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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等待的是像熬灯油一样的治疗，坚持着医学的所谓的“永不放弃”，有谁能够理解此时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的感受？
现实中，我们宣传太多的是医生的妙手回春、手到病除。但作为一个肿瘤科外科医生，我不得不面对许多终末期癌症病人。许多癌症病人最后是恶病质，极度消瘦，被癌症折磨得骨瘦如柴，滴水不进，甚至是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对于这样的病人，延长他们的生命反而带给他巨大的痛苦。但亲属朋友们大都不能接受让病人放弃治疗。结果是耗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病人受罪，家属受累。人们等待的是像熬灯油一样的治疗，坚持着医学的所谓的“永不放弃”，有谁能够理解此时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的感受？
亲属如是说——
对于晚期不可治愈的癌症病人，谁来说“不治”？谁来说“放弃”？谁来说“让他走吧”？看着床上岌岌可危的亲人，几个父母愿意离开？几个子女敢于放弃？
如果是你的亲人，你会怎么做？一辈子的相濡以沫，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曾经的含辛茹苦，深切的亲情友情，人们更加珍惜这离别的时刻，多想让亲人迟些离开！因此，对于癌症晚期，如果让病人家属决定，绝大多数病人家属选择的是坚持。
病人如是说——
记得一个晚期癌症病人，饱受着疾病的折磨，他拉着我的手说：“大夫，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度日如年。”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感受。
消化道的癌症病人到了晚期不能进食，那是非常难熬的。鼻饲是一种技术，但是仅仅靠鼻饲维持生命的人一定是痛苦的。肺癌的病人戴着呼吸机，没有了意识，实际上他已经离开了，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思维，连仅存的那点眼神的交流都看不到了……
对这样的病人来说，死亡是期盼，死亡是希望，死亡是幸福。他们热爱这个世界，但是，疾病拼命地把他们拖走，此时谁来给他们解脱？
医生如是说——
医生希望病人康复，希望病人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有品质，没有痛苦。医学不是万能的，对于癌症，更是如此。就像特鲁多医生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我们面临的大多数情况是家属不放弃。那么作为医生，我们要按照医疗常规去行事，保障医疗安全，我们要让病人少受痛苦，帮助他们度过最后的时光……
难道只能这么无奈吗？在一切都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可能让病人在清醒的时候选择他们的未来吗？
1990年，美国的泰利·斯基亚沃因医疗事故陷入植物人状态，虽自主呼吸，但只能凭借喂食管维持生命。她的丈夫兼监护人迈克尔？斯基亚沃于1998年向法院申请拔除妻子的喂食管。泰利的父母表示反对，并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法律诉讼。泰利的喂食管曾两度被拔除，随后又被恢复。2005年 2月18日，泰利第三次被拔除喂食管。泰利双亲提出上诉。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联邦法院重审此案。联邦法庭最终拒绝了这对夫妇的诉请。此后不久，斯基亚沃女士在由她而引发的巨大争论中死去。
在报道泰利案时，中国媒体大多使用了“安乐死”（Euthanasia）概念。但实际上，泰利一案和法律意义上的“安乐死”无关。在美国，“安乐死”是被法律禁止的。
这里需要提出两个概念：尊严死和生前预嘱。
尊严死：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放弃抢救和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让死亡既不提前，也不拖后，而是自然来临。在这个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尊重、符合并实现本人意愿，尽量有尊严地告别人生。
生前预嘱：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尊严死，即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如心肺复苏、人工呼吸机等人工设备来延长末期病人的生命，被认为是一种更接近自然状态的死亡。大多数国家法律严厉禁止“安乐死”，但对这种“自然死亡”不仅不明令禁止，一些国家或地区甚至还通过立法来确认和规范这一权益。
早在1976年8月，美国加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Natural Death Act），允许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不可治愈患者的临终过程，也就是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此后，美国各州相继制订此种法律，以保障患者医疗自主的权利。这项法律允许成年病人完成一份叫作"生前预嘱"（Living Will）的法律文件，只要根据医生判断，该病人确实已处于不可治愈的疾病末期，生命支持系统的唯一作用只是延缓死亡过程，医生就可以通过授权不使用或者停止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当然，这项法律还规定，“生前预嘱”必须至少有两位成人签署见证，这两个人不能是患者的亲属和配偶，也不能是患者的遗产继承人或直接负担患者医疗费用的人。
应该说，这样的死是高尚而有尊严的。它使病人摆脱了凄惨状态，亲属也摆脱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但尊严死的观念涉及到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一系列问题，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作为一个医生，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竭尽全力去抢救”、“不惜代价去救治”；对有些晚期癌症病人、脑死亡的病人，我们做了我们能做一切，做了医学可以做的一切，但我们真的少有时间去考虑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医学常规与生命意义的矛盾与并存。有时候尊重科学和尊重生命不总是一致的，有时候“放弃”也是医学。带着尊重，让病人有尊严地离开，这是医学的关怀，因为我一直以为“医学是温暖的”，而且医学路还很长……
顾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前任主任委员、北京医师协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对消化道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人大代表，曾多次在两会上为“生前预嘱”、“尊严死”相关理念发出呼吁并提案。
现实中，我们宣传太多的是医生的妙手回春、手到病除。但作为一个肿瘤科外科医生，我不得不面对许多终末期癌症病人。许多癌症病人最后是恶病质，极度消瘦，被癌症折磨得骨瘦如柴，滴水不进，甚至是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对于这样的病人，延长他们的生命反而带给他巨大的痛苦。但亲属朋友们大都不能接受让病人放弃治疗。结果是耗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病人受罪，家属受累。人们等待的是像熬灯油一样的治疗，坚持着医学的所谓的“永不放弃”，有谁能够理解此时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的感受？
亲属如是说——
对于晚期不可治愈的癌症病人，谁来说“不治”？谁来说“放弃”？谁来说“让他走吧”？看着床上岌岌可危的亲人，几个父母愿意离开？几个子女敢于放弃？
如果是你的亲人，你会怎么做？一辈子的相濡以沫，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曾经的含辛茹苦，深切的亲情友情，人们更加珍惜这离别的时刻，多想让亲人迟些离开！因此，对于癌症晚期，如果让病人家属决定，绝大多数病人家属选择的是坚持。
病人如是说——
记得一个晚期癌症病人，饱受着疾病的折磨，他拉着我的手说：“大夫，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度日如年。”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感受。
消化道的癌症病人到了晚期不能进食，那是非常难熬的。鼻饲是一种技术，但是仅仅靠鼻饲维持生命的人一定是痛苦的。肺癌的病人戴着呼吸机，没有了意识，实际上他已经离开了，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思维，连仅存的那点眼神的交流都看不到了……
对这样的病人来说，死亡是期盼，死亡是希望，死亡是幸福。他们热爱这个世界，但是，疾病拼命地把他们拖走，此时谁来给他们解脱？
医生如是说——
医生希望病人康复，希望病人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有品质，没有痛苦。医学不是万能的，对于癌症，更是如此。就像特鲁多医生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我们面临的大多数情况是家属不放弃。那么作为医生，我们要按照医疗常规去行事，保障医疗安全，我们要让病人少受痛苦，帮助他们度过最后的时光……
难道只能这么无奈吗？在一切都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可能让病人在清醒的时候选择他们的未来吗？
1990年，美国的泰利·斯基亚沃因医疗事故陷入植物人状态，虽自主呼吸，但只能凭借喂食管维持生命。她的丈夫兼监护人迈克尔？斯基亚沃于1998年向法院申请拔除妻子的喂食管。泰利的父母表示反对，并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法律诉讼。泰利的喂食管曾两度被拔除，随后又被恢复。2005年 2月18日，泰利第三次被拔除喂食管。泰利双亲提出上诉。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联邦法院重审此案。联邦法庭最终拒绝了这对夫妇的诉请。此后不久，斯基亚沃女士在由她而引发的巨大争论中死去。
在报道泰利案时，中国媒体大多使用了“安乐死”（Euthanasia）概念。但实际上，泰利一案和法律意义上的“安乐死”无关。在美国，“安乐死”是被法律禁止的。
这里需要提出两个概念：尊严死和生前预嘱。
尊严死：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放弃抢救和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让死亡既不提前，也不拖后，而是自然来临。在这个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尊重、符合并实现本人意愿，尽量有尊严地告别人生。
生前预嘱：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尊严死，即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如心肺复苏、人工呼吸机等人工设备来延长末期病人的生命，被认为是一种更接近自然状态的死亡。大多数国家法律严厉禁止“安乐死”，但对这种“自然死亡”不仅不明令禁止，一些国家或地区甚至还通过立法来确认和规范这一权益。
早在1976年8月，美国加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Natural Death Act），允许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不可治愈患者的临终过程，也就是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此后，美国各州相继制订此种法律，以保障患者医疗自主的权利。这项法律允许成年病人完成一份叫作"生前预嘱"（Living Will）的法律文件，只要根据医生判断，该病人确实已处于不可治愈的疾病末期，生命支持系统的唯一作用只是延缓死亡过程，医生就可以通过授权不使用或者停止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当然，这项法律还规定，“生前预嘱”必须至少有两位成人签署见证，这两个人不能是患者的亲属和配偶，也不能是患者的遗产继承人或直接负担患者医疗费用的人。
应该说，这样的死是高尚而有尊严的。它使病人摆脱了凄惨状态，亲属也摆脱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但尊严死的观念涉及到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一系列问题，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作为一个医生，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竭尽全力去抢救”、“不惜代价去救治”；对有些晚期癌症病人、脑死亡的病人，我们做了我们能做一切，做了医学可以做的一切，但我们真的少有时间去考虑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医学常规与生命意义的矛盾与并存。有时候尊重科学和尊重生命不总是一致的，有时候“放弃”也是医学。带着尊重，让病人有尊严地离开，这是医学的关怀，因为我一直以为“医学是温暖的”，而且医学路还很长……
顾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前任主任委员、北京医师协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对消化道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人大代表，曾多次在两会上为“生前预嘱”、“尊严死”相关理念发出呼吁并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