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希·曼小说《懒人乐园》主题与叙事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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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亨利希·曼是德国20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早期小说《懒人乐园》以金钱和复仇作为主题,以讽刺性和童话性的叙述方式,揭示了德国威廉帝国时期上流社会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
  关键词:上流
  亨利希·曼是德国20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一,1871年出生于德国北部小城吕贝克的富商之家。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交,亨利希·曼以其杰出的文学天赋记录了德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社会现状。他受到尼采艺术理论和市民批判的影响,并且接受了当时的法国文学传统,创作出了社会批判的社会小说《懒人乐园》,以文学的武器揭示了威廉帝国时期德国上流社会荒淫无度的生活状态。
  小说《懒人乐园》讲述了一个来自乡下的年轻人安德烈亚斯·楚希的故事,他身无分文,中断了在柏林的大学学业,试图在大都会柏林的文化圈里闯出一番天地。楚希把自己看做作家,经常只身前往“万岁”咖啡馆,希望在那里认识一些柏林文学界的名人。如其所愿,楚希找到了通往柏林上层社会的大门,并且被引荐给柏林银行家和股市大佬图克海姆。在图克海姆的家中,楚希认识了图克海姆的太太阿德海特,并成为她的情夫。阿德海特在经济上给予楚希很大的资助,并且帮助楚希提高在文学圈子的名望。在她的帮助下,楚希很快成为柏林著名戏剧家。作为腐朽堕落的上流社会的一员,楚希很快认识到了柏林社会的纸醉金迷、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和懒人乐园的游戏规则。但是柏林上层社会这种懒人乐园的生活对他没有维持太久。不久,他与阿德海特的风流韵事被图克海姆先生发现。作为惩罚,楚希被迫娶了平民阶层的女儿玛茨克为妻,这样,他便永远地离开了上层社会的乐园。
  自1871年以来,柏林始终代表着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柏林的繁荣不但创造了一大批暴发户,也造就了许多无产者。亨利希·曼选择了1893-1894年的帝国之都作为其小说的舞台。但是,“时间和地点在这部小说里只是用来反映德国社会的面貌,和现实生活中的柏林社会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小说的标题“懒人乐园”及其副标题“一个上流社会的小说”已经反映了小说讽刺性的创作手法。
  一 金钱与复仇:贯穿全文的主题
  《懒人乐园》中的“金钱”包含各种各样的形式。当楚希第一次来到图克海姆家时,就对于懒人乐园奢华的生活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钱币就在家具下滚动,显然这里的人除了整日往口袋里塞钱,没有别的事可做。”小说涉及到了人际关系和社会机构对于金钱的依赖性。亨利希·曼通过不断重复如“滚动的硬币”这样的句子和强调由金钱构建的“懒人乐园的美妙生活”,以讽刺的方式开始了对于富人精神堕落的嘲讽。这样,金钱主题成为小说《懒人乐园》的核心主题。
  亨利希·曼擅长通过夸张的对话来进行讽刺。一次,记者考弗里施与楚希就图克海姆的财产展开了对话。考弗里施表达了对于图克海姆财富的惊讶,他说:“真是一个伟人啊!对于我们现代文人而言,没有什么能够超越现实中的天才:拿破仑、俾斯麦、图克海姆!”记者考弗里施的名字在德语中是“可以收买的”意思。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加之其夸张的惊叹,构成了小说中讽刺的效果。亨利希·曼的两个目的表现了出来:其一,亨利希·曼以此强调,金钱是整部小说的主题;其二,他强化了对于金钱功能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随着故事的发展,金钱通过其它叙事方式被凸显了出来。金钱不仅具有活跃的力量,而且还象征了上帝的力量,其价值远远大于人类自身,正如小说中的这段文字:“硬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家具下滚动,这样的地方没人承担个人的责任;人们生活在更高命运的安排之下。”图克海姆一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建立了金钱统治下的帝国。他拥有统治懒人乐园里所有寄生虫的无限权力。在楚希和图克海姆的对话中,读者看到了图克海姆的权力:“您的一种心情,一个暗示,足以使一些人毁灭;只要您喜欢,无数的家庭可以立刻陷入贫困或者更加幸福;受苦阶层要么毁灭,要么还可以苟延残喘;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资本家作为掌权者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小说当中的一个小故事证明了资本家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所施加的经济压力有多么巨大。楚希与图克海姆的情人玛茨克发生了恋情,同时又欺骗了热恋他的图克海姆的太太,因此图克海姆夫妇一定要教训一下这个小人。图克海姆的女儿阿斯塔建议,给楚希在报社编辑部谋个职位,并强迫他娶玛茨克为妻。这种报复显然是为了给这个小家庭施加经济上的压力。阿斯塔说:“你难道想象不出他肯会有怎样的婚姻吗?他的飞黄腾达已到了尽头。他的工资对于一个有着小资产阶级背景的人来说完全不够。我觉得大概是三百马克吧。家庭运转陷于停顿,对于节俭、热爱持续和有规律的生活的家庭主妇——就像玛茨可一样——来说完全于事无补。一年后,他们将有一个患有淋巴结的孩子。父母二人已经痴呆,爱拌嘴。我们将在动物园里碰见他们。父亲推着儿童车,妈妈推着破烂的长裙跟在背后。”
  阿斯塔的这个想法表明,德国当时的普通民众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经济压力之下。当时一个职员的工资只能够满足单身者的日常生活,一个小家庭则必须节俭度日。放弃已经适应了优越的生活方式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这个情节说明了资本家在当时德国社会的绝对权势,他们可以通过给经济上有依赖性的百姓施加经济上的压力的方法,来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好坏,从而达到复仇的目的。资本的力量影响到个人的命运。处于经济重压下的普通百姓只能坐以待毙,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资本主义中,人的自由意志逐渐被削弱,人的本性随之发生改变。自我贬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常态。人类的异化在《懒人乐园》里得以体现。
  和金钱紧密联系的“复仇”主题是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轴。在观看一部名为“复仇”的话剧时,楚希产生了报复的念头。他想通过征服图克海姆的妻子和情人的方式,向图克海姆的权势发起挑战。楚希的飞黄腾达随着复仇主题而展开。但是他的衰落恰恰来自于图克海姆对他的报复。按照Lotmann的空间理论,复仇是该小说的主题,“复仇思想”始终伴随着小说的进程,小说情节也因此而展开。主人公楚希正是希望以此超越社会阶层的羁绊。   二 “胖”与“瘦”的象征意义
  作者通过描写书中人物身体特征来反映他们的社会地位。懒人乐园里的人物都具有肥硕的身材。“胖”和“瘦”这一组概念在小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图克海姆为中心的金钱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无尽的节日与欢庆。上流社会由大资本家支持,美食好酒、女人享乐构成了滋养懒人乐园土壤的肥料。肥沃的土壤给生活在这里的寄生虫提供了享乐的机会,直到他们自己在这片土壤里生根、成长、最终成为上流社会圈子的养料,或者说成为他们的享乐品。楚希就是这样一个门客和弄臣的角色。一次,图克海姆把楚希介绍给大律师歌特海茨先生,他这样描述楚希的门客角色:“图克海姆说:‘这是我太太的随身护理员。主要用来取乐和打发时间。’‘很瘦嘛,’歌特海茨说,‘不过不久就会胖起来的’”。这样,楚希被描绘成为一个“削瘦的”供人取乐和打发时间的工具,在懒人乐园里被肥胖的富人们取乐消遣,目的是将来终能自己也成为一个胖子里的一员来消费其他新来的门客。
  “胖瘦”这组对比性的概念是小说空间布局的基本特征。当楚希第一次来到图克海姆家时,一群浓妆艳抹的女人引起了用他的注意:“一些人丰满胖硕,而另一些瘦一些,把长腿单片眼镜放在投射出诡异目光的眼前”。这一段描写不仅反映出体型,而且还包含了懒人乐园里的“观众/演员”人物分工。图克海姆邀请来的女演员比拉兹同样是一个供富人们消遣的商品,“她是一个苗条娇小的女性,身着没有装饰的蓝色透明连衣裙,好似神话里的精灵。一头金发掩盖着她削瘦精致的脸庞,圣洁而美丽。幽蓝的大眼睛投射出无邪的目光。”比拉兹的美丽来源于年轻、纯洁和苗条三个因素,它们代表了懒人乐园里美的范畴。苗条的身材对于那些有权势的胖人来说具有一种时尚的价值。这种美的理想代表了远离生活的一种美学观,但是这种理想却与懒人乐园里的一些人物的现实生活产生矛盾。这些身材削瘦的人物只是胖人的娱乐工具。代表了这种理想的一些美丽女性要依赖于富人的金钱生活。
  相反,懒人乐园里的富人和强权者以及他们的财富和权力都通过他们肥胖的体型加以凸显。他们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图克海姆夫妇,图克海姆富人妻子阿德海特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一个长着双下巴的“肥胖的贵妇”。图克海姆周围还聚集了一些上流社会的胖人,主人公楚希甚至产生了“胖人总是对的”这样的想法。亨利希·曼希望以此表明“胖意味着富裕和权力”。小说中无尽的宴饮、享乐和欢庆是作者对于懒人乐园的一种嘲讽,作者希望以此表明胖人对于瘦人的压迫,他以“上等人”的称谓来讽刺懒人乐园里的富人和权贵。瘦人只是富人的食物而已,他们处于食物链的最下层。世纪之交德国社会表现出的资本主义的贪欲和腐化在亨利希·曼笔下尽显无疑。
  三 文本核心叙事方式:童话性与讽刺性
  亨利希·曼在这部小说中将童话性和讽刺性的叙事方式交织使用,成为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小说的开始,图克海姆的家代表了富人的中心。“图克海姆的宫殿是周边所有建筑中最雄伟的,路人无不为之侧目。它具有德国文艺复兴风格,但是其真实性人们却不能细看。”借助于金碧辉煌的宫殿,小说的空间结构产生了。在这里,主人公楚希觉着自己是一个贵族,“一个童话中的王子,他征服了试了魔法的宫殿,登上庄严的台阶,站在华丽的玻璃门前。”宫殿、童话王子、对于权力的渴望,作者有意识地把这些因素组合成为一个童话世界,下面的例子更好地说明了这个方面:
  楚希被驱逐出上层社会后,在街上遇见了作家科普夫。此时簇拥着图克海姆的一列衣着华丽的队伍恰好经过此地,他们被装扮成为古罗马的凯旋之师。在亨利希·曼的笔下,大资本家图克海姆象征着皇权,一个凯旋还朝的英雄,充满了神圣感和神秘的力量。这种描写将资产阶级赋予神的力量,是亨利希·曼典型的叙事方式。懒人乐园的不断神秘化导致小说世界的真实程度难以把握,此时的懒人乐园更像是一个“仙女童话”:“队伍开始行进了。图克海姆和他的手下被簇拥在高处,正如站在一群装扮着金色、紫色和孔雀羽毛的大象背上……,队伍消失在湛蓝的天空下,扬起一股粉色的尘烟,就好像仙女神话的结尾一样。”
  这种夸张的情境被描述成为一个难以达到的童话世界,形成一个大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世界之间巨大的反差。整篇小说的世界被划分为两个空间,由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隔开。银行家图克海姆是大资本家的代表,他似乎是生活在一个神话的世界里。他和簇拥在他周围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构成了社会上层;而普通市民只是这个社会的看客,他们代表了普通的尘世生活,被排除在富裕的懒人乐园之外。
  “懒人乐园”既是小说的标题,也是全书的关键词,它频繁地在文章中出现,令读者产生一种童话般的印象。也正如在童话中一样,懒人乐园中的人们坐享其成,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任何愿望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小说中的作家科普夫这样描述主人公楚希的性格:“您的性格中有快乐的因素,它有助您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舞台上飞黄腾达。为了幸福,您只需要以幸福的面目示人。您貌似善良的性格对您大有裨益。您是为了获取女性的芳心而生。”不难看出,亨利希·曼希望通过这样的描述在读者身上唤起童话的联想。正如格林童话《幸福的汉斯》中的主人公一样,楚希为了寻找幸福也表现得非常单纯。他下意识地跟随者科普夫的指示,以便不久以后能成为懒人乐园中上层社会的宠儿,并能获得图克海姆太太。科普夫扮演了一个“实验者”的角色,他用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指导他的试验品楚希一步步取得成功。在这里,亨利希·曼借用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小说情节被平均划分为不同的情境,其中尝试性描述和评论交替出现。
  在小说的开始,报社编辑李贝诺博士描述了楚希给他的印象:“年轻的楚希?他是一个具有令人快乐天赋的小伙子”。文章叙述者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性格特点:“为了迎合别人的虚荣心,他能够表现出足够的天真;同时为了不显得太幼稚,他又能表现出一丝老练。”楚希的发展是一系列小故事结成的链条,作者形象地把它们呈现在读者眼前。楚希无条件地跟随者科普夫的指引,游走于平民社会和上流社会之间,最后在科普夫的导演和其他“懒人”的指点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懒人乐园”的一份子。楚希并不把自己视为寄生虫,因此他可以毫不困难地游走于图克海姆的上层社会,并且深得信任。他心里很清楚,上层社会把他视为宫廷的弄臣,供人取乐。没人真正看得起他,他的乡音也被上层社会嘲笑。尽管如此,他拥有一些好的品行,如单纯、社交的天赋和无忧无虑的天性,这一切又使读者联想起童话中的形象。   小说的主人公并未取得一番成就,但是他的天真和单纯在小说中从始至终陪伴着他。读者在他身上看到了“幸福的汉斯”。也许这正是亨利希·曼的创作目的。小说叙述过程中童话般的过程得出两个结果:亨利希·曼笔下懒人乐园的现实被掩盖和美化了,因为童话中发生的所有的事都是不现实的。每一个逗留在懒人乐园里的人都会产生一种肤浅的、快乐至上的意识,并且远离客观世界。在懒人乐园停留得越久,离现实世界就会越远。当楚希第一次在赌博中赢钱后,他开始相信,他真的生活在懒人乐园里,在这里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利益。他给科普夫这样讲述:“在这幢房子里取得成就并不困难。虽然初来时陌生,但不久就能像和熟人那样一样的交往。女人的眼中充满渴望,期盼着能给她们带来快乐的人。这里还可以赚到钱,而不必知道从哪里来。美食、好酒、女人、笑话、艺术、享乐,这就是所有的一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像在懒人的乐园里”。渐渐地,他忘记了自己后备教师的身份,而把自己视为懒人乐园里的一个享乐者:“他快速而且毫不费力地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这种生活以前对他而言只是梦中的情境。一切的享受都是那么轻松。文化圈的机制为他运转和工作,目的只是让他尽情享受。”童话比喻也服务于讽刺的手法,其童话因素给读者提供了阐释社会现实描述的参考:在小说的接受过程中,童话的特征不断涌向读者的意识中。在人物角色的性格塑造方面,作者还设计了一些性格特征平面化的角色,如平布什女士和她的花花公子丈夫等。和主人公楚希单纯的性格相反,他们按照童话故事的原则构成了善与恶的反差。童话化的另一个功能使夸张描述和恐怖怪诞的情节成为可能。例如,在描述小说中“复仇”这部话剧的情节时,舞台上血腥的情节通过简单快速的语言结构被表现出来。无产阶级对于资本家的血腥报复在观众身上唤起了一种反讽的效果。在戏剧的结尾,无产阶级的胜利却伴随着资产阶级观众的掌声而落幕。借助于这种荒诞的情节流动,亨利希·曼试图以讽刺的方式来展现资产阶级的滑稽可笑。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童话的叙述方式在小说中主要用来说明和支撑讽刺的效果。
  亨利希·曼通过童话与讽刺交替使用的写作方式构成了现实与被叙述世界之间的强烈对比。按照Lotman的空间理论,两者之间的空间界限更加清晰地展现。这样,这部小说的空间被划分为“懒人乐园”和乐园之外的世界,即现实世界;或者说被划分为资产阶级的世界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童话与讽刺的叙事手法下显得荒诞和乖戾,德国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荒淫无度的生活方式得以淋漓尽致的呈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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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宁,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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