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被衡量，也并非一切可以被衡量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展望2020 年以及更长远的未来，这一古老的谚语倒显得贴切。目前针对政治和商业精英层的抵制，可能单纯只是因为大众认为精英层并没有真正在意他们的生活。不过，即使这种一味追求市场产出和利润的做法正面临挑战，但更积极有效的替代方案并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
　　一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经济政策的关键目标，受到政界、经济界、商业界以及投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
　　GDP虽然被广泛认为是一项可靠且客观的衡量指标，但实际上是一段时期里的复杂统计值，其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统计偏差、没有标准答案的争议，其定义的统计方法也是动态变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并不是用来衡量经济福利，而是经济产出。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GDP的概念时，起初的意图恰恰是更想衡量经济福利。而美国政府要求他设计一个测算标准，以此来制定财政政策、税收与支出决策，他也就照做了。
　　结果就是，GDP成了一项只看重市场活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统计数据，忽略了对于原材料这种中间投入的重复计算。但恰恰如居家护理和家政这样的非市场活动，才有益于经济福利，而某些市场活动则有害于经济福利，比方说环境污染等因为生产所带来的副作用。再者，这些年来，由于標准界定的不同，GDP的定义也不断发生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服务以及后来的金融服务，最终都被视为具有生产力和经济价值，从而被纳入GDP的定义之中。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通货膨胀，因为即使是在经济产出总量未提升的情况下，持续上涨的物价仍能推动GDP的增长。此外，产品与服务间的相互融合日益加深，衡量经济产出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再来看数字化所带来的复杂性，以智能手机为例，现今的手机与十多年前的手机相比已是天差地别。统计学方面的专家一直尝试着通过调整价格来印证手机性能的提升，从而尝试去突出“智能手机”的诞生（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照相机、计算器、便携音乐播放器和其他设备的消失）。但另一方面，这也对市场价格和产品价值进行了区分，亦可看作是对经济福利作出了贡献。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并不是金钱越多，人们的生活就越幸福。在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一个人的钱比别人多，那么他将会更关心自己的生活状态，而非金钱。同样地，GDP的分布比例，而非总量，对于国家福利也是很重要的。正如一位女性在回应某经济学家关于“脱欧可能降低英国经济产出”的警告时所称：“那是你们的不顾他人死活的GDP，不是我们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GDP并不对未来的经济状况负责任。如果当前的经济产出需要以未来的经济产出为代价，那么未来的经济福利可能就岌岌可危了。事实也如此，统计学方面的专家们在计算国内生产净值（NDP）时确实会考虑到有形资产的贬值和损耗，但NDP并没有考虑到所有的损耗情况。若要更全面地考量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资源的消耗等不利影响，也需要被纳入考量的范围。
　　如果“你要先能准确评估，然后才能去管理”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与GDP相关的问题就都是麻烦事，毕竟它们可能会对政府进行政治与经济决策产生干扰作用。此外，如果我们接受GDP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到底GDP指标是为谁的利益服务。
　　可以肯定的是， GDP至少已经形成了一个数据收集的架构，并且其对市场的聚焦也确实对制定财政政策是有帮助的。而且，GDP不仅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被扭曲，不少经济学家也提出怀疑，这种扭曲的现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恶化。在他们看来，GDP是有缺陷的，但目前依然是我们能用来衡量国家兴衰的最佳指标。
　　毕竟，GDP之所以能占据支配地位，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现成的、自身没有任何缺点的可替代方案。很多方案的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比方说一个综合的衡量指标究竟是用来衡量什么：是为了衡量家庭福利？捕捉可持续国民财富的变化？此外，还有一些更现实的问题：我们掌握的收据是准确的吗？是否忽略了某些形式的资本，如无形资产和自然资源？
　　但不论GDP存在着什么样的弊端， GDP如今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普通大众对于拥护GDP的精英层的强烈抵制，这就让寻找替代方案变得迫在眉睫。有些滑稽的是，数字化时代给GDP统计带来重重挑战之时，也加速了替代方案的诞生。我们如今所见证的大数据的爆炸性增长，包括实时数据和地理定位数据，都为新的统计指标的出现创造了可能性。
　　随着我们踏入2020年，进入到一个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更加糟糕的时代，商业和政界人士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提高社会福利。而想要成功，他们也必须先明白，如何去考量所有值得被考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