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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寻心中的答案，他放弃了城市的繁华，只身前往漫漫戈壁，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大漠洞窟中，苦守9年。
一寸寸描摹，一笔笔记录，日复一日不眠不休地工作……龟兹石窟上一幅幅古老珍贵但日益模糊的图像还原在他的笔下。
他的研究创作填补了龟兹研究的文献空白，他抢救临摹的百余幅大型作品堪称世界级艺术瑰宝，他被称为“新疆的张大千”。
他就是王征，一个对艺术狂热、对梦想执着的文化守望者。
2010年12月15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王征接过了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南京市人民政府、凤凰卫视联合颁发的“2010中华文化人物”奖。
“他的名字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听了他的故事，心里面会一阵发热。” 主办方的一位领导这样介绍他。
在10位获奖者中，未满40岁的王征是最年轻的一位，但“骨瘦如柴、发枯如草”的外貌让人不敢相信他的年龄。手握奖杯发表感言时，他调侃自己是“未老先衰”。“这个奖是对我们事业的极大的支持。我希望活得长一些，在漫长的后半生，能有更大的力量，更大的精力继续去传承传统，把龟兹壁画在当代复活。”
与壁画结缘
龟兹，是一个西域古国的名字。
早在汉代，史书上就有关于龟兹的记载。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也是联系和沟通欧亚大陆的桥梁，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孕育出丰富的文化，龟兹舞蹈、音乐、佛教艺术都负有盛名。历经千年的变迁，龟兹王国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个沉睡在戈壁的洞窟壁画中，还可以寻觅到当年的盛世繁华。
龟兹石窟被称作“第二个敦煌莫高窟”，事实上，它拥有比莫高窟更加久远的历史。
出生在新疆的王征，之前并不了解龟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和它划上一道长长的交集。
1993年，新疆文化厅的工作人员到新疆师范大学去招聘学生，到新成立的龟兹石窟研究所工作。
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地点是距离乌鲁木齐800多公里的荒无人烟的戈壁，工作的内容是研究、复制石窟壁画。
但是，这个消息却让一个学生欣喜若狂。他放弃了已经联系好的去学校教书的工作，收拾行装踏上了去研究所的路。
这个学生就是王征。
“之所以选择到那里，是因为我相信那里正好可以解决那阶段我面临的艺术问题，有我想要找的答案。”
1989年，王征就读于新疆师范大学。学国画的他，常常背着画夹去写生。天山、昆仑的壮观景色震撼着他的心灵。
“那里的山与众不同，它很博大、很雄厚，有雪山、森林……在春雪消融的季节，山上有树有水，又带着萧瑟的感觉，就像庄子描述的《秋水》。”
王征在探索，如何画出西域山水的气魄。但他发现，中国画的山水作品中，却几乎找不到这样的风格和表现方式。
“我们看到的水墨山水，大多是宋、元，甚至明清时候的更多。表达西域这种景色的，具有强烈的色彩的作品，却很少，我想，也许应该到更早一点的艺术中去探索。”
大三那年，学校组织去北京旅游，游历了长城故宫后，王征一个人经北京去了敦煌。
见到敦煌壁画时，王征一下子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画也可以这样画！无论是色彩也好，构图也好，都跟我原来看到的不一样。”
一连几天，他都是早上第一个到景点，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在石窟里细细琢磨品味着壁画图像。敦煌壁画给了他无限的遐想和灵感，更重要的是让他找到了研究的方向，假期结束，他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学校，但仍然回想起那一幕幕色彩逼真，形态优雅的敦煌壁画，他也开始尝试用自己感悟到的壁画技法来画山水。
因此，当命运让他与龟兹石窟相遇时，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对他来说，在遥远的漫漫戈壁中等待他的，是他寻找已久的宝藏。
九年龟兹梦
王征从乌鲁木齐出发，坐着夜班车，经过一天的800多公里的路程，来到了库车县，再乘班车颠簸了70多公里，到达克孜尔乡，然后再乘“驴的”走了11公里，终于到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
“龟兹石窟”是遍布于龟兹古国境内的石窟群的总称，集中于今天的库车县和拜城县两地，其中的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窟群，龟兹石窟研究所就设在此处。
在这里，王征分到了一间20平米的土坯平房做宿舍，房间里冰冷潮湿，里面连一张画画的桌子都没有。
生活的简陋艰苦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一早，他朝圣般地向大像窟赶去。
王征仍然记得那第一眼的震撼。从宽敞的主室穿过狭长的甬道来到后室，一抬头，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浑身一震。穹顶上是一整屏壁画：画中的佛祖身披璎珞，脚踏莲花，彩带善舞，经历了几百年的岁月打磨，仍然色彩鲜艳、栩栩如生，仿佛在用眼神与他交流。王征仰着头长时间地仰望着壁画，久久不能平复心中的激动。
“那是穿越了无垠的时空后，与知音的邂逅。”王征这样形容那一刻的感觉。
从那天开始，王征开始进出于克孜尔大大小小的石窟中。最近的石窟在宿舍后的山上，最远的要爬上一段崎岖的山路，大约有四五公里的路程。慢慢地，王征走遍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木札提河谷北岸的山山水水，那些大大小小的石窟，就是闭着眼睛也能知道它们的位置。
克孜尔石窟大都开凿在悬崖上，内径大小不等，地面也高低不平，临摹壁画时，有时要在摇摇晃晃的梯子上画，低的地方只能蹲着甚至跪着，高的地方又需要站在高高搭起的架子上。洞窟里潮湿阴冷，时间一长冻得浑身关节作痛，他就出来晒晒太阳，啃几口干馕。有时候碰到来参观的游客，看到这个身着奇异、头发乱糟糟的人，还以为他是个乞丐。
1999年，克孜尔石窟群上游新建了一座水库。由于水位上升，洞窟内潮气弥漫，许多墙面壁画开始剥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夜以继日地抢救这些弥足珍贵的壁画。
在这次抢救临摹任务中，为了准确生动地临摹新一窟6米长、2.5米宽的“飞天”壁画，王征只能“仰着脖子”工作，这一“仰”便是一天。有时候画累了，就将画板平放在洞口，睡一会儿，醒来体力稍微恢复后再接着画。
在王征的记忆中，最难临摹的壁画要数克孜尔第175窟甬道上的《五蕴轮回图》，壁画上的人物形象生动、衣饰经典，笔调的细致之处就像头发丝那样轻浅细腻。不仅画面难以临摹，而且壁画所在的位置也给王征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五蕴轮回图》位于狭窄的甬道侧壁上，空间局促，临摹的时候根本无法将画纸铺开。为了保证稿子临摹准确，画一点就得把画拿到外边来看看整体效果，然后再跑进去，对着墙拿着画，就这样一点点地拼成一个完整的稿子。“光是找比例关系、画线稿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画完这幅壁画，他倒下头去，整整睡了两天。
就这样，他每天痴迷地徜徉在丰富的壁画世界里，仿佛与壁画中的菩萨、罗汉、飞天、琉璃宝树、西域山水、飞禽走兽融于一体，浑然不觉外面的世界。他也没有想到，时间匆匆一过就是9年。
“我没有一刻觉得苦”
1996年夏天，王征住的宿舍由于陈旧失修塌陷了一半墙，他只好搬到另外一间宿舍去住。不久后，克尔孜乡连降大雨，他的宿舍顶棚又被雨水冲塌。大部分人都搬走了，只有他一个人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离洞窟近”。
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王征临摹了《飞天》《涅磐》《善爱乾达婆归佛》等一大批大型壁画临本。这批经过深入研究而精心绘制出来的临摹作品，本身已具有独立的重大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壁画的临摹和和普通的临摹不同。石窟壁画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日晒，画面呈现出特殊的斑驳效果，怎么样尽可能逼真地再现这种效果？用普通的纸张颜料很难做到。他就用不同的纸、布、颜料一次又一次地实验。王征从《本草纲目》中知道了很多可以作为颜料的植物和矿物质，“在当地，有很多颜色丰富的矿物质，石窟壁画上表现肌肤的白色含有石膏、石英、云母等成分，就取自当地的矿石”。他开始在当地收集矿石，加工研磨，自己制作颜料，通过不断地试制，最后运用到作品中去。
他将山水语言与自制颜料融合，创造性临出大量作品，曾有人看过他临摹的第178窟《善爱乾达婆归佛图》，以为那是整体剥落下的巨大墙皮。
在完成初步的临摹后，对克孜尔壁画与龟兹文化，他已经拥有更深广更成熟的研究视角。一方面他运用考古学类比的方法进行年代、时期的甄别，一方面从绘画的角度将残缺的部分加以复制还原，并提出了“适度复原”的临摹理论。2001年第10期、2003年第1期《美术》杂志分别刊登了他的17幅临摹作品以及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9年面壁所取得的成果也终被世人所知。
2002年5月，31岁的王征结束9年面壁生涯回到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并成为该学院中亚美术研究所的负责人，随后，他申报的“新疆古代石窟美术风格技法研究”被列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级课题。
2005年11月16日，《王征龟兹壁画临本》出版，这本著作填补了龟兹研究没有文献的空白。之后，他承担的国家科研项目《龟兹佛教石窟美术风格与年代研究》也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他对人类优秀艺术遗产如痴的激情和无畏的钻研精神，正是浮躁的当代艺术界所缺失的。”《美术》杂志主编王仲先生这样评价王征。新疆美术家协会主席邓维东也撰文称赞他：“心无挂碍、静虚通古”。
王征一直记得那个从克孜尔回乌鲁木齐的晚上，当车进入乌鲁木齐市区的时候，眼前的万家灯火忽然令他有些不知所措，从寂寞阴冷的洞窟回到繁华喧嚣的都市，那一刻，他有点儿迷茫。
是苦尽甘来吗？王征并不觉得。“其实我根本感觉不到孤独和疲劳，我的脑子里都是神奇的画面。我的生活非常纯静，每天只有画画，遨游在艺术殿堂里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我不觉得这是吃苦……”
或许热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如今王征的生命已经和龟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将这9年的积累和感悟融入自己的美术创作。2009年，他的个人画展《石窟意象》在北京开展，这是一批将壁画风格结合油画手法的创新尝试。2010年，王征在五台山文殊殿进行了壁画的设计与绘制，他用龟兹壁画的造型规律与技法，设计绘制出数幅大型壁画，这是龟兹佛教壁画时隔近千年后再次融入中原，在佛寺中再度复活。
画家与学者两个身份，在他身上相互促进，对于王征来说，深入扎实地吃透传统，是为了传承，更是为了自由地运用和创新。
责任编辑 张小华
一寸寸描摹，一笔笔记录，日复一日不眠不休地工作……龟兹石窟上一幅幅古老珍贵但日益模糊的图像还原在他的笔下。
他的研究创作填补了龟兹研究的文献空白，他抢救临摹的百余幅大型作品堪称世界级艺术瑰宝，他被称为“新疆的张大千”。
他就是王征，一个对艺术狂热、对梦想执着的文化守望者。
2010年12月15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王征接过了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南京市人民政府、凤凰卫视联合颁发的“2010中华文化人物”奖。
“他的名字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听了他的故事，心里面会一阵发热。” 主办方的一位领导这样介绍他。
在10位获奖者中，未满40岁的王征是最年轻的一位，但“骨瘦如柴、发枯如草”的外貌让人不敢相信他的年龄。手握奖杯发表感言时，他调侃自己是“未老先衰”。“这个奖是对我们事业的极大的支持。我希望活得长一些，在漫长的后半生，能有更大的力量，更大的精力继续去传承传统，把龟兹壁画在当代复活。”
与壁画结缘
龟兹，是一个西域古国的名字。
早在汉代，史书上就有关于龟兹的记载。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也是联系和沟通欧亚大陆的桥梁，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孕育出丰富的文化，龟兹舞蹈、音乐、佛教艺术都负有盛名。历经千年的变迁，龟兹王国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个沉睡在戈壁的洞窟壁画中，还可以寻觅到当年的盛世繁华。
龟兹石窟被称作“第二个敦煌莫高窟”，事实上，它拥有比莫高窟更加久远的历史。
出生在新疆的王征，之前并不了解龟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和它划上一道长长的交集。
1993年，新疆文化厅的工作人员到新疆师范大学去招聘学生，到新成立的龟兹石窟研究所工作。
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地点是距离乌鲁木齐800多公里的荒无人烟的戈壁，工作的内容是研究、复制石窟壁画。
但是，这个消息却让一个学生欣喜若狂。他放弃了已经联系好的去学校教书的工作，收拾行装踏上了去研究所的路。
这个学生就是王征。
“之所以选择到那里，是因为我相信那里正好可以解决那阶段我面临的艺术问题，有我想要找的答案。”
1989年，王征就读于新疆师范大学。学国画的他，常常背着画夹去写生。天山、昆仑的壮观景色震撼着他的心灵。
“那里的山与众不同，它很博大、很雄厚，有雪山、森林……在春雪消融的季节，山上有树有水，又带着萧瑟的感觉，就像庄子描述的《秋水》。”
王征在探索，如何画出西域山水的气魄。但他发现，中国画的山水作品中，却几乎找不到这样的风格和表现方式。
“我们看到的水墨山水，大多是宋、元，甚至明清时候的更多。表达西域这种景色的，具有强烈的色彩的作品，却很少，我想，也许应该到更早一点的艺术中去探索。”
大三那年，学校组织去北京旅游，游历了长城故宫后，王征一个人经北京去了敦煌。
见到敦煌壁画时，王征一下子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画也可以这样画！无论是色彩也好，构图也好，都跟我原来看到的不一样。”
一连几天，他都是早上第一个到景点，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在石窟里细细琢磨品味着壁画图像。敦煌壁画给了他无限的遐想和灵感，更重要的是让他找到了研究的方向，假期结束，他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学校，但仍然回想起那一幕幕色彩逼真，形态优雅的敦煌壁画，他也开始尝试用自己感悟到的壁画技法来画山水。
因此，当命运让他与龟兹石窟相遇时，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对他来说，在遥远的漫漫戈壁中等待他的，是他寻找已久的宝藏。
九年龟兹梦
王征从乌鲁木齐出发，坐着夜班车，经过一天的800多公里的路程，来到了库车县，再乘班车颠簸了70多公里，到达克孜尔乡，然后再乘“驴的”走了11公里，终于到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
“龟兹石窟”是遍布于龟兹古国境内的石窟群的总称，集中于今天的库车县和拜城县两地，其中的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地区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窟群，龟兹石窟研究所就设在此处。
在这里，王征分到了一间20平米的土坯平房做宿舍，房间里冰冷潮湿，里面连一张画画的桌子都没有。
生活的简陋艰苦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一早，他朝圣般地向大像窟赶去。
王征仍然记得那第一眼的震撼。从宽敞的主室穿过狭长的甬道来到后室，一抬头，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浑身一震。穹顶上是一整屏壁画：画中的佛祖身披璎珞，脚踏莲花，彩带善舞，经历了几百年的岁月打磨，仍然色彩鲜艳、栩栩如生，仿佛在用眼神与他交流。王征仰着头长时间地仰望着壁画，久久不能平复心中的激动。
“那是穿越了无垠的时空后，与知音的邂逅。”王征这样形容那一刻的感觉。
从那天开始，王征开始进出于克孜尔大大小小的石窟中。最近的石窟在宿舍后的山上，最远的要爬上一段崎岖的山路，大约有四五公里的路程。慢慢地，王征走遍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木札提河谷北岸的山山水水，那些大大小小的石窟，就是闭着眼睛也能知道它们的位置。
克孜尔石窟大都开凿在悬崖上，内径大小不等，地面也高低不平，临摹壁画时，有时要在摇摇晃晃的梯子上画，低的地方只能蹲着甚至跪着，高的地方又需要站在高高搭起的架子上。洞窟里潮湿阴冷，时间一长冻得浑身关节作痛，他就出来晒晒太阳，啃几口干馕。有时候碰到来参观的游客，看到这个身着奇异、头发乱糟糟的人，还以为他是个乞丐。
1999年，克孜尔石窟群上游新建了一座水库。由于水位上升，洞窟内潮气弥漫，许多墙面壁画开始剥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夜以继日地抢救这些弥足珍贵的壁画。
在这次抢救临摹任务中，为了准确生动地临摹新一窟6米长、2.5米宽的“飞天”壁画，王征只能“仰着脖子”工作，这一“仰”便是一天。有时候画累了，就将画板平放在洞口，睡一会儿，醒来体力稍微恢复后再接着画。
在王征的记忆中，最难临摹的壁画要数克孜尔第175窟甬道上的《五蕴轮回图》，壁画上的人物形象生动、衣饰经典，笔调的细致之处就像头发丝那样轻浅细腻。不仅画面难以临摹，而且壁画所在的位置也给王征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五蕴轮回图》位于狭窄的甬道侧壁上，空间局促，临摹的时候根本无法将画纸铺开。为了保证稿子临摹准确，画一点就得把画拿到外边来看看整体效果，然后再跑进去，对着墙拿着画，就这样一点点地拼成一个完整的稿子。“光是找比例关系、画线稿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画完这幅壁画，他倒下头去，整整睡了两天。
就这样，他每天痴迷地徜徉在丰富的壁画世界里，仿佛与壁画中的菩萨、罗汉、飞天、琉璃宝树、西域山水、飞禽走兽融于一体，浑然不觉外面的世界。他也没有想到，时间匆匆一过就是9年。
“我没有一刻觉得苦”
1996年夏天，王征住的宿舍由于陈旧失修塌陷了一半墙，他只好搬到另外一间宿舍去住。不久后，克尔孜乡连降大雨，他的宿舍顶棚又被雨水冲塌。大部分人都搬走了，只有他一个人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离洞窟近”。
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王征临摹了《飞天》《涅磐》《善爱乾达婆归佛》等一大批大型壁画临本。这批经过深入研究而精心绘制出来的临摹作品，本身已具有独立的重大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壁画的临摹和和普通的临摹不同。石窟壁画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日晒，画面呈现出特殊的斑驳效果，怎么样尽可能逼真地再现这种效果？用普通的纸张颜料很难做到。他就用不同的纸、布、颜料一次又一次地实验。王征从《本草纲目》中知道了很多可以作为颜料的植物和矿物质，“在当地，有很多颜色丰富的矿物质，石窟壁画上表现肌肤的白色含有石膏、石英、云母等成分，就取自当地的矿石”。他开始在当地收集矿石，加工研磨，自己制作颜料，通过不断地试制，最后运用到作品中去。
他将山水语言与自制颜料融合，创造性临出大量作品，曾有人看过他临摹的第178窟《善爱乾达婆归佛图》，以为那是整体剥落下的巨大墙皮。
在完成初步的临摹后，对克孜尔壁画与龟兹文化，他已经拥有更深广更成熟的研究视角。一方面他运用考古学类比的方法进行年代、时期的甄别，一方面从绘画的角度将残缺的部分加以复制还原，并提出了“适度复原”的临摹理论。2001年第10期、2003年第1期《美术》杂志分别刊登了他的17幅临摹作品以及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他9年面壁所取得的成果也终被世人所知。
2002年5月，31岁的王征结束9年面壁生涯回到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并成为该学院中亚美术研究所的负责人，随后，他申报的“新疆古代石窟美术风格技法研究”被列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级课题。
2005年11月16日，《王征龟兹壁画临本》出版，这本著作填补了龟兹研究没有文献的空白。之后，他承担的国家科研项目《龟兹佛教石窟美术风格与年代研究》也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他对人类优秀艺术遗产如痴的激情和无畏的钻研精神，正是浮躁的当代艺术界所缺失的。”《美术》杂志主编王仲先生这样评价王征。新疆美术家协会主席邓维东也撰文称赞他：“心无挂碍、静虚通古”。
王征一直记得那个从克孜尔回乌鲁木齐的晚上，当车进入乌鲁木齐市区的时候，眼前的万家灯火忽然令他有些不知所措，从寂寞阴冷的洞窟回到繁华喧嚣的都市，那一刻，他有点儿迷茫。
是苦尽甘来吗？王征并不觉得。“其实我根本感觉不到孤独和疲劳，我的脑子里都是神奇的画面。我的生活非常纯静，每天只有画画，遨游在艺术殿堂里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我不觉得这是吃苦……”
或许热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如今王征的生命已经和龟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将这9年的积累和感悟融入自己的美术创作。2009年，他的个人画展《石窟意象》在北京开展，这是一批将壁画风格结合油画手法的创新尝试。2010年，王征在五台山文殊殿进行了壁画的设计与绘制，他用龟兹壁画的造型规律与技法，设计绘制出数幅大型壁画，这是龟兹佛教壁画时隔近千年后再次融入中原，在佛寺中再度复活。
画家与学者两个身份，在他身上相互促进，对于王征来说，深入扎实地吃透传统，是为了传承，更是为了自由地运用和创新。
责任编辑 张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