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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多年来频繁往返于港深两地。作为一名对大学精神有着深入理解，并熟悉中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社会学家，他不仅参与过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而且与国内几所大学在深圳的研究生院也多有往来。
在丁学良所著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他将自己界定为“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他认为，大学的精神气质根植于不断创新知识的冲动，一流大学应该成为思想的聚宝盆，以及整个社会的知识创新中枢。
丁学良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有十余年“游学世界看中国”的经历。进入21世纪后，他在环太平洋地区从事比较现代化方面的研究，研究領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和大学制度。
作为一名高等教育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丁学良对近年来深圳的大学发展计划洞若观火。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你的观察，深圳为什么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丁学良：据我了解，深圳积极办大学已经有好多年了。2000年以后，他们引进了北大、清华与哈工大，创建了三所大学的研究生院。后来又创办了南方科技大学，最近好像又有一系列动作。深圳这么重视发展高等教育，确实是有内在原因的。
2005～2008年，我曾参与过一个国际性项目，研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流动与一个地方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我负责此项目与中国大陆有关的部分。当时我就发现，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与吸引人才之间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当时我就看到，在中国吸引人才最多的几个经济中心里，深圳是最突出的案例。这是因为，跟北京、上海拥有大量名牌大学不一样，深圳本地并没有优秀的高等院校，因而它更倚赖于通过吸引外来高端人才来发展自己。
我一直说，深圳是全世界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几千年里，在最短时间里吸纳了最大移民群体的城市，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举例说，纽约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但是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对于深圳这样一个城市来说，它现在最欠缺的，也许就是好的大学，这个缺口太大了，缺的不是一点点。
在发达经济体里，一般每100万～120万人口就有一所高校。深圳也许还算不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但已经接近这个水平，那么至少每200万人口也应该拥有一所高校。深圳现在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了，至少该有十来所高校才对，不管这些高校的规模有多大、层次有多高、是综合性大学还是专业技术学院。
然而，要在很短时间内办这么多高校不大可能。深圳要想在短时间内弥补这一缺陷，引进名牌大学办分校区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这些名牌大学有历史积淀，有办学经验，能弥补深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不足。
不过，引进大学办分校区不可能作为深圳发展高等教育的全盘替代方案。你难以想象，北大、清华最好的教师会放弃北京的条件跑到深圳来。确实，美国最好的大学，绝大部分都不是在中心城市。但是中国的地域差别太大了，再加上体制原因，导致北京集中的资源最多，其中包括最好的大学也都集中在北京。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吸引北大、清华最好的老师和研究生过来。因此，北大、清华的分校区是没办法与校本部相比的。
时间越久，这一点我们就看得越清楚。现在是哈工大深圳校区办得最好。哈尔滨曾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但现在整个东北经济都赶不上东南沿海地区，所以那边最好的老师可能会愿意到深圳来。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有一个新的趋势是，深圳还引进了很多国外的大学，与国内大学合作，在深圳办校区、办学院，你对此怎么看？
丁学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中国人的收入也比较低，所以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产品就是“中外合资”的。现在办大学，道理也是类似的。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还不够开放，办大学有很多限制条件，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深圳不缺钱，也不缺人，缺的是比北京、上海更加优越的有利于办大学的体制环境。深圳当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成为今天的全国一线大都市，靠的是特区的政策与制度保障。如今，深圳能不能在高教领域也创造出一个特区来？让本土的办学资源都释放出来，以尽快的速度发展高等教育。
另外，高教事业是一个花园，好的花园里什么都应该有，要有综合性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校等等。深圳应当先把本地现有的学校尽量办好。假如本地的学校都办不好，就更不能够指望外地的大学来“开分店”，因为它们不可能把本部最核心、最好的东西搬过来。
大学的异地办学，跟开“分厂”“分店”是不一样的。一个汽车制造厂，从投资建设到生产，三五年就可以完成，生产出来的汽车质量跟总部的可能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办一所大学的“分店”要复杂得多，大学的“分店”能否与“总店”的水准保持一致，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最希望看到的，还是深圳本土生长出好学校。
美国的纽约市立大学、加州大学系统是美国公立大学的样板。在这方面，深圳可以参照它们。比如，深圳大学是市立大学，可能在本科生的入学标准上不能提得太高，但可以把少数学科办得非常优秀，同时办好研究生院，而不要太大、太滥。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说的“深圳要提供一个更有利于办大学的体制环境”，其具体内涵是什么？
丁学良：这其中包含很多内容，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对大学校长、院长的任命能否通过公开招聘，而不是靠行政任命？二是大学在人事与财务方面能否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如果深圳能够真正做到这两点，那就可以看作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好的办大学的环境。
当然，要打造高教特区，这个主动权可能更多地不掌握在深圳市政府手里，但深圳可以跟中央政府去争取。深圳市有充分的理由去做这件事。深圳现在提出要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而创新就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果深圳能够为创新提供一个有法律与制度保障的环境，那么深圳就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全国的创新中心。对于办大学，道理也是一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速度”一直是深圳的标签，深圳人似乎在办大学的问题上也追求速度。深圳市有一份发展高等教育的指导文件，提出了很多具体目标，比如到2025年，要有20所高校，有3～5所要进入全国排名前50名，进入世界ESI排名前1%的学科达到15个以上，等等。对此，你有何评价？
丁学良：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明显，所以深圳人确实很着急。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学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积累。深圳的紧迫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清楚地认识到，要把制度性环境做好，才能使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机会得到发展。尝试多了，自然会有成功的路径。
至于官方文件中制定的那些目标，我并不看好。多少年来，中国在硬件方面、数量方面做得都很好、很快，但是在软件上、品质上，远远不如在数量上做得好。深圳对高等教育制定的这些指标，也不会超出这个普遍规律，除非它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办大学的更好的制度环境。
在丁学良所著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他将自己界定为“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他认为，大学的精神气质根植于不断创新知识的冲动，一流大学应该成为思想的聚宝盆，以及整个社会的知识创新中枢。
丁学良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有十余年“游学世界看中国”的经历。进入21世纪后，他在环太平洋地区从事比较现代化方面的研究，研究領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和大学制度。
作为一名高等教育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丁学良对近年来深圳的大学发展计划洞若观火。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你的观察，深圳为什么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丁学良：据我了解，深圳积极办大学已经有好多年了。2000年以后，他们引进了北大、清华与哈工大，创建了三所大学的研究生院。后来又创办了南方科技大学，最近好像又有一系列动作。深圳这么重视发展高等教育，确实是有内在原因的。
2005～2008年，我曾参与过一个国际性项目，研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流动与一个地方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我负责此项目与中国大陆有关的部分。当时我就发现，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心与吸引人才之间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当时我就看到，在中国吸引人才最多的几个经济中心里，深圳是最突出的案例。这是因为，跟北京、上海拥有大量名牌大学不一样，深圳本地并没有优秀的高等院校，因而它更倚赖于通过吸引外来高端人才来发展自己。
我一直说，深圳是全世界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几千年里，在最短时间里吸纳了最大移民群体的城市，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举例说，纽约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但是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对于深圳这样一个城市来说，它现在最欠缺的，也许就是好的大学，这个缺口太大了，缺的不是一点点。
在发达经济体里，一般每100万～120万人口就有一所高校。深圳也许还算不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但已经接近这个水平，那么至少每200万人口也应该拥有一所高校。深圳现在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了，至少该有十来所高校才对，不管这些高校的规模有多大、层次有多高、是综合性大学还是专业技术学院。
然而，要在很短时间内办这么多高校不大可能。深圳要想在短时间内弥补这一缺陷，引进名牌大学办分校区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这些名牌大学有历史积淀，有办学经验，能弥补深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不足。
不过，引进大学办分校区不可能作为深圳发展高等教育的全盘替代方案。你难以想象，北大、清华最好的教师会放弃北京的条件跑到深圳来。确实，美国最好的大学，绝大部分都不是在中心城市。但是中国的地域差别太大了，再加上体制原因，导致北京集中的资源最多，其中包括最好的大学也都集中在北京。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吸引北大、清华最好的老师和研究生过来。因此，北大、清华的分校区是没办法与校本部相比的。
时间越久，这一点我们就看得越清楚。现在是哈工大深圳校区办得最好。哈尔滨曾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但现在整个东北经济都赶不上东南沿海地区，所以那边最好的老师可能会愿意到深圳来。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有一个新的趋势是，深圳还引进了很多国外的大学，与国内大学合作，在深圳办校区、办学院，你对此怎么看？
丁学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中国人的收入也比较低，所以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产品就是“中外合资”的。现在办大学，道理也是类似的。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还不够开放，办大学有很多限制条件，因此，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深圳不缺钱，也不缺人，缺的是比北京、上海更加优越的有利于办大学的体制环境。深圳当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成为今天的全国一线大都市，靠的是特区的政策与制度保障。如今，深圳能不能在高教领域也创造出一个特区来？让本土的办学资源都释放出来，以尽快的速度发展高等教育。
另外，高教事业是一个花园，好的花园里什么都应该有，要有综合性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校等等。深圳应当先把本地现有的学校尽量办好。假如本地的学校都办不好，就更不能够指望外地的大学来“开分店”，因为它们不可能把本部最核心、最好的东西搬过来。
大学的异地办学，跟开“分厂”“分店”是不一样的。一个汽车制造厂，从投资建设到生产，三五年就可以完成，生产出来的汽车质量跟总部的可能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办一所大学的“分店”要复杂得多，大学的“分店”能否与“总店”的水准保持一致，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最希望看到的，还是深圳本土生长出好学校。
美国的纽约市立大学、加州大学系统是美国公立大学的样板。在这方面，深圳可以参照它们。比如，深圳大学是市立大学，可能在本科生的入学标准上不能提得太高，但可以把少数学科办得非常优秀，同时办好研究生院，而不要太大、太滥。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说的“深圳要提供一个更有利于办大学的体制环境”，其具体内涵是什么？
丁学良：这其中包含很多内容，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对大学校长、院长的任命能否通过公开招聘，而不是靠行政任命？二是大学在人事与财务方面能否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如果深圳能够真正做到这两点，那就可以看作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好的办大学的环境。
当然，要打造高教特区，这个主动权可能更多地不掌握在深圳市政府手里，但深圳可以跟中央政府去争取。深圳市有充分的理由去做这件事。深圳现在提出要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而创新就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果深圳能够为创新提供一个有法律与制度保障的环境，那么深圳就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全国的创新中心。对于办大学，道理也是一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深圳速度”一直是深圳的标签，深圳人似乎在办大学的问题上也追求速度。深圳市有一份发展高等教育的指导文件，提出了很多具体目标，比如到2025年，要有20所高校，有3～5所要进入全国排名前50名，进入世界ESI排名前1%的学科达到15个以上，等等。对此，你有何评价？
丁学良：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明显，所以深圳人确实很着急。北京、上海的一些大学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积累。深圳的紧迫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清楚地认识到，要把制度性环境做好，才能使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机会得到发展。尝试多了，自然会有成功的路径。
至于官方文件中制定的那些目标，我并不看好。多少年来，中国在硬件方面、数量方面做得都很好、很快，但是在软件上、品质上，远远不如在数量上做得好。深圳对高等教育制定的这些指标，也不会超出这个普遍规律，除非它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办大学的更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