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结识了不少外国朋友。加拿大著名外交家切斯特·朗宁就是最令人难忘的老朋友之一。
　　朗宁从1945年进入加拿大外交界，历任一秘、代办、公使、大使、高级专员、特别代表等高级职务，直至1965年自外交部退休。在这20年中，他自始至终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加建交，呼吁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促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为此，他多次发表文章和讲演。如1968年6月，朗宁在《温哥华太阳报》上发表文章，阐述如何理解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愿望；同年10月，在接受卡尔加里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讲话，指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维护远东和平的关健；1969年3月，在美中关系研讨会上，呼吁美国政府修正其对华政策的错误；同年10月，在蒙特利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联合国把拥有七亿人口的中国排斥在外是错误的。
　　1972年，加拿大政府为表彰朗宁为加拿大外交所作的贡献，特别是为发展中加两国友好关系所做的努力，由加拿大总督为朗宁颁发了联邦一级勋章。
　　1974年，朗宁的著作《回忆革命中的中国》在美国出版。书中记录了在近代史上中国如何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揭露了20年代蒋介石如何叛变革命；介绍了中国内战的进程，并把新旧中国进行了对比。
　　此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引起了巨大反响。加拿大外交部长马丁称赞：“切斯特·朗宁《回忆革命中的中国》引人入胜，是一部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大业的生动记录，出自一位颇有见地的加拿大人之手，字里行间充满了同情。朗宁一直是描述令人注目的中共进步的同行中的佼佼者。”
　　朗宁1894年出生于中国湖北的襄樊市，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父亲是位传教士，母亲早逝，葬于襄樊。直到1908年，父亲才带领子女到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定居。
　　朗宁在加拿大和美国读完大学后，于1922年又回到襄樊。在鸿文中学教了5年书。其间，受到学校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影响，非常同情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1927年回加拿大后，加入了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阿尔伯塔农民联盟”，并于1932年代表该联盟参加阿尔伯塔省议员的选举，竞选时，朗宁的对手讥讽他说，朗宁是在中国出生的，是吃中国人的奶水长大的，所以他具有中国人的特性。朗宁立即反讥说，我的母亲奶水不足，我确实是吃中国奶妈的奶水长大的。我永远感激这位奶妈。如果说吃中国人的奶水就具有中国人的特性，那么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是吃牛奶长大的，他该具有什么特性？结果，朗宁最终获胜，成为省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1942年朗宁应征入伍。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加拿大外交部派往重庆，在加拿大驻华使馆任一秘。期间，他认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王炳南、章汉夫、乔冠华、龚澎等中共领导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任加拿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朗宁奉命留驻南京，负责同南京外侨事务处长黄华谈判建交事宜。他向加拿大外交部建议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他在发给加拿大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许多事实说明，中国有了一个廉洁的政府。中国官场中的腐败这个蠹虫正在消亡。新政权得到多数人的积极支持，而且随着总的形势逐渐好转，拥护的人越来越多……。恢复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对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恢复得越早，越有利于我们抵制苏联的影响。”
　　加拿大外长复电朗宁说，内阁已经原则上同意承认中国，只是认为在时间上应以在英国承认中国之后比较合适。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由于加拿大支持联合国对朝鲜问题的决议，中加建交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1970年10月，中国同加拿大才正式建交。当时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曾说：“我们都为加拿大同中国建交感到高兴，最为高兴的加拿大人要数切斯特·朗宁了。这位退休外交官多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呼吁加拿大承认中国。”
　　我第一次见到朗宁是在1961年5月。当时在日内瓦召开讨论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中国派出了由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为团长的一个百余人的庞大代表团，团员中包括几位与朗宁相识的老朋友，如王炳南、乔冠华、章汉夫、龚澎、龚普生等。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朗宁则作为加拿大代表团的团长出席会议。日内瓦会议于5月16日开幕。一周后，陈毅就在中国代表团驻地花山别墅宴请了朗宁，并由他的老朋友章汉夫、乔冠华、王炳南、龚普生等人作陪。
　　日内瓦会议拖延了数月之久，仍未达成协议。在此期间，朗宁多次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找他的老朋友交换情况和意见。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修长的身材，儒雅的风度，幽默的性格，说得一口流利但带有浓重的湖北乡音的中国话。他以自己出生在中国湖北而自豪。他逢人常说的一句中国俚语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1972年至1978年，我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工作，又有机会与朗宁多次晤面。他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凡是加拿大举办的有关中国的活动，如庆祝中国国庆，庆祝中加建交，召开加中友协年会等，他总是争取出席并讲话。
　　1975年8月，我陪同章文晋大使到朗宁的家乡看望他。他的家位于加拿大主要农业区阿尔伯塔省的卡姆罗斯市。这实际上是一个人口不足两万的小镇。他独居在一幢简易的二层小楼里，居室面积都很小。进入只有十几平米的客厅，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桌上摆的，墙上挂的，房顶吊的都是中国的古玩和工艺品。如果一位陌生人进来，可能会误认为闯进了一间中国古玩店。
　　朗宁当年已经81岁，身体不错，还能照料自己的生活，还会做几样中国菜。他的大女儿塞尔维亚就住在附近，时常来看望他。因为小镇人口少，大家彼此熟悉，左邻右舍的人也经常找他聊天，听他讲中国故事，所以老人并不感到寂寞。
　　临别前，朗宁陪同我们参观了卡姆罗斯市。城市虽小，但教堂、医院、学校、养老院等一应俱全，特别是有几座高大的粮仓，很引人注目，显示了加拿大农业区的特色。小城非常宁静，听不到车辆、机器嘈杂之声。朗宁逢人便打招呼，说明他在此地很有名气。朗宁告诉我们，他给卡姆罗斯市起了一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叫“梅龙镇”。这原是一出中国京剧的名字，讲的是明朝正德皇帝在梅龙镇巧遇李凤姐的故事。由此可见朗宁的中国文化底蕴之深。
　　朗宁退休后曾四次访华。前两次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会见。最后一次是在1983年，当时他已89岁的高龄，身体已不是很好，但他还是怀念令他梦魂萦绕的中国。行前他召集六个子女开会。他说，临终前他有三个愿望：第一，去湖北省襄樊市为他的母亲扫墓；第二，参观他向往已久的敦煌石窟；第三，看看万里长城的西端嘉峪关。开始，六个子女意见不一，有的人担心他经不起长途跋涉；也有人主张成全他的愿望。最后决定，除小儿因工作不能脱离外，一家六口（包括四个女儿和大儿夫妇）都陪他去，并在他的出生地为他庆祝九十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听说朗宁要访华，便主动发出了邀请，并决定由我负责接待工作。
　　1983年10月中旬，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朗宁一行飞抵北京机场，由两个女儿搀扶他走下飞机。我到机场迎接，老人非常兴奋，一见面就互相拥抱，并用湖北腔喊：“湖北佬又回来了！”
　　我安排他们住在对外友协所属的友好宾馆，并告诉他，这个宾馆解放前曾是蒋介石住过的别墅。他很惊讶，顾不得休息，每个房间都看了一遍。第二天，王炳南会长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朗宁一行。这两位老朋友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1年的日内瓦会议，时隔20多年后再次重逢，自然非常高兴。王炳南敬酒时对朗宁说：“在你89岁高龄的时候能够再次访华，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朗宁笑着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荣幸，反正你把我安排在你的老对手蒋介石住过的房子里了。”王炳南大笑起来，说：“我们把你安排在那里，是因为你既是新中国的老朋友，也是旧中国的老朋友啊！”王炳南的巧妙回答，引起了在座所有人的欢笑。
　　朗宁把他的六个子女，从1到6都编了号，每天早晨外出之前都要排队点名，唯恐漏掉一个，然后用中国话喊“开步走！”
　　朗宁在北京住了三天，主要是会见老朋友。之后，我陪同他们到外地参观访问。按照朗宁的愿望，我们访问了西安、敦煌、嘉峪关、兰州、炳灵寺。一路上，老人神采奕奕，不断讲中国故事和猜谜语，如“一个老头八十八，先长胡子后长牙。”（玉米）“金斧头，银把儿，猜着了是个笑话。”（豆芽）有人问他为什么是个笑话？他说：“我一逗，你一笑就露出了牙齿，这不就是‘逗牙’吗？”每当听到大家的笑声，老人就显得很开心。
　　参观敦煌石窟时，老人看得非常仔细。他给他的孩子们讲起了石窟的历史和壁画的故事，俨然当起了导游。当地工作人员怕老人爬上爬下过于劳累，特地为他准备了一把椅子，供他休息，但他宁愿多看一点，很少坐下。
　　旅途的最后一站是朗宁的出生地——湖北襄樊。朗宁曾于1971年和1975年两次回襄樊为他的母亲扫墓。这一次他可能意识到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一扫前两天的欢快，变得沉默起来。到达当天，就率领子女到墓前祭扫，了却他此次访华之行的最后一个愿望。
　　晚上，襄樊市长为朗宁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按照中国虚岁的算法，庆祝他九十岁生日。宴会上还特地准备了寿桃、寿面。当地认识他的人也前来祝寿，还燃放鞭炮，以示庆祝。至此，为朗宁的最后一次访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老人回到卡姆罗斯后，身体和精神已大不如前，再也不能生活自理了，不久便住进了养老院。1984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老人终于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之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中国驻加拿大代办参加了葬礼，在悼词中称赞朗宁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加拿大前驻华大使碧福称他是“一位事实上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事业的人”。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称赞他是“中加友谊的奠基人”。
　　2006年2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