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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年代，去留之间】
据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8年底，“似是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度岁末，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萧条异代不同时。“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云云，穿越千载，似为现实而作。师徒二人感时伤怀，潸然泪下。
就在半个月前，胡适已经哭过一次。1948年12月15日，他从北平飞到南京。两天后，到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由南京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致辞云：“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陈雪屏在会后致电北大同人：“今日校庆，此间校友集会，校长讲话，痛哭失声，会场凄然断绝。”时任“校长”即胡适。
傅斯年在胡适之后致辞，悲歌慷慨，斗志昂扬，一扫胡适的悲情，他确信“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为新的精神基础”，未来必有一伟大之“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但这其实是强颜欢笑，故作乐观。事实上，相比胡适，傅斯年的心境更加悲怆。胡适只是痛哭流涕，傅斯年则萌生自杀之意。王沉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有言：“得知南京也很快将陷入中共之手，傅斯年携带了大量安眠药。听到他的两个老朋友陈布雷和段锡朋自杀的消息后，傅斯年决定为‘旧朝’献身。据说，多亏他妻子的干预，他才免于自杀。”这三句话，关系三节史事，姑且一一道来。
第一句，可参考陶希圣回忆傅斯年的文章《傅孟真先生》：“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里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第二句，可参考陈槃的回忆。陈槃是傅斯年的学生兼属下，追随傅斯年达数十年之久。他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读书期间，傅斯年任文学院长兼国文、历史二系主任。毕业之后，他先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是创办者和所长；后到台湾大学，傅斯年是校长，他能进这两个单位，皆受傅斯年提携，因此二人的关系不可谓不近，他的记述，虽有些为尊者讳，却大抵可信。据陈槃《师门识录》：“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没，师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念头。”“师”即傅斯年。
这是原始史料，王沉森的著作引述有误。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于南京。1948年12月26日，段锡朋病逝于上海，并非自尽。傅斯年与段锡朋曾一同发起新潮社，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加上罗家伦，号称“三驾马车”。
陈布雷、段锡朋之死尤其是前者之死，对傅斯年到底有多大刺激，已经无法考证。需要注意的是，陈、段二氏都是国民党党员，他们为国民党政权尽忠，属于本分；傅斯年则是党外人士。1947年6月，他赴美养病，翌年8月回国，其实他完全有理由留在美国，他的病并未痊愈，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然而以他的激情，以他的干才，一旦回国，如何能隔绝于行政工作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回国，便有与国民党政权患难与共，乃至殉国之意。
傅斯年与国民党的感情，似乎比胡适要深一些。胡适可以为国民党和蒋介石站台，却不会为其陪葬；可以牺牲名誉，却不会牺牲性命。傅斯年则不然，从1948年8月回国，到1950年12月猝死，他的“殉国”之志昭然若揭。这一面基于其耿直、刚烈的性情（以胡适的性格，则与自杀无缘），另一面，则关乎其政治理念与情怀。（这里说一点题外话，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山东人忠君观念极强，同为山东人的王人博有一名言：湖南人造反是为了当皇帝，山东人造反是为了受招安。傅斯年虽不认同国民党，对蒋介石却表示完全信任，忠心耿耿。）
可以确证，傅斯年的自杀之念，起于1948年底。
第三句，可参考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回忆：“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感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
在俞大綵的监护之下，傅斯年未能自杀。不过，此后两年，他一直踯躅于死神的魔影之下，他的余生，变成了一场与死亡竞逐的冲刺。
【“归骨于田横之岛”】
1948年12月22日，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月5日，与傅斯年素有交情的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同日致电傅斯年，催其赴台履任：“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有一情节，不知可信与否，称傅斯年接到陈诚电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拟古》第九首。这三天的“天人交战”，终于使他作出了赴台执掌台湾大学的决定。
1月19日，傅斯年飞往台湾，次日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题字留念，他挥毫写道：“归骨于田横之岛”。不论无意偶得还是有意为之，这无比凄怆的七字，足见傅斯年心志。他自比田横，守义不辱，“盖久有蹈海之意矣”。正如后来他对陶希圣说：“希圣！你以为我是来做校长，我死在这里。” 据陈槃记述，史语所迁往台湾，由傅斯年提出：“或言台湾民情隔阂，二二八事件可为前鉴。师决然曰：选择台湾即准备蹈海，何虑有之！”由此可知，为什么傅斯年作出赴台的决定，竟需绕屋三日。这关乎“死志”的确立——一旦去往台湾，再无退路。他不是没有生路可选，譬如像胡适那样流亡美国。
我对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最感兴趣。譬如陈寅恪、储安平、胡思杜等留在大陆；胡适赴美；傅斯年赴台，都是出于何种心理。综合所见史料，傅斯年赴台，心理十分决绝，视死如归，绝无苟活、幸存之理，这正应了古人写田横的诗：“穷岛至今多义骨，汉廷未许有降王。”
傅斯年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在于，赴死的决心，无损于他工作的激情；死志已明，反而有助于他在激荡的局势之中安心定志。
彼时之台湾，形同孤岛，朝不保夕。在共和国的压力与美国的犹疑下，没有多少人相信台湾能守住，其命运早已脱缰，不由自主，而取决于冷战形势的风云变幻。岛内一面是恐怖，一面是苦闷和绝望，人心丧乱，惶惶不可终日。不要说知识分子，就连胡宗南这样的百战骁将，都感觉“这里真没有意思”，问随从“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
傅斯年曾谈及时势：“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然而他的行事，一贯坚毅果敢，做一成，便是一成，借用胡适之言，可谓“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傅斯年在台大不足两年，其工作并非尽如人意，譬如他自己便不满意，认为来台大“真正上当”，感慨“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但他对台大的贡献，怎么高估都不过分。这其中，相对制度，他对台大风气与风骨的改造，意义更为重大。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冷战时代，他治下的台大，依然享受北大自由学风的余韵。如拒绝三民主义进校园，“学校不兼警察任务”等。今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例，则是1949年“四六事件”前夜，傅斯年横眉冷对前往台大搜捕匪谍的警总副司令彭孟缉：“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这句话，如今常常出现在台湾社会运动的海报之上，历经数十年时光磨洗，却未褪色一分，字字如血，历历在目。
傅斯年在台湾的最后岁月，宵衣旰食，夙夜忧勤，诚可谓用“拼命”形容。他不是被气死，而是被活活累死。当时陈雪屏担任台湾省教育厅长，据其回忆：“这时候他的健康情形已颇可虑，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平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
傅斯年死于1950年12月20日。这一天，他列席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答复参议员郭国基提出的“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陈雪屏说，本来五分钟便可了事，傅斯年足足回答了30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彻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待他走下发言台，一头倒在陈雪屏身上，立即昏迷，抢救无效，当晚11时20分以脑溢血病逝。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气死的。傅斯年绰号“傅大炮”，郭国基绰号“郭大炮”，二炮相争，必有一失。这么说，非但没有抬高傅斯年，而且丑化了郭国基。郭国基是台湾屏东人，生于1900年，无论在日本人统治期间还是国民党统治期间，他都是著名的异议者，直言无忌，不避斧钺，故而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受过国民党的迫害。质言之，此人绝非鼠辈，而是一条铁骨铮铮的好汉。傅斯年之死，虽与他有关，却无甚罪责可言。此后不久，郭对媒体说：“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这番话沉郁顿挫，掷地有声，堪比傅斯年警告彭孟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1970年，郭国基死在“立法委员”任上，正应了“赐我光荣死在议坛”之言。
傅斯年死于议坛，而非蹈海，对比自刎的田横，堪称善终，死得其所。曾任傅斯年秘书的屈万里，建议将“归骨于田横之岛”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之上。不过这七个字，虽见傅斯年的凛凛气节，却无以匹配他的志向和才具。朱家骅称傅斯年“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闳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绝非过誉之词。我常说，近世人物，学问与事功，都能达到一流者，唯丁文江和傅斯年二人。对此一代霸才，更合适的碑铭，应是陈寅悟《寄傅斯年》的诗句：
天下英雄独使君！
据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8年底，“似是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度岁末，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萧条异代不同时。“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云云，穿越千载，似为现实而作。师徒二人感时伤怀，潸然泪下。
就在半个月前，胡适已经哭过一次。1948年12月15日，他从北平飞到南京。两天后，到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由南京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致辞云：“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陈雪屏在会后致电北大同人：“今日校庆，此间校友集会，校长讲话，痛哭失声，会场凄然断绝。”时任“校长”即胡适。
傅斯年在胡适之后致辞，悲歌慷慨，斗志昂扬，一扫胡适的悲情，他确信“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为新的精神基础”，未来必有一伟大之“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但这其实是强颜欢笑，故作乐观。事实上，相比胡适，傅斯年的心境更加悲怆。胡适只是痛哭流涕，傅斯年则萌生自杀之意。王沉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有言：“得知南京也很快将陷入中共之手，傅斯年携带了大量安眠药。听到他的两个老朋友陈布雷和段锡朋自杀的消息后，傅斯年决定为‘旧朝’献身。据说，多亏他妻子的干预，他才免于自杀。”这三句话，关系三节史事，姑且一一道来。
第一句，可参考陶希圣回忆傅斯年的文章《傅孟真先生》：“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里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第二句，可参考陈槃的回忆。陈槃是傅斯年的学生兼属下，追随傅斯年达数十年之久。他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读书期间，傅斯年任文学院长兼国文、历史二系主任。毕业之后，他先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是创办者和所长；后到台湾大学，傅斯年是校长，他能进这两个单位，皆受傅斯年提携，因此二人的关系不可谓不近，他的记述，虽有些为尊者讳，却大抵可信。据陈槃《师门识录》：“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没，师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念头。”“师”即傅斯年。
这是原始史料，王沉森的著作引述有误。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于南京。1948年12月26日，段锡朋病逝于上海，并非自尽。傅斯年与段锡朋曾一同发起新潮社，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加上罗家伦，号称“三驾马车”。
陈布雷、段锡朋之死尤其是前者之死，对傅斯年到底有多大刺激，已经无法考证。需要注意的是，陈、段二氏都是国民党党员，他们为国民党政权尽忠，属于本分；傅斯年则是党外人士。1947年6月，他赴美养病，翌年8月回国，其实他完全有理由留在美国，他的病并未痊愈，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然而以他的激情，以他的干才，一旦回国，如何能隔绝于行政工作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回国，便有与国民党政权患难与共，乃至殉国之意。
傅斯年与国民党的感情，似乎比胡适要深一些。胡适可以为国民党和蒋介石站台，却不会为其陪葬；可以牺牲名誉，却不会牺牲性命。傅斯年则不然，从1948年8月回国，到1950年12月猝死，他的“殉国”之志昭然若揭。这一面基于其耿直、刚烈的性情（以胡适的性格，则与自杀无缘），另一面，则关乎其政治理念与情怀。（这里说一点题外话，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山东人忠君观念极强，同为山东人的王人博有一名言：湖南人造反是为了当皇帝，山东人造反是为了受招安。傅斯年虽不认同国民党，对蒋介石却表示完全信任，忠心耿耿。）
可以确证，傅斯年的自杀之念，起于1948年底。
第三句，可参考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回忆：“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感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
在俞大綵的监护之下，傅斯年未能自杀。不过，此后两年，他一直踯躅于死神的魔影之下，他的余生，变成了一场与死亡竞逐的冲刺。
【“归骨于田横之岛”】
1948年12月22日，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月5日，与傅斯年素有交情的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同日致电傅斯年，催其赴台履任：“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有一情节，不知可信与否，称傅斯年接到陈诚电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拟古》第九首。这三天的“天人交战”，终于使他作出了赴台执掌台湾大学的决定。
1月19日，傅斯年飞往台湾，次日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题字留念，他挥毫写道：“归骨于田横之岛”。不论无意偶得还是有意为之，这无比凄怆的七字，足见傅斯年心志。他自比田横，守义不辱，“盖久有蹈海之意矣”。正如后来他对陶希圣说：“希圣！你以为我是来做校长，我死在这里。” 据陈槃记述，史语所迁往台湾，由傅斯年提出：“或言台湾民情隔阂，二二八事件可为前鉴。师决然曰：选择台湾即准备蹈海，何虑有之！”由此可知，为什么傅斯年作出赴台的决定，竟需绕屋三日。这关乎“死志”的确立——一旦去往台湾，再无退路。他不是没有生路可选，譬如像胡适那样流亡美国。
我对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最感兴趣。譬如陈寅恪、储安平、胡思杜等留在大陆；胡适赴美；傅斯年赴台，都是出于何种心理。综合所见史料，傅斯年赴台，心理十分决绝，视死如归，绝无苟活、幸存之理，这正应了古人写田横的诗：“穷岛至今多义骨，汉廷未许有降王。”
傅斯年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在于，赴死的决心，无损于他工作的激情；死志已明，反而有助于他在激荡的局势之中安心定志。
彼时之台湾，形同孤岛，朝不保夕。在共和国的压力与美国的犹疑下，没有多少人相信台湾能守住，其命运早已脱缰，不由自主，而取决于冷战形势的风云变幻。岛内一面是恐怖，一面是苦闷和绝望，人心丧乱，惶惶不可终日。不要说知识分子，就连胡宗南这样的百战骁将，都感觉“这里真没有意思”，问随从“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
傅斯年曾谈及时势：“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然而他的行事，一贯坚毅果敢，做一成，便是一成，借用胡适之言，可谓“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傅斯年在台大不足两年，其工作并非尽如人意，譬如他自己便不满意，认为来台大“真正上当”，感慨“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但他对台大的贡献，怎么高估都不过分。这其中，相对制度，他对台大风气与风骨的改造，意义更为重大。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冷战时代，他治下的台大，依然享受北大自由学风的余韵。如拒绝三民主义进校园，“学校不兼警察任务”等。今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例，则是1949年“四六事件”前夜，傅斯年横眉冷对前往台大搜捕匪谍的警总副司令彭孟缉：“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这句话，如今常常出现在台湾社会运动的海报之上，历经数十年时光磨洗，却未褪色一分，字字如血，历历在目。
傅斯年在台湾的最后岁月，宵衣旰食，夙夜忧勤，诚可谓用“拼命”形容。他不是被气死，而是被活活累死。当时陈雪屏担任台湾省教育厅长，据其回忆：“这时候他的健康情形已颇可虑，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平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
傅斯年死于1950年12月20日。这一天，他列席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答复参议员郭国基提出的“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陈雪屏说，本来五分钟便可了事，傅斯年足足回答了30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彻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待他走下发言台，一头倒在陈雪屏身上，立即昏迷，抢救无效，当晚11时20分以脑溢血病逝。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气死的。傅斯年绰号“傅大炮”，郭国基绰号“郭大炮”，二炮相争，必有一失。这么说，非但没有抬高傅斯年，而且丑化了郭国基。郭国基是台湾屏东人，生于1900年，无论在日本人统治期间还是国民党统治期间，他都是著名的异议者，直言无忌，不避斧钺，故而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受过国民党的迫害。质言之，此人绝非鼠辈，而是一条铁骨铮铮的好汉。傅斯年之死，虽与他有关，却无甚罪责可言。此后不久，郭对媒体说：“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这番话沉郁顿挫，掷地有声，堪比傅斯年警告彭孟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1970年，郭国基死在“立法委员”任上，正应了“赐我光荣死在议坛”之言。
傅斯年死于议坛，而非蹈海，对比自刎的田横，堪称善终，死得其所。曾任傅斯年秘书的屈万里，建议将“归骨于田横之岛”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之上。不过这七个字，虽见傅斯年的凛凛气节，却无以匹配他的志向和才具。朱家骅称傅斯年“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闳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绝非过誉之词。我常说，近世人物，学问与事功，都能达到一流者，唯丁文江和傅斯年二人。对此一代霸才，更合适的碑铭，应是陈寅悟《寄傅斯年》的诗句：
天下英雄独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