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拾婴记》以一种圆形叙事的模式，创造了一个精巧的小说迷宫。从“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到“柳条筐归来”，叙事的终点回归起点，并在这一过程中，包蕴人物内心情感与现实困境的悖论，以传达作者的批判思想与普世价值观。同时，以幻觉营造的技法创设魔幻结局，来隐晦表现“女婴之死”的悲剧性现实，完成痛切书写。
关键词： 圆形叙事 魔幻结局 女婴之死 社會救助机制 普世价值 痛切书写
一、圆形叙事模式：激烈鞭挞与普世价值观
“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这是苏童小说《拾婴记》的开篇，来路不明、暧昧不清的物象设置使得故事甫一开始便笼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接着，这个柳条筐和里面的女婴，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辗转：“他们开始是把柳条筐放在家门口的，有点失物招领的样子”→“罗庆来提着那只柳条筐从花坊码头下来”→“李六奶奶发现了幼儿园窗下的女婴”→“张胜媳妇……看见李六奶奶弯着腰，从柳条筐里也抱出一个婴儿来”→“老年是亲眼看见张胜把柳条筐放在楼外花坛边的”→“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
可以看到，作者运用了一种圆形叙事模式，即叙事从起点出发，经过所有人物语言、心理、行为等因素对情节的推动和时空的变化，达到叙事终点，使叙事终点回到叙事起点，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终点对起点的超越与升华，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近似的圆。
小说伊始，作者便细细描绘了第一个看到女婴的生物“母羊”的反应：“那香气让母羊想起了春天清晨的草地，还有夏天在河边失散的一头小羊羔”、“软弱的母羊放弃了主人的权利，躲到角落里去了”。在这里，苏童戏拟了母羊的感受，以母羊的拒绝来预示和隐喻小说中随后出场的人物对待女婴的复杂感情：出于善良本性而对幼小生命所保有的怜惜，与被物质困境所扰而趋避麻烦的自保性心理并置，以形成人物心理世界的矛盾与张力。同时，女婴棉袄上的“葵花”也作为一个反讽意象在开篇和后文反复出现：“蓝底黄花的灯芯绒面料，上面均匀地分布着几朵葵花”;“看起来那几朵棉袄上的葵花一直在守护着熟睡的婴儿”;“很少有人注意到小木轮车驮着的柳条筐里，装的是一个婴儿，大多数人以为是李六奶奶脱下来的一件棉袄，棉袄上鲜艳的向日葵图案倒是引人注目”。它原本是向阳、接收光与温暖的象征，但身覆葵花的女婴，在降生之初所感受到的却是人世的寒。因而，苏童自开篇便透露出了隐隐的批判的锋芒，指责非血缘关系的不可靠性和人性善意的缺失。
接着，作者以“枫杨树乡”和“花坊镇”为叙事空间，展现四位主要人物（卢杏仙、罗庆来、李六奶奶、老年）与一群次要人物对待女婴的不同态度及行为：卢杏仙“她要是一头羊，我还就留下她了！缘分不能当口粮！”;罗庆来“他把柳条筐往幼儿园的窗下一放，人一阵风似的逃了”;幼儿园保育员“出来了也不能收的，李六奶奶你不懂，我们这里收孩子都有手续·……你心好，你自己抱回家去”;李六奶奶“没父母的孩子才可怜！别人丢掉的孩子也是孩子，怎么都是一个腔调”;妇联女干部“下意识地闪避着那只柳条筐，嘴里惊声道，孩子是哪儿的”;老年“把这孩子扔给我，不是为难我吗？上班再要紧，也不能把孩子这么丢在花坛边，那是个孩子，又不是一盆花”。
小说中不管是谁，即便对女婴怀着恻隐之心，却始终没有人真正地负起责任。可以说，人物之间这种相互推诿、相互“转手”的行为，正是构成小说圆形叙事模式的内在原因。而叙事终点回到叙事起点，并不是只具备着女婴回到“枫杨树乡”的空间意义，重点在于，苏童借助这一“转手”生命的循环过程所表现的残酷现实，并表达对这种残酷的批判。
这种批判首先指向的是社会救助机制的缺位。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写罗庆来在花坊镇码头看到的场景：“男孩在后排敲大红鼓，敲一阵举起鼓槌，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女孩敲一会儿身体都斜过来，脑袋朝天，喊道：祖国，万岁！”这是苏童对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看似在不经意间透露故事背景，实则大有深意。政治活动的红火热烈，与妇联主任、幼儿园保育员等公职人员的冷漠推诿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暗藏小说的机锋。
与对公权力的激烈鞭挞不同，对转手女婴的其他人物，苏童却展现出了一定的理解与同情的普世价值观。“卢杏仙说：你们说，这枫杨树乡谁不知道我家穷，那丢孩子的是瞎了眼，怎么偏偏丢我家来了？妇女们大致上是默认卢杏仙的说法的”;“李六奶奶沉下脸说：我这把年纪了，腿脚又不好，说话干部也听不懂，你们年轻人不去送叫我去送？”;“老年在被子里面埋怨两个小姑娘，笨丫头笨死了，小宝宝的事情，怎么找老光棍管？我是看门的，不是看孩子的！”在这里，苏童力图真实展现这些人物自身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使得他们对女婴的拒绝合理化、逻辑化，并在怜惜女婴的同时，也能给予这些无能于、因而无意于负责任的底层百姓以理解与同情。
二、魔幻的结局：女婴之死与痛切书写
《拾婴记》的结尾，“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那件葵花棉袄还在，女婴已经不见了”;“羊圈里多了一头小羊，怯懦地站在角落里”。
回顾结尾之前，小说中女婴回到“枫杨树乡”之前的最后一次“转手”：“另一个补充得比较详细，是疯女人瑞兰把柳条筐抢走了，她抢呀，谁也拦不住，她说是她的女儿呀，花坊镇人人知道她女儿在浑水河里淹死了，她偏偏一口咬定，是她的女儿！”、“一个疯子怎么能养孩子？女师傅们发现一贯温厚的老年有点莫名奇妙的冲动，便开始安慰老年，说，你就别担那个闲心了，瑞兰她领不去的，她哥哥瑞昌也在旁边呢，瑞昌说等她的疯劲过去了，孩子该送哪儿就送哪儿，他负责！……送枫杨树乡去！”
不同于对前几次“转手”过程的细致化描绘，在这里，苏童使得“送枫杨树乡去”直接承接“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对女婴陷入疯女之手后凶多吉少的最后辗转过程做了一个简省而又暧昧不明的处理。“瑞昌”这个并未真正出场、只活在他人话语中却对女婴命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人物，他真的将女婴送到枫杨树乡去了吗？他是如何摆脱疯妹，将女婴送过去的？又为何在众多人家中，独独选择了卢杏仙家的羊圈？为什么柳条筐归来，女婴却不知所踪？苏童对这些问题的刻意回避，反而为读者创设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令人不得不去细究，陷于疯女之手的女婴，怎么会如庆来所说的“变成小羊”，她的最后遭际究竟如何？ 我认为，苏童之所以在这样一部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中为读者设置“女婴归来变成羊”的魔幻结局，实则是表达对女婴之死的隐喻——因其旨在批判社会救助机制的缺失，基于此，唯有死亡之惨伤，才能凸显现实之残酷、批判之猛烈。因而，在这里，“女婴之死”是具有其必然性的。
此处不得不提及小说中的一个细节：“罗庆来研究着女婴在阳光下的脸，脑子里蹦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你长得很像一头小羊，羊也从来不哭的，你会不会是个羊人呢，你吃不吃草的？”，对照小说结尾：“她说，羊怎么会哭，我养了几十年羊，从来没见过羊哭……看那头小羊的眼睛，羊眼睛里似乎是覆盖着一层泪光……那不是夏天走散的羊，也不是别人家的羊，我告诉你你别怕，是你说错话，那个孩子认准我家的门，又回来了！”
罗庆来是“女婴是羊”的想象者、“女婴变羊”的陈说者，也是“小羊流泪”的发现者。而根据羊不会流泪的现实逻辑，可知“流泪”的主体绝不是羊圈中一头普通的小羊。我认为，在这里，“小羊流泪”是苏童运用的幻觉技法，实则是对“女婴之死”后小说人物、作家自身以及读者悲伤心情的投射。而“女婴变羊”则是作家为了回避和消解“女婴之死”的残酷性，将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局隐去，而为人物、读者和自己创设一个乐观并保有希望、姑且聊以自慰的表面之局。而在故事中陈说幻觉的主体“罗庆来”也同样重要，他作为作者的化身，其最初的“女婴是羊”的想象便是作者为故事结尾的幻觉营造所做出的预示——因而，“女婴变羊”与“小羊流泪”的魔幻场景也必然需要庆来的见证，唯有他能以“代言人”的身份将幻觉技法“和盘托出”。因此，这也解释了小说的巧合设置——回到枫杨树乡的柳条筐为何必然重降于罗家羊圈，必然重降于庆来眼前。
在文中，苏童也曾不止一次地借小说人物之眼，来表达对女婴的怜惜与喜爱之情：“他看见女婴在柳条筐鲁莽的颠簸中坦然地前进，那么红润而神秘的一张小脸，脸颊上有一层细细的金色的茸毛，乌黑的眼睛忽而睁开，迎接阳光，阳光来了，却又害怕地闭上了”;“李六奶奶在女婴的额头上摸了摸，说，不像是个病孩呀，眉眼也秀气”。更重要的是，在这看似不经意的叙事过程中，苏童展现了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能力：他将自我、小说人物与读者捆绑为一体，借助精彩的叙事旅行，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的先验性情绪所感染，从而也喜爱女婴、如同关切自己的命运一般关切女婴，产生共情的效果。因而，在这里，“女婴之死”不仅是苏童“知其必然之死而又不舍其死”的痛切书写与残酷揭露，同时也是读者内心诗意的毁灭。而以“女婴变羊”的幻觉营造消弭其死亡的残酷性，则是苏童小说的又一机锋：残酷中的温煦，痛切中的詩意。
参考文献：
[1]苏童.私宴[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2]赵牧.凝视的目光[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3]王德威.想象的本邦——现代文学十五论[M].台湾：麦田出版社，2005.
[4]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6]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杜婧一.先锋意识与古典精神的重奏——“先锋五虎将”之苏童早期创作个性解读[J].延边文学学报，2018（2）.
[8]张学昕.短篇小说魔术师，或品酒师——苏童的《祭奠红马》《拾婴记》及其他[J].长城，2013（3）.
关键词： 圆形叙事 魔幻结局 女婴之死 社會救助机制 普世价值 痛切书写
一、圆形叙事模式：激烈鞭挞与普世价值观
“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这是苏童小说《拾婴记》的开篇，来路不明、暧昧不清的物象设置使得故事甫一开始便笼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接着，这个柳条筐和里面的女婴，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辗转：“他们开始是把柳条筐放在家门口的，有点失物招领的样子”→“罗庆来提着那只柳条筐从花坊码头下来”→“李六奶奶发现了幼儿园窗下的女婴”→“张胜媳妇……看见李六奶奶弯着腰，从柳条筐里也抱出一个婴儿来”→“老年是亲眼看见张胜把柳条筐放在楼外花坛边的”→“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
可以看到，作者运用了一种圆形叙事模式，即叙事从起点出发，经过所有人物语言、心理、行为等因素对情节的推动和时空的变化，达到叙事终点，使叙事终点回到叙事起点，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终点对起点的超越与升华，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近似的圆。
小说伊始，作者便细细描绘了第一个看到女婴的生物“母羊”的反应：“那香气让母羊想起了春天清晨的草地，还有夏天在河边失散的一头小羊羔”、“软弱的母羊放弃了主人的权利，躲到角落里去了”。在这里，苏童戏拟了母羊的感受，以母羊的拒绝来预示和隐喻小说中随后出场的人物对待女婴的复杂感情：出于善良本性而对幼小生命所保有的怜惜，与被物质困境所扰而趋避麻烦的自保性心理并置，以形成人物心理世界的矛盾与张力。同时，女婴棉袄上的“葵花”也作为一个反讽意象在开篇和后文反复出现：“蓝底黄花的灯芯绒面料，上面均匀地分布着几朵葵花”;“看起来那几朵棉袄上的葵花一直在守护着熟睡的婴儿”;“很少有人注意到小木轮车驮着的柳条筐里，装的是一个婴儿，大多数人以为是李六奶奶脱下来的一件棉袄，棉袄上鲜艳的向日葵图案倒是引人注目”。它原本是向阳、接收光与温暖的象征，但身覆葵花的女婴，在降生之初所感受到的却是人世的寒。因而，苏童自开篇便透露出了隐隐的批判的锋芒，指责非血缘关系的不可靠性和人性善意的缺失。
接着，作者以“枫杨树乡”和“花坊镇”为叙事空间，展现四位主要人物（卢杏仙、罗庆来、李六奶奶、老年）与一群次要人物对待女婴的不同态度及行为：卢杏仙“她要是一头羊，我还就留下她了！缘分不能当口粮！”;罗庆来“他把柳条筐往幼儿园的窗下一放，人一阵风似的逃了”;幼儿园保育员“出来了也不能收的，李六奶奶你不懂，我们这里收孩子都有手续·……你心好，你自己抱回家去”;李六奶奶“没父母的孩子才可怜！别人丢掉的孩子也是孩子，怎么都是一个腔调”;妇联女干部“下意识地闪避着那只柳条筐，嘴里惊声道，孩子是哪儿的”;老年“把这孩子扔给我，不是为难我吗？上班再要紧，也不能把孩子这么丢在花坛边，那是个孩子，又不是一盆花”。
小说中不管是谁，即便对女婴怀着恻隐之心，却始终没有人真正地负起责任。可以说，人物之间这种相互推诿、相互“转手”的行为，正是构成小说圆形叙事模式的内在原因。而叙事终点回到叙事起点，并不是只具备着女婴回到“枫杨树乡”的空间意义，重点在于，苏童借助这一“转手”生命的循环过程所表现的残酷现实，并表达对这种残酷的批判。
这种批判首先指向的是社会救助机制的缺位。小说中有一处细节，写罗庆来在花坊镇码头看到的场景：“男孩在后排敲大红鼓，敲一阵举起鼓槌，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女孩敲一会儿身体都斜过来，脑袋朝天，喊道：祖国，万岁！”这是苏童对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看似在不经意间透露故事背景，实则大有深意。政治活动的红火热烈，与妇联主任、幼儿园保育员等公职人员的冷漠推诿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暗藏小说的机锋。
与对公权力的激烈鞭挞不同，对转手女婴的其他人物，苏童却展现出了一定的理解与同情的普世价值观。“卢杏仙说：你们说，这枫杨树乡谁不知道我家穷，那丢孩子的是瞎了眼，怎么偏偏丢我家来了？妇女们大致上是默认卢杏仙的说法的”;“李六奶奶沉下脸说：我这把年纪了，腿脚又不好，说话干部也听不懂，你们年轻人不去送叫我去送？”;“老年在被子里面埋怨两个小姑娘，笨丫头笨死了，小宝宝的事情，怎么找老光棍管？我是看门的，不是看孩子的！”在这里，苏童力图真实展现这些人物自身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使得他们对女婴的拒绝合理化、逻辑化，并在怜惜女婴的同时，也能给予这些无能于、因而无意于负责任的底层百姓以理解与同情。
二、魔幻的结局：女婴之死与痛切书写
《拾婴记》的结尾，“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那件葵花棉袄还在，女婴已经不见了”;“羊圈里多了一头小羊，怯懦地站在角落里”。
回顾结尾之前，小说中女婴回到“枫杨树乡”之前的最后一次“转手”：“另一个补充得比较详细，是疯女人瑞兰把柳条筐抢走了，她抢呀，谁也拦不住，她说是她的女儿呀，花坊镇人人知道她女儿在浑水河里淹死了，她偏偏一口咬定，是她的女儿！”、“一个疯子怎么能养孩子？女师傅们发现一贯温厚的老年有点莫名奇妙的冲动，便开始安慰老年，说，你就别担那个闲心了，瑞兰她领不去的，她哥哥瑞昌也在旁边呢，瑞昌说等她的疯劲过去了，孩子该送哪儿就送哪儿，他负责！……送枫杨树乡去！”
不同于对前几次“转手”过程的细致化描绘，在这里，苏童使得“送枫杨树乡去”直接承接“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对女婴陷入疯女之手后凶多吉少的最后辗转过程做了一个简省而又暧昧不明的处理。“瑞昌”这个并未真正出场、只活在他人话语中却对女婴命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人物，他真的将女婴送到枫杨树乡去了吗？他是如何摆脱疯妹，将女婴送过去的？又为何在众多人家中，独独选择了卢杏仙家的羊圈？为什么柳条筐归来，女婴却不知所踪？苏童对这些问题的刻意回避，反而为读者创设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令人不得不去细究，陷于疯女之手的女婴，怎么会如庆来所说的“变成小羊”，她的最后遭际究竟如何？ 我认为，苏童之所以在这样一部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中为读者设置“女婴归来变成羊”的魔幻结局，实则是表达对女婴之死的隐喻——因其旨在批判社会救助机制的缺失，基于此，唯有死亡之惨伤，才能凸显现实之残酷、批判之猛烈。因而，在这里，“女婴之死”是具有其必然性的。
此处不得不提及小说中的一个细节：“罗庆来研究着女婴在阳光下的脸，脑子里蹦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你长得很像一头小羊，羊也从来不哭的，你会不会是个羊人呢，你吃不吃草的？”，对照小说结尾：“她说，羊怎么会哭，我养了几十年羊，从来没见过羊哭……看那头小羊的眼睛，羊眼睛里似乎是覆盖着一层泪光……那不是夏天走散的羊，也不是别人家的羊，我告诉你你别怕，是你说错话，那个孩子认准我家的门，又回来了！”
罗庆来是“女婴是羊”的想象者、“女婴变羊”的陈说者，也是“小羊流泪”的发现者。而根据羊不会流泪的现实逻辑，可知“流泪”的主体绝不是羊圈中一头普通的小羊。我认为，在这里，“小羊流泪”是苏童运用的幻觉技法，实则是对“女婴之死”后小说人物、作家自身以及读者悲伤心情的投射。而“女婴变羊”则是作家为了回避和消解“女婴之死”的残酷性，将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局隐去，而为人物、读者和自己创设一个乐观并保有希望、姑且聊以自慰的表面之局。而在故事中陈说幻觉的主体“罗庆来”也同样重要，他作为作者的化身，其最初的“女婴是羊”的想象便是作者为故事结尾的幻觉营造所做出的预示——因而，“女婴变羊”与“小羊流泪”的魔幻场景也必然需要庆来的见证，唯有他能以“代言人”的身份将幻觉技法“和盘托出”。因此，这也解释了小说的巧合设置——回到枫杨树乡的柳条筐为何必然重降于罗家羊圈，必然重降于庆来眼前。
在文中，苏童也曾不止一次地借小说人物之眼，来表达对女婴的怜惜与喜爱之情：“他看见女婴在柳条筐鲁莽的颠簸中坦然地前进，那么红润而神秘的一张小脸，脸颊上有一层细细的金色的茸毛，乌黑的眼睛忽而睁开，迎接阳光，阳光来了，却又害怕地闭上了”;“李六奶奶在女婴的额头上摸了摸，说，不像是个病孩呀，眉眼也秀气”。更重要的是，在这看似不经意的叙事过程中，苏童展现了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能力：他将自我、小说人物与读者捆绑为一体，借助精彩的叙事旅行，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的先验性情绪所感染，从而也喜爱女婴、如同关切自己的命运一般关切女婴，产生共情的效果。因而，在这里，“女婴之死”不仅是苏童“知其必然之死而又不舍其死”的痛切书写与残酷揭露，同时也是读者内心诗意的毁灭。而以“女婴变羊”的幻觉营造消弭其死亡的残酷性，则是苏童小说的又一机锋：残酷中的温煦，痛切中的詩意。
参考文献：
[1]苏童.私宴[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2]赵牧.凝视的目光[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3]王德威.想象的本邦——现代文学十五论[M].台湾：麦田出版社，2005.
[4]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6]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杜婧一.先锋意识与古典精神的重奏——“先锋五虎将”之苏童早期创作个性解读[J].延边文学学报，2018（2）.
[8]张学昕.短篇小说魔术师，或品酒师——苏童的《祭奠红马》《拾婴记》及其他[J].长城，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