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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客多吃“大杂烩”
周恩来曾说：“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周恩来爱吃萝卜、南瓜、白菜、红薯等普通蔬菜。
以萝卜为例，风干萝卜、凉拌萝卜、珊瑚萝卜、清炖萝卜等菜肴和萝卜水饺、萝卜蒸糕，他都很喜欢吃。他曾说过：“我就是喜欢吃萝卜！”
原江西省省长方志纯回忆说：1954年，我从江西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结束时，工作人员宣布说，今天中午周总理请大家吃饭。我们听后都欢呼雀跃起来。我心想，总理请大家吃饭，没有山珍海味，也肯定是美味佳肴。
谁知，大家走进中南海一个餐厅一看，不禁愕然。原来，餐桌上除了馒头、煎饼和一大盆粉丝、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菜之外，别无其他菜肴。正在大家疑虑之际，周总理走进了餐厅，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总理走到我们这一桌旁，与同桌的同志握手后，环顾了周围，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就餐。
总理笑着说：吃吧，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说着拿起馒头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在国务院开会，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他便和大家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
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己花钱请人吃饭，但由于每个人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有时不得不向客人收粮票。1962年4月2日，周恩来、邓颖超邀请前线话剧团《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编导演员到家里做客。吃饭中间，邓颖超说：“今天是我和恩来同志拿自己的工资请客。现在粮食定量，很抱歉，还要请每人交三两粮票。”
饮食问题有“三个反对”
周恩来吃饭有“三个反对”，第一反对公私不分。中南海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种了些常见的蔬菜。夏季收获时，大家想请周总理尝个鲜。
一次，卫士姜贵春给他端来一盘炒豆角，随口说：“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周恩来马上皱着眉头问：“给钱没有？”姜贵春不解地问：“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没处给。”周恩来纠正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周恩来还反对铺张浪费。周恩来外出视察，多次向随行人员交代：“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交钱。”他还提出具体的要求：“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再有就是周恩来反对搞特殊化。在集体食堂吃饭时，周恩来坚持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周恩来有时到人民大会堂职工食堂就餐，大家看到总理来了，都让他先买。周恩来笑着说：“就按刚才排队的次序很好，你们要不买，我也不买。”
周恩来每次都是买点青菜、萝卜之类的素菜，买几个馒头或窝窝头，和职工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谈。当他把掉在桌上的窝窝头的碎屑捡起吃，把菜盘里剩下的汤喝下后，在场的人无不对周总理升发出由衷的崇敬之情。
外出就餐吃杂粮
1959年5月28日上午，周恩来来到南开大学视察。午后，周恩来走进了南开大学的职工食堂。周恩来看到笼屉上有中午开饭后剩下的窝窝头，就过去拿了一个，用手掂了掂问：“窝窝头多少钱一个？”“5分钱。”“好，我买两个。”周恩来说完，拿着两个窝窝头走出厨房，在餐厅中找了座位坐下来，笑着说：“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参观。”又招呼随行的新闻记者和工作人员说：“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一定饿了吧，坐下来一起吃饭吧！我请客！”
炊事员们急坏了，因为事先没准备，菜差不多都卖完了，剩下的也都凉了。周恩来看出了炊事员们的心思，便对他们说：“来一盘5分钱的萝卜，再加两分钱的咸菜。”炊事员只好按照周总理的意见，给他盛了一盘萝卜和一小碟咸菜放到餐桌上。周恩来一面夹着萝卜、吃着窝窝头，一面对坐在他旁边的同志说：“我就是喜欢吃萝卜。”
1961年春，周恩来率工作组在河北邯郸农村进行调查研究，5月3日中午，周恩来听说公社准备饭菜招待他，便叫他们把准备的东西送给病号。他来到先锋街第六食堂，群众此时已吃过饭。他看到锅里还有剩下的玉米面糊糊，就对炊事员王三贵说：“我在你们这吃点饭行吗？”王三贵一听周总理要吃饭，看了看锅里的糊糊，面露难色。周恩来和蔼地说：“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王三贵拿起碗来准备盛饭。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碗要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要擦碗。周恩来说：“这没关系。”他把碗接过来递给炊事员，盛了玉米面糊糊，就着咸菜吃了起来。
1959年七八月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特地来到为会议演出的江西省赣剧团和省歌舞团就餐的食堂，要求和同志们一起同桌吃饭。全团同志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回头一看，桌上只有一般的菜，怎么招待周总理呢？
周恩来看出了大家的心事，他走到桌边就用筷子夹起南瓜尝了起来，边吃边说：“南瓜好哇，我们红军在井冈山吃的就是红米饭、南瓜汤，‘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大家吃南瓜呀！”周恩来亲切风趣的话语，和蔼可亲的态度，让大家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周恩来吃完饭，还倒一点开水把碗里剩下的饭粒喝掉，决不浪费一粒粮食，并且亲自动手洗刷碗筷。
杂粮饮食也能外交
1963年6月21日，周恩来陪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到沈阳参观访问。周恩来知道这一天是崔庸健委员长的63岁寿辰，亲自交代接待人员做寿桃，做寿面，还让做软一点的高粱米饭。
接待人员有些大惑不解，周恩来深情地说：“崔庸健同志和中国人民长期并肩战斗，抗击共同的敌人，在东北就参加过抗日联军。现在，让我们吃点高粱米，回忆共同度过的艰苦岁月。中朝人民有说不尽的战斗情谊啊！”崔庸健走进宴会厅，看到隆重的情景，弄清楚是周总理为他祝寿时，非常感动。
随后，周恩来陪崔庸健到黑龙江访问。一到哈尔滨，周恩来就提出要吃高粱米芸豆饭。餐厅服务员陈振兰不忍心让周总理吃粗粮，开始只给他盛了半碗。周恩来吃完后要服务员给他再盛一碗。陈振兰对周总理说：“高粱米不太好消化，还是吃点别的吧。”周恩来笑着说：“没事，我的消化能力很好。”没办法，陈振兰又给他盛了一碗。这时周恩来一边吃，一边问身边的人，你说高粱米是红的好吃，还是白的好吃？陈振兰不太清楚，就随口说白的好吃吧？周恩来笑着说：“你说的才是外行话呢，高粱米还是红的香。”
1966年5月3日到4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大庆油田参观。他来前明确规定，顿顿要有粗粮，主副食品基本上要大庆自产的，一律不喝酒，并亲自审定了食谱。油田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安排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粥和大庆自产的萝卜、土豆、白菜加粉条烩在一起的大锅菜，盛在搪瓷脸盆里，随吃随加。吃完第一碗高粱米饭后，周恩来又把碗递给服务员说：“我最爱吃你们的高粱米饭，再给来一碗。”油田负责人宋振明怕周总理吃坏肚子，暗示服务员少盛一点。周恩来很快吃完了，又喝了一碗小米稀饭。
周恩来为了人民的利益，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饿了吃个面包、喝杯茶，就算是一餐。他常常一面吃饭，一面还在看文件。
（《周恩来的饮食生活·党史纵横》文/萧何）
周恩来曾说：“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周恩来爱吃萝卜、南瓜、白菜、红薯等普通蔬菜。
以萝卜为例，风干萝卜、凉拌萝卜、珊瑚萝卜、清炖萝卜等菜肴和萝卜水饺、萝卜蒸糕，他都很喜欢吃。他曾说过：“我就是喜欢吃萝卜！”
原江西省省长方志纯回忆说：1954年，我从江西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结束时，工作人员宣布说，今天中午周总理请大家吃饭。我们听后都欢呼雀跃起来。我心想，总理请大家吃饭，没有山珍海味，也肯定是美味佳肴。
谁知，大家走进中南海一个餐厅一看，不禁愕然。原来，餐桌上除了馒头、煎饼和一大盆粉丝、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菜之外，别无其他菜肴。正在大家疑虑之际，周总理走进了餐厅，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总理走到我们这一桌旁，与同桌的同志握手后，环顾了周围，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就餐。
总理笑着说：吃吧，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说着拿起馒头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在国务院开会，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他便和大家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
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己花钱请人吃饭，但由于每个人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有时不得不向客人收粮票。1962年4月2日，周恩来、邓颖超邀请前线话剧团《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编导演员到家里做客。吃饭中间，邓颖超说：“今天是我和恩来同志拿自己的工资请客。现在粮食定量，很抱歉，还要请每人交三两粮票。”
饮食问题有“三个反对”
周恩来吃饭有“三个反对”，第一反对公私不分。中南海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种了些常见的蔬菜。夏季收获时，大家想请周总理尝个鲜。
一次，卫士姜贵春给他端来一盘炒豆角，随口说：“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周恩来马上皱着眉头问：“给钱没有？”姜贵春不解地问：“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没处给。”周恩来纠正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周恩来还反对铺张浪费。周恩来外出视察，多次向随行人员交代：“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交钱。”他还提出具体的要求：“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再有就是周恩来反对搞特殊化。在集体食堂吃饭时，周恩来坚持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周恩来有时到人民大会堂职工食堂就餐，大家看到总理来了，都让他先买。周恩来笑着说：“就按刚才排队的次序很好，你们要不买，我也不买。”
周恩来每次都是买点青菜、萝卜之类的素菜，买几个馒头或窝窝头，和职工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谈。当他把掉在桌上的窝窝头的碎屑捡起吃，把菜盘里剩下的汤喝下后，在场的人无不对周总理升发出由衷的崇敬之情。
外出就餐吃杂粮
1959年5月28日上午，周恩来来到南开大学视察。午后，周恩来走进了南开大学的职工食堂。周恩来看到笼屉上有中午开饭后剩下的窝窝头，就过去拿了一个，用手掂了掂问：“窝窝头多少钱一个？”“5分钱。”“好，我买两个。”周恩来说完，拿着两个窝窝头走出厨房，在餐厅中找了座位坐下来，笑着说：“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参观。”又招呼随行的新闻记者和工作人员说：“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一定饿了吧，坐下来一起吃饭吧！我请客！”
炊事员们急坏了，因为事先没准备，菜差不多都卖完了，剩下的也都凉了。周恩来看出了炊事员们的心思，便对他们说：“来一盘5分钱的萝卜，再加两分钱的咸菜。”炊事员只好按照周总理的意见，给他盛了一盘萝卜和一小碟咸菜放到餐桌上。周恩来一面夹着萝卜、吃着窝窝头，一面对坐在他旁边的同志说：“我就是喜欢吃萝卜。”
1961年春，周恩来率工作组在河北邯郸农村进行调查研究，5月3日中午，周恩来听说公社准备饭菜招待他，便叫他们把准备的东西送给病号。他来到先锋街第六食堂，群众此时已吃过饭。他看到锅里还有剩下的玉米面糊糊，就对炊事员王三贵说：“我在你们这吃点饭行吗？”王三贵一听周总理要吃饭，看了看锅里的糊糊，面露难色。周恩来和蔼地说：“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王三贵拿起碗来准备盛饭。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碗要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要擦碗。周恩来说：“这没关系。”他把碗接过来递给炊事员，盛了玉米面糊糊，就着咸菜吃了起来。
1959年七八月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特地来到为会议演出的江西省赣剧团和省歌舞团就餐的食堂，要求和同志们一起同桌吃饭。全团同志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回头一看，桌上只有一般的菜，怎么招待周总理呢？
周恩来看出了大家的心事，他走到桌边就用筷子夹起南瓜尝了起来，边吃边说：“南瓜好哇，我们红军在井冈山吃的就是红米饭、南瓜汤，‘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大家吃南瓜呀！”周恩来亲切风趣的话语，和蔼可亲的态度，让大家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周恩来吃完饭，还倒一点开水把碗里剩下的饭粒喝掉，决不浪费一粒粮食，并且亲自动手洗刷碗筷。
杂粮饮食也能外交
1963年6月21日，周恩来陪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到沈阳参观访问。周恩来知道这一天是崔庸健委员长的63岁寿辰，亲自交代接待人员做寿桃，做寿面，还让做软一点的高粱米饭。
接待人员有些大惑不解，周恩来深情地说：“崔庸健同志和中国人民长期并肩战斗，抗击共同的敌人，在东北就参加过抗日联军。现在，让我们吃点高粱米，回忆共同度过的艰苦岁月。中朝人民有说不尽的战斗情谊啊！”崔庸健走进宴会厅，看到隆重的情景，弄清楚是周总理为他祝寿时，非常感动。
随后，周恩来陪崔庸健到黑龙江访问。一到哈尔滨，周恩来就提出要吃高粱米芸豆饭。餐厅服务员陈振兰不忍心让周总理吃粗粮，开始只给他盛了半碗。周恩来吃完后要服务员给他再盛一碗。陈振兰对周总理说：“高粱米不太好消化，还是吃点别的吧。”周恩来笑着说：“没事，我的消化能力很好。”没办法，陈振兰又给他盛了一碗。这时周恩来一边吃，一边问身边的人，你说高粱米是红的好吃，还是白的好吃？陈振兰不太清楚，就随口说白的好吃吧？周恩来笑着说：“你说的才是外行话呢，高粱米还是红的香。”
1966年5月3日到4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大庆油田参观。他来前明确规定，顿顿要有粗粮，主副食品基本上要大庆自产的，一律不喝酒，并亲自审定了食谱。油田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安排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粥和大庆自产的萝卜、土豆、白菜加粉条烩在一起的大锅菜，盛在搪瓷脸盆里，随吃随加。吃完第一碗高粱米饭后，周恩来又把碗递给服务员说：“我最爱吃你们的高粱米饭，再给来一碗。”油田负责人宋振明怕周总理吃坏肚子，暗示服务员少盛一点。周恩来很快吃完了，又喝了一碗小米稀饭。
周恩来为了人民的利益，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饿了吃个面包、喝杯茶，就算是一餐。他常常一面吃饭，一面还在看文件。
（《周恩来的饮食生活·党史纵横》文/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