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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仲夏，携一家人流亡日本，避居在千叶县市川市乡下的郭沫若又被一种写作的欲望扰动了。他已经沉寂了近半年的时间，其间主要精力都用来读书，不仅读文学的书、文艺理论的书，而且广泛地涉猎了哲学、经济、历史等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这一方面是因为远离了国内的生活现实，他很难再有文学创作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是与创造社同人们开展的文化批判运动，迫使他要大量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书籍。
从这样的阅读中，郭沫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他生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念头：“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于是，他首先想到要把小时候背得烂熟的《易经》作一番研究。
在东京神田街的旧书店，郭沫若花六个铜板买到一本日本版的《易经》，还是明治时代水户藩的藩学读本，由此开始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研究。他很快便写出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一文，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初秋之际又完成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
但这时，郭沫若却犹豫起来，因为他内心产生了怀疑：《易经》、《书经》、《诗经》这些先秦典籍，在它们流传的过程中当然是已经失真了的，那么，仅仅依据这些文献资料去研究古代的中国社会，怎么能够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呢？
“我要寻找第一手的资料，寻找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郭沫若这样想着。他开始往上野图书馆寻找考古发掘资料，查阅到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前编》，初次接触了甲骨文。不过，郭沫若并不知道，就在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正在进行着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主持这一发掘的是一位叫董作宾的学者。
董作宾在小屯殷墟主持的这次发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一年成立后进行的首次重要的考古发掘，专门发掘调查殷墟的甲骨。
事实上，甲骨文的发现才仅仅三十年时间。那是在1899年，人们偶然从被卖到中药铺做药材的龟甲上发现了未曾见过的文字刻辞，于是开始对那些散落各处的甲骨进行收集整理，开始有了甲骨之学的研究。但三十年间从未为此做过考古发掘，所以1928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立即着手要在小屯殷墟对于甲骨进行有计划的科学发掘。董作宾被先期派去安阳做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
经过实地考察，董作宾了解到二三十年间盗挖殷墟的情况日益严重，而出土的甲骨被古董商大肆收购用来发财，大量流散到海外。但是“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组织对殷墟进行发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于是，他向研究院提交了《殷虚甲骨调查报告发掘计划书》并获得通过。到了秋天，由其主持在小屯殷墟进行了第一次的试发掘，收获颇丰，共得甲骨854片。董作宾从中遴选了381片，摹录发表《新获卜辞写本》，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最新的重要资料。
一年后，史语所又在小屯陆续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发掘，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一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董作宾8次参加了发掘工作。这些事情，避居在日本乡下的郭沫若当时是不知道的。他在差不多已经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时，才从主编燕京大学学报的容庚那里知道了小屯殷墟的发掘，知道了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并从容庚处借到该书。得阅这些新的卜辞写本资料后，郭沫若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撰写了《殷虚之发掘》等三篇“追论及补遗”文章，时在1930年2月。
这可以说是郭沫若与董作宾间接发生了关系。他对董作宾主持的殷墟发掘及《新获卜辞写本》的发表，大为称颂，赞其：“足为中国考古学上之一新纪元，亦足以杜塞怀疑卜辞者之口”[1]。
郭沫若与董作宾有直接交集，是在1932年夏秋之际，那时他开始着手编撰《卜辞选释》（成书后作《卜辞通纂》）。他与董作宾第一次联系是请董为他找寻一殷墟陶器上的刻文，董作宾很快亲自用素缣摹录了该陶文并寄到日本。素昧平生，初次联系就得到这样实实在在的帮助，郭沫若很感动，于是，特意写了一首七绝并且手书一条幅，赠送给董作宾。诗是这样写的：
清江使者出安阳，七十二钻礼成章。
赖君新有余且网，令人长忆静观堂。[2]
郭沫若用《庄子》中写宋元君事的典故，极力赞誉董作宾在1928年秋所主持的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甲骨文之事，称其发掘出土了大量甲骨，好比余且网捕到大白龟一样。郭沫若一开始进入甲骨文研究领域，就非常推崇王国维的研究，而他又以董作宾为王静安之后最有影响的甲骨文研究者，所以，他在诗的结句会写到“令人长忆静观堂”。
这首七绝的创作和题写的条幅，记录了郭沫若与董作宾最初交往的事情，是弥足珍贵的史料。事实上，在这首诗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郭沫若与董作宾最初是怎样开始交往的。更有意思的是，短短四句诗，关联到后来被学界称作“甲骨四堂”中的三人，即：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
就是从这时起，郭沫若与董作宾隔着浩瀚的东海开始了密切的文字往来。这是一种推心置腹的学术交流的往来。在得知小屯殷墟第二次发掘出大龟四版的消息后，郭沫若急切想看到大龟四版上的刻辞，经过董作宾和主持第二次发掘工作的李济的帮助，他很快就得到了大龟四版的拓片。在接到邮寄来的拓片的那天，郭沫若兴奋不已，当即给好友田中庆太郎写了一封快信，告之：“三千年前大龟四片已从北平寄到。请来一游，将奉以龟之佳肴也。”[3]后来他又将李济、董作宾“以新拓之大龟四版及《新获卜辞》之拓墨惠假，并蒙特别允许其选录”之事专门记入《卜辞通纂·述例》中。
与董作宾相识时，郭沫若刚刚开始编撰《卜辞通纂》，于是，他与董作宾的文字往来，差不多全是关于《卜辞通纂》的。是年冬，郭沫若从董作宾来信中得知其有甲骨文断代研究之作，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很感兴趣。这也是他准备撰述的问题。他本计划在《卜辞通纂》书成后，附以一卜辞断代表。郭沫若遂复信董作宾讨论甲骨文断代问题。很快，转过年（1933年）来的1月末，他就得到董作宾寄示其《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三校稿本。读后，郭沫若“以其体例綦密”，决定自己原拟作的卜辞断代表，“不复论列”。[4] 他称赞《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同时，又与董作宾讨论彼此意见相左的“阳甲与沃甲之互易”、“帝乙迁沫事之有无”二事。 其实，《卜辞通纂》此时已经付印了。郭沫若在读过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稿本后，发现自己在编纂甲骨刻辞时因王襄《簠室殷契征文》一书拓片不精，疑为伪品而摒弃未用之误，特选取董作宾“足以证佐余说”的“仅见之例”，译录数片以作补充。他将这些事情都记入2月8日夜所作的《卜辞通纂·后记》中。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郭沫若在《卜辞通纂·后记》中论及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所引“五示”、“虎祖丁”二辞，“因未见原契，故多作揣测语”。董作宾得知后，摹录了那两片甲骨刻辞，于3月中旬寄给郭沫若。郭沫若特作《书后》，“爰揭之于次，以补余书之未备”。董作宾大概是考虑到《卜辞通纂》已在影印制作中，随后又将两片甲骨刻辞的照片直寄郭沫若。郭沫若收到照片很高兴，因“书尚在印刷中，爰一并采入”。他也为此又写了一段《书后补记》的文字，特别表示：“余于此对于彦堂之厚谊深致谢意。”[5]
《卜辞通纂》由文求堂出版后，郭沫若给田中庆太郎开列了一个二十人（处）左右的赠书名单，请他代为寄送，其中国内学者唯有三人（处），其中之一即为住在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的董作宾。郭沫若请田中庆太郎寄给董作宾的赠书有三部，包括赠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部。[6]可见董作宾在郭沫若心中的分量。
与董作宾的交往，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重要的学术交往之一。他们二人之间的这一交集又完全在学术领域，是纯粹的学者之谊。在开始交往后的许多年间，他们只是神交、文字交。这与郭沫若与容庚交往的情况相似。他与董作宾初次见面，则是十年后抗战期间的1942年。
那时，他们二人都辗转到了四川：郭沫若在重庆市内天官府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董作宾任职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搬迁到宜宾南溪县的李庄小镇。董作宾在一次去重庆市参加学术会议后拜访了郭沫若。他后来以文字记述了这次见面：“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
这次见面，让董作宾感慨万分：“昔疑古玄同（钱玄同——笔者注）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唐兰）和之，有‘雪堂（罗振玉——笔者注）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但此时，“甲骨四堂”中“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也”。而鼎堂“屏置古学，主盟文坛”，只彦堂犹“抱残守缺，绝学自珍”。郭沫若为二人的见面欣喜异常，当即又赋绝句一首相赠：
卜辞屡载正尸方，帝乙帝辛费考量。
万蟕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7]
诗中“正尸方”、“帝乙帝辛”是甲骨上的刻辞，“万蟕千牛”意指刻有卜辞的甲骨（“蟕”为龟，“牛”指牛胛骨）。郭沫若显然回忆到编撰《卜辞通纂》时与董作宾的交谊。“独君功力迈观堂”，他对于董作宾的评价当然是很高的，但其中也不免含了几分人事沧桑的慨叹。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郭沫若与董作宾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学者之交，也就不复再有“握手言欢”的心绪了。不过在学问上，董作宾还是对郭沫若持一贯的评价。1948年中央研究院推选院士时，正在美国的董作宾于2月2日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信上说：“春间中研院邀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兄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您。”[8]思永，即梁思永。董作宾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在胡适所推荐的考古组院士人选名单中，他是排在第一位的。董作宾希望胡适推选郭沫若，虽然有“以昭大公”的考虑，但作为候选院士提名，他首先认可的当然还是郭沫若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
新中国成立，董作宾去了台湾。从此，在世的甲骨二堂分处海峡两岸。
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于董作宾的态度，在政治上有所指责，并且显然将政治上的臧否带入学术评判中。这或许是时势所至，但总是让人遗憾的事情。有一次，郭沫若在与杨树达通信讨论殷墟甲骨刻辞时讲到董作宾，谓：“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9]杨树达在读到郭沫若信中此语时，颇不以为然，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10]
董作宾其实可以说是真正从未介入过政治的一位纯粹的学者，所以，他到台湾后仍然对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上的学术成就葆有高度评价。在他的全集中，还收录有《跋鼎堂赠绝句》的小文，收录有郭沫若赠他的绝句（那时海峡两岸还处在政治上完全对立的状态下），这实在令人感喟不已。
注释：
[1]《殷虚之发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3月。
[2]有关此诗的发现、考订，见《流亡期间若干旧体佚诗考》一节。
[3][6]《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第57号，第83号，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
[4]《卜辞通纂·后记》：“本书录就，已先后付印，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识。”
[5]《卜辞通纂考释·书后》，东京文求堂书店1933年5月初版。
[7]诗与董作宾所写文字，均见《跋鼎堂赠绝句》，收《董作宾全集》。
[8]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年。
[9]郭沫若1953年9月19日致杨树达信，《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
[10]《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作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乐山）会长
从这样的阅读中，郭沫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他生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念头：“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于是，他首先想到要把小时候背得烂熟的《易经》作一番研究。
在东京神田街的旧书店，郭沫若花六个铜板买到一本日本版的《易经》，还是明治时代水户藩的藩学读本，由此开始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研究。他很快便写出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一文，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初秋之际又完成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
但这时，郭沫若却犹豫起来，因为他内心产生了怀疑：《易经》、《书经》、《诗经》这些先秦典籍，在它们流传的过程中当然是已经失真了的，那么，仅仅依据这些文献资料去研究古代的中国社会，怎么能够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呢？
“我要寻找第一手的资料，寻找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郭沫若这样想着。他开始往上野图书馆寻找考古发掘资料，查阅到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前编》，初次接触了甲骨文。不过，郭沫若并不知道，就在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正在进行着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主持这一发掘的是一位叫董作宾的学者。
董作宾在小屯殷墟主持的这次发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一年成立后进行的首次重要的考古发掘，专门发掘调查殷墟的甲骨。
事实上，甲骨文的发现才仅仅三十年时间。那是在1899年，人们偶然从被卖到中药铺做药材的龟甲上发现了未曾见过的文字刻辞，于是开始对那些散落各处的甲骨进行收集整理，开始有了甲骨之学的研究。但三十年间从未为此做过考古发掘，所以1928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立即着手要在小屯殷墟对于甲骨进行有计划的科学发掘。董作宾被先期派去安阳做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
经过实地考察，董作宾了解到二三十年间盗挖殷墟的情况日益严重，而出土的甲骨被古董商大肆收购用来发财，大量流散到海外。但是“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组织对殷墟进行发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于是，他向研究院提交了《殷虚甲骨调查报告发掘计划书》并获得通过。到了秋天，由其主持在小屯殷墟进行了第一次的试发掘，收获颇丰，共得甲骨854片。董作宾从中遴选了381片，摹录发表《新获卜辞写本》，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最新的重要资料。
一年后，史语所又在小屯陆续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发掘，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一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董作宾8次参加了发掘工作。这些事情，避居在日本乡下的郭沫若当时是不知道的。他在差不多已经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时，才从主编燕京大学学报的容庚那里知道了小屯殷墟的发掘，知道了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并从容庚处借到该书。得阅这些新的卜辞写本资料后，郭沫若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撰写了《殷虚之发掘》等三篇“追论及补遗”文章，时在1930年2月。
这可以说是郭沫若与董作宾间接发生了关系。他对董作宾主持的殷墟发掘及《新获卜辞写本》的发表，大为称颂，赞其：“足为中国考古学上之一新纪元，亦足以杜塞怀疑卜辞者之口”[1]。
郭沫若与董作宾有直接交集，是在1932年夏秋之际，那时他开始着手编撰《卜辞选释》（成书后作《卜辞通纂》）。他与董作宾第一次联系是请董为他找寻一殷墟陶器上的刻文，董作宾很快亲自用素缣摹录了该陶文并寄到日本。素昧平生，初次联系就得到这样实实在在的帮助，郭沫若很感动，于是，特意写了一首七绝并且手书一条幅，赠送给董作宾。诗是这样写的：
清江使者出安阳，七十二钻礼成章。
赖君新有余且网，令人长忆静观堂。[2]
郭沫若用《庄子》中写宋元君事的典故，极力赞誉董作宾在1928年秋所主持的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甲骨文之事，称其发掘出土了大量甲骨，好比余且网捕到大白龟一样。郭沫若一开始进入甲骨文研究领域，就非常推崇王国维的研究，而他又以董作宾为王静安之后最有影响的甲骨文研究者，所以，他在诗的结句会写到“令人长忆静观堂”。
这首七绝的创作和题写的条幅，记录了郭沫若与董作宾最初交往的事情，是弥足珍贵的史料。事实上，在这首诗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郭沫若与董作宾最初是怎样开始交往的。更有意思的是，短短四句诗，关联到后来被学界称作“甲骨四堂”中的三人，即：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
就是从这时起，郭沫若与董作宾隔着浩瀚的东海开始了密切的文字往来。这是一种推心置腹的学术交流的往来。在得知小屯殷墟第二次发掘出大龟四版的消息后，郭沫若急切想看到大龟四版上的刻辞，经过董作宾和主持第二次发掘工作的李济的帮助，他很快就得到了大龟四版的拓片。在接到邮寄来的拓片的那天，郭沫若兴奋不已，当即给好友田中庆太郎写了一封快信，告之：“三千年前大龟四片已从北平寄到。请来一游，将奉以龟之佳肴也。”[3]后来他又将李济、董作宾“以新拓之大龟四版及《新获卜辞》之拓墨惠假，并蒙特别允许其选录”之事专门记入《卜辞通纂·述例》中。
与董作宾相识时，郭沫若刚刚开始编撰《卜辞通纂》，于是，他与董作宾的文字往来，差不多全是关于《卜辞通纂》的。是年冬，郭沫若从董作宾来信中得知其有甲骨文断代研究之作，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很感兴趣。这也是他准备撰述的问题。他本计划在《卜辞通纂》书成后，附以一卜辞断代表。郭沫若遂复信董作宾讨论甲骨文断代问题。很快，转过年（1933年）来的1月末，他就得到董作宾寄示其《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三校稿本。读后，郭沫若“以其体例綦密”，决定自己原拟作的卜辞断代表，“不复论列”。[4] 他称赞《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同时，又与董作宾讨论彼此意见相左的“阳甲与沃甲之互易”、“帝乙迁沫事之有无”二事。 其实，《卜辞通纂》此时已经付印了。郭沫若在读过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稿本后，发现自己在编纂甲骨刻辞时因王襄《簠室殷契征文》一书拓片不精，疑为伪品而摒弃未用之误，特选取董作宾“足以证佐余说”的“仅见之例”，译录数片以作补充。他将这些事情都记入2月8日夜所作的《卜辞通纂·后记》中。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郭沫若在《卜辞通纂·后记》中论及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所引“五示”、“虎祖丁”二辞，“因未见原契，故多作揣测语”。董作宾得知后，摹录了那两片甲骨刻辞，于3月中旬寄给郭沫若。郭沫若特作《书后》，“爰揭之于次，以补余书之未备”。董作宾大概是考虑到《卜辞通纂》已在影印制作中，随后又将两片甲骨刻辞的照片直寄郭沫若。郭沫若收到照片很高兴，因“书尚在印刷中，爰一并采入”。他也为此又写了一段《书后补记》的文字，特别表示：“余于此对于彦堂之厚谊深致谢意。”[5]
《卜辞通纂》由文求堂出版后，郭沫若给田中庆太郎开列了一个二十人（处）左右的赠书名单，请他代为寄送，其中国内学者唯有三人（处），其中之一即为住在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的董作宾。郭沫若请田中庆太郎寄给董作宾的赠书有三部，包括赠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部。[6]可见董作宾在郭沫若心中的分量。
与董作宾的交往，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重要的学术交往之一。他们二人之间的这一交集又完全在学术领域，是纯粹的学者之谊。在开始交往后的许多年间，他们只是神交、文字交。这与郭沫若与容庚交往的情况相似。他与董作宾初次见面，则是十年后抗战期间的1942年。
那时，他们二人都辗转到了四川：郭沫若在重庆市内天官府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董作宾任职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搬迁到宜宾南溪县的李庄小镇。董作宾在一次去重庆市参加学术会议后拜访了郭沫若。他后来以文字记述了这次见面：“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
这次见面，让董作宾感慨万分：“昔疑古玄同（钱玄同——笔者注）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唐兰）和之，有‘雪堂（罗振玉——笔者注）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但此时，“甲骨四堂”中“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也”。而鼎堂“屏置古学，主盟文坛”，只彦堂犹“抱残守缺，绝学自珍”。郭沫若为二人的见面欣喜异常，当即又赋绝句一首相赠：
卜辞屡载正尸方，帝乙帝辛费考量。
万蟕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7]
诗中“正尸方”、“帝乙帝辛”是甲骨上的刻辞，“万蟕千牛”意指刻有卜辞的甲骨（“蟕”为龟，“牛”指牛胛骨）。郭沫若显然回忆到编撰《卜辞通纂》时与董作宾的交谊。“独君功力迈观堂”，他对于董作宾的评价当然是很高的，但其中也不免含了几分人事沧桑的慨叹。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郭沫若与董作宾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学者之交，也就不复再有“握手言欢”的心绪了。不过在学问上，董作宾还是对郭沫若持一贯的评价。1948年中央研究院推选院士时，正在美国的董作宾于2月2日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信上说：“春间中研院邀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兄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您。”[8]思永，即梁思永。董作宾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在胡适所推荐的考古组院士人选名单中，他是排在第一位的。董作宾希望胡适推选郭沫若，虽然有“以昭大公”的考虑，但作为候选院士提名，他首先认可的当然还是郭沫若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
新中国成立，董作宾去了台湾。从此，在世的甲骨二堂分处海峡两岸。
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于董作宾的态度，在政治上有所指责，并且显然将政治上的臧否带入学术评判中。这或许是时势所至，但总是让人遗憾的事情。有一次，郭沫若在与杨树达通信讨论殷墟甲骨刻辞时讲到董作宾，谓：“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9]杨树达在读到郭沫若信中此语时，颇不以为然，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10]
董作宾其实可以说是真正从未介入过政治的一位纯粹的学者，所以，他到台湾后仍然对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上的学术成就葆有高度评价。在他的全集中，还收录有《跋鼎堂赠绝句》的小文，收录有郭沫若赠他的绝句（那时海峡两岸还处在政治上完全对立的状态下），这实在令人感喟不已。
注释：
[1]《殷虚之发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3月。
[2]有关此诗的发现、考订，见《流亡期间若干旧体佚诗考》一节。
[3][6]《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第57号，第83号，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
[4]《卜辞通纂·后记》：“本书录就，已先后付印，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识。”
[5]《卜辞通纂考释·书后》，东京文求堂书店1933年5月初版。
[7]诗与董作宾所写文字，均见《跋鼎堂赠绝句》，收《董作宾全集》。
[8]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年。
[9]郭沫若1953年9月19日致杨树达信，《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
[10]《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作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乐山）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