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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剧《火印》妙用舞台 “ 留白 ” 的艺术手法，在传承民族历史记忆的同时不散播民族仇恨，而是回归人性本身，向中国儿童讲好中国故事。艺术作品从来不缺乏对战争的书写，儿童剧《火印》向儿童观众传达历史事实的同时兼顾艺术作品的 “ 可观性 ” 与 “ 适龄性 ” 。作品彰显着艺术家为儿童观众呈现国家历史与表达民族情感上的清醒与克制，并通过丰富的意象生产成功创造出舞台的诗意，这种清醒与克制，恰恰是舞台的 “ 留白 ” 。
关键词： 儿童剧;《火印》; “ 留白 ”
中图分类号： J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21）09-0099-03
儿童剧《火印》根据曹文轩同名小说改编，由薛梅编剧、王筱頔导演、西安儿童艺术剧院制作出品。作品以小见大，通过一匹马的故事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用 “ 悬崖勒马 ” 的典故浓缩紧张残酷的战争场面，在 “ 大湖 ” 的意象笼罩中强烈地流露出人民对和平的向往之情。艺术从来不缺乏对战争的书写，然而如何为儿童观众在戏剧舞台上再现战争历史，往往是由创作者的历史观和艺术观所决定的。笔者认为，儿童剧《火印》妙用舞台 “ 留白 ” 的艺术手法，在传承民族历史记忆的同时不散播民族仇恨，而是回归人性本身，向中国儿童讲好中国故事。 “ 留白 ” ，原是绘画艺术的术语，指绘画中的空白。中国美学尤其重视 “ 留白 ” ，讲究虚实相生。适当 “ 留白 ” ，可以产生丰富的意境。绘画如此，戏剧亦如此。《火印》彰显着艺术家为儿童观众呈现国家历史与表达民族情感上的清醒与克制，并通过丰富的意象生产成功创造出舞台的诗意。这种清醒与克制，恰恰是舞台的 “ 留白 ” 。
一、拟人的 “ 雪儿 ” ——作为民族情感的符号
雪儿是这部儿童剧当之无愧的主人公，也是塑造得极为成功的儿童剧艺术形象。它虽是一匹白马却有着不屈的坚毅性格和强烈的爱国情怀。雪儿以拟人化的姿态出现，它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渗透着作为一匹中国白马的民族情结。
《火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辽阔的北方草原，为雪儿做了第一重国族认定——它是一匹中国的白马。当坡娃把雪儿从狼群里救出来后，雪儿成为坡娃家的小马驹，这也是雪儿对家庭认知的萌芽。有了 “ 国 ” 和 “ 家 ” 的双重身份认定后，雪儿完成了第一层民族情感的建构。日本军官河野看中雪儿，将其强行掳走之后，它用拒食等行动来表达自己想要回归家园的强烈的内心诉求。雪儿所表现出的倔强抵抗都是对第一层家国情感的深化。
雪儿身体被烙上日军的火印，它原本高昂的头颅再也抬不起来。 “ 低头 ” 在剧中象征着雪儿的知耻。它被发配到前线搬运军火，这批军火无情地轰炸了野狐峪。雪儿又遭到日本军人的凌辱践踏，从一匹骄傲不屈的中国白马沦为了尊严尽失的畜生。当雪儿再次回到野狐峪，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和村民的愤怒，它低下了头颅，这是它作为一匹中国白马对自己尊严尽失和愧对国家民族的悲拗之情。
动物拟人化，本身就吸引着儿童群体。因为它把一些看似刻板的思想主题放置在动物形象身上，通过演员生动的表演让小观众们直观地欣赏体会。 “ 一个形象造成的强烈效果，要压倒千百次训诫 ” [1] 。作品通过拟人化的马来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把宏大的战争微缩到一匹马和一个孩子身上，充分激发了叙事想象力，同时加注了深深的民族意志。
二、日军人物形象——回归人性的立体化塑造
虽然这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戏剧，但《火印》在对日军人物角色的塑造上并没有一味地丑化。日本军官河野从一出场的台词和形象中就表现出蛮横、专断、自以为是。在剧情的发展中，河野和雪儿一次次谈判，一次次对峙。但出于 “ 惜才 ” “ 爱马 ” 的意识，他并没有因为雪儿的强烈抵抗杀了雪儿。我们能在大量的抗日战争题材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为了强化民族冲突，突出日军的残忍丑恶，日军人物形象往往比较脸谱化。《火印》这部作品也可以让河野杀了雪儿，用雪儿的死来勾起坡娃的仇恨意识并唤起全村人的抗敌情绪，然而这部剧并没有。雪儿重回野狐峪，靠着自己的成长唤起全民的抗争意识，从而完成爱国情怀的升华。当然这也得益于曹文轩优秀的原著作品。原著中写到 “ 日本军队虐马，臭名昭著……在他很小的時候，他的父亲就已经让他明白，马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也是最高贵的动物，虐马，是极其可恨也是极其可耻的 ” [2] 。虽然河野是一个反面形象，但相较于野蛮、残酷的单一性格特征的日军形象，他的性格呈现得更为立体。他和雪儿不是单纯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但雪儿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家国情怀使它不能对一个日本军官臣服。
河野与黑森男爵在《白马飞飞》中的人物立足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日军的高级将领，也同样是爱马惜马之人。他们都在看到中国的良驹之后想要将其占为己有，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从良驹身上得到一个真理：连一匹马都无法征服，更何况一个优秀的民族。河野作为一个日本军官的形象也在转变，他看到了雪儿的抵抗与坚持，意识到了雪儿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气节，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
日军小马官稻叶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担心雪儿的安危，为了雪儿不肯吃东西而着急，会偷偷地让坡娃来看雪儿。虽然坡娃和稻叶一个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立场，一个是战争的侵略者立场，但是二人都还是善良单纯的少年儿童。稻叶是一个优秀的儿童形象，他也是一个受战火影响的小孩子，他远离父母，背井离乡，身处在硝烟弥漫的世界中。从本质上，他和坡娃是一样的，这也是这部儿童剧高明的地方，凸显了艺术形象上对真善美的全面阐释。原著中的稻叶在寻找雪儿的时候死在了我军手中，成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这样的结局令人惋惜甚至心痛。书中写到，临死前稻叶还在问： “ 你看到一匹小马驹了吗？ [2] ” 坡娃在稻叶死后为他盖上了一张草席，让人甚是心酸。稻叶这一人物形象表现了儿童的思维逻辑和行为特点。作为一名日军的小马官，喂马是他的职责所在，在他的思维认知里，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而且他爱马，喜欢和马匹待在一起。他并不是一个机敏的 “ 小大人 ” ，也不是一个日军的 “ 小小鬼子 ” ，他只是一个喂马的小孩子。 三、 “ 悬崖勒马 ” ——游戏化的战争书写
儿童剧《火印》对于战争场面的刻画相当含蓄和克制。 “ 流血 ” “ 牺牲 ” “ 炮火 ” “ 打杀 ” ，把这种冰冷无情的血腥暴力的战争场面直观地向儿童观众展示，显然是不太合理的。该剧的游戏化战争场面主要体现在最后河野与雪儿的对决上。此时的剧情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雪儿经历了离开家园、被烙火印、沦为战俘、丧失尊严的一系列打击，它全部的愤懑要在与河野的这一场决斗中爆发。作品舍弃了以往战斗高潮中的喊打喊杀，而是提取了 “ 悬崖勒马 ” 这个故事。 “ 悬崖勒马 ” 故事本身就带着一定的戏剧效果，它刺激紧张，险象环生。在《火印》中更富有戏剧性的是，悬崖勒马是河野训练雪儿的重要科目。此刻对峙的不是河野与雪儿，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和国家。通过舞蹈演员夸张的肢体动作、舞台灯光的渲染、气氛音乐的烘托，惊险的战争场面得以呈现。游戏化的战争书写，很好地消解了残酷战争带给儿童观众的直观的视觉冲击，既照顾到了儿童观众的观剧心理，又保证了戏剧的完整性。
作品对中国人民形象的塑造也体现着某种克制。在剧中，野狐峪被轰炸，曾经美好的家园在无情的炮火中剩下残垣断壁。村民们痛恨给日军拉大炮的雪儿，纷纷指责雪儿。在雪儿离开以后，村长立即召集村里的男人们去伐木， “ 是时候重建家园了！ ” 作品在传承民族历史记忆的同时并没有一味地宣扬仇恨，而是更加强调中国人民坚韧不屈、忍辱负重的精神品质与团结一心、重建家园的勇气和决心。这与对日军人物形象回归人性的立体化塑造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作品的着眼点在于对残酷战争本身的批判，而不是为了宣泄民族仇恨。
四、 “ 大湖 ” 意象——诗意化的舞台呈现
“ 大湖 ” 是贯穿全剧的一个意象，也是剧作在思想层面上的绝佳表达。 “ 坡娃雪儿看大湖 ” 的唱词多次出现， “ 大湖 ” 是雪儿和坡娃的精神乐土。首先，它是雪儿回归家园的寄托。雪儿被日军河野强行带走，还被烙上日军火印， “ 背叛 ” 家国。雪儿也有一段单独的唱词 “ 雪儿想去看大湖 ” ，但是在日军的牢笼中看 “ 大湖 ” 变成了一种奢望，回家遥遥无期。所以雪儿不受驯甚至不吃东西都是在这种对家园亲人思念下的一种抵抗;其次，是坡娃思念雪儿的寄托和对回归平静生活的渴望。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战争破坏，雪儿也被日军掳走。坡娃只能在遥望 “ 大湖 ” 时，回想着与雪儿的点点滴滴。 “ 大湖 ” 承载了坡娃对雪儿的思念和担心， “ 大湖 ” 也为坡娃提供了思念雪儿的一方天地。 “ 大湖 ” 是平静而又安逸的，它是中国人民对和平热切的期盼。经历战火之后，满目疮痍，国家百废待兴。在最后一幕，雪儿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 “ 大湖 ” ，是它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也是雪儿自己希望的延续，让后代深刻认识到和平来之不易。《火印》的开场和结尾都是在 “ 大湖 ” ，也完成了剧情结构的首尾呼应。
小说原著并没有对 “ 大湖 ” 赋予过多笔墨，在结尾的处理上也有所出入。书中的结尾是雪儿在漫天的大雪中独自远走，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相比而言，儿童剧的结局和具有诗意美的 “ 大湖 ” 意象，更容易被儿童观众所接受，更符合儿童的观剧体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儿童剧的教育价值。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儿童剧在结尾的处理方法上有三种： “ 光明的尾巴 ” ， “ 大团圆结局 ” ， “ 开放式收尾 ” [3] 。儿童剧《火印》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善恶有报的同时赋予了这个故事无限的光明和希望。德国诗人、小说家诺瓦里斯曾说： “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孩子，就有一个黄金时代 ” [4] 。《火印》在儿童所能接受理解的范围之內，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易懂的语言对话、克制的舞台呈现，向少年儿童讲述和平的来之不易，也让爱国与民族自豪的种子，在一个个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五、小 结
总而言之，这部作品通过一匹马的传奇故事，以小见大，把微妙的民族情感、人性剖析融入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中，为广大少年儿童讲述战争故事的同时，解构了不适于儿童观看欣赏的暴力艺术。王泉根认为曹文轩文学创作是有一种艺术 “ 模式 ” 的，有两个刻度似乎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第一是感动，第二是永恒 [5] 。儿童剧《火印》把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忠贞不渝的精神发扬光大，更是用 “ 大湖 ” 这一美好意象，把中华民族向往和平、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当作永恒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谭元亨.儿童文学：走向开放的审美空间[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203.
[2] 曹文轩.火印[M].北京：天天出 版社，2015： 159+ 185.
[3] 韩卫娟.从结局设计看中国改编儿童剧的审美追求[J].戏剧文学，2017（6）：44-47.
[4] （德）诺瓦里斯著.孟宪臣译.小毛驴之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2.
[5] 王泉根.“曹文轩模式”与中西儿童文学的两种形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9）：56-64.
[责任编辑：武典]
关键词： 儿童剧;《火印》; “ 留白 ”
中图分类号： J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21）09-0099-03
儿童剧《火印》根据曹文轩同名小说改编，由薛梅编剧、王筱頔导演、西安儿童艺术剧院制作出品。作品以小见大，通过一匹马的故事讲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用 “ 悬崖勒马 ” 的典故浓缩紧张残酷的战争场面，在 “ 大湖 ” 的意象笼罩中强烈地流露出人民对和平的向往之情。艺术从来不缺乏对战争的书写，然而如何为儿童观众在戏剧舞台上再现战争历史，往往是由创作者的历史观和艺术观所决定的。笔者认为，儿童剧《火印》妙用舞台 “ 留白 ” 的艺术手法，在传承民族历史记忆的同时不散播民族仇恨，而是回归人性本身，向中国儿童讲好中国故事。 “ 留白 ” ，原是绘画艺术的术语，指绘画中的空白。中国美学尤其重视 “ 留白 ” ，讲究虚实相生。适当 “ 留白 ” ，可以产生丰富的意境。绘画如此，戏剧亦如此。《火印》彰显着艺术家为儿童观众呈现国家历史与表达民族情感上的清醒与克制，并通过丰富的意象生产成功创造出舞台的诗意。这种清醒与克制，恰恰是舞台的 “ 留白 ” 。
一、拟人的 “ 雪儿 ” ——作为民族情感的符号
雪儿是这部儿童剧当之无愧的主人公，也是塑造得极为成功的儿童剧艺术形象。它虽是一匹白马却有着不屈的坚毅性格和强烈的爱国情怀。雪儿以拟人化的姿态出现，它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渗透着作为一匹中国白马的民族情结。
《火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辽阔的北方草原，为雪儿做了第一重国族认定——它是一匹中国的白马。当坡娃把雪儿从狼群里救出来后，雪儿成为坡娃家的小马驹，这也是雪儿对家庭认知的萌芽。有了 “ 国 ” 和 “ 家 ” 的双重身份认定后，雪儿完成了第一层民族情感的建构。日本军官河野看中雪儿，将其强行掳走之后，它用拒食等行动来表达自己想要回归家园的强烈的内心诉求。雪儿所表现出的倔强抵抗都是对第一层家国情感的深化。
雪儿身体被烙上日军的火印，它原本高昂的头颅再也抬不起来。 “ 低头 ” 在剧中象征着雪儿的知耻。它被发配到前线搬运军火，这批军火无情地轰炸了野狐峪。雪儿又遭到日本军人的凌辱践踏，从一匹骄傲不屈的中国白马沦为了尊严尽失的畜生。当雪儿再次回到野狐峪，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和村民的愤怒，它低下了头颅，这是它作为一匹中国白马对自己尊严尽失和愧对国家民族的悲拗之情。
动物拟人化，本身就吸引着儿童群体。因为它把一些看似刻板的思想主题放置在动物形象身上，通过演员生动的表演让小观众们直观地欣赏体会。 “ 一个形象造成的强烈效果，要压倒千百次训诫 ” [1] 。作品通过拟人化的马来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把宏大的战争微缩到一匹马和一个孩子身上，充分激发了叙事想象力，同时加注了深深的民族意志。
二、日军人物形象——回归人性的立体化塑造
虽然这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戏剧，但《火印》在对日军人物角色的塑造上并没有一味地丑化。日本军官河野从一出场的台词和形象中就表现出蛮横、专断、自以为是。在剧情的发展中，河野和雪儿一次次谈判，一次次对峙。但出于 “ 惜才 ” “ 爱马 ” 的意识，他并没有因为雪儿的强烈抵抗杀了雪儿。我们能在大量的抗日战争题材影视剧作品中看到，为了强化民族冲突，突出日军的残忍丑恶，日军人物形象往往比较脸谱化。《火印》这部作品也可以让河野杀了雪儿，用雪儿的死来勾起坡娃的仇恨意识并唤起全村人的抗敌情绪，然而这部剧并没有。雪儿重回野狐峪，靠着自己的成长唤起全民的抗争意识，从而完成爱国情怀的升华。当然这也得益于曹文轩优秀的原著作品。原著中写到 “ 日本军队虐马，臭名昭著……在他很小的時候，他的父亲就已经让他明白，马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也是最高贵的动物，虐马，是极其可恨也是极其可耻的 ” [2] 。虽然河野是一个反面形象，但相较于野蛮、残酷的单一性格特征的日军形象，他的性格呈现得更为立体。他和雪儿不是单纯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但雪儿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家国情怀使它不能对一个日本军官臣服。
河野与黑森男爵在《白马飞飞》中的人物立足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日军的高级将领，也同样是爱马惜马之人。他们都在看到中国的良驹之后想要将其占为己有，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从良驹身上得到一个真理：连一匹马都无法征服，更何况一个优秀的民族。河野作为一个日本军官的形象也在转变，他看到了雪儿的抵抗与坚持，意识到了雪儿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气节，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
日军小马官稻叶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担心雪儿的安危，为了雪儿不肯吃东西而着急，会偷偷地让坡娃来看雪儿。虽然坡娃和稻叶一个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立场，一个是战争的侵略者立场，但是二人都还是善良单纯的少年儿童。稻叶是一个优秀的儿童形象，他也是一个受战火影响的小孩子，他远离父母，背井离乡，身处在硝烟弥漫的世界中。从本质上，他和坡娃是一样的，这也是这部儿童剧高明的地方，凸显了艺术形象上对真善美的全面阐释。原著中的稻叶在寻找雪儿的时候死在了我军手中，成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这样的结局令人惋惜甚至心痛。书中写到，临死前稻叶还在问： “ 你看到一匹小马驹了吗？ [2] ” 坡娃在稻叶死后为他盖上了一张草席，让人甚是心酸。稻叶这一人物形象表现了儿童的思维逻辑和行为特点。作为一名日军的小马官，喂马是他的职责所在，在他的思维认知里，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而且他爱马，喜欢和马匹待在一起。他并不是一个机敏的 “ 小大人 ” ，也不是一个日军的 “ 小小鬼子 ” ，他只是一个喂马的小孩子。 三、 “ 悬崖勒马 ” ——游戏化的战争书写
儿童剧《火印》对于战争场面的刻画相当含蓄和克制。 “ 流血 ” “ 牺牲 ” “ 炮火 ” “ 打杀 ” ，把这种冰冷无情的血腥暴力的战争场面直观地向儿童观众展示，显然是不太合理的。该剧的游戏化战争场面主要体现在最后河野与雪儿的对决上。此时的剧情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雪儿经历了离开家园、被烙火印、沦为战俘、丧失尊严的一系列打击，它全部的愤懑要在与河野的这一场决斗中爆发。作品舍弃了以往战斗高潮中的喊打喊杀，而是提取了 “ 悬崖勒马 ” 这个故事。 “ 悬崖勒马 ” 故事本身就带着一定的戏剧效果，它刺激紧张，险象环生。在《火印》中更富有戏剧性的是，悬崖勒马是河野训练雪儿的重要科目。此刻对峙的不是河野与雪儿，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和国家。通过舞蹈演员夸张的肢体动作、舞台灯光的渲染、气氛音乐的烘托，惊险的战争场面得以呈现。游戏化的战争书写，很好地消解了残酷战争带给儿童观众的直观的视觉冲击，既照顾到了儿童观众的观剧心理，又保证了戏剧的完整性。
作品对中国人民形象的塑造也体现着某种克制。在剧中，野狐峪被轰炸，曾经美好的家园在无情的炮火中剩下残垣断壁。村民们痛恨给日军拉大炮的雪儿，纷纷指责雪儿。在雪儿离开以后，村长立即召集村里的男人们去伐木， “ 是时候重建家园了！ ” 作品在传承民族历史记忆的同时并没有一味地宣扬仇恨，而是更加强调中国人民坚韧不屈、忍辱负重的精神品质与团结一心、重建家园的勇气和决心。这与对日军人物形象回归人性的立体化塑造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作品的着眼点在于对残酷战争本身的批判，而不是为了宣泄民族仇恨。
四、 “ 大湖 ” 意象——诗意化的舞台呈现
“ 大湖 ” 是贯穿全剧的一个意象，也是剧作在思想层面上的绝佳表达。 “ 坡娃雪儿看大湖 ” 的唱词多次出现， “ 大湖 ” 是雪儿和坡娃的精神乐土。首先，它是雪儿回归家园的寄托。雪儿被日军河野强行带走，还被烙上日军火印， “ 背叛 ” 家国。雪儿也有一段单独的唱词 “ 雪儿想去看大湖 ” ，但是在日军的牢笼中看 “ 大湖 ” 变成了一种奢望，回家遥遥无期。所以雪儿不受驯甚至不吃东西都是在这种对家园亲人思念下的一种抵抗;其次，是坡娃思念雪儿的寄托和对回归平静生活的渴望。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战争破坏，雪儿也被日军掳走。坡娃只能在遥望 “ 大湖 ” 时，回想着与雪儿的点点滴滴。 “ 大湖 ” 承载了坡娃对雪儿的思念和担心， “ 大湖 ” 也为坡娃提供了思念雪儿的一方天地。 “ 大湖 ” 是平静而又安逸的，它是中国人民对和平热切的期盼。经历战火之后，满目疮痍，国家百废待兴。在最后一幕，雪儿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 “ 大湖 ” ，是它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也是雪儿自己希望的延续，让后代深刻认识到和平来之不易。《火印》的开场和结尾都是在 “ 大湖 ” ，也完成了剧情结构的首尾呼应。
小说原著并没有对 “ 大湖 ” 赋予过多笔墨，在结尾的处理上也有所出入。书中的结尾是雪儿在漫天的大雪中独自远走，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相比而言，儿童剧的结局和具有诗意美的 “ 大湖 ” 意象，更容易被儿童观众所接受，更符合儿童的观剧体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儿童剧的教育价值。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儿童剧在结尾的处理方法上有三种： “ 光明的尾巴 ” ， “ 大团圆结局 ” ， “ 开放式收尾 ” [3] 。儿童剧《火印》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善恶有报的同时赋予了这个故事无限的光明和希望。德国诗人、小说家诺瓦里斯曾说： “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孩子，就有一个黄金时代 ” [4] 。《火印》在儿童所能接受理解的范围之內，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易懂的语言对话、克制的舞台呈现，向少年儿童讲述和平的来之不易，也让爱国与民族自豪的种子，在一个个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五、小 结
总而言之，这部作品通过一匹马的传奇故事，以小见大，把微妙的民族情感、人性剖析融入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中，为广大少年儿童讲述战争故事的同时，解构了不适于儿童观看欣赏的暴力艺术。王泉根认为曹文轩文学创作是有一种艺术 “ 模式 ” 的，有两个刻度似乎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第一是感动，第二是永恒 [5] 。儿童剧《火印》把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忠贞不渝的精神发扬光大，更是用 “ 大湖 ” 这一美好意象，把中华民族向往和平、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当作永恒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谭元亨.儿童文学：走向开放的审美空间[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203.
[2] 曹文轩.火印[M].北京：天天出 版社，2015： 159+ 185.
[3] 韩卫娟.从结局设计看中国改编儿童剧的审美追求[J].戏剧文学，2017（6）：44-47.
[4] （德）诺瓦里斯著.孟宪臣译.小毛驴之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2.
[5] 王泉根.“曹文轩模式”与中西儿童文学的两种形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9）：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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