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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小说《第二次握手》被定性为“一本坏书”，作者张扬因此坐牢的重大事件。这是由北京日报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所反映的情况，引起“四人帮”重要成员姚文元的重视所造成的严重政治恶果。
一
1974年七八月间，在北京七三八厂部分职工中，流传一本没有作者署名和出版时间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小说先在少数工人中传阅，后被刻写油印48册（每册160页，约8万字），在单位内外传阅。
《第二次握手》虽是小说体裁，但书中描写的许多人物，用的是真名实姓，如竺可桢、华罗庚、钱学森、王淦昌、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和聂荣臻。
工厂党委发现后，认为擅自传抄、翻印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读物等是错误的，因此当即制止继续翻印，对于已经散发出去的责令有关部门追查收回。
10月11日，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960期《内部参考》，以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语句——《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在暗中流传》为标题，刊登内参，对有关情况向上做了反映。
内参稿件按着当时的“政治标准”对书的内容做了一些定性的“描述”：“宣扬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天才论”；“美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明目张胆地为解放前的帝国主义买办教育制度张目，宣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洋奴思想，美化美帝的特务、走狗”……
内参于10月11日发出。12日，姚文元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是哪里。”很快，书就送到了姚文元处。
10月14日下午4时左右，我去给主管内参报道的一名报社领导送审内参大样，看见这位领导正站着接电话。像是一个重要电话，他边接听边用铅笔在台历上快速记录着。见此情形，我将大样放在领导办公桌的一角，马上想转身离去，领导示意我等一下。这时，我听到那名领导说：“你还有什么指示？”“好的！”然后，领导放下电话，撕下好几张写有大个铅笔字的台历，对我说：“这是姚文元同志对小说《第二次握手》的电话指示，誊写两份，一份请报社领导传阅，一份报送市委。台历记录放在内参部保险柜保存。”
姚文元的电话指示是：“你们的《情况》（指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960期《内部参考》），反映了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书。它的恋爱故事，是形式、公开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从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对姚文元关于小说《第二次握手》的电话指示记录稿的处理，我们没有完全照办，而是誊写了三份，一份报市委，一份送报社领导传阅，内参部自己留存了一份。
二
按照姚文元两次批（指）示中强调的“查一下作者是哪里”，“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的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内部治安保卫处（十处）“组织了五名干部，从10月中旬开始，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开展了追查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追查，北京市公安局十处于12月8日写出了追查情况报告。报告大体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小说在北京的传抄情况，“最早是1972年上半年传入北京的，原名叫《归来》，后改成《第二次握手》”。“分三条线索在北京传抄，涉及10多个单位，收缴到39册”。再一部分是作者张扬的情况，当时张“在湖南浏阳县”。
1974年12月11日，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1026期《内部参考》又以《关于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和流传情况的调查》为标题，将北京市公安局的追查情况刊发内参。上边对此期内参的反应如何，不得而知。
张扬因小说《第二次握手》于1975年初入狱，坐牢4年，“内定死刑”。后来因政治形势大变，《中国青年报》的强烈反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干预，张扬于1979年初平反出狱。
三
张扬和小说《第二次握手》，遭遇如此不幸，尽管有当时主管国家“最高专政机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但北京日报社内参的情况反映是事件的导火索。尽管有“文化大革命”的一般人不能抗拒的时代背景，但对于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做出深刻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中央通过颁发文件和主要领导人发表讲话等方式，支持记者采写内参，向中央反映各种情况和问题，但文件中也明确规定：“记者采写内参必须确实，力求客观全面。记者负责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不要对反映的问题作结论。”但《北京日报》最先采写刊发的第960期《内部参考》，从内容到标题，尤其是标题《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在暗中流传》，一上来就为所反映的情况做了“定性的政治结论”。文章中十分鲜明的“政治倾向”，在当时非常适合“四人帮”的胃口，所以一下子就被姚文元抓住不放。
我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由公开报道的采访部门调入内参部的，虽然不是“张扬事件”稿件的直接采编者，但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197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社编委会决定我任内参部副主任，后又让我主持部门工作，直至1983年12月2日市委宣传部通知我任农村部主任后调离，我在内参部工作了12年多。作为曾经的“内参人”，40余年后的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说明事件的一些来龙去脉，向历史做个交代。在真诚地向张扬先生道歉的同时，也希望现在的广大新闻界同人汲取教训，无论是公开报道，还是采写内参稿件，在任何形势下都应该坚持事实第一、客观第一、真实第一的原则，尽管很难很难。
一
1974年七八月间，在北京七三八厂部分职工中，流传一本没有作者署名和出版时间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小说先在少数工人中传阅，后被刻写油印48册（每册160页，约8万字），在单位内外传阅。
《第二次握手》虽是小说体裁，但书中描写的许多人物，用的是真名实姓，如竺可桢、华罗庚、钱学森、王淦昌、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和聂荣臻。
工厂党委发现后，认为擅自传抄、翻印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读物等是错误的，因此当即制止继续翻印，对于已经散发出去的责令有关部门追查收回。
10月11日，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960期《内部参考》，以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语句——《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在暗中流传》为标题，刊登内参，对有关情况向上做了反映。
内参稿件按着当时的“政治标准”对书的内容做了一些定性的“描述”：“宣扬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天才论”；“美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明目张胆地为解放前的帝国主义买办教育制度张目，宣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洋奴思想，美化美帝的特务、走狗”……
内参于10月11日发出。12日，姚文元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是哪里。”很快，书就送到了姚文元处。
10月14日下午4时左右，我去给主管内参报道的一名报社领导送审内参大样，看见这位领导正站着接电话。像是一个重要电话，他边接听边用铅笔在台历上快速记录着。见此情形，我将大样放在领导办公桌的一角，马上想转身离去，领导示意我等一下。这时，我听到那名领导说：“你还有什么指示？”“好的！”然后，领导放下电话，撕下好几张写有大个铅笔字的台历，对我说：“这是姚文元同志对小说《第二次握手》的电话指示，誊写两份，一份请报社领导传阅，一份报送市委。台历记录放在内参部保险柜保存。”
姚文元的电话指示是：“你们的《情况》（指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960期《内部参考》），反映了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书。它的恋爱故事，是形式、公开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从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对姚文元关于小说《第二次握手》的电话指示记录稿的处理，我们没有完全照办，而是誊写了三份，一份报市委，一份送报社领导传阅，内参部自己留存了一份。
二
按照姚文元两次批（指）示中强调的“查一下作者是哪里”，“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的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内部治安保卫处（十处）“组织了五名干部，从10月中旬开始，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开展了追查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追查，北京市公安局十处于12月8日写出了追查情况报告。报告大体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小说在北京的传抄情况，“最早是1972年上半年传入北京的，原名叫《归来》，后改成《第二次握手》”。“分三条线索在北京传抄，涉及10多个单位，收缴到39册”。再一部分是作者张扬的情况，当时张“在湖南浏阳县”。
1974年12月11日，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1026期《内部参考》又以《关于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和流传情况的调查》为标题，将北京市公安局的追查情况刊发内参。上边对此期内参的反应如何，不得而知。
张扬因小说《第二次握手》于1975年初入狱，坐牢4年，“内定死刑”。后来因政治形势大变，《中国青年报》的强烈反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干预，张扬于1979年初平反出狱。
三
张扬和小说《第二次握手》，遭遇如此不幸，尽管有当时主管国家“最高专政机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但北京日报社内参的情况反映是事件的导火索。尽管有“文化大革命”的一般人不能抗拒的时代背景，但对于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做出深刻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中央通过颁发文件和主要领导人发表讲话等方式，支持记者采写内参，向中央反映各种情况和问题，但文件中也明确规定：“记者采写内参必须确实，力求客观全面。记者负责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不要对反映的问题作结论。”但《北京日报》最先采写刊发的第960期《内部参考》，从内容到标题，尤其是标题《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在暗中流传》，一上来就为所反映的情况做了“定性的政治结论”。文章中十分鲜明的“政治倾向”，在当时非常适合“四人帮”的胃口，所以一下子就被姚文元抓住不放。
我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由公开报道的采访部门调入内参部的，虽然不是“张扬事件”稿件的直接采编者，但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197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社编委会决定我任内参部副主任，后又让我主持部门工作，直至1983年12月2日市委宣传部通知我任农村部主任后调离，我在内参部工作了12年多。作为曾经的“内参人”，40余年后的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说明事件的一些来龙去脉，向历史做个交代。在真诚地向张扬先生道歉的同时，也希望现在的广大新闻界同人汲取教训，无论是公开报道，还是采写内参稿件，在任何形势下都应该坚持事实第一、客观第一、真实第一的原则，尽管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