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靖国神社如果不停止合祀我们的祖先,明年我们还会再来
“Yasukuni(靖国),NO!NO!NO!”“战争,反对!参拜,反对!”……东京夜晚的街头,交错着日语、韩语、中文、英语的口号——日本有史以来民间最大规模反对靖国神社的市民运动,8月11日至15日间一连五日在东京展开。
这次命名为“向黑暗的靖国神社点燃和平之灯’的活动,集结了来自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琉球、日本四地的共约2000名参与者。从11日起一连三晚,长长的游行队伍举起点点烛火,迤逦行进在东京市区,高喊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口号,宣传和平反战的诉求。
台湾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走在队伍前面。她曾在去年带领50多位日据时期高砂义勇队牺牲者遗族前往靖国神社抗议(见本刊2005年24期《台湾原住民赴靖国神社讨回祖先亡灵》),希望能将错放在靖国神社中的台湾原住民的灵位带回台湾。
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士包括来自台湾的50名、韩国400名、琉球20名,而日本本土的参与者达到了上千名。
四方联合抗议“拜鬼”
由高砂义勇队牺牲者遗族组成的原告团,在日本大阪法院控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的诉讼,和台湾原住民的“还我祖灵”行动,自2002年8月开始,至今已经进行了四年。去年6月14日,是“还我祖灵”行动第一次组大团到靖国神社,要求停止合祀他们的长辈。
当时,一起并肩作战三年,协助台湾原告的日本律师和日本朋友们,起先一直不明白,为何在诉讼之外还要搞抗议活动,他们认为在日本只有打官司才行得通,其他的抗争方式将无法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
但出乎意料的是,去年台湾原住民的行动竟然吸引了许多国际媒体的报道,尤其在华人世界更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反响,大大激励了到现场声援的日本反战人士和一些在日的韩国人。
在韩国,从事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历史真相调查的民间团体已形成一股比较强大的力量。以前他们多把焦点放在受害者赔偿、慰安妇、战时强制劳动等议题上,对于靖国神社的问题并没有太多了解。去年,当几位在日韩国人亲眼目睹台湾原住民“还我祖灵”行动后大受感动,也给了他们启发,回国后进行各团体的串联,在今年初组成了“反靖国神社联合行动韩国委员会”。他们意识到靖国神社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核心问题,日后将把反对靖国神社作为主要的抗争议题。
另一方面,虽然去年日本媒体并未大幅报道“还我祖灵”行动,但对于近20年来从事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诉讼的日本市民团体来说,也扎扎实实体验到了新的刺激。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保守,甚至认为是台湾原住民的行动,带动了日本的市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去年10月,就在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发表“日本殖民时代促进了台湾高等教育发展”的言论后,事隔两日,来自琉球、韩国同样控告“小泉参拜违宪”的原告,以及协助台湾原告在大阪控告小泉的日本友人,在高金素梅的邀请下齐聚台北,四方共同发表了一份行动宣言,约定每年8月将联合到靖国神社抗议,合组原告团要求靖国神社将他们的先人除名,组织调查团要求靖国神社公布合祀名册还原历史真相。
至此,四地联合行动模式渐成。今年8月行动的原始发想,正是来自那次的台北聚会。
虚张声势的“网络右翼”
8月13日晚,高金素梅从大阪赶到东京,加入了最后一场烛光游行的队伍。这晚的游行规模达到2000人,是连续三天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晚。
台湾原住民的队伍在整个游行中表现得最有活力,口号响亮。早就把高金素梅视为最主要敌人的日本右翼分子,在这晚也展开了比前两晚更强烈的反制行动。一路上,右翼分子不断在人行道上骚扰烛光游行队伍,甚至举出“无耻的妇女高金素梅”的牌子,大声叫嚣“打倒中国,日本帝国万岁”。他们与游行队伍的距离往往只有三五米,有时仅一两米。看似火暴的现场,但双方只互相以声音来对抗,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肢体冲突。
笔者发现,这些右翼分子只有十多名,分成两三个小组,站在人行道上等候游行队伍经过,当游行队伍通过后,第一小组马上赶赴下一站等候。随行采访的媒体也发现,其实这些人需要的是一个表演的舞台,在媒体的镜头下看似“激进”的右翼分子,在现场会发现,他们更多的只是虚张声势。
根据日本友人的分析,这些在路上反制的右翼分子属于“网络右翼”,基本上并无真正的组织,大多是通过网络号召起来的“散兵游勇”。事实上,早在高金素梅到达日本之前,右翼分子就已经通过网页散发消息,号召反对者前往抗议。虽然这些“网络右翼”并非真正有暴力行为的“行动右翼”,但这些讯息已经足够让日本友人紧张,还特别安排了保安来保护高金素梅的安全。
尽管近年来日本政坛右倾化明显,但日本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有许多百姓和民间团体,多年来一直默默从事战争时期的真相调查,进行反战、反天皇制的工作。
另外,还有许多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的反战者。
台湾原告团事务局局长菱木政晴原本是宗教学者,4年前到台湾深入原住民部落,调查高砂义勇队遗族的情况,人权律师中岛光孝担任台湾原告的辩护律师,不收任何费用,墨面,日本出生的二代华侨,至今没有放弃中国国籍,由于有中文能力,他几乎参与了所有在大阪的有关中国二战的诉讼活动:服部良一,打破了东京各市民团体原本各自为政的生态,成功串联各相关组织,促成了这次日本史上最大规模反对靖国神社的活动。
这些义务帮忙的日本朋友,为进行了三年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台湾诉讼)”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年9月30日,大阪高等法院认定小泉参拜属于“公的”性质,是违宪行为。这不仅是台湾原告团的胜利,也是所有日本爱好和平的朋友们的胜利。
靖国神社前的静坐
8月15日,日本战败日,这天虽然不是靖国神社固定的祭典日,但由于日期特殊,往往有大批军人军属遗族和右翼分子前往参拜。事前各种预测都认为,小泉将在卸任前在这个敏感的日子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当日清晨,在高金素梅的带领下,台湾原住民代表团再次前往靖国神社抗议。这个行动并未在四地联合行动的规划中,但台湾原住民希望借此表达“还我祖灵”的诉求。
由于去年搭乘大巴被日本警方包围,今年团员们分乘出租车抵达距离靖国神社约一公里的千鸟渊墓苑。清晨5点半,天空下着小雨,乌啼连连,队伍沿着千鸟渊的绿色步道小跑步前进,不久就遭到临时赶来的日本警察拦阻。原住民把高金素梅围成一圈,继续强力前进,到达这条步道的尽头,正前方,隔着一条四车道的小马路,就是靖国神社的侧面。
这时人行道上的栏杆阻碍了原住民队伍前进,日本警察也越聚越多,几经折冲,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在步道尽头开始静坐。在高金素梅的主持下,台湾原住民用传统古调表达抗议和“还我祖灵”的诉求。而同时间,日本右翼团体则开着大大小小的车,高声广播,来回穿梭在小马路上示威。
韩国KBS制片人李浩京看到这一幕时,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们是为了录制纪念韩国8·15光复节、以靖国神社为主题的纪录片而来,高金素梅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纪录片已在韩国播出了两集,李浩京说,韩国观众反应非常热烈,还有人称高金素梅是“亚洲的英雄”。
15日中午,高金素梅出席和平遗族会的集会并演说,为这次的整个活动画下句号。庞大的日本军人遗族是日本右翼势力最大的支持力量,但和平遗族会却是由一群反对战争、反对靖国神社、不以自己的亲人合祀在靖国神社为荣的日本军人遗族们所组成。
在四地联合记者会上,高金素梅说:“日本政府如果不彻底反省这段军国主义的历史,将得不到全亚洲人民的支持,当然也没有资格进入联合国的安理会。”她说,靖国神社如果不停止合祀我们的祖先,我们明年还会再来。
“Yasukuni(靖国),NO!NO!NO!”“战争,反对!参拜,反对!”……东京夜晚的街头,交错着日语、韩语、中文、英语的口号——日本有史以来民间最大规模反对靖国神社的市民运动,8月11日至15日间一连五日在东京展开。
这次命名为“向黑暗的靖国神社点燃和平之灯’的活动,集结了来自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琉球、日本四地的共约2000名参与者。从11日起一连三晚,长长的游行队伍举起点点烛火,迤逦行进在东京市区,高喊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口号,宣传和平反战的诉求。
台湾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走在队伍前面。她曾在去年带领50多位日据时期高砂义勇队牺牲者遗族前往靖国神社抗议(见本刊2005年24期《台湾原住民赴靖国神社讨回祖先亡灵》),希望能将错放在靖国神社中的台湾原住民的灵位带回台湾。
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士包括来自台湾的50名、韩国400名、琉球20名,而日本本土的参与者达到了上千名。
四方联合抗议“拜鬼”
由高砂义勇队牺牲者遗族组成的原告团,在日本大阪法院控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的诉讼,和台湾原住民的“还我祖灵”行动,自2002年8月开始,至今已经进行了四年。去年6月14日,是“还我祖灵”行动第一次组大团到靖国神社,要求停止合祀他们的长辈。
当时,一起并肩作战三年,协助台湾原告的日本律师和日本朋友们,起先一直不明白,为何在诉讼之外还要搞抗议活动,他们认为在日本只有打官司才行得通,其他的抗争方式将无法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
但出乎意料的是,去年台湾原住民的行动竟然吸引了许多国际媒体的报道,尤其在华人世界更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反响,大大激励了到现场声援的日本反战人士和一些在日的韩国人。
在韩国,从事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历史真相调查的民间团体已形成一股比较强大的力量。以前他们多把焦点放在受害者赔偿、慰安妇、战时强制劳动等议题上,对于靖国神社的问题并没有太多了解。去年,当几位在日韩国人亲眼目睹台湾原住民“还我祖灵”行动后大受感动,也给了他们启发,回国后进行各团体的串联,在今年初组成了“反靖国神社联合行动韩国委员会”。他们意识到靖国神社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核心问题,日后将把反对靖国神社作为主要的抗争议题。
另一方面,虽然去年日本媒体并未大幅报道“还我祖灵”行动,但对于近20年来从事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诉讼的日本市民团体来说,也扎扎实实体验到了新的刺激。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保守,甚至认为是台湾原住民的行动,带动了日本的市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去年10月,就在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发表“日本殖民时代促进了台湾高等教育发展”的言论后,事隔两日,来自琉球、韩国同样控告“小泉参拜违宪”的原告,以及协助台湾原告在大阪控告小泉的日本友人,在高金素梅的邀请下齐聚台北,四方共同发表了一份行动宣言,约定每年8月将联合到靖国神社抗议,合组原告团要求靖国神社将他们的先人除名,组织调查团要求靖国神社公布合祀名册还原历史真相。
至此,四地联合行动模式渐成。今年8月行动的原始发想,正是来自那次的台北聚会。
虚张声势的“网络右翼”
8月13日晚,高金素梅从大阪赶到东京,加入了最后一场烛光游行的队伍。这晚的游行规模达到2000人,是连续三天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晚。
台湾原住民的队伍在整个游行中表现得最有活力,口号响亮。早就把高金素梅视为最主要敌人的日本右翼分子,在这晚也展开了比前两晚更强烈的反制行动。一路上,右翼分子不断在人行道上骚扰烛光游行队伍,甚至举出“无耻的妇女高金素梅”的牌子,大声叫嚣“打倒中国,日本帝国万岁”。他们与游行队伍的距离往往只有三五米,有时仅一两米。看似火暴的现场,但双方只互相以声音来对抗,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肢体冲突。
笔者发现,这些右翼分子只有十多名,分成两三个小组,站在人行道上等候游行队伍经过,当游行队伍通过后,第一小组马上赶赴下一站等候。随行采访的媒体也发现,其实这些人需要的是一个表演的舞台,在媒体的镜头下看似“激进”的右翼分子,在现场会发现,他们更多的只是虚张声势。
根据日本友人的分析,这些在路上反制的右翼分子属于“网络右翼”,基本上并无真正的组织,大多是通过网络号召起来的“散兵游勇”。事实上,早在高金素梅到达日本之前,右翼分子就已经通过网页散发消息,号召反对者前往抗议。虽然这些“网络右翼”并非真正有暴力行为的“行动右翼”,但这些讯息已经足够让日本友人紧张,还特别安排了保安来保护高金素梅的安全。
尽管近年来日本政坛右倾化明显,但日本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有许多百姓和民间团体,多年来一直默默从事战争时期的真相调查,进行反战、反天皇制的工作。
另外,还有许多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的反战者。
台湾原告团事务局局长菱木政晴原本是宗教学者,4年前到台湾深入原住民部落,调查高砂义勇队遗族的情况,人权律师中岛光孝担任台湾原告的辩护律师,不收任何费用,墨面,日本出生的二代华侨,至今没有放弃中国国籍,由于有中文能力,他几乎参与了所有在大阪的有关中国二战的诉讼活动:服部良一,打破了东京各市民团体原本各自为政的生态,成功串联各相关组织,促成了这次日本史上最大规模反对靖国神社的活动。
这些义务帮忙的日本朋友,为进行了三年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台湾诉讼)”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年9月30日,大阪高等法院认定小泉参拜属于“公的”性质,是违宪行为。这不仅是台湾原告团的胜利,也是所有日本爱好和平的朋友们的胜利。
靖国神社前的静坐
8月15日,日本战败日,这天虽然不是靖国神社固定的祭典日,但由于日期特殊,往往有大批军人军属遗族和右翼分子前往参拜。事前各种预测都认为,小泉将在卸任前在这个敏感的日子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当日清晨,在高金素梅的带领下,台湾原住民代表团再次前往靖国神社抗议。这个行动并未在四地联合行动的规划中,但台湾原住民希望借此表达“还我祖灵”的诉求。
由于去年搭乘大巴被日本警方包围,今年团员们分乘出租车抵达距离靖国神社约一公里的千鸟渊墓苑。清晨5点半,天空下着小雨,乌啼连连,队伍沿着千鸟渊的绿色步道小跑步前进,不久就遭到临时赶来的日本警察拦阻。原住民把高金素梅围成一圈,继续强力前进,到达这条步道的尽头,正前方,隔着一条四车道的小马路,就是靖国神社的侧面。
这时人行道上的栏杆阻碍了原住民队伍前进,日本警察也越聚越多,几经折冲,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在步道尽头开始静坐。在高金素梅的主持下,台湾原住民用传统古调表达抗议和“还我祖灵”的诉求。而同时间,日本右翼团体则开着大大小小的车,高声广播,来回穿梭在小马路上示威。
韩国KBS制片人李浩京看到这一幕时,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们是为了录制纪念韩国8·15光复节、以靖国神社为主题的纪录片而来,高金素梅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纪录片已在韩国播出了两集,李浩京说,韩国观众反应非常热烈,还有人称高金素梅是“亚洲的英雄”。
15日中午,高金素梅出席和平遗族会的集会并演说,为这次的整个活动画下句号。庞大的日本军人遗族是日本右翼势力最大的支持力量,但和平遗族会却是由一群反对战争、反对靖国神社、不以自己的亲人合祀在靖国神社为荣的日本军人遗族们所组成。
在四地联合记者会上,高金素梅说:“日本政府如果不彻底反省这段军国主义的历史,将得不到全亚洲人民的支持,当然也没有资格进入联合国的安理会。”她说,靖国神社如果不停止合祀我们的祖先,我们明年还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