。如搬运杂物、做煤球、翻菜地之类。因为不停地劳作，无形中也造就了他健硕有力的体魄。父亲的身体有多好？听妈妈说，你爸爸年轻时，曾在下雪天穿着草鞋挑一担180多斤柴走二十多里路到县城卖掉，脚上结冰了都像没事一样。父亲挺拔的身板直到90岁才因一场病变弯曲下来。父亲的勤劳和知足感成了他们那一代人逆境中顽强生存的法宝，也成了我们这代人在接下来的前行中可以回放的一面镜子。
　　因为姐姐去世早，在家里我反而成了老大。弟妹的存在成了我不但不能撒娇使性子，而且还只能帮爸妈分担家务事的不二理由。生火、淘米也成了我放学以后每天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由此这也给我留下了父亲喜欢弟妹，不喜欢我的阴影。许多年过去，我在父亲身上一直没有找到慈父的感觉。
　　直到我结婚成家那一年，我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这种感觉有些偏差。
　　我刚结婚时单位并没有照例分房。因为狼多肉少，所以也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平衡的。爸妈带弟妹住在带二个小房间的近30平米的平房里，我就住在靠着主屋搭建的披厦里。
　　结婚前几天，父亲突然把我的家具搬到正屋，他和妈妈搬到小披厦里去，妹妹搬到集体宿舍去了，腾出家里仅有的二个房间给我做婚房。父亲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对他平时的木讷印象产生了错愕。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好像只是说了，你和妈妈怎么能住披厦？父亲依然是以他那没有商量的口吻说：这个披厦凭什么我不能住？这还是我盖的呢！其实，那个小披厦只能放一张床一个不大的挂衣柜，住一个人还马马虎虎，住二个人就拥挤了，靠窗边的墙还漏着雨。那一整年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怎么过来的。
　　那一阵，媳妇刚嫁进门，她倒没觉得家里有什么异样和不便，而我却始终忐忑不安。总觉得是我撵爸爸妈妈到小屋，主屋给自己娶媳妇结婚。
　　直到二年后，我的孩子天使般的如愿降临，这才给这个简陋暗淡的平房里平添了春天般的欢声笑语。当然也渐渐淡化了我儿时以来一直对父亲恭敬有加的惶恐和婚后的愧疚。
　　我早已忘记我的孩子是从何时第一声叫我的爸爸。或许是没心理准备吧，我答应的声音应该是没信心的喏喏声。而我的父亲母亲却像是算准了这一天终会来临似的，对孙儿每一次稚嫩的呼唤都是那么欢天喜地，心啊肝的回应着。
　　不知不觉中，我也成了孩子的父亲。这不经意间的角色变化，倒也没觉得自己有多么的高大和来之不易。只是看到渐渐老去的父母双亲，才慢慢读懂了曾经看不明白以前父亲专注地看着我们吃饭、看我们背着书包离开家门的眼神。
　　现在，父亲的这种饱含些许寄托的眼神竟然毫无征兆的也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偶尔也会有盯着儿子吃饭时发呆的眼神，也有被儿子发觉后语焉不详的搪塞。我怅然若失样子怕是和我父亲当时思绪万千、欲言又止的神态相比应该没有多少区别吧。
　　很多时候，我在孩子的身上寄托的和想说的都化作了那一瞬间的眼神，就像我的父亲看我小时候吃饭，看我长大后独自离开家门的背影，走的再远都能隐约感到背后有爸爸目不转睛盯着我的眼神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