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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老人，身体弯成了将近90度，曾经1米80的挺拔个子，如今看上去不足1米70。尽管如此，可对于人生的终极命题，他不伤感，也不恋旧，一脸的清秀儒雅，一如50年前，他带队率领俞振飞、言慧珠两位艺术家和蔡正仁、华文漪等上海戏校京、昆班的第一届毕业生访问香港时一样，往事如烟，却从未匆匆过。
这位可爱的老人，名叫刘厚生。4月初春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历史上第三座“特殊贡献奖”授予了这位名副其实的戏剧理论家、评论家、活动家。由于身体原因，刘老未能出席颁奖典礼。但出自主持人白燕升之口的故事仍深深打动了典礼现场所有观众和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季国平接到刘老的一个电话，让他来家里一趟。到了之后，只见刘老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子，打开里面全是现金。刘老说，箱子里的50万元是他要捐给中国剧协用以扩建图书馆的。老两口怕出意外，每次去银行只敢取两三万元回家，一次次来回才取出了这一辈子的积蓄。”
“其实我所做的各种工作，没有一样是我主动特意去做的，都是由党的领导筹备的，我没有什么特殊贡献。我觉得，这个奖项可能是大家对我这个老兵的一点鼓励，一点安慰，非常感谢大家。”当《新民周刊》记者电话遥祝刘老时，老人平静中不失谦和，聊得最多的，还是他对戏剧艺术现状的思考与体会。“戏曲界的事儿多，我虽然现在不开会不看戏了，但还是关心，着急。”刘老已是耄耋之年，而他的夫人曾经是上海滩知名话剧演员，岁数更大，整整大他5岁，两位加起来将近200岁的老人，居然至今每周只請保姆一天，其余时间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互相照顾。这次整理出的两三千册藏书与50万元款项，就是两位老人亲手一一办起来的。对此，也有人不解，问刘厚生，现在还有人看书吗？老人并不当这是开玩笑，反而回答得很认真：“搞戏剧的人，不能不看书。我一辈子的藏书放在图书馆里，不仅得到妥善的保存，更可以使更多年轻人受惠。何乐不为？”
钟情戏曲
刘厚生与上海有缘，早在上世纪40年代，作为党的戏剧工作者，他在政治上、艺术上就开始长期给予周信芳、袁雪芬等著名戏剧家很多帮助。解放后在沪工作期间，他还亲自主持创办了《上海戏剧》杂志，为上海戏剧理论评论工作开创了平台。进入耄耋之年后，刘厚生依然活跃在中国剧坛。他曾任四本昆剧《长生殿》顾问，曾推动了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和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等精品力作的诞生。可以说，当代最优秀的新创戏曲作品几乎都凝结了刘厚生的心血。整整70年来，他笔耕不辍，著有《刘厚生戏曲长短文》、《话剧情缘》、《戏边散札》、《剧苑情缘》、《我的心啊在戏曲》等大量戏剧论著。他对戏剧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戏剧界，也无不深深敬爱着这位老人。
尽管毕业于国立剧专，但相比于戏剧，刘厚生对戏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他说这一方面是因为话剧本身就是新的，发展的问题不大，而戏曲的发展才是紧要的事；另一方面，他虽然是学戏剧出身，但搞戏曲的时间更长，了解得更多些。早在1948年，他就进入袁雪芬主持的雪声剧团，以担任剧务为名从事进步工作，从此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1949年之后，他在上海市文化局担任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和处长周信芳一起从事戏曲改革工作，每天都在看戏，审查剧目，然后开会讨论，去芜存菁……就拿京剧《乌龙院》来说，之前上演时会为了取悦看客而让演员做出有色情意味的表演，审查时就被去掉了。
看完戏，回到家，刘厚生必然的功课就是坐进书房，埋头写字。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李玉茹一生都是个勤奋的人，身勤手勤，思想勤奋，而且越老越勤奋，熟悉他的人都说，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他从十五六岁起就学着写稿子，这么多年来，他在家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书桌前写文章，到底写了多少篇，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他参加活动和看戏后的所思所感，他自谦地称之为“千虑之一得”，还有不少则是应邀为别人写的序跋。因为刘厚生在业内的名望，很多人都愿意请他写序，他甚至得了个外号：“序言专业户”。然而，尽管是受人之托，他写序言却从不虚情应付。刘厚生不会用电脑，文章都是他一笔一画写在稿纸上。为了写这些字，他虽然去年做了白内障手术，却一直恢复得不好。尽管如此，但他还是坚持写，哪怕是年轻读者的来信，也一定亲笔回复。
指点江山
刘厚生特别重视剧目的创作，在他的观点里，剧目是一个院团、一个剧种得以生存发展的载体。《曹操与杨修》引起争议，他站出来力挺；重排《盘丝洞》，他鼓励上海京剧院可以尝试一些海派剧目连台本戏；直到前几年排《成败萧何》，他照样应邀飞来上海看初排，在肯定之余又操心会不会因为主题过于沉重而失去观众，建议创作者增加舞台上的可看性……他是看着昆大班、京大班成长起来的，面对曾经京昆艺术知音寥寥的困局，他始终不忘通过手中的笔，写文章为大家加油打气。这些年京昆艺术有了很大的起色，特别在年轻人群中开拓了巨大的市场，他又不顾年事已高，多次亲力亲为参加座谈会、策划会，希望昆曲多排出全本《牡丹亭》、《长生殿》那样的好戏来，“把一流大作的传奇整理成多本的新连台本戏，肯定是昆剧发展道路之一”。他不止一次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撰写的《昆剧的故事》已成为中学生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可老人多次表示，这篇文章还有一些错误，需要自己花时间更好地修改一次。
事实上，刘厚生的德高望重，很大程度也正是当年那一代共产党文艺领导的整体体现。在他之前，有周恩来、张庚、郭汉城、阿甲、曹禺等一大批戏剧工作者的心血，而到了刘厚生，则堪称“硕果仅存”了。他曾总结过戏曲艺术在1949年之后快速发展的原因，并不将其看作是演员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提高之后的一通百通，更指出“这里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而这根源就是戏曲从辛亥革命前后起就接受时代的推动，进行了或大或小、或快或慢、或成或败的革新。“有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根本方针，又有了许多具体的经验教训，就使得我们一着手进行戏曲改革就走上正途。”
如今，对于地方剧种的衰落，刘厚生尤其感到忧心忡忡。“情况不好。政府重视不够，而且院团都企业化了。”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尽管对戏曲一往情深，但也承认“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承认戏曲也会衰老，“如果被时代淘汰，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只是在他看来，有一些地方剧种还有发展的余地和空间，可以跟着时代往前走，“只要吸收新的营养，同时保留自己的特点，通过竞争，生存得好一点。”
这位可爱的老人，名叫刘厚生。4月初春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历史上第三座“特殊贡献奖”授予了这位名副其实的戏剧理论家、评论家、活动家。由于身体原因，刘老未能出席颁奖典礼。但出自主持人白燕升之口的故事仍深深打动了典礼现场所有观众和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季国平接到刘老的一个电话，让他来家里一趟。到了之后，只见刘老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子，打开里面全是现金。刘老说，箱子里的50万元是他要捐给中国剧协用以扩建图书馆的。老两口怕出意外，每次去银行只敢取两三万元回家，一次次来回才取出了这一辈子的积蓄。”
“其实我所做的各种工作，没有一样是我主动特意去做的，都是由党的领导筹备的，我没有什么特殊贡献。我觉得，这个奖项可能是大家对我这个老兵的一点鼓励，一点安慰，非常感谢大家。”当《新民周刊》记者电话遥祝刘老时，老人平静中不失谦和，聊得最多的，还是他对戏剧艺术现状的思考与体会。“戏曲界的事儿多，我虽然现在不开会不看戏了，但还是关心，着急。”刘老已是耄耋之年，而他的夫人曾经是上海滩知名话剧演员，岁数更大，整整大他5岁，两位加起来将近200岁的老人，居然至今每周只請保姆一天，其余时间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互相照顾。这次整理出的两三千册藏书与50万元款项，就是两位老人亲手一一办起来的。对此，也有人不解，问刘厚生，现在还有人看书吗？老人并不当这是开玩笑，反而回答得很认真：“搞戏剧的人，不能不看书。我一辈子的藏书放在图书馆里，不仅得到妥善的保存，更可以使更多年轻人受惠。何乐不为？”
钟情戏曲
刘厚生与上海有缘，早在上世纪40年代，作为党的戏剧工作者，他在政治上、艺术上就开始长期给予周信芳、袁雪芬等著名戏剧家很多帮助。解放后在沪工作期间，他还亲自主持创办了《上海戏剧》杂志，为上海戏剧理论评论工作开创了平台。进入耄耋之年后，刘厚生依然活跃在中国剧坛。他曾任四本昆剧《长生殿》顾问，曾推动了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和都市新淮剧《金龙与蜉蝣》等精品力作的诞生。可以说，当代最优秀的新创戏曲作品几乎都凝结了刘厚生的心血。整整70年来，他笔耕不辍，著有《刘厚生戏曲长短文》、《话剧情缘》、《戏边散札》、《剧苑情缘》、《我的心啊在戏曲》等大量戏剧论著。他对戏剧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戏剧界，也无不深深敬爱着这位老人。
尽管毕业于国立剧专，但相比于戏剧，刘厚生对戏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他说这一方面是因为话剧本身就是新的，发展的问题不大，而戏曲的发展才是紧要的事；另一方面，他虽然是学戏剧出身，但搞戏曲的时间更长，了解得更多些。早在1948年，他就进入袁雪芬主持的雪声剧团，以担任剧务为名从事进步工作，从此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1949年之后，他在上海市文化局担任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和处长周信芳一起从事戏曲改革工作，每天都在看戏，审查剧目，然后开会讨论，去芜存菁……就拿京剧《乌龙院》来说，之前上演时会为了取悦看客而让演员做出有色情意味的表演，审查时就被去掉了。
看完戏，回到家，刘厚生必然的功课就是坐进书房，埋头写字。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李玉茹一生都是个勤奋的人，身勤手勤，思想勤奋，而且越老越勤奋，熟悉他的人都说，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他从十五六岁起就学着写稿子，这么多年来，他在家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书桌前写文章，到底写了多少篇，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他参加活动和看戏后的所思所感，他自谦地称之为“千虑之一得”，还有不少则是应邀为别人写的序跋。因为刘厚生在业内的名望，很多人都愿意请他写序，他甚至得了个外号：“序言专业户”。然而，尽管是受人之托，他写序言却从不虚情应付。刘厚生不会用电脑，文章都是他一笔一画写在稿纸上。为了写这些字，他虽然去年做了白内障手术，却一直恢复得不好。尽管如此，但他还是坚持写，哪怕是年轻读者的来信，也一定亲笔回复。
指点江山
刘厚生特别重视剧目的创作，在他的观点里，剧目是一个院团、一个剧种得以生存发展的载体。《曹操与杨修》引起争议，他站出来力挺；重排《盘丝洞》，他鼓励上海京剧院可以尝试一些海派剧目连台本戏；直到前几年排《成败萧何》，他照样应邀飞来上海看初排，在肯定之余又操心会不会因为主题过于沉重而失去观众，建议创作者增加舞台上的可看性……他是看着昆大班、京大班成长起来的，面对曾经京昆艺术知音寥寥的困局，他始终不忘通过手中的笔，写文章为大家加油打气。这些年京昆艺术有了很大的起色，特别在年轻人群中开拓了巨大的市场，他又不顾年事已高，多次亲力亲为参加座谈会、策划会，希望昆曲多排出全本《牡丹亭》、《长生殿》那样的好戏来，“把一流大作的传奇整理成多本的新连台本戏，肯定是昆剧发展道路之一”。他不止一次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撰写的《昆剧的故事》已成为中学生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可老人多次表示，这篇文章还有一些错误，需要自己花时间更好地修改一次。
事实上，刘厚生的德高望重，很大程度也正是当年那一代共产党文艺领导的整体体现。在他之前，有周恩来、张庚、郭汉城、阿甲、曹禺等一大批戏剧工作者的心血，而到了刘厚生，则堪称“硕果仅存”了。他曾总结过戏曲艺术在1949年之后快速发展的原因，并不将其看作是演员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提高之后的一通百通，更指出“这里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而这根源就是戏曲从辛亥革命前后起就接受时代的推动，进行了或大或小、或快或慢、或成或败的革新。“有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根本方针，又有了许多具体的经验教训，就使得我们一着手进行戏曲改革就走上正途。”
如今，对于地方剧种的衰落，刘厚生尤其感到忧心忡忡。“情况不好。政府重视不够，而且院团都企业化了。”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尽管对戏曲一往情深，但也承认“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承认戏曲也会衰老，“如果被时代淘汰，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只是在他看来，有一些地方剧种还有发展的余地和空间，可以跟着时代往前走，“只要吸收新的营养，同时保留自己的特点，通过竞争，生存得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