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庵。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53年7月1日出生在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家庭。16岁中秀才，历经27个春秋，近30场科考，光绪二十年（1894年）登上了万千举子梦寐以求的巅峰。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乾清门外听宣，张謇却心绪矛盾，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无他，国难族危的甲午国殇之年，他在悲恸之余，目睹满朝文武屈膝跪在倾盆暴雨后的泥泞道路上，而鸾驾回朝的慈禧竟对这封建效忠式的公开展示不屑一顾，这凄凉的一幕和满朝文武的奴性，刺激着张謇“世间科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这副适然亭内的对联，油然生起“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的念头。
　　张謇被授以翰林院修撰，这种纯粹咨询、学术性质的职位，令张謇深感行事之掣肘。他不甘堕为埋首故纸堆的迂腐书痴，志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事业。甲午中日冲突方起之时，他凭借十年游牧生活所积累的政治经验，迅速成为帝党首领翁同龢的重要谋士之一。涡旋于帝后党争之中的张謇，深知“其实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翁同龢并非可代替李鸿章主持对日战事的适宜人选。然而李鸿章消极畏战主和误国，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二人为首的帝后势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张謇为此痛心疾首，深感清廷之腐败，官僚体制之昏暗，封建仕途中帝光荣耀，在现实的冲击下，张謇“入仕为上”的价值体系濒于崩溃。
　　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六日（1894年10月14日）日记：“得家讯，大人病退而未收口……家中仅妇女主张，心滋不宁，然兵讯未解，势不当便去也。”
　　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七日（1894年10月15日）日记：“晚诣子培，与仲弢、叔衡议，请分道进兵朝鲜，夜分心忽大动，乃与子培言大人病状，归亦不宁。”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一日（1894年8月1日）：“上谕声罪日本。朝议褫海军提督丁汝昌，李鸿章袒之，朝局大变。”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1894年9月17日）：“随班加太后加徽号……闻我军溃平壤，退安州。日兵扬言，分道入寇。”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四日（1894年10月2日）：“翰林院五十七人合疏请恭亲王秉政；又三十五人合疏劾李鸿章；余独疏劾李：战不备，败和局。”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六日（1894年10月14日）：“闻父背病疽，愈而未复，心滋不宁，而国事方亟，不可言去。”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八日（1894年10月16日）：“亥刻，闻父十七日丑刻之凶问。”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二十七日（1894年10月25日）：“由上海抵家。入门伏地恸绝，寝苫丧次，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思之泣不可抑。”
　　张謇父病逝，张謇循例丁忧回乡尽孝，这次的硬性离职，客观上加剧张謇去仕的决心，但其最终转变实现于甲午战败之后。1895年“天朝上国”之泱泱中国，败于“葞尔小国”之弹丸日本的手下。张謇虽丁忧在家却心系国事，《马关条约》之耗音传来，张謇悲痛不已。《马关条件》对中华民族毁灭性的打击与摧残，使张謇更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危亡的紧迫，“几馨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此后，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台湾资敌矣，威海驻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狡谋一生，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从预防，无从臆料……稍一枝梧，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不可恃矣。”
　　在甲午国殇中，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张謇，自我谴责“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成无可追也。”终于冲破“学而优则仕”的禁锢，完成职业价值观的飞跃，实现弃仕从商的蜕变。张謇及同期的知识分子的职业转型，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转型发展的衍生行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由小农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逐步转变，中国出现“买办”、“通事”等近代意义的职业，从事这种职业获利既快又厚，遂从事此职业的人与日俱增，并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职业群体，该群体皆是对西方科技和商业有不同程度的认可的仕人。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潮流中，仕子们职业观发生变化纷纷弃仕从商，投身近代工业，并形成以商救国的思想，提出极具说服力的“商战”救国的社会信条，士大夫弃官从商造成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對流和重叠，使“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受到严重冲击。时至甲午战败后，弃仕从商的浪潮高涨，1895年—1913年新增企业585家，其中约52%为仕绅、官绅所办，形成以张謇为首的东南实业集团。张謇亦感言：“中国今日，官皆商，商皆官也。”在商得到社会认可，官本位思想渐次淡化的历史潮流中，张謇逐浪而行，实现近代意义的转变，成为时代的弄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