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 有骨气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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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档案】
  陈嘉庚(1874年~1961年),福建厦门集美人。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王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支持辛亥革命、支持抗战、反对汪精卫投降卖国;他心系祖国建设家乡,创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一个经历了清末、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几个不同年代,紧跟时代潮流、站在时代发展前列的华夏儿子;他,一个赤手空拳在东南亚创造一个庞大企业集团的商界巨子;他,一个团结统一800万华侨抗日救国的华侨领袖;他,一个跨越南洋和中国,践行教育立国、科学兴国理想的教育家。他,诚信果毅;他,忠心报国;他,疾恶好善;他,公直无私;他,勤勉俭约……从1874年到1961年的88年间,陈嘉庚,这位华夏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以自己的高尚人格和不懈追求,在20世纪的中国,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像大山一样的脊梁,像大海一样的胸怀。他,一生俭朴,克己奉公,倾尽所有家财致力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陈毅元帅曾赞誉道: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一诺千金替父还债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村,因为战乱不断,有很多人远赴南洋讨生活,这里便成了著名的侨乡。
  陈嘉庚的家庭,也是一个华侨世家,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新加坡,经营着米店和一家小厂。从小,是母亲独自抚养他长大。
  1890年,陈嘉庚已经17岁了,父亲要他到新加坡来见见世面,于是他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慈母,独身前往南洋。虽然都市的繁华是一种诱惑,但他却不为所动,老老实实地呆在店里,跟着老伙计学习怎么管理,很快就成了父亲的左右手。
  1898年,母亲病逝,闻听噩耗的陈嘉庚立即回乡葬母。出发之前,他将自己经管的账务移交给他的族叔。当时他父亲各项经营都很顺利,拥有资产约35万元。可是当守完3年母丧的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时,却发现曾经兴隆的米店已经门庭冷落,负债已达30多万元。原来是父亲的妾生子趁陈嘉庚不在,尽情挥霍导致负债累累,面临破产的边缘。
  新加坡当时的法律规定“父债子免还”,但以信誉为重的陈嘉庚虽然经济拮据,却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面对家道中落,陈嘉庚艰苦奋斗了4年时间,终于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到1907年为止,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此事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业史上一大佳话。
  
  菠萝“苏丹” 橡胶大王
  父亲去世,不到31岁的陈嘉庚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商业之旅。手里的资金只有一点,用来投资什么才能成功呢?经过详细的考察,陈嘉庚发现,菠萝罐头销路旺盛,且周期短、需要的资金不是很多,非常符合自己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资金不够,陈嘉庚借了7000元,在距新加坡城区10英里的淡水港山地,着手建造一所菠萝罐头厂。一省再省,借来的7000元用在建厂总算勉强够了。制作菠萝罐头所需的白铁、糖枋,都可向别的商人赊取。等到菠萝一上市,陈嘉庚的“新利川”工厂就开始生产了,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陈嘉庚给自己的菠萝罐头的商标定名为“苏丹”,意思就是菠萝罐头之王。在陈嘉庚的精心经营之下,罐头厂运作良好,销售看涨,月底核算结果,获净利9000余元。不仅收回全部建厂投资,而且还有盈余,经济效益之大,确实惊人。
  从绝境中拼杀出来的陈嘉庚初战获胜,就以“新利川”为立足点,兼营父亲企业与人合伙的月新菠萝厂,接着又开设了谦益米号,米店也兼做罐头厂的营业机关。
  随着菠萝罐头生意越做越大,对菠萝的原料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嘉庚在“新利川”附近购买了一块空地,用来种植菠萝,取名为“福山园”,事实上,这块种植地也确实是一块福地,后来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菠萝种植园。
  1906年夏季,菠萝罐头行市大跌,陈嘉庚只能勉强保住了1万元的赢利,这次打击使他意识到,商场如战场,仅仅靠一种产品经营是不能适应市场的瞬息多变,他要寻找新的项目。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嘉庚了解到一个橡胶商人高价卖掉了自己的橡胶园,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赶忙联系这个商人,从他那里购进18万粒橡胶种子。而当时因为菠萝生意的不景气,很多人纷纷脱手自己的菠萝园,陈嘉庚趁此机会购买了大片土地,这些成了他以后的橡胶种植园。
  到了1913年,陈嘉庚的菠萝产量已经占了整个新加坡的半数以上,一跃而居首位,真正成了业内的苏丹。这一年,他已是一个拥有两处橡胶园,四个菠萝罐头厂,一家米厂,一间米店,固定资产和纯利润有四五十万元的华侨企业家了。
  商场风云多变,1914年秋,正当菠萝罐头的生产旺季到来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对菠萝罐头限制入口。因而各洋行停止采办。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厂遭到了沉重打击,积存着几万箱产品无法售出。不仅如此,战争还使陈嘉庚的米业遇到了麻烦,特别是许多商船在东印度洋上受到德国战舰攻击之后,原已紧张的航运几乎全部停顿。陈嘉庚米厂的仓库里堆放着1万多包熟米。产品积压的直接后果是资金流转困难,工厂租金越期无法清还,工人的生活费又绝对不可拖欠。陈嘉庚陷入了“艰难维持,度日如年”的境地。
  1914年冬天,陈嘉庚终于将所有的货全部售脱。这时,他当机立断决定经营航运业,他先是靠租船运输,分别租下了载重1300吨的“万通”和载重2500吨的“万达”两艘轮船,运来需求量很大的熟米,再送到印度销售。不久因为市场的扩大,他又增加了2艘轮船,专门承接英国政府的货物。仅仅1年后,就赢利了20多万元。之后,更是购得多艘轮船,但却不亲自经营,而是租给法国政府,这样不仅省事,避免了风险,也获利很快。
  1916年,陈嘉庚又有了划时代的举措。当时欧洲各国互相厮杀,给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工业长足的发展,刺激了橡胶制品的需求,带动了马来亚的橡胶业,一跃而成了支柱产业,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马来亚成了世界“橡胶王国”。而陈嘉庚此前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他被作为公认的“马来亚橡胶王国四大功臣”之一载入史册。
  此后2年,陈嘉庚逐渐把重心转移到橡胶业上,他先后将新加坡土头桥的菠萝罐头厂和恒美熟米厂改作“谦益”橡胶厂,专制胶布。接着,他又设法与美国橡胶业协会搭上关系,把广告做到了美国,把“谦益”橡胶厂的大半产品直接销售到美国。他开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依靠米、树胶、轮船航运和出售菠萝罐头厂积存的铁皮,陈嘉庚实存资产430万元。迅速跻身于新加坡富豪之列。在英国大臣对新加坡工业的考察书中,也提到了陈嘉庚的公司,说它是“亚洲最大的企业”。
  
  散尽家财培育英才
  陈嘉庚认为振兴工商业的目的在报国,但报国的关键在提倡教育,因而“立志一生所获的财利,慨办教育”。1893年,他20岁时在家乡创办“惕齐学塾”。1913年又创办集美小学。以后他与胞弟陈敬贤先生一起,边集资边办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在家乡创办了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业、农林、集美轻工业等分校在内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资助了闽南20个县市110多所学校;并在侨居地新加坡倡办和赞助了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崇福小学、南侨中学、南侨师范水产航海等许多学校。他用于兴学的资金超过1亿美元,几乎等于他的全部家财。人们亲切地称陈嘉庚先生为“校主”。
  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新加坡、马来亚最大宗的出口物品是橡胶和锡,最大的买主是美国。美国的不景气,造成了新、马橡胶和锡业的大萧条。但陈嘉庚一直提供集美、厦门学校经费达90万元。当时,陈嘉庚公司积欠银行债款近400万元。公司资产仅在200多万元,已是资不抵债。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债权银行要求陈嘉庚停止支持集美、厦大经费,被陈嘉庚断然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不能也不应放弃义务,学校办起来了,就得维持下去,一旦关了门,恢复就无望了。学校如果关停,不仅耽误青少年前途,而且对社会影响不好,罪就大了。如果因为负担集美、厦大经费而遭致生意失败,这是个人事业的荣枯。
  1932年,陈嘉庚辛苦创办的企业终于被收盘,虽然他的事业走到了末路,但陈嘉庚却从不后悔,因为他成功地创办了这么多学校,尤其是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身处南洋心系祖国
  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1906年,孙中山与陈嘉庚在新加坡初次会面。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后,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陈嘉庚热情投身于民主革命,还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秘密会议,与孙中山共商制订了党旗方案。
  1910年春,陈嘉庚与胞弟陈敬贤双双剪掉发辫,同一批有志之士脱离清廷关系,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上发誓签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有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有渝此,任人处罚。”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陈嘉庚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1938年10月,陈嘉庚出面联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开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正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为副主席)。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
  1939年,他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仅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抗战义捐款项悉数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他了解了中国抗战的真相,分清了是非,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之而无不及。”1947年,又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社”),积极声援民主党派关于制止内战的斗争。
  1949年,他应毛主席电邀,回国出席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他看到伟大祖国站立起来了,决心定居祖国,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以耄耋高年,驰驱祖国南北大地,舟车劳顿,席不暇暖,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鼓励华侨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他生前叮嘱“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300万元存款捐献给国家”,并一再呼吁祖国统一,弥留之际还对台湾的回归深表关切,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赤诚之心。国家还为此设立了陈嘉庚科学奖。
  
  一生俭朴公而忘私
  陈嘉庚先生一生俭朴,从不夸耀自己,但是在投资办学方面却不惜一切。据有关人员统计,以1981年人民币和黄金比价计算,陈老一生用来办学的捐款达1亿美元以上。在陈嘉庚故居,从陈列的蚊帐、被褥、衣服、礼帽、皮鞋等物来看,都是破旧而老式的。一只翻过来的破茶杯,杯底上插上蜡烛,就是他自己设计的烛盘了。他家财万贯,但对自己的家事,却是“求缺不求全”。校舍和他的住宅都曾因日本飞机的轰炸而炸毁。然而,在校舍和住宅之间,他却坚持先修校舍,并说:“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他逝世后国内存款尚有300余万元,可是按照他的遗嘱,一分钱也没有留给子孙,对这个问题,他的说法是:“人谁不爱子,惟必以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德之爱。且贤而多财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
  
  不忘统一鳌园刻图
  晚年的陈嘉庚,念念不忘国家统一、台湾回归!在鳌园中的“博物观”照壁石屏正中,他请石匠刻录5幅地图。上面一幅是“世界地图”,其下面并列四幅地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福建省全图”、“台湾省全图”及“同安县全图”,并在图中刻下亲撰的《台湾史略》。陈嘉庚先生亲撰的《台湾史略》的第一句话写道:“台湾为我国东南一大岛”。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统一事业。针对美国的侵略行径,1950年7月4日,陈嘉庚通过《福建日报》发表谈话,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外国干涉。此后,他又发表一系列对记者的谈话和声明,发表接见华侨的谈话等等。一再阐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外国侵占或干涉,并号召华侨为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先生在京病逝。“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陈毅在吊唁的时候激动地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作为华侨领袖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追随革命,善始善终,值得后人学习。”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为了纪念陈嘉庚,1984年10月21日,我国发行了J106《陈嘉庚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共2枚。
  1990年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64年发现的第2963号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以表彰陈嘉庚对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
  (编辑/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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