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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耳根
新耳根就是鱼腥草。它本是一种野菜，但在我的故乡却是年年春天必吃的。冬天里，白菜要吃很长时间，然后是生着密密小黄花苞的菜苔，接着就该尝尝折耳根的鲜了。只要看见桌子上摆一碗凉拌折耳根，就知道春天来啦。
在川西农村，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猪鼻孔”。蔡澜先生在他的一本书里写到，他和一些同事在深圳一家川菜馆觅到一种极好吃的凉拌野菜，名为“猪屁股”。蔡澜进门就问老板，有“猪屁股”没有？老板答：“有！飞机刚运到的。”蔡澜先生所听到的“猪屁股”，当是“猪鼻孔”之误。
受不了折耳根的强烈味道的人，会认为它是一种很臭的野菜。连汪曾祺先生也说过，他们剧团的一个贵州籍的女演员收到一包母亲寄来的折耳根，那强烈的鱼腥味使他实在吃不消。
但我觉得，鱼腥怎能比折耳根呢？当初取名的人实在不通，折耳根发出的是春天的清气，怎是鱼腥的腻气所能比的呢？
三月的故乡，水田，旱地，沟谷，野岭，到处都有春天来临的踪迹。水田纵横交错的田埂上钻出折耳根的小苗，有的还是紫红色的小芽，有的已顶着两三片叶子，清寒的风从它们的叶上掠过，散发出清新的气息。水田里倒映着天空灰白的云朵。有时，太阳穿过低迷的浮云，把无限暖意的阳光撒在大地上，一瞬间，空气竟有暮春的微曛。经过了一个冬天的憔悴眼睛向大地和天空张望时，心里又欢腾起来。在很难很难的岁月里，什么都误了的时候，折耳根总是准时地从田垄上冒出来，带来春天的消息，叫黯淡的眼睛一亮：啊！春天又来啦！不管怎样，春天总是会来的！
这时，在乡下，当备一把小刀，把折耳根雪白有竹节样的根从泥里撬出来。镇上的孩子，总是相约一起去撬折耳根，挎上帆布书包，闹哄哄地去，又闹哄哄地回来。把书包里的折耳根倒出来，有时还有拣到的一些地衣。地衣洗净，用酸辣椒炒一炒，是难得的下饭菜。
在小街上，有卖折耳根的乡下人了。他们提着小竹篮，在巷子里慢慢地走，多半是小孩子和老婆婆。他们说挣点油盐钱。油，是指点灯的煤油。
小孩子抓篮子的手还是冬天肿胀的模样，上面有深黑的口子。老婆婆的手像枯树的根，一层皮包着几根蚯蚓样的血管。这种手放在你的手上，是冰凉的，许久，才有一点微温。老婆婆穿着破烂，步履艰难，像讨饭的人。
在我的故乡，折耳根的记忆似乎总是同苦寒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春天的风呼呼地吹着，如同几百年都未曾改变过的、叠加在一起的漫漫时间。那些像折耳根一样依赖着瘠薄水田生活的人，春天萌生出希望来，夏天滚下汗珠来，秋天却常常两手空空，冬天就沉寂在这片土地上。当春天再一次来临，本已枯萎的心又复苏起来。仿佛只是重复，然而希望却是新的。一年一年，就这样走过来。
永远忘不了黄昏时候，一个卖折耳根的老太婆。
说不清她有多大岁数，八十多岁？抑或九十也未可知。她走着，如同一棵枯树在缓慢移动。她穿一件奇怪的青黑布长衫——里面是大红布里子，一看就知道是给死人穿的“寿衣”，家乡旧俗，说是已经备下“寿衣”的老人，生前如能穿几次，死后就能真正地享受到这件衣服。手里拄一根拐杖，提一个篮子，篮子像船一样在风中摇晃。
太阳快要落坡了，街上的行人少起来，越发显得她身影的孤寂。连问她一声的人都没有。她却张开瘪瘪的嘴叫起来：
“芬葱呢——折耳根——”
“折耳根呢——芬葱——”
声音更高亢，尾音有点撕破了，像迷途的人在旷野焦虑的呼喊。太阳越发地沉落下去，那是一秒钟就要消逝的流光。
第三声终于低下来了。像是累了倦了，是梦的呓语。又像是和邻居老姐妹诉说起平生的苦事来。她似乎已忘了卖折耳根的事。她只是偶然路过此地的人。暮色汹涌起来，以至于背影终不见。
丝线花
丝线花真正是野草，在我的家乡，它连名字都没有。割猪草的大人看到它，扯起来，丢在背篓里总要咕哝一句“猪不爱吃这草草”。“草草”是各种没有名字野草的总称。
读了周作人《故乡的野菜》后，才知丝线花的学名是鼠曲草。浙东叫黄花麦果，春天用来作“蒸糕”，用以供祖的一种野菜。四川有些地区把它叫“清明菜”，因为它于清明节前后生长最为繁茂。把清明菜捣烂，和面揉在一起，烙成饼，叫作清明菜粑粑，据说有清眼明目的功效。我听祖母和母亲说过，三年自然灾害，她们在菜地边扯过丝线花和“鹅儿肠”这两种野菜来吃。
清明前后，丝线花随处皆可见，河边，地头，墙根下，举着那淡绿色起白毛的叶子和浅黄色米粒样的小花。对我们来说，它是真正点缀春天的花。“鹅儿肠”似乎只长在蔬菜地里，嫩绿多汁的心形小叶子和细细的茎，样子看起来不太难吃。
“叶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枝头。”这是周作人笔下的黄花麦果。丝线花的叶子和花表面的那一层白毛使它有丝绒的感觉。因为这样，我们叫它丝线花吗？不全是。丝线花是我们爱玩的小女孩自己给它取的一个名字。我们把它的花插在头发里，戴在耳朵上。我们每个小女孩自始至终都相信一个传说——摘下丝线花，把它夹在书里，等上一段时间，花就会变成真正的丝线。这个传说让儿时的我充满了怎样的梦想啊！我家的旧书里，几乎都可以找到干瘪的丝线花。
我们的玩伴里，有一个叫叶家妹的女孩，她的母亲用棉线绣了几朵小花在她衣服的领子上，那朴素得有些寒碜的衣服立刻美丽起来。若用丝线绣，不知将怎样地美丽。然而，丝线不易得，在那个连花草都很少的时候。
小街上，有一个女人拿着小圆绷子绣花，丝线在针下变成了美丽的图案。我们一群小女孩都围着看呆了。我们渴望有一束束丝线，各种颜色、闪耀着光泽的丝线。然而，丝线不易得，于是，我们纷纷跑向野地，寻找丝线花。
我家菜地边上有一段石砌的老院墙，那墙缝中长着我在别处再也没见过的“癞子花”——据说玩此花就会头上长癞子——和“狗齿佬”。一嘟噜一嘟噜粉红色的癞子花发出强烈的臭香和菜地被太阳蒸腾出的温暖，带着喧腾腾的笑。狗齿佬根炖猪肺汤是极好喝的。但掘它的根出来极难，甚至会毁坏石墙。院墙里边是个荒园，长着一株佛手柑和一棵高大得有些阴郁的核桃树。里边一堵高墙，开着一扇小木窗。据说这老屋的楼板上会突然伸出一双女人的小脚，穿着丝线绣的花鞋……
丝线花就开在院墙根下，轻俏，明媚；那里还生满荠菜花——我们欢喜地把它那挂满三角形扁扁的像桐子叶儿粑一样果实的小枝在耳边摇一摇，听到嚓嚓嚓的声音，我们说这是小铃铛在响，叫它“铃铃草”。
采来的丝线花都夹在旧书里，一页夹一株，最后，合上书，慢慢等待。要等多久呢？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反正是许久许久。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知道制造了这个传说的小女孩是谁？她一定也曾活泼泼在菜地里跑过跳过，很久以后，她的背佝偻了，整日坐在漆黑的老屋里那把乡下木椅上，穿着老蓝或深灰的衣服。偶然，在灰石板的小街上无声地走走。
我曾无数次打开书，看到的却是干瘪的丝线花。我想，它怎么没变成丝线呢？它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丝线呢？也许再过几天吧。我想。然后，又满怀希望地合上了书。来年春天，我们又重新寻觅起丝线花来。
叶家妹的父亲是个瘫子，整日睡靠在竹躺椅上，像个苍白透明的化石人。她的母亲忙忙碌碌，艰难度日。后来，她父亲死了，她寡母带着叶家妹嫁到了攀枝花。那时，叶家妹只有五六岁的样子。现在，不知叶家妹过得怎样？也许早早地就结婚生子，承担着生活的艰辛。
这些年，我的生活一直很艰难很艰难，可我从没怀疑过有一天它会变好。就像小时候的我从没怀疑过丝线花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丝线一样，我总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下去。那丝线花的歌还在我耳边回荡：
丝线花，变丝线
黄丝线，一年半
红丝线，等几年
红与绿，青和蓝……
发稿/徐斌
新耳根就是鱼腥草。它本是一种野菜，但在我的故乡却是年年春天必吃的。冬天里，白菜要吃很长时间，然后是生着密密小黄花苞的菜苔，接着就该尝尝折耳根的鲜了。只要看见桌子上摆一碗凉拌折耳根，就知道春天来啦。
在川西农村，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猪鼻孔”。蔡澜先生在他的一本书里写到，他和一些同事在深圳一家川菜馆觅到一种极好吃的凉拌野菜，名为“猪屁股”。蔡澜进门就问老板，有“猪屁股”没有？老板答：“有！飞机刚运到的。”蔡澜先生所听到的“猪屁股”，当是“猪鼻孔”之误。
受不了折耳根的强烈味道的人，会认为它是一种很臭的野菜。连汪曾祺先生也说过，他们剧团的一个贵州籍的女演员收到一包母亲寄来的折耳根，那强烈的鱼腥味使他实在吃不消。
但我觉得，鱼腥怎能比折耳根呢？当初取名的人实在不通，折耳根发出的是春天的清气，怎是鱼腥的腻气所能比的呢？
三月的故乡，水田，旱地，沟谷，野岭，到处都有春天来临的踪迹。水田纵横交错的田埂上钻出折耳根的小苗，有的还是紫红色的小芽，有的已顶着两三片叶子，清寒的风从它们的叶上掠过，散发出清新的气息。水田里倒映着天空灰白的云朵。有时，太阳穿过低迷的浮云，把无限暖意的阳光撒在大地上，一瞬间，空气竟有暮春的微曛。经过了一个冬天的憔悴眼睛向大地和天空张望时，心里又欢腾起来。在很难很难的岁月里，什么都误了的时候，折耳根总是准时地从田垄上冒出来，带来春天的消息，叫黯淡的眼睛一亮：啊！春天又来啦！不管怎样，春天总是会来的！
这时，在乡下，当备一把小刀，把折耳根雪白有竹节样的根从泥里撬出来。镇上的孩子，总是相约一起去撬折耳根，挎上帆布书包，闹哄哄地去，又闹哄哄地回来。把书包里的折耳根倒出来，有时还有拣到的一些地衣。地衣洗净，用酸辣椒炒一炒，是难得的下饭菜。
在小街上，有卖折耳根的乡下人了。他们提着小竹篮，在巷子里慢慢地走，多半是小孩子和老婆婆。他们说挣点油盐钱。油，是指点灯的煤油。
小孩子抓篮子的手还是冬天肿胀的模样，上面有深黑的口子。老婆婆的手像枯树的根，一层皮包着几根蚯蚓样的血管。这种手放在你的手上，是冰凉的，许久，才有一点微温。老婆婆穿着破烂，步履艰难，像讨饭的人。
在我的故乡，折耳根的记忆似乎总是同苦寒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春天的风呼呼地吹着，如同几百年都未曾改变过的、叠加在一起的漫漫时间。那些像折耳根一样依赖着瘠薄水田生活的人，春天萌生出希望来，夏天滚下汗珠来，秋天却常常两手空空，冬天就沉寂在这片土地上。当春天再一次来临，本已枯萎的心又复苏起来。仿佛只是重复，然而希望却是新的。一年一年，就这样走过来。
永远忘不了黄昏时候，一个卖折耳根的老太婆。
说不清她有多大岁数，八十多岁？抑或九十也未可知。她走着，如同一棵枯树在缓慢移动。她穿一件奇怪的青黑布长衫——里面是大红布里子，一看就知道是给死人穿的“寿衣”，家乡旧俗，说是已经备下“寿衣”的老人，生前如能穿几次，死后就能真正地享受到这件衣服。手里拄一根拐杖，提一个篮子，篮子像船一样在风中摇晃。
太阳快要落坡了，街上的行人少起来，越发显得她身影的孤寂。连问她一声的人都没有。她却张开瘪瘪的嘴叫起来：
“芬葱呢——折耳根——”
“折耳根呢——芬葱——”
声音更高亢，尾音有点撕破了，像迷途的人在旷野焦虑的呼喊。太阳越发地沉落下去，那是一秒钟就要消逝的流光。
第三声终于低下来了。像是累了倦了，是梦的呓语。又像是和邻居老姐妹诉说起平生的苦事来。她似乎已忘了卖折耳根的事。她只是偶然路过此地的人。暮色汹涌起来，以至于背影终不见。
丝线花
丝线花真正是野草，在我的家乡，它连名字都没有。割猪草的大人看到它，扯起来，丢在背篓里总要咕哝一句“猪不爱吃这草草”。“草草”是各种没有名字野草的总称。
读了周作人《故乡的野菜》后，才知丝线花的学名是鼠曲草。浙东叫黄花麦果，春天用来作“蒸糕”，用以供祖的一种野菜。四川有些地区把它叫“清明菜”，因为它于清明节前后生长最为繁茂。把清明菜捣烂，和面揉在一起，烙成饼，叫作清明菜粑粑，据说有清眼明目的功效。我听祖母和母亲说过，三年自然灾害，她们在菜地边扯过丝线花和“鹅儿肠”这两种野菜来吃。
清明前后，丝线花随处皆可见，河边，地头，墙根下，举着那淡绿色起白毛的叶子和浅黄色米粒样的小花。对我们来说，它是真正点缀春天的花。“鹅儿肠”似乎只长在蔬菜地里，嫩绿多汁的心形小叶子和细细的茎，样子看起来不太难吃。
“叶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枝头。”这是周作人笔下的黄花麦果。丝线花的叶子和花表面的那一层白毛使它有丝绒的感觉。因为这样，我们叫它丝线花吗？不全是。丝线花是我们爱玩的小女孩自己给它取的一个名字。我们把它的花插在头发里，戴在耳朵上。我们每个小女孩自始至终都相信一个传说——摘下丝线花，把它夹在书里，等上一段时间，花就会变成真正的丝线。这个传说让儿时的我充满了怎样的梦想啊！我家的旧书里，几乎都可以找到干瘪的丝线花。
我们的玩伴里，有一个叫叶家妹的女孩，她的母亲用棉线绣了几朵小花在她衣服的领子上，那朴素得有些寒碜的衣服立刻美丽起来。若用丝线绣，不知将怎样地美丽。然而，丝线不易得，在那个连花草都很少的时候。
小街上，有一个女人拿着小圆绷子绣花，丝线在针下变成了美丽的图案。我们一群小女孩都围着看呆了。我们渴望有一束束丝线，各种颜色、闪耀着光泽的丝线。然而，丝线不易得，于是，我们纷纷跑向野地，寻找丝线花。
我家菜地边上有一段石砌的老院墙，那墙缝中长着我在别处再也没见过的“癞子花”——据说玩此花就会头上长癞子——和“狗齿佬”。一嘟噜一嘟噜粉红色的癞子花发出强烈的臭香和菜地被太阳蒸腾出的温暖，带着喧腾腾的笑。狗齿佬根炖猪肺汤是极好喝的。但掘它的根出来极难，甚至会毁坏石墙。院墙里边是个荒园，长着一株佛手柑和一棵高大得有些阴郁的核桃树。里边一堵高墙，开着一扇小木窗。据说这老屋的楼板上会突然伸出一双女人的小脚，穿着丝线绣的花鞋……
丝线花就开在院墙根下，轻俏，明媚；那里还生满荠菜花——我们欢喜地把它那挂满三角形扁扁的像桐子叶儿粑一样果实的小枝在耳边摇一摇，听到嚓嚓嚓的声音，我们说这是小铃铛在响，叫它“铃铃草”。
采来的丝线花都夹在旧书里，一页夹一株，最后，合上书，慢慢等待。要等多久呢？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反正是许久许久。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知道制造了这个传说的小女孩是谁？她一定也曾活泼泼在菜地里跑过跳过，很久以后，她的背佝偻了，整日坐在漆黑的老屋里那把乡下木椅上，穿着老蓝或深灰的衣服。偶然，在灰石板的小街上无声地走走。
我曾无数次打开书，看到的却是干瘪的丝线花。我想，它怎么没变成丝线呢？它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丝线呢？也许再过几天吧。我想。然后，又满怀希望地合上了书。来年春天，我们又重新寻觅起丝线花来。
叶家妹的父亲是个瘫子，整日睡靠在竹躺椅上，像个苍白透明的化石人。她的母亲忙忙碌碌，艰难度日。后来，她父亲死了，她寡母带着叶家妹嫁到了攀枝花。那时，叶家妹只有五六岁的样子。现在，不知叶家妹过得怎样？也许早早地就结婚生子，承担着生活的艰辛。
这些年，我的生活一直很艰难很艰难，可我从没怀疑过有一天它会变好。就像小时候的我从没怀疑过丝线花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丝线一样，我总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下去。那丝线花的歌还在我耳边回荡：
丝线花，变丝线
黄丝线，一年半
红丝线，等几年
红与绿，青和蓝……
发稿/徐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