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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下从多个层面观照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充当的不同角色及其作用，视角新颖；引用翔实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原始材料，学术风格严谨；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创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方法；分析到位，评价客观，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在推进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早期；中国共产党；报刊
【作者单位】吴立红，黑河学院。
【基金项目】教育部专题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及其典型案例研究（11JD710046）；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机制研究（11E078）。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由深奥到通俗，由抽象到具体，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多数人理解掌握的过程”[1]。近代，中国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艰难的探索之后，当中国人处于绝望与迷茫之际，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并开始走向大众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党报、党刊成为一种主要的传播媒介。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即是中国人的信仰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媒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口号，让人民群众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今时代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与地位逐渐成为出版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徐信华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书，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出版物。这部书具有很大的出版价值和意义。
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下从多个层面观照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充当的不同角色及其作用，视角新颖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之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辅相成、相伴相生。通过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原理的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更深入地走入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工农运动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铺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宏观视域来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历史角色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中央报刊、青年报刊和学生报刊等不同层面来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角色与作用。首先，该书从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报刊诞生的时代背景、各自的宗旨、面临的革命任务及它们各自的定位，探讨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不同角色，进而探究出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发挥的领头羊作用。这些早期的报刊包括：作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的《新青年》季刊、作为“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和“党政策之指导机关”的《向导》、作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的《前锋》月刊等。其次，该书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报刊和学生报刊的宗旨和功能等方面考察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不同角色，如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与《先驱》、作为学生界统一战线组织机关刊物的《中国学生》等，进而探究出它们在青年和学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起到的作用，如引导青年与学生参加革命运动、推动他们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等。
二、引用翔实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原始材料，学术风格严谨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原始材料，时间上涉及从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成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这7年，包括《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前锋》《向导》《热血日报》《中国青年》《劳动界》《中国学生》《先驱》《工人周刊》《中国工人》《犁头周刊》《中国农民》、汉口《民国日报》等10多种报刊的影印本。大量一手资料的使用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彰显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显示了严谨的学术风格。首先，本书行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相当规范。学术文著中的一整句话，如果使用了两处或两处以上的引文，中间要用逗号或分号隔开，参考文献的序号须标在这句话的末尾，即句号之后。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忽视。但是，青年学者徐信华著的这部书自始至终严格遵守了这一学术规范，如本书第3页的第2条参考文献、第74页的第1条参考文献和第77页的第1条与第3条参考文献等即是如此。其次，本书在参考但并非引用他人的某些研究成果时，严格使用了“参见某书或某文的某处”这一规范化形式；本书在所引用的材料并非来自第一手原始材料时，严格使用了“转引自某书或某文的某处”这一规范化形式。再次，本书在某些注释中恰当地介绍了当前学界关于某个问题的争鸣，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书中第95页的第3条注释介绍和点评了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否始于唯物史观的传播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
三、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创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方法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时使用的两种分析方式[2]。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每一种现象的认识均是描述性质的。这种始于古希腊时代的学术研究方法，虽然缺乏引导人们深入思考的基础，但是对人们认识感官世界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定量分析抛弃了人们起初仅对客观事物的因果关系进行主观臆测的做法，代之以数学符号、公式和实验等理性推断。这种始于近代科学奠基者伽利略的学术研究方法，把科学研究置于科学方法的保护之下。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辩证统一的。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没有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学术研究中能够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查阅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统计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所登载的文章，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历史作用，然后对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历史角色做出了定性分析。书中用圆形图按登载文章类型的百分比展示了《向导》周报第1集和第5集的汇刊目录统计，分析出《向导》周报的独特作用。该报纸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的进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书中用圆形图按登载文章类型的百分比展示了《先驱》《中国青年》第2集和第3集复刊后的《中国学生》的汇刊目录统计，分析了三者在角色、功能上的区别，指出“《先驱》《中国青年》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它是进步青年的思想言论机关和实践行动的指导机关。《中国学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界统一战线刊物，它的任务是团结学生群众，……进而引导他们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3]。这体现了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四、分析问题的角度比较到位，评价较为客观，突显出它的出版价值
能否做到多角度、多维度和多向度地分析问题，往往从根本上影响了一部图书的出版价值。《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多角度地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主要撰稿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多角度地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读者群体进行了分析。例如，本书在考察《青年杂志》的阅读对象时，从刊物的名称、性质、宗旨以及销售点的设置等方面归纳出它的直接阅读对象——思想进步的青年。本书在分析问题时做到了多角度的审视与理性严密的论证相结合，使得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持辩证地分析问题，对问题的评价比较客观。本书在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一些主要撰稿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探索结果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在认识到他们的探索出现失误和偏差的基础上，不仅肯定了他们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的积极意义，而且指出了这种偏差和失误为此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的宝贵借鉴。作者通过大革命后期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汉口《中央日报》中央副刊、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俄文版和英文版的转载，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报刊、中央报刊到国际报刊的关注度，论证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国内外产生的巨大影响。这部著作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对问题的评价比较全面。本书运用大量事实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主要撰稿人的个性特征，如新文化运动时期重要的思想领袖和引领五四运动发展方向的陈独秀、引领青年思想正确发展方向的李大钊和湖南地区的思想先行者毛泽东等，进而概括了这一群体的共性特征——思想先驱。本书在论证李达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时，既引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蔡和森所做的政治报告中的结论，又运用了区声白、张东荪等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思想转变的史实，显著增强了自己学术观点的客观性。显然，本书坚持以全面、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而不是片面地、静止地和孤立地看待问题，使得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彰显了本书的出版价值。
五、在推进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是党史研究和出版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之一，需要引起理论界的更多关注。
从史料上看，一部分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史料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了也可能由于一些原因难以被研究者方便地使用，给党史研究和出版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下审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能够彰显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有利于相关史料的收集与保护，进而推动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深入研究。
从研究范式上看，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涉及政治学、历史学、新闻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该研究需要实现多种范式的相互转换，从而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下去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把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介绍、宣传相结合，把它与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接受相结合，能够拓展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本书“利用传播学的知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新的分析和研究，使得文章的历史性、层次性更加深厚”[4]，凸显了它的学术价值。
六、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运用才能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从而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相互作用而构建起来的理论环境中展开的。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马克思主义被群众掌握和运用的基本前提是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在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理论，是怎样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指导思想的；是怎样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是怎样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是怎样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考察上述问题都离不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下具体、全面和深入地剖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将为新的历史时期下，人们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
显然，与同类出版物相比，徐信华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书的出版更为关注视角的新颖度、学术风格的严谨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因此，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 党建读物出版社. 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
[2]施丽丽. 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与规范分析、实证分析[J]. 经营管理者，2010（16）.
[3]徐信华.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鞠桂萍. 打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新思路[J]. 出版广角，2014（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早期；中国共产党；报刊
【作者单位】吴立红，黑河学院。
【基金项目】教育部专题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及其典型案例研究（11JD710046）；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机制研究（11E078）。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由深奥到通俗，由抽象到具体，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多数人理解掌握的过程”[1]。近代，中国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艰难的探索之后，当中国人处于绝望与迷茫之际，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并开始走向大众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全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党报、党刊成为一种主要的传播媒介。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即是中国人的信仰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媒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口号，让人民群众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今时代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与地位逐渐成为出版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徐信华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书，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出版物。这部书具有很大的出版价值和意义。
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下从多个层面观照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充当的不同角色及其作用，视角新颖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之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辅相成、相伴相生。通过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原理的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更深入地走入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工农运动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铺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宏观视域来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历史角色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中央报刊、青年报刊和学生报刊等不同层面来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角色与作用。首先，该书从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报刊诞生的时代背景、各自的宗旨、面临的革命任务及它们各自的定位，探讨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不同角色，进而探究出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发挥的领头羊作用。这些早期的报刊包括：作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的《新青年》季刊、作为“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和“党政策之指导机关”的《向导》、作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的《前锋》月刊等。其次，该书从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报刊和学生报刊的宗旨和功能等方面考察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不同角色，如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与《先驱》、作为学生界统一战线组织机关刊物的《中国学生》等，进而探究出它们在青年和学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起到的作用，如引导青年与学生参加革命运动、推动他们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等。
二、引用翔实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原始材料，学术风格严谨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原始材料，时间上涉及从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成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这7年，包括《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前锋》《向导》《热血日报》《中国青年》《劳动界》《中国学生》《先驱》《工人周刊》《中国工人》《犁头周刊》《中国农民》、汉口《民国日报》等10多种报刊的影印本。大量一手资料的使用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彰显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显示了严谨的学术风格。首先，本书行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相当规范。学术文著中的一整句话，如果使用了两处或两处以上的引文，中间要用逗号或分号隔开，参考文献的序号须标在这句话的末尾，即句号之后。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忽视。但是，青年学者徐信华著的这部书自始至终严格遵守了这一学术规范，如本书第3页的第2条参考文献、第74页的第1条参考文献和第77页的第1条与第3条参考文献等即是如此。其次，本书在参考但并非引用他人的某些研究成果时，严格使用了“参见某书或某文的某处”这一规范化形式；本书在所引用的材料并非来自第一手原始材料时，严格使用了“转引自某书或某文的某处”这一规范化形式。再次，本书在某些注释中恰当地介绍了当前学界关于某个问题的争鸣，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书中第95页的第3条注释介绍和点评了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否始于唯物史观的传播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
三、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创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方法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时使用的两种分析方式[2]。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每一种现象的认识均是描述性质的。这种始于古希腊时代的学术研究方法，虽然缺乏引导人们深入思考的基础，但是对人们认识感官世界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定量分析抛弃了人们起初仅对客观事物的因果关系进行主观臆测的做法，代之以数学符号、公式和实验等理性推断。这种始于近代科学奠基者伽利略的学术研究方法，把科学研究置于科学方法的保护之下。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辩证统一的。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没有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学术研究中能够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查阅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统计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所登载的文章，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历史作用，然后对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历史角色做出了定性分析。书中用圆形图按登载文章类型的百分比展示了《向导》周报第1集和第5集的汇刊目录统计，分析出《向导》周报的独特作用。该报纸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的进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书中用圆形图按登载文章类型的百分比展示了《先驱》《中国青年》第2集和第3集复刊后的《中国学生》的汇刊目录统计，分析了三者在角色、功能上的区别，指出“《先驱》《中国青年》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它是进步青年的思想言论机关和实践行动的指导机关。《中国学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界统一战线刊物，它的任务是团结学生群众，……进而引导他们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3]。这体现了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四、分析问题的角度比较到位，评价较为客观，突显出它的出版价值
能否做到多角度、多维度和多向度地分析问题，往往从根本上影响了一部图书的出版价值。《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多角度地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主要撰稿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多角度地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读者群体进行了分析。例如，本书在考察《青年杂志》的阅读对象时，从刊物的名称、性质、宗旨以及销售点的设置等方面归纳出它的直接阅读对象——思想进步的青年。本书在分析问题时做到了多角度的审视与理性严密的论证相结合，使得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持辩证地分析问题，对问题的评价比较客观。本书在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一些主要撰稿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探索结果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在认识到他们的探索出现失误和偏差的基础上，不仅肯定了他们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的积极意义，而且指出了这种偏差和失误为此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的宝贵借鉴。作者通过大革命后期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汉口《中央日报》中央副刊、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俄文版和英文版的转载，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报刊、中央报刊到国际报刊的关注度，论证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国内外产生的巨大影响。这部著作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对问题的评价比较全面。本书运用大量事实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主要撰稿人的个性特征，如新文化运动时期重要的思想领袖和引领五四运动发展方向的陈独秀、引领青年思想正确发展方向的李大钊和湖南地区的思想先行者毛泽东等，进而概括了这一群体的共性特征——思想先驱。本书在论证李达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时，既引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蔡和森所做的政治报告中的结论，又运用了区声白、张东荪等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思想转变的史实，显著增强了自己学术观点的客观性。显然，本书坚持以全面、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而不是片面地、静止地和孤立地看待问题，使得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彰显了本书的出版价值。
五、在推进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是党史研究和出版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之一，需要引起理论界的更多关注。
从史料上看，一部分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史料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了也可能由于一些原因难以被研究者方便地使用，给党史研究和出版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下审视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能够彰显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有利于相关史料的收集与保护，进而推动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深入研究。
从研究范式上看，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涉及政治学、历史学、新闻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该研究需要实现多种范式的相互转换，从而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下去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把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介绍、宣传相结合，把它与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接受相结合，能够拓展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本书“利用传播学的知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新的分析和研究，使得文章的历史性、层次性更加深厚”[4]，凸显了它的学术价值。
六、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运用才能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从而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相互作用而构建起来的理论环境中展开的。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马克思主义被群众掌握和运用的基本前提是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在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理论，是怎样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指导思想的；是怎样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是怎样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是怎样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考察上述问题都离不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下具体、全面和深入地剖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将为新的历史时期下，人们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
显然，与同类出版物相比，徐信华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书的出版更为关注视角的新颖度、学术风格的严谨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因此，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 党建读物出版社. 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
[2]施丽丽. 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与规范分析、实证分析[J]. 经营管理者，2010（16）.
[3]徐信华.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鞠桂萍. 打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新思路[J]. 出版广角，2014（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