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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刘易斯·芒福德提出了一个关于城市的双重隐喻，即“磁体—容器”隐喻，其中的先后关系令人困惑。或许可以如此解释：在有关城市形成过程的论述中，芒福德强调的是城市的精神本质(磁体)而非物质形式(容器)；而在有关城市发展过程的论述中，芒福德强调的是城市的贮存功能(容器)而非融合功能(磁体)。这是一个基于不同标准的双重隐喻，由此产生的张力是理解芒福德城市思想的关键。
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曾说，房屋是一个瓶子。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nford)则说，城市是磁体和容器。
芒福德用磁体来比喻聚居的精神性本质。在他看来，最初的城市胚胎是一些礼仪性的聚会地点(墓地、洞穴)，古人类定期返回这些地点进行一些神圣活动，因此，“这些地点是先具备磁体功能，然后才具备容器功能的”。显然，如果把容器隐喻主要当做一种物质形态意义上的城市隐喻的话，那么磁体隐喻则是纯精神意义上的了。将磁体功能置于容器功能之上，使得这里的容器隐喻脱离了具体的形态学特征，而进入一个更符合人类聚居点特性的双重隐喻：磁体—容器隐喻。
磁体隐喻的意义是什么？对芒福德而言，对于城市这一富于积聚性的空间形态，有必要追问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即：对人类而言，聚集如何发生？芒福德并没有回避人类聚集的动物性本能，但是，对他来说，人之为人，就在于其动物性以外的精神追求；即使是最原始的城市起源形式，也要比单纯的动物性需求丰富得多。毫无疑问，这里的磁体隐喻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存在意义，并解决了城市作为容器不同于建筑作为容器的关键问题——聚集如何发生的问题。
从古埃及城市出发，芒福德提出了一种广义的城市定义，“在这个定义中，精神因素较之于各种物质形式重要，磁体的作用较之于容器的作用重要”。具体到埃及城市，他认为：埃及的城市没有城墙，但从其内聚力和交互作用来看，从其效能和创造力来看，仍然是真正的城市。密集的人口、包围成圈的城墙，这些都只是城市的偶然特征，而不是它的本质特点。
城市的本质特点在于它的吸引力或者磁场，这正是近代城市研究的共识之一。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看到，由于磁场的强大力量导致的城市无限蔓延，于是，他提出反向的操作，例如基于“城乡结合”与“有机生长”理念的反磁场模式。芒福德继承了这种有机发展的思想，并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想概括为一个相互吸引的双重磁体——城乡磁体。
这种磁体优先于容器、精神因素比物质形式重要的观点从此贯穿于芒福德的所有历史论述中，例如，他把眼光从希腊城邦那些“远非理想的城市”上移开，而转向其中的“理想的市民”，那是一些物质享受方面贫穷但精神世界异常丰富的自由人，其代表人物是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又如，他对罗马城在形态上的宏伟壮观、技术水平的高度发达毫不动心，却花费巨大的篇幅来描述罗马城市的掠夺性政治和寄生性生活。对他来说，“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罗马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尽管强调精神生活的决定性力量，尽管坚持磁体在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优先地位，芒福德却是以容器隐喻闻名于世的，国内学者强调的大多也是这一面。在对城市发展史大部分阶段的研究中，他似乎走向了磁体隐喻的对立面，转而强调起城市的容器隐喻来。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转变，其关键在于，芒福德赋予了容器以重大的贮存功能，这种功能不仅包含对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且也涵盖了对精神创造物的保存。于是，容器作为一个总结性隐喻打破了前面所说的由磁体和容器构成的平衡。在关于城市形成以后的各个时期的历史论述中，他不再谈论磁体，而是强调城市容器的相对稳定性。他甚至认为，城市首先是一种容器，此后才是传播者：“在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中，它作为容器的功能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因为城市主要的还是一种贮藏库、一个保管者和集攒者。”
我们由此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为何曾经作为城市本质出现的磁体功能最终让位于容器功能？难道芒福德的提法出现了某种不易察觉的混乱？
混乱的原因在于比较的标准发生了改变。先前的标准是关于精神因素与物质形式的，现在却转换到城市特有的功能——贮存功能与融合功能——上来了。先前是精神因素决定物质形式的基本面貌，现在却是物质形式限定精神因素的传播和流传。这是两个相反的说法，我们几乎不能由此得出究竟何者在先何者在后的单一结论来。不过，前面一种比较应该更带有本体论意义，我倾向于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磁体功能的优先性。在我看来，如果说作为物质形式的容器最终因其强大的稳定性和保护性而取得了对精神因素的决定性力量，这只能说是城市这种人类特有的组织形式因高度发达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效果。这是一切组织机构成熟以后必须承担的代价，无论是一个单位，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都是如此。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实体必然存在一个效益和成本对等增长的问题，单方面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了完成其理论重心的转移，芒福德通过对记忆、交流手段的强调使容器隐喻得以加强。他指出，当文字、符号等贮存事物的方法发展起来以后，城市作为容器的能力就极大地增强了，它保存和流传的文化数量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担负的数量。我的看法是，我们并不能指望这种无限累积可以保证精神生活的进步，很难说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一定超过了古希腊人，尼采一定超过了赫拉克利特。
于是，芒福德把注意力放在了城市容器的稳定性的一面：依靠建筑物、组织制度、文学艺术，城市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由此，城市的结构得以经久保留。“好的容器无疑是不会随着其中所进行的反应而改变自身的性状的；因为，如果容器同其内容物一样地迅速变换，则二者同将消失。”换言之，尽管承认容器及其内容物被毁的情况时有发生，芒福德仍然不无满意地看到了稳定性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城市容器一直流传下来，并成为文明得以流传的基本保障。人们通常认为芒福德是一个进化论者，但这种进化论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容器稳定性的察觉上面。芒福德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历代文明兴衰过程中各种腐朽要素的抨击，他也不认为有一个黑格尔式的最高阶段存在，实际上，他对近代城市尤其是美国大城市的批评尤其尖锐。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对于芒福德来说，悖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张力无处不在，简单地突出其中的任一方面，无论是容器的一面还是磁体的一面，都是过于肤浅的认识。城市是复杂的，芒福德也因其表达上的复杂性而揭示了更多有关城市的问题。
一般而言，芒福德从来不孤立地研究城市的物质形态，对他来说，磁体永远是第一位的，作为具体的物质形态的容器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
以中世纪城市为例，他的介绍顺序体现了这一点：先介绍罗马帝国灭亡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生活的变化、经济制度的变迁，特别是行业公会的作用以及基督教教会在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上的影响(第九章)，然后才是对城市状况和城市规划的具体论述(第十章)。一旦基督教教会走向圣洁生活的对立面，论述的格调愈益低沉，批判性也随之增加。在第十一章，他开始谈论中世纪的瓦解以及对现代的期待。
在第九章中，芒福德以崇敬的心情谈论着基督教和修道院。他认为，由隐士们建造的修道院实际上是一种新型城邦，是一种新的宗教文化的集结点，“这种文化要通过摈弃早期文明的各种典型组织制度这样一种途径，努力去超越早期文明的种种局限：在原则上，这种新的宗教文化否定财产、威望和权力。那些把清贫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们，削减肉体生存所需的全副物质条件，把劳作当成一种道德责任，使之高尚化”。无论外部世界多么混乱，修道院总能在自己的院墙以内建立一整套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他引用伯纳德(十二世纪法国僧侣)的话说，修道院就是天堂城市在人间的体现。
我们可以在柯布西耶于一九○九年造访的埃玛修道院中找到类似的精神追求。柯布西耶称其为“大地上的天堂”，在那里他“甘愿在隐居室里度过一生的时光”。我们知道，埃玛修道院的居住模式后来成为柯布西耶一生事业的重要原型。至于范·德·拉恩(Hans van der Laan)在一九五六年设计的法尔斯修道院教堂，则是中世纪天堂城市的无可置疑的类似物——科班出身的拉恩过早地结束了他在荷兰德尔夫特技术大学的学业，而退隐到奥斯特豪特修道院，在那里他投身于一种全方位的建筑理论。
关于教会的统治，芒福德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首先是组织制度：
教会是中世纪唯一强大而广泛的社会组织；在欧洲各地千差万别的文化环境中，唯有教会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共享的避难所。教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地方教堂不仅是礼拜活动的场所，也是当地的精神圣地。基督教的生活观念肯定受苦，主张援救弱小，并发展出一整套包括医院、收容所、养老院和育婴堂在内的组织机构。芒福德总结道，这是历代城市文明都不曾有过的。
然后，芒福德进入到无形的思想观念层面：
出于精神生活的需要，建筑物变得非常封闭，修道院则把农村的开阔特点重新带回城市，在闹市中为人们提供了一块思索的场所。在这里，容器是无可置疑的封闭，却因为其中容纳的神圣生活而带来了另一种开阔。修士们在这个容器中从事着纯精神的积累和创造。这是一个在较原初的层次展开的容器—磁体对比，并通过对精神活动的重视而获得了强大的叙述上的张力。
据此，芒福德对现代建筑的开放形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若没有建筑形式为人们提供独处、静思的机会，提供处于封围空间、不受别人窥探和搅扰的机会，那么即使是最外向的生命也会经受不住的。”
不过，尽管芒福德坚持磁体第一的原则，他并没有忽视物质形态意义上的容器。同样在第九章，他谈到了在中世纪社会生活形成过程中，城墙的恢复所带来的好处：自从城镇建立起了自己的城墙，城市生活的其他属性便陆续出现；城镇的容器功能一经恢复，很快又会发挥它的磁体功能。这种颠倒的容器—磁体关系，正好可以说明物质形式对于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他已经在第四章“古代城市的本质”中表达了他不打算在容器—磁体之间有所偏废的主张。这种主张是在对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批评中提出的，尽管这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
——汤因比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灵妙化(etherialization，精细化、非物质化)的过程。灵妙化，就城市结构而言，就是容器变薄而磁力增强。灵妙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依据之一，因为美、欢乐和亲情这些享受是任何物质财富所无法取代的。
——但是，汤因比完全忽视了城市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功能。实际上，正是通过城市的物质结构，创造性才能成为事实，理想国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灵妙化和物质化对于人类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城市的功劳就在于将这二者结合起来。
张力由此产生。这是一种必要的张力。
可以认为，芒福德的著作超越了物质形态的创造即狭义的城市设计领域，他将目光投向了整个人类文明，城市只是他用以表达其文明史观的载体之一。换言之，他笔下已不只是一部城市历史，而是一部从城市角度出发的人类发展史。然而，城市这个载体所特有的物质特性，却使芒福德必须最终回到实体形态中来，必须谈论供水和医疗、家庭和住宅、城市布局、城市核心和邻里单位。这才是芒福德与汤因比的真正区别。
由此，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呢？也许，就是避免那种纯粹以物质形态的观点来判断城市状态，或者纯粹以经济指标为鹄的来规定城市发展的片面做法，而把人们的精神生活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去，须知，在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社会里，人倒是最容易被忽视和异化的。除了飙升的GDP和同样飙升的高楼大厦以外，我们需要的其实还有很多。然而“豪宅”、“巨筑”、“巅峰巨献”这样的房地产广告字眼却显示，我们想要的其实又很少。也许，一个物质形态上远非理想的城市，却可以因为拥有理想的市民而变得光华灿烂呢？
在笔者看来，身处工业时代的芒福德与汤因比都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忧患意识，且不说汤因比的文明发展模式所具有的激烈的精神性主张(比如他相信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希望是基督精神的再生)，只要提到当今正风靡全球的生态热与芒福德的关系(芒福德是生态文明的倡导者和生态保护运动的先驱)，我们就可以大致断定，正是这种磁体和容器、精神性与物质性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可以给我们目前的城市化浪潮带来启迪和警醒。在这个意义上说，回溯城市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也许，对比历史，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现在的城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狄更斯笔下环境恶劣的英国焦炭城(Coketown)？是浩大而贪婪、寄生而病态的古罗马城？还是体魄健壮、精神勃发、自由而开朗的古希腊城邦？……
芒福德这样描述他的写作目的：“为了让我们对当今世界的迫切任务有足够的认识，我专门回溯了城市的起源。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有机界和个人，乃至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城市发展找到一种新的出路。”那么，作为读者的我们，该如何关注中国城市的命运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呢？答案应该在芒福德那里：由“了解历史”走向“正视现实”，由“自觉”走向“自决”。
二○○七年五月于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发展史》，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二○○五年版，98.00元)
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曾说，房屋是一个瓶子。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nford)则说，城市是磁体和容器。
芒福德用磁体来比喻聚居的精神性本质。在他看来，最初的城市胚胎是一些礼仪性的聚会地点(墓地、洞穴)，古人类定期返回这些地点进行一些神圣活动，因此，“这些地点是先具备磁体功能，然后才具备容器功能的”。显然，如果把容器隐喻主要当做一种物质形态意义上的城市隐喻的话，那么磁体隐喻则是纯精神意义上的了。将磁体功能置于容器功能之上，使得这里的容器隐喻脱离了具体的形态学特征，而进入一个更符合人类聚居点特性的双重隐喻：磁体—容器隐喻。
磁体隐喻的意义是什么？对芒福德而言，对于城市这一富于积聚性的空间形态，有必要追问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即：对人类而言，聚集如何发生？芒福德并没有回避人类聚集的动物性本能，但是，对他来说，人之为人，就在于其动物性以外的精神追求；即使是最原始的城市起源形式，也要比单纯的动物性需求丰富得多。毫无疑问，这里的磁体隐喻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存在意义，并解决了城市作为容器不同于建筑作为容器的关键问题——聚集如何发生的问题。
从古埃及城市出发，芒福德提出了一种广义的城市定义，“在这个定义中，精神因素较之于各种物质形式重要，磁体的作用较之于容器的作用重要”。具体到埃及城市，他认为：埃及的城市没有城墙，但从其内聚力和交互作用来看，从其效能和创造力来看，仍然是真正的城市。密集的人口、包围成圈的城墙，这些都只是城市的偶然特征，而不是它的本质特点。
城市的本质特点在于它的吸引力或者磁场，这正是近代城市研究的共识之一。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看到，由于磁场的强大力量导致的城市无限蔓延，于是，他提出反向的操作，例如基于“城乡结合”与“有机生长”理念的反磁场模式。芒福德继承了这种有机发展的思想，并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想概括为一个相互吸引的双重磁体——城乡磁体。
这种磁体优先于容器、精神因素比物质形式重要的观点从此贯穿于芒福德的所有历史论述中，例如，他把眼光从希腊城邦那些“远非理想的城市”上移开，而转向其中的“理想的市民”，那是一些物质享受方面贫穷但精神世界异常丰富的自由人，其代表人物是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又如，他对罗马城在形态上的宏伟壮观、技术水平的高度发达毫不动心，却花费巨大的篇幅来描述罗马城市的掠夺性政治和寄生性生活。对他来说，“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罗马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尽管强调精神生活的决定性力量，尽管坚持磁体在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优先地位，芒福德却是以容器隐喻闻名于世的，国内学者强调的大多也是这一面。在对城市发展史大部分阶段的研究中，他似乎走向了磁体隐喻的对立面，转而强调起城市的容器隐喻来。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转变，其关键在于，芒福德赋予了容器以重大的贮存功能，这种功能不仅包含对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且也涵盖了对精神创造物的保存。于是，容器作为一个总结性隐喻打破了前面所说的由磁体和容器构成的平衡。在关于城市形成以后的各个时期的历史论述中，他不再谈论磁体，而是强调城市容器的相对稳定性。他甚至认为，城市首先是一种容器，此后才是传播者：“在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中，它作为容器的功能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因为城市主要的还是一种贮藏库、一个保管者和集攒者。”
我们由此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为何曾经作为城市本质出现的磁体功能最终让位于容器功能？难道芒福德的提法出现了某种不易察觉的混乱？
混乱的原因在于比较的标准发生了改变。先前的标准是关于精神因素与物质形式的，现在却转换到城市特有的功能——贮存功能与融合功能——上来了。先前是精神因素决定物质形式的基本面貌，现在却是物质形式限定精神因素的传播和流传。这是两个相反的说法，我们几乎不能由此得出究竟何者在先何者在后的单一结论来。不过，前面一种比较应该更带有本体论意义，我倾向于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磁体功能的优先性。在我看来，如果说作为物质形式的容器最终因其强大的稳定性和保护性而取得了对精神因素的决定性力量，这只能说是城市这种人类特有的组织形式因高度发达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效果。这是一切组织机构成熟以后必须承担的代价，无论是一个单位，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都是如此。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实体必然存在一个效益和成本对等增长的问题，单方面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了完成其理论重心的转移，芒福德通过对记忆、交流手段的强调使容器隐喻得以加强。他指出，当文字、符号等贮存事物的方法发展起来以后，城市作为容器的能力就极大地增强了，它保存和流传的文化数量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担负的数量。我的看法是，我们并不能指望这种无限累积可以保证精神生活的进步，很难说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一定超过了古希腊人，尼采一定超过了赫拉克利特。
于是，芒福德把注意力放在了城市容器的稳定性的一面：依靠建筑物、组织制度、文学艺术，城市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由此，城市的结构得以经久保留。“好的容器无疑是不会随着其中所进行的反应而改变自身的性状的；因为，如果容器同其内容物一样地迅速变换，则二者同将消失。”换言之，尽管承认容器及其内容物被毁的情况时有发生，芒福德仍然不无满意地看到了稳定性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城市容器一直流传下来，并成为文明得以流传的基本保障。人们通常认为芒福德是一个进化论者，但这种进化论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容器稳定性的察觉上面。芒福德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历代文明兴衰过程中各种腐朽要素的抨击，他也不认为有一个黑格尔式的最高阶段存在，实际上，他对近代城市尤其是美国大城市的批评尤其尖锐。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对于芒福德来说，悖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张力无处不在，简单地突出其中的任一方面，无论是容器的一面还是磁体的一面，都是过于肤浅的认识。城市是复杂的，芒福德也因其表达上的复杂性而揭示了更多有关城市的问题。
一般而言，芒福德从来不孤立地研究城市的物质形态，对他来说，磁体永远是第一位的，作为具体的物质形态的容器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
以中世纪城市为例，他的介绍顺序体现了这一点：先介绍罗马帝国灭亡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生活的变化、经济制度的变迁，特别是行业公会的作用以及基督教教会在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上的影响(第九章)，然后才是对城市状况和城市规划的具体论述(第十章)。一旦基督教教会走向圣洁生活的对立面，论述的格调愈益低沉，批判性也随之增加。在第十一章，他开始谈论中世纪的瓦解以及对现代的期待。
在第九章中，芒福德以崇敬的心情谈论着基督教和修道院。他认为，由隐士们建造的修道院实际上是一种新型城邦，是一种新的宗教文化的集结点，“这种文化要通过摈弃早期文明的各种典型组织制度这样一种途径，努力去超越早期文明的种种局限：在原则上，这种新的宗教文化否定财产、威望和权力。那些把清贫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们，削减肉体生存所需的全副物质条件，把劳作当成一种道德责任，使之高尚化”。无论外部世界多么混乱，修道院总能在自己的院墙以内建立一整套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他引用伯纳德(十二世纪法国僧侣)的话说，修道院就是天堂城市在人间的体现。
我们可以在柯布西耶于一九○九年造访的埃玛修道院中找到类似的精神追求。柯布西耶称其为“大地上的天堂”，在那里他“甘愿在隐居室里度过一生的时光”。我们知道，埃玛修道院的居住模式后来成为柯布西耶一生事业的重要原型。至于范·德·拉恩(Hans van der Laan)在一九五六年设计的法尔斯修道院教堂，则是中世纪天堂城市的无可置疑的类似物——科班出身的拉恩过早地结束了他在荷兰德尔夫特技术大学的学业，而退隐到奥斯特豪特修道院，在那里他投身于一种全方位的建筑理论。
关于教会的统治，芒福德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首先是组织制度：
教会是中世纪唯一强大而广泛的社会组织；在欧洲各地千差万别的文化环境中，唯有教会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共享的避难所。教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地方教堂不仅是礼拜活动的场所，也是当地的精神圣地。基督教的生活观念肯定受苦，主张援救弱小，并发展出一整套包括医院、收容所、养老院和育婴堂在内的组织机构。芒福德总结道，这是历代城市文明都不曾有过的。
然后，芒福德进入到无形的思想观念层面：
出于精神生活的需要，建筑物变得非常封闭，修道院则把农村的开阔特点重新带回城市，在闹市中为人们提供了一块思索的场所。在这里，容器是无可置疑的封闭，却因为其中容纳的神圣生活而带来了另一种开阔。修士们在这个容器中从事着纯精神的积累和创造。这是一个在较原初的层次展开的容器—磁体对比，并通过对精神活动的重视而获得了强大的叙述上的张力。
据此，芒福德对现代建筑的开放形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若没有建筑形式为人们提供独处、静思的机会，提供处于封围空间、不受别人窥探和搅扰的机会，那么即使是最外向的生命也会经受不住的。”
不过，尽管芒福德坚持磁体第一的原则，他并没有忽视物质形态意义上的容器。同样在第九章，他谈到了在中世纪社会生活形成过程中，城墙的恢复所带来的好处：自从城镇建立起了自己的城墙，城市生活的其他属性便陆续出现；城镇的容器功能一经恢复，很快又会发挥它的磁体功能。这种颠倒的容器—磁体关系，正好可以说明物质形式对于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他已经在第四章“古代城市的本质”中表达了他不打算在容器—磁体之间有所偏废的主张。这种主张是在对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批评中提出的，尽管这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
——汤因比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灵妙化(etherialization，精细化、非物质化)的过程。灵妙化，就城市结构而言，就是容器变薄而磁力增强。灵妙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依据之一，因为美、欢乐和亲情这些享受是任何物质财富所无法取代的。
——但是，汤因比完全忽视了城市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功能。实际上，正是通过城市的物质结构，创造性才能成为事实，理想国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灵妙化和物质化对于人类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城市的功劳就在于将这二者结合起来。
张力由此产生。这是一种必要的张力。
可以认为，芒福德的著作超越了物质形态的创造即狭义的城市设计领域，他将目光投向了整个人类文明，城市只是他用以表达其文明史观的载体之一。换言之，他笔下已不只是一部城市历史，而是一部从城市角度出发的人类发展史。然而，城市这个载体所特有的物质特性，却使芒福德必须最终回到实体形态中来，必须谈论供水和医疗、家庭和住宅、城市布局、城市核心和邻里单位。这才是芒福德与汤因比的真正区别。
由此，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呢？也许，就是避免那种纯粹以物质形态的观点来判断城市状态，或者纯粹以经济指标为鹄的来规定城市发展的片面做法，而把人们的精神生活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去，须知，在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社会里，人倒是最容易被忽视和异化的。除了飙升的GDP和同样飙升的高楼大厦以外，我们需要的其实还有很多。然而“豪宅”、“巨筑”、“巅峰巨献”这样的房地产广告字眼却显示，我们想要的其实又很少。也许，一个物质形态上远非理想的城市，却可以因为拥有理想的市民而变得光华灿烂呢？
在笔者看来，身处工业时代的芒福德与汤因比都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忧患意识，且不说汤因比的文明发展模式所具有的激烈的精神性主张(比如他相信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希望是基督精神的再生)，只要提到当今正风靡全球的生态热与芒福德的关系(芒福德是生态文明的倡导者和生态保护运动的先驱)，我们就可以大致断定，正是这种磁体和容器、精神性与物质性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可以给我们目前的城市化浪潮带来启迪和警醒。在这个意义上说，回溯城市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也许，对比历史，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现在的城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狄更斯笔下环境恶劣的英国焦炭城(Coketown)？是浩大而贪婪、寄生而病态的古罗马城？还是体魄健壮、精神勃发、自由而开朗的古希腊城邦？……
芒福德这样描述他的写作目的：“为了让我们对当今世界的迫切任务有足够的认识，我专门回溯了城市的起源。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有机界和个人，乃至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城市发展找到一种新的出路。”那么，作为读者的我们，该如何关注中国城市的命运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呢？答案应该在芒福德那里：由“了解历史”走向“正视现实”，由“自觉”走向“自决”。
二○○七年五月于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发展史》，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二○○五年版，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