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一般大学的教授都是稀有的，一般都是正金字塔形：每个系中最顶尖级是教授，只有一两位；再往下是副教授，比教授多些；塔的底座便是讲师和助教。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多是校长或评委会聘任制。蔡元培一度任北大校长，他虽与鲁迅是绍兴老乡，可鲁迅并没有当上北大的教授。
　　前几年我在北京，因工作关系接触过若干名校教授。他们当中，确有一些学术造诣令人敬仰的先生，可也有为数不少的不学无术者。我不知该怎样形容这些误人子弟的人，突然记起《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这个混混太像当今的某些教授了。马二先生对举业有一套贯古通今的宏论，他倒是真的讲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否与时俱进，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马二先生还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与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到处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并说，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他说的“文章”就是八股文，他专门选每次考试的合格文章，加以批注，作为范文，让考生模仿，其功能与现在的高考范文讲评之类相近。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马二先生的教育主张与当今的应试教育做法有些不谋而合。
　　话再说回来，如今为什么满街都是教授？基本上是“熬”出来的———如毕业后从教多少年，发表过多少论文……这些基本条件够了，就算入了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此人若与顶头上司没什么大的过节儿，人缘亦没啥障碍，那么戴顶“教授”的帽子就八九不离十了。
　　有一位因早年打过一场官司而出名的教授，如今已成为“明星教授”———电视露面，广播发声，报刊载文，声名远播。我有幸与他有过一次交谈，向教授请教了几个问题。我问：“鲁迅在文坛上的名气为什么一直那么大？”他回答说：“凭他的杂文，凭着善于打笔仗。”我又问：“鲁迅的小说不是更有名吗？他的《狂人日记》是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他的《阿Q正传》《祥林嫂》大概至今无人超越。”他却没正面回答，只说了句：“鲁迅的散文也很好……”与其分手时，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汉末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比较有些过分了，但是作為类比，基本上还是靠谱的。
　　还有一些教授，是靠拉关系、靠金钱和地位，甚至靠剽窃论文戴上“教授”帽子的。上网一查，教授抄袭的消息铺天盖地。教授在社会中非一般职称，他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学术形象，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教育和文化状态及其走向，教授的学术精神及其权威性和晋升加冕条件仍需改进与重塑。
　　五月荐自《今晚报》2017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