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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结合弗洛伊德的理论，从修辞的角度探讨乔治·奥威尔在《射象》中，如何成功地再现了“我”的心理矛盾，从而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
关键词：心理 情感诉诸 修辞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射象》是奥威尔的一篇优秀散文，叙述了作者1926年在英属殖民地缅甸当殖民警察时一次射象的经历。奥威尔的作品都取材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本文也不例外。文章通过第一人称生动地描写了殖民时期，在缅甸警察部队中的一名处境尴尬、内心矛盾的小角色，在一场射象中的复杂心理，无情地揭露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表达了作者的愤怒和不满。
奥威尔一贯以简洁易懂的行文风格见长，并且善于运用简单但有力的词汇，客观地描述他眼前的场景。此外，修辞手法地运用增强了描述的感染力。本文试图结合弗洛伊德的理论，从修辞的角度探讨作者如何成功地再现了“我”的心理矛盾，从而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
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构成，三者共同作用产生人的复杂行为。本我是最原始的、非理性的本能，它提供给人一切活动的能量。本我依据“快乐原则”行事。自我是后天形成的意识结构，处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一方面要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使人不至于做出超越外部世界各种伦理习俗、法规戒律范围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要尽量满足本我地要求。因此，自我奉行的是“现实原则”，使人根据外部条件做出理智的、合乎情理的行为。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反映着社会的道德要求和行为标准。它是在父母和师长的教诲下逐渐形成的。“超我”按“至善原则”行事，追求的是完美，使个人成为道德高尚的个体。实际上，自我在面对本我、超我两种相互对立的要求时往往很难同时满足双方而达到协调一致。当自我无法对两者进行有效的协调时，本我、超我就会发生冲突，人的心理矛盾便出现了。
文章“我”在射猎大象时的矛盾心理，其实就是本我与超我之间发生了自我难以协调的矛盾而产生的。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然人，本我有人的非理性冲动的一面。面对愤怒不友好的缅甸人，他想反击他们，他称他们为“存心不良的小鬼头”，因为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使他无法工作。他甚至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乐事莫过于把刺刀捅入一个和尚的肚子”。另一方面，他的超我（即作为反帝国主义者）又在时刻提醒他不能那样做。因为，他已认清“帝国主义是桩邪恶的事”，他应该完全站在缅甸人一边，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英国人。
就这样，在内心里他同情缅甸人，但缅甸人把他当作殖民者敌视又使他感到恼火和痛苦。他就陷入这样一种深深的矛盾之中，感到自己被夹在中间，使他十分烦恼而又不解。这种极大的痛苦其实来自他的自我，即他的特殊身份——帝国主义警察。由于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不能协调自我与超我，他的心里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斗，这些因素构成了他矛盾的心理结构，让他始终处于两难境地。
奥威尔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叙述射象这段经历的，这能使他更接近读者。为了更好地调动读者的情感，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他的强烈感受，从而赞同他的观点——“这样的感情是帝国主义正常的副产品”，奥威尔还运用了有效的词汇和修辞手段诉诸读者的情感，主要通过直接诉诸和间接诉诸两种方式。
直接诉诸是指直接引起读者的强烈情感。Crowley认为人们可以直接使用表示敬意的或贬损的语言来唤起人们的情感。比如，在黄脸的缅甸人揶揄嘲笑他、捉弄他，其他人跟着大笑，起哄、叫骂以发泄他们反欧洲人的敌对情绪时，他用了两个贬义词“evil-spirited little beasts”（存心不良的小鬼头）、“hideous laughter”（幸灾乐祸地大笑）来表示当时他多么讨厌这些缅甸人。此外，作者在这两个词中分别运用了隐喻和移就的修辞手法，强化了他当时愤怒的感情，使读者更加理解作者此时的感受。
间接诉诸是指通过修辞手法或其它方式营造某种气氛、渲染某一事件，以达到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激起读者的强烈情感。
作者本我和超我的冲突表现在他是否应该射死那头大象的问题上。为了表现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作者运用了反复、对比的修辞手法来叙述，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在“我”接到副督察打电话要“我”处理一头踩死一个苦力的大象时，“我”取来枪只是想吓唬一下那头发情的大象。文中反复强调“我”“并没有打算打死那头象”、“不应该打死它”、“根本不想开枪打它”、“也不想这么做”。然而，“我”却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这么做就会被笑话的，而一个在东方的白人警察是“绝不能给人笑话的”。所以，“我”“非得射杀那头大象不可”、“非这么做不可”、“非得射杀那头象不可”。“我”的连续数个“非……不可”与前面的“我”不想这么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生动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人的心理造成的极大伤害。
从以上对“我”的心理矛盾描写的分析，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射象的痛苦与无奈。作为帝国主义警察的“我”不得不杀死一头大象，不得不做自己不情愿的事情以显示“白人老爷的行为必须像个白人老爷，他必须表现出态度坚决，做事果断”。读者的心渐渐被作者的情感所牵动，进而会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痛苦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因此认清了“帝国主义是桩邪恶的事”。
参考文献：
[1] 沈晓阳：《现代西方心理学三种人格理论探析》，《三峡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 Crowley, Sharon. Ancient Rhetoric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 [M]. New York: Macmillan, 1994.
作者简介：赵艺红，女，1962—，湖北钟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化，英语修辞学，工作单位：湖北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关键词：心理 情感诉诸 修辞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射象》是奥威尔的一篇优秀散文，叙述了作者1926年在英属殖民地缅甸当殖民警察时一次射象的经历。奥威尔的作品都取材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本文也不例外。文章通过第一人称生动地描写了殖民时期，在缅甸警察部队中的一名处境尴尬、内心矛盾的小角色，在一场射象中的复杂心理，无情地揭露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表达了作者的愤怒和不满。
奥威尔一贯以简洁易懂的行文风格见长，并且善于运用简单但有力的词汇，客观地描述他眼前的场景。此外，修辞手法地运用增强了描述的感染力。本文试图结合弗洛伊德的理论，从修辞的角度探讨作者如何成功地再现了“我”的心理矛盾，从而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
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构成，三者共同作用产生人的复杂行为。本我是最原始的、非理性的本能，它提供给人一切活动的能量。本我依据“快乐原则”行事。自我是后天形成的意识结构，处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一方面要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使人不至于做出超越外部世界各种伦理习俗、法规戒律范围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要尽量满足本我地要求。因此，自我奉行的是“现实原则”，使人根据外部条件做出理智的、合乎情理的行为。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反映着社会的道德要求和行为标准。它是在父母和师长的教诲下逐渐形成的。“超我”按“至善原则”行事，追求的是完美，使个人成为道德高尚的个体。实际上，自我在面对本我、超我两种相互对立的要求时往往很难同时满足双方而达到协调一致。当自我无法对两者进行有效的协调时，本我、超我就会发生冲突，人的心理矛盾便出现了。
文章“我”在射猎大象时的矛盾心理，其实就是本我与超我之间发生了自我难以协调的矛盾而产生的。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然人，本我有人的非理性冲动的一面。面对愤怒不友好的缅甸人，他想反击他们，他称他们为“存心不良的小鬼头”，因为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使他无法工作。他甚至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乐事莫过于把刺刀捅入一个和尚的肚子”。另一方面，他的超我（即作为反帝国主义者）又在时刻提醒他不能那样做。因为，他已认清“帝国主义是桩邪恶的事”，他应该完全站在缅甸人一边，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英国人。
就这样，在内心里他同情缅甸人，但缅甸人把他当作殖民者敌视又使他感到恼火和痛苦。他就陷入这样一种深深的矛盾之中，感到自己被夹在中间，使他十分烦恼而又不解。这种极大的痛苦其实来自他的自我，即他的特殊身份——帝国主义警察。由于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不能协调自我与超我，他的心里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斗，这些因素构成了他矛盾的心理结构，让他始终处于两难境地。
奥威尔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叙述射象这段经历的，这能使他更接近读者。为了更好地调动读者的情感，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他的强烈感受，从而赞同他的观点——“这样的感情是帝国主义正常的副产品”，奥威尔还运用了有效的词汇和修辞手段诉诸读者的情感，主要通过直接诉诸和间接诉诸两种方式。
直接诉诸是指直接引起读者的强烈情感。Crowley认为人们可以直接使用表示敬意的或贬损的语言来唤起人们的情感。比如，在黄脸的缅甸人揶揄嘲笑他、捉弄他，其他人跟着大笑，起哄、叫骂以发泄他们反欧洲人的敌对情绪时，他用了两个贬义词“evil-spirited little beasts”（存心不良的小鬼头）、“hideous laughter”（幸灾乐祸地大笑）来表示当时他多么讨厌这些缅甸人。此外，作者在这两个词中分别运用了隐喻和移就的修辞手法，强化了他当时愤怒的感情，使读者更加理解作者此时的感受。
间接诉诸是指通过修辞手法或其它方式营造某种气氛、渲染某一事件，以达到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激起读者的强烈情感。
作者本我和超我的冲突表现在他是否应该射死那头大象的问题上。为了表现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作者运用了反复、对比的修辞手法来叙述，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在“我”接到副督察打电话要“我”处理一头踩死一个苦力的大象时，“我”取来枪只是想吓唬一下那头发情的大象。文中反复强调“我”“并没有打算打死那头象”、“不应该打死它”、“根本不想开枪打它”、“也不想这么做”。然而，“我”却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这么做就会被笑话的，而一个在东方的白人警察是“绝不能给人笑话的”。所以，“我”“非得射杀那头大象不可”、“非这么做不可”、“非得射杀那头象不可”。“我”的连续数个“非……不可”与前面的“我”不想这么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生动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人的心理造成的极大伤害。
从以上对“我”的心理矛盾描写的分析，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射象的痛苦与无奈。作为帝国主义警察的“我”不得不杀死一头大象，不得不做自己不情愿的事情以显示“白人老爷的行为必须像个白人老爷，他必须表现出态度坚决，做事果断”。读者的心渐渐被作者的情感所牵动，进而会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痛苦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因此认清了“帝国主义是桩邪恶的事”。
参考文献：
[1] 沈晓阳：《现代西方心理学三种人格理论探析》，《三峡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 Crowley, Sharon. Ancient Rhetoric for Contemporary Students [M]. New York: Macmillan, 1994.
作者简介：赵艺红，女，1962—，湖北钟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化，英语修辞学，工作单位：湖北师范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