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新法最后全部废除，他本人晚年也退居金陵，心灰意懒，不再过问政事。这次改革失败有多种原因，但王安石不能知人善任，致使一些趋炎附势、投机钻营之徒，借拥护新政之名，钻进了变法的领导班子，也实在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王安石在用人问题上有过一些精辟论述，写过《材论》，提出过“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用人办法，发出过“人才难得亦难知”的慨叹，其实他并不真懂用人之道。在《读孟尝君传》中，他强调只需“一士”就能办大事，而鄙弃众人智力，斥之为“鸡鸣狗盜之力”。而且，他所依靠的“士”，又没有认真识别，便轻率加以任用，全然忘了“难知”二字。比方那个吕惠卿，就因多方“迎合安石”，两人一起“论经义、多合”。王安石就十分赏识，说什么前代的儒者没有能比得上的，同时竭力“援引”，使他“骤至执政”，成为第一号依靠力量，“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后来，王吕之间一度产生矛盾，吕惠卿便施奸计，故意对人说：“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把孔子、佛家、王安石三者并列，极尽吹捧之能事。这种拍马的话传到王安石耳中，嫌隙便立即解除了(宋高晦叟《珍席放谈》)。还有象邓绾之类“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物，也得到了王安石的重用。
　　由于王安石用人的弱点，致使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有空子可钻。正如顾炎武所说：“干进(钻营求官)之流，乘机抵隙。”(《日知录》卷十三)这当然使领导班子严重不纯。就说那个吕惠卿，当王安石一度失利离开相位时，他非但不救助，反而落井下石，“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此时那一帮风派人物立刻见风使舵，“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宋史纪事本末》)有的否定新法，有的借其他案件来株连诬害王安石。其后，王安石虽再度为相，但大势已去，成不了气候。剩下唯一可以参与机谋的心腹是自己的儿子王，不幸儿子又过早夭亡。他最后只好喟然长叹：“义不足以胜奸，而人人与之为敌。”(《王文公文集》卷十六)这就是十一世纪一个大政治家的悲剧。照理说，“义”是可以胜好的，为何又不能呢？关键在于，变法的事业虽然是正义的，却没有识别和任用一批主持正义的人，而让那些投机分子钻到心脏里来了。
　　王安石的自食其果，早在他下台前的五、六年，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就被司马光预见到了。司马光说：“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与王介甫书》)那些借风上台的奸佞之徒，果真干了卖友、背叛、挖墙脚的可耻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