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42年的左润王银锁离婚案为主要线索,考察了陕甘宁地区特定时期及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妇女与国家建构的关系。作者试图确立女性主体的视角,质疑西方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的20世纪40年代边区政府调整婚姻政策是与男性农民父权制势力妥协的结果并导致妇女解放倒退的观点,同时指出边区早期激进的婚姻政策以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观和都市的"五四"新文化女性观为基础,与地方社会实践及风俗格格不入,这不仅造成民众的强烈反对以及经济上的不公,实质上也不利于真正的妇女解放。本文通过考察当地妇女的法律活动,认为妇女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的活动导致了国家女性观念的变化以及政策的调整。通过考察当地妇女在法律实践中的活动,让我们能够对20世纪女性广泛参与建构现代国家的性质与方式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