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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年近八十，欲书以幼时记事起至今的北京关于住、行等事。所记之事，来源于生活，都是没掺假、没兑水的老北京人史话，其实就是一个字：真！
一、说住
先说住。北京解放前，最穷的穷人在哪儿居住？我亲眼考察，是在南城的“伙房子”里住。“伙房子”即小店，我爷爷、奶奶就是开小店的，我十一二岁时，给“伙房子”写过“旅客登记簿”。
“伙房子”全都是进门就上炕，几十人挤在一个肮脏的大炕上，住“伙房子”的人，都是些拉排子车、人力车、轿夫、扛夫、卖豆纸的、换破烂的、讨饭的穷人，也有个别的富人，抽白面抽的把家产卖光后流落到此处的。住“伙房子”的人，吃的是要饭要来的：干馒头、馊窝头、碎烙饼，还有饭馆里吃剩下的鸡头、鱼刺和各类菜、汤。把这些东西放锅里一热，名叫“杂烩”。熟后的“杂烩”有一种特有的刺鼻的酸腥味。冬天一拉开“伙房子”的破门，就有一股热乎乎的异味扑鼻，令人出不来气，墙上都是臭虫血，房上的塌灰、蜘蛛网处处皆是。这儿的人个个都是皮包骨，三根筋挑个头，穿着破衣烂衫，满脸菜色。他们没家没业，一水的光棍，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四十多岁左右，有病爬了炕，到爬不起来、交不起店钱时，就会被人拉出“伙房子”，冬天冻饿而死。倒毙在路上，被称为“倒卧”。然后被收尸队拉到“阎王殿”（即市区外五区贫民流民养病所）码放，等次日清晨，用排子车拉到永定门外，二郎庙一带荒地里一扔，马上就会来一群恶犬，把尸体吃掉。当时北京有一句歇后语：“二郎庙的狗——红眼了”，说的就是住“伙房子”人的最后归宿。
北京要说住房差，还有手工业的工人、学徒。住的地方也不亚于“伙房子”，这些手工业者，北京各地都有，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在城南，如龙须沟附近、金鱼池大街、晓市大街、花市等处。他们冬天住在“暗楼子”里。“暗楼子”即在低矮的小平房里，在房底下搭上一层木板，也就二尺多高，在这“暗楼子”上睡觉，不留神一抬头就碰脑袋，七、八尺宽的木板上住七、八个人，每天晚上睡觉，要爬梯子上去，得用手使劲分开两边的人，再硬挤下去，才能躺下在睡。
当然爬“伙房子”，住“暗楼子”的人，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居民都住在大杂院的破矮房里。这些破房多数是碎砖头盖的，平时掉土，下雨漏水的房太多了。每逢下中、大雨，住房人老提心吊胆，夜不成宿，心里打鼓，怕房倒屋塌，非死即伤……
在北京一场大雨过后，不知有多少人家房倒了，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有多少人沦为爬“伙房子”的人，又有多少妇女，为穷所逼成为卖身的妓女……过去有首歌谣，就是形容大杂院里的破旧房屋的，即“进门就上炕，精湿带冰凉。小孩一跳碰脑壳，大人哈腰顶房梁。一年四季常掉土，刮风打雷乱晃荡。”
听说过吗？解放前还流传着一首歌谣：“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编席的，睡光床。当奶妈的卖儿郎，烧炭的哥儿家像冰窖，淘金老汉一辈子穷的慌。”歌谣里边说的人，大部分我都见过，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句，即所说的泥瓦匠。我们胡同里的王大爷，都称他“瓦匠王”，他不仅姓王，手艺也过硬，可他住的房破旧不堪。那年景瓦匠在春夏季活多，一过秋季就成为淡季，房子倒不了就凑合了。所以有“萝卜赛梨，瓦匠着急”的谚语。
那年王大爷冬天饥一顿饱一顿的，好容易熬到春天，开春一下雨，就有人找他修房子了，他刚准备好工具，谁知还没出门，他的房却倒了……后来听说他也爬“伙房子”啦！
过去天桥市场的演艺场都是露天的，夏天搭席棚、搭布棚，连剧场房顶和周边，都是破洋铁片儿凑的，没条件盖房。解放后50年代初，天桥南边的“人民市场”，也没有砖瓦房，说书、唱戏的等场所都是一水的席棚，所以有句话“天桥的生意——雨来散”。
从五十年代起，破砖头房倒了，再盖新房，都用整块砖瓦，新木料盖房。1956年房屋归国家房管局所管，北京人开心啦，再不愁房倒、漏雨，因为有房管局哪！有的甚至盼破房倒了，由房管所给盖新房。北京人免除了住房的精神负担和物质负担，有一种又一次解放的感觉。
要说住房大解放、大提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楼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北京市扩大了，多数人搬入各式高楼大厦。住楼房感觉是冬暖夏凉，空调普及各家各户。过去冬天上厕所，数九天能把人冻的透心凉。而楼房不用出门就解决了。
住楼房是大幸福，不怕冷热，不恐风雨，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年那楼房可不是一般人能住的，那是官僚、有钱人才有资格住，是平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二、说行
行，也是国计民生的大事，道路是城市的血脉，没有发达的道路就没有发达的城市。我小时北京大都是土路，是质地脆弱的黄土地，松散易干，黄土很容易飞扬。老北京形容黄土地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在春季有事出门，回来跟土猴似的，连耳朵里都刮进了沙子。那时家家有布掸子，进屋前先用掸子抽打全身和双脚，不然进屋里会带进尘土。人们还用“晴天是香炉，雨天是墨盒”来形容北京。每刮大风，天变成深黄色，街上立即出现“黄尘十丈”的景观，家家的窗户上的高丽纸被风沙刮得沙沙响。
由于排水设施不完善，一下中、大雨，路上水深三尺，雨水进屋，一片片区域成了“水上人家”。大雨过后，处处都是大泥塘，行人没有下脚的地方，真是寸步难行。
那会儿城郊的要道，只有朝阳门到通州、西直门到颐和园两条石子路，此外就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了。市里胡同都是一水的土道。
出门的运输工具，主要靠畜力、人力，后来才出现汽车、电车，用之载人运物，数量极少，多数由牲畜和人力运载。
旧京道路是棋盘式的，我幼年时道路只有前门到永定门一段是畅通的。还有东、西长安街一条宽马路，当时宽11米，长度是东单到西单，仅三公里。全市街上的沥青路也不多，而且高低不平，沥青路上经常翻浆。
运物载人的工具：一是靠牲口，主要是驴，各处都有驴贩子，有事出远门或赶庙会，或去郊区都以驴代步。运输载物靠骡车、马车、牛车、骆驼等。二是靠人力，有轿车、人力车、手推车、排子车、窝脖儿、冰车、挑担等。后来才出现少量汽车、有轨电车、自行车。
三轮车出现后，人们倍感新鲜，一些人力车厂赶时髦，将人力车改为三轮车。由于车破，又用旧水管焊接而成，标准不一，蹬起来非常费劲。当时有顺口溜说：“三轮车，真时兴，不用脚跑用脚蹬。去前门，逛故宫，东便门外蟠桃宫。坐三轮，心宽松，不用担心打天秤。”三轮车比人力车先进些，得到市民们的欢迎。
那会儿的有轨电车，有天桥到西直门的，有天桥到北新桥的，有东四至西四的等几条路线，总站设在天桥。这些有轨电车是从外国进口，设备非常落后，在日本投降前，市内每天出动的电车仅有三辆。
解放前公共汽车的要件经常被偷盗，很多汽车不能动，经常出毛病报修。有首打油诗形容乘车情况：“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上下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如此运行乘车非常不便，等车时间特长。《北平日报》在1948年发过一首打油诗：“站头等车二三时，两眼望穿脖梗直。为省金钱六七角，如似婴儿盼奶吃。”总之，那时交通道路、交通工具十分落后，整个交通，有如沙漠驼铃，慢悠悠地进行着，有个风吹草动，全市社会停滞不前……
解放后，全市的沥青路、水泥路发展到三、四千公里，沥青路铺满了大街小巷和胡同。从石景山经长安街到通州，是一条30米到80米宽的柏油路。1969年建成贯穿东西的第一条铁路，改革开放后又兴建了多条地下铁道，从市区到四郊四通八达，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相继又建成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路，多条环城公路，使大量过境车辆不用穿城而过，也使货车运输经济合理。全市不少窄巷变成宽街，使车辆宽松运行。最有代表性的是打通了东起东四十条，西到车公庄，全长6893米的第二条长安街——平安大街。还有广渠门外到广安门的两广大街。这条道非常拥挤，街道狭窄，车辆行人众多，每日都是人车相交而过。我曾在这条街上骑自行车，得有杂技演员的本领，不时堵车、上车、下车、推行等，提心吊胆。这是一条古老的长街，拓宽马路是广大人民的迫切希望。
1993年8月，政府将东起广渠门外、西到广安门外的道路拓宽了70米，分快、慢“各行其道”的“三块板”马路，同时又打通了菜市口至二环、三环的通道，从而使旧城区车辆向外三环疏散。此外又建立了城市轻铁路，全长40公里，沿途设立了16个站。行驶在全市街道上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就有270条路线，市内电汽车每日从早5点到晚11点往返运行，2、3分钟就能等来车辆。另外还有470万辆各种机动车行驶。
为了车辆方便行驶和行人过街方便，市内又修建了近百座规模宏大的立交桥，还有众多的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郊区也建成十几条对外过境的公路。1987年建成了全市第一条全封闭公路，即北京部分京石高速公路，之后建成的高速公路逐年增多，总里程早已突破一万公里的大关。北京的道路已经由过去的棋盘式格局，发展为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放射路交织贯通蛛网式现代化道路。
今天北京铁路建设出现了从没有过的新局面。旧京原有的几条铁路干线，进行了大量的修整，有单线改为复线，又修建了众多的干线和支线。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北京铁路不仅通往全国各地，还增加了许多辆高速列车，过去到石家庄，从北京出发差不多一天时间才到达，而今仅两个多小时就能安全到达。很多干线都发生了巨变，车次多、速度快，很多车次都达到夕发朝至，主要铁路干线，都换成内燃机车，设施全面，整洁先进，使乘客倍感舒适安全。
1959年建成的北京站，是我国当时最大的客运枢纽站，改革开放后又建了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更是规模空前，这些车站那个都比前门站规模大，设施全……
至于空运的民航首都机场，更是现代化机场。每日有通往国内外的多种航班。机票代售处遍布全域，多达一百多处，为国内乘客购票带来方便。北京的行，若用飞速发展来形容，也决不算过吧！与旧时是无法比的……
一、说住
先说住。北京解放前，最穷的穷人在哪儿居住？我亲眼考察，是在南城的“伙房子”里住。“伙房子”即小店，我爷爷、奶奶就是开小店的，我十一二岁时，给“伙房子”写过“旅客登记簿”。
“伙房子”全都是进门就上炕，几十人挤在一个肮脏的大炕上，住“伙房子”的人，都是些拉排子车、人力车、轿夫、扛夫、卖豆纸的、换破烂的、讨饭的穷人，也有个别的富人，抽白面抽的把家产卖光后流落到此处的。住“伙房子”的人，吃的是要饭要来的：干馒头、馊窝头、碎烙饼，还有饭馆里吃剩下的鸡头、鱼刺和各类菜、汤。把这些东西放锅里一热，名叫“杂烩”。熟后的“杂烩”有一种特有的刺鼻的酸腥味。冬天一拉开“伙房子”的破门，就有一股热乎乎的异味扑鼻，令人出不来气，墙上都是臭虫血，房上的塌灰、蜘蛛网处处皆是。这儿的人个个都是皮包骨，三根筋挑个头，穿着破衣烂衫，满脸菜色。他们没家没业，一水的光棍，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四十多岁左右，有病爬了炕，到爬不起来、交不起店钱时，就会被人拉出“伙房子”，冬天冻饿而死。倒毙在路上，被称为“倒卧”。然后被收尸队拉到“阎王殿”（即市区外五区贫民流民养病所）码放，等次日清晨，用排子车拉到永定门外，二郎庙一带荒地里一扔，马上就会来一群恶犬，把尸体吃掉。当时北京有一句歇后语：“二郎庙的狗——红眼了”，说的就是住“伙房子”人的最后归宿。
北京要说住房差，还有手工业的工人、学徒。住的地方也不亚于“伙房子”，这些手工业者，北京各地都有，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在城南，如龙须沟附近、金鱼池大街、晓市大街、花市等处。他们冬天住在“暗楼子”里。“暗楼子”即在低矮的小平房里，在房底下搭上一层木板，也就二尺多高，在这“暗楼子”上睡觉，不留神一抬头就碰脑袋，七、八尺宽的木板上住七、八个人，每天晚上睡觉，要爬梯子上去，得用手使劲分开两边的人，再硬挤下去，才能躺下在睡。
当然爬“伙房子”，住“暗楼子”的人，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居民都住在大杂院的破矮房里。这些破房多数是碎砖头盖的，平时掉土，下雨漏水的房太多了。每逢下中、大雨，住房人老提心吊胆，夜不成宿，心里打鼓，怕房倒屋塌，非死即伤……
在北京一场大雨过后，不知有多少人家房倒了，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有多少人沦为爬“伙房子”的人，又有多少妇女，为穷所逼成为卖身的妓女……过去有首歌谣，就是形容大杂院里的破旧房屋的，即“进门就上炕，精湿带冰凉。小孩一跳碰脑壳，大人哈腰顶房梁。一年四季常掉土，刮风打雷乱晃荡。”
听说过吗？解放前还流传着一首歌谣：“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编席的，睡光床。当奶妈的卖儿郎，烧炭的哥儿家像冰窖，淘金老汉一辈子穷的慌。”歌谣里边说的人，大部分我都见过，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句，即所说的泥瓦匠。我们胡同里的王大爷，都称他“瓦匠王”，他不仅姓王，手艺也过硬，可他住的房破旧不堪。那年景瓦匠在春夏季活多，一过秋季就成为淡季，房子倒不了就凑合了。所以有“萝卜赛梨，瓦匠着急”的谚语。
那年王大爷冬天饥一顿饱一顿的，好容易熬到春天，开春一下雨，就有人找他修房子了，他刚准备好工具，谁知还没出门，他的房却倒了……后来听说他也爬“伙房子”啦！
过去天桥市场的演艺场都是露天的，夏天搭席棚、搭布棚，连剧场房顶和周边，都是破洋铁片儿凑的，没条件盖房。解放后50年代初，天桥南边的“人民市场”，也没有砖瓦房，说书、唱戏的等场所都是一水的席棚，所以有句话“天桥的生意——雨来散”。
从五十年代起，破砖头房倒了，再盖新房，都用整块砖瓦，新木料盖房。1956年房屋归国家房管局所管，北京人开心啦，再不愁房倒、漏雨，因为有房管局哪！有的甚至盼破房倒了，由房管所给盖新房。北京人免除了住房的精神负担和物质负担，有一种又一次解放的感觉。
要说住房大解放、大提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楼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北京市扩大了，多数人搬入各式高楼大厦。住楼房感觉是冬暖夏凉，空调普及各家各户。过去冬天上厕所，数九天能把人冻的透心凉。而楼房不用出门就解决了。
住楼房是大幸福，不怕冷热，不恐风雨，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年那楼房可不是一般人能住的，那是官僚、有钱人才有资格住，是平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二、说行
行，也是国计民生的大事，道路是城市的血脉，没有发达的道路就没有发达的城市。我小时北京大都是土路，是质地脆弱的黄土地，松散易干，黄土很容易飞扬。老北京形容黄土地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在春季有事出门，回来跟土猴似的，连耳朵里都刮进了沙子。那时家家有布掸子，进屋前先用掸子抽打全身和双脚，不然进屋里会带进尘土。人们还用“晴天是香炉，雨天是墨盒”来形容北京。每刮大风，天变成深黄色，街上立即出现“黄尘十丈”的景观，家家的窗户上的高丽纸被风沙刮得沙沙响。
由于排水设施不完善，一下中、大雨，路上水深三尺，雨水进屋，一片片区域成了“水上人家”。大雨过后，处处都是大泥塘，行人没有下脚的地方，真是寸步难行。
那会儿城郊的要道，只有朝阳门到通州、西直门到颐和园两条石子路，此外就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了。市里胡同都是一水的土道。
出门的运输工具，主要靠畜力、人力，后来才出现汽车、电车，用之载人运物，数量极少，多数由牲畜和人力运载。
旧京道路是棋盘式的，我幼年时道路只有前门到永定门一段是畅通的。还有东、西长安街一条宽马路，当时宽11米，长度是东单到西单，仅三公里。全市街上的沥青路也不多，而且高低不平，沥青路上经常翻浆。
运物载人的工具：一是靠牲口，主要是驴，各处都有驴贩子，有事出远门或赶庙会，或去郊区都以驴代步。运输载物靠骡车、马车、牛车、骆驼等。二是靠人力，有轿车、人力车、手推车、排子车、窝脖儿、冰车、挑担等。后来才出现少量汽车、有轨电车、自行车。
三轮车出现后，人们倍感新鲜，一些人力车厂赶时髦，将人力车改为三轮车。由于车破，又用旧水管焊接而成，标准不一，蹬起来非常费劲。当时有顺口溜说：“三轮车，真时兴，不用脚跑用脚蹬。去前门，逛故宫，东便门外蟠桃宫。坐三轮，心宽松，不用担心打天秤。”三轮车比人力车先进些，得到市民们的欢迎。
那会儿的有轨电车，有天桥到西直门的，有天桥到北新桥的，有东四至西四的等几条路线，总站设在天桥。这些有轨电车是从外国进口，设备非常落后，在日本投降前，市内每天出动的电车仅有三辆。
解放前公共汽车的要件经常被偷盗，很多汽车不能动，经常出毛病报修。有首打油诗形容乘车情况：“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上下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如此运行乘车非常不便，等车时间特长。《北平日报》在1948年发过一首打油诗：“站头等车二三时，两眼望穿脖梗直。为省金钱六七角，如似婴儿盼奶吃。”总之，那时交通道路、交通工具十分落后，整个交通，有如沙漠驼铃，慢悠悠地进行着，有个风吹草动，全市社会停滞不前……
解放后，全市的沥青路、水泥路发展到三、四千公里，沥青路铺满了大街小巷和胡同。从石景山经长安街到通州，是一条30米到80米宽的柏油路。1969年建成贯穿东西的第一条铁路，改革开放后又兴建了多条地下铁道，从市区到四郊四通八达，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相继又建成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路，多条环城公路，使大量过境车辆不用穿城而过，也使货车运输经济合理。全市不少窄巷变成宽街，使车辆宽松运行。最有代表性的是打通了东起东四十条，西到车公庄，全长6893米的第二条长安街——平安大街。还有广渠门外到广安门的两广大街。这条道非常拥挤，街道狭窄，车辆行人众多，每日都是人车相交而过。我曾在这条街上骑自行车，得有杂技演员的本领，不时堵车、上车、下车、推行等，提心吊胆。这是一条古老的长街，拓宽马路是广大人民的迫切希望。
1993年8月，政府将东起广渠门外、西到广安门外的道路拓宽了70米，分快、慢“各行其道”的“三块板”马路，同时又打通了菜市口至二环、三环的通道，从而使旧城区车辆向外三环疏散。此外又建立了城市轻铁路，全长40公里，沿途设立了16个站。行驶在全市街道上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就有270条路线，市内电汽车每日从早5点到晚11点往返运行，2、3分钟就能等来车辆。另外还有470万辆各种机动车行驶。
为了车辆方便行驶和行人过街方便，市内又修建了近百座规模宏大的立交桥，还有众多的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郊区也建成十几条对外过境的公路。1987年建成了全市第一条全封闭公路，即北京部分京石高速公路，之后建成的高速公路逐年增多，总里程早已突破一万公里的大关。北京的道路已经由过去的棋盘式格局，发展为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放射路交织贯通蛛网式现代化道路。
今天北京铁路建设出现了从没有过的新局面。旧京原有的几条铁路干线，进行了大量的修整，有单线改为复线，又修建了众多的干线和支线。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北京铁路不仅通往全国各地，还增加了许多辆高速列车，过去到石家庄，从北京出发差不多一天时间才到达，而今仅两个多小时就能安全到达。很多干线都发生了巨变，车次多、速度快，很多车次都达到夕发朝至，主要铁路干线，都换成内燃机车，设施全面，整洁先进，使乘客倍感舒适安全。
1959年建成的北京站，是我国当时最大的客运枢纽站，改革开放后又建了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更是规模空前，这些车站那个都比前门站规模大，设施全……
至于空运的民航首都机场，更是现代化机场。每日有通往国内外的多种航班。机票代售处遍布全域，多达一百多处，为国内乘客购票带来方便。北京的行，若用飞速发展来形容，也决不算过吧！与旧时是无法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