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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2.21亿人，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和在流入地长期居留趋势明显。
尚无数据显示的是，在庞大的流动人口大军中，有多少能扎根他们所在的城市，尤其是那些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家庭
今年35岁的李明远，依然记得18年前的那个下午。
时值5月，天色阴沉。安徽省利辛县李家庄村一如既往的安静。村民家中的劳力大都在地里干活。清一色的土房土院，无章地散落在村里。时不时地，几声鸡鸣或是犬吠，从某个院子里飘了出来。
“哐。”一户人家半掩着的木门突然被用力地拉开。
一名年轻人拎个布包，紧锁着眉头，大步冲了出来。紧随其后的妇人踉踉跄跄，想扯住他破旧的衣衫，却抓了个空。
“儿啊，别走，别走啊……”妇人带着哭腔恳求。
但年轻人终究没有回头地走了。他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走出了村子。那天夜里，他掏出兜里几乎全部的钱，买了张火车票。然后，义无反顾地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这个年轻人就是李明远。
为了“天堂”走出村庄
在李明远“腾”地起身，拉开家门的前几秒钟，他与母亲有场不愉快的谈话。
“你17(岁)了，不小了……”母亲暗示儿子：该安下心来，老老实实干活了。
“我想出去闯闯。”李明远想起爷爷——一个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曾说的一句话：“好男儿志在天下。”
“唉……”母亲长叹了口气，“外头有啥好啊。在家里多踏实……”
依据母亲的规划，李明远的生活轨迹应该是种地挣钱，然后结婚生子，在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忙碌却又平淡地过一辈子。
李明远不这么认为。在他离家的前一年，李家庄村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从电视里，他看到了城里人的生活，那仿佛在“天堂”：住在高高的楼房里；拧开水龙头就能喝自来水；道路平整漂亮，两边还安着路灯……
这与李家庄村村民还喝着井水，家家户户只有一个电灯泡的日子不可同日而语。
这也足以让李明远向往不已，并为之冒险离家。但在那些同样对着电视机里的城市生活咂舌的村民中，没有人愿意与李明远结伴去北京，因为村里大多数人的想法，都与李明远母亲类似。
在一个人与整个村庄的对弈中，时间证明了，李明远是对的。
这个当初愤然出走的年轻人，如今不仅在偌大的北京城立足，在自己站稳脚跟后，有了妻儿，还把弟弟、妹妹也带到了北京。更令村里人羡慕的是，李明远的父母也到北京“见了大世面”。
1993年，李明远离开李家庄村的时候，父亲和弟弟、妹妹都在田间地头忙活。除了母亲，没人知道他去北京了。
但后来李明远第一次从北京回到李家庄时，不少村民来到他家，将一股脑儿的疑惑抛了出来，眼巴巴地等着他解答。
“你是走着去北京的吗？”“北京那么远，你怎么知道走哪条路才能到呢？”
“我坐火车去的。”
“火车长啥样？”
“嗯，就是一种很长的车。”
“那得多少个轮子才够啊？”
李明远耐心地解释着大家一个个稀奇古怪的问题。村民们的好多问题，令他至今都捧腹不已。但他太能体会村民们的心情了。
成为北京的一部分
当年的李明远，下了火车走出车站，望着公交车发愁。虽然在电视上见过公交车，但他想不通：“每辆车看起来都一样，怎么知道是要开去哪儿呢？”
李明远很快知道了公交车的“奥秘”。他也很快在北京市崇文门(曾是很多和李明远一样来京谋生的外地人聚集的地方)附近，找到了一份在医院食堂做主食的工作。每天工作15小时，每月工资150元，包吃住。
“10元一张的人民币，一个月能发一小沓。”而当时，李明远一个月的生活费是5元。如此的收支比，令他感到满足。
但这样满足的日子，不久戛然而止。
那是一个清晨，医院食堂供应热水的龙头前排起了长队。队伍里的人都起床不久，睡眼惺忪。几个相识的人，随意地聊着天。
这时打的热水，会一直用到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再排队打水。
过了好一会儿，李明远从队尾排到了最前头。就在他要把暖壶放在龙头下方时，一个人突然挤到他身边。
“让开点儿！外地人。”这人眼神里透着鄙夷，瓮声瓮气地一边说着一边接热水。
李明远只感到这句话钻进耳朵后，就像在脑子里炸开一样。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把这个人推到一边，然后挥动拳头……
打过这一架后，李明远很快收拾包裹，离开了他工作的地方。
不到二十岁的李明远没有预见到，再过十几年，这次与人动手的经历，会成为一件他羞于让外人知道的陈年往事。
换做现在的李明远，”让开就让开呗，不就是再多等一两分钟的事儿……”
李明远丢了食堂工作后，来到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里租了间每月50元钱的平房，靠贩卖蔬菜、拉车过活。
上世纪90年代，花家地南里几乎都是田地，居民也很少。十几年后，这里高楼耸立，车水马龙。李明远觉得，“那楼房简直和动画片里的一样，嗖嗖地就起来了”。
此时，李明远也成为了花家地南里小区里最受欢迎的外地人之一。他也觉得自己"成为了北京的一部分”。 “非典”期间，他主动申请成为志愿者，协助小区居委会进行排查。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与他相处甚好。在清理居民楼楼道时，李明远遇过不小的阻力，对方曾质问他：“碍着你们家事儿啦？”
另一方面，虽然外地人已经很少在北京遭遇鄙夷的目光，但城里人的疑虑常令李明远感到失落不已。
“借个东西还得签字画押，有必要吗？”李明远不能理解。在他眼里，很多事情，“凭的是良心”。
除了回收废品外，李明远还在小区的物业公司谋得一份差事——清理小区的生活垃圾，以及环境绿化。小区并不算大，但活儿也不少。光是生活垃圾，“一天不清理，第二天小区就变味儿、变样儿”。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明远是小区不可或缺的。
李明远的住处也在小区，那里原本是两堵围墙，中间是一条长满野草的窄巷，李明远除了草，将巷子两端和顶部封盖起来，然后再内部做一些隔断，就成了一个为李明远一家三口遮风挡雨的房子雏形。 房子2010年10月又被重新修葺。主要将房顶抬高不少，这样个子稍高的人不必弓着腰进出。内墙也粉刷一新。很多家具看着不错，但其实都是李明远在帮别人搬家时，拆下来的旧物。
我们是不是穷人呀
与妻子杜丽相识并结合，李明远觉得“完全是缘分”。
不过，两人并非偶遇。
李明远的母亲撮合成了这桩婚姻。杜丽家在离李家庄四公里开外的另一个村子，条件不如李明远家。
李母自有她的想法——都是一个镇上的，稍稍打听便知根知底。更重要的是，人好，而且，婚事也不会花太多钱，“只要7000元”。
一开始，李明远很是抗拒。已在北京稳住脚跟的他，开始认识到，爱情应该是自由的。但李母心意已决。
1997年的某天，李家庄村。母子二人像17年前那样，坐在家里的凳子上谈话。李父在一边，闷不吭声地抽了一会儿烟，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
“你就听爸妈一回。还是找家里的好啊……”
李明远开始是针锋相对地辩驳。后来便不置可否。再后来，点头同意了。原因并不是他的内心已被母亲说服，而是他看到，日渐衰老的母亲，说着说着，气管炎似要发作。他实在担心，自己继续顶撞，母亲会“一口气上不来”。
那一年的中秋，李明远和杜丽第一次见面。没几天，两家就办了婚礼。速度堪比时下年轻人的“闪婚”。婚后，李明远就带着杜丽来到了北京。
杜丽面庞清秀，个头中等，话却不多，性格内向、羞涩。因为家穷，没上过学。和李明远一样，她也把北京天安门看作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圣地。因此，能和李明远一道来北京，心思单纯的她只是觉得兴奋和新鲜。
虽然是“先结婚，后恋爱”，但李明远和杜丽的婚姻生活很融洽。已过而立之年的李明远，一方面感到家庭的幸福；另一方面则是肩头更沉重的担子，这意味着，他要更早起床，更晚睡觉，不仅要收废品，还要频繁地蹬着小车，为别的家长接送学生。
杜丽怀孕了。
这个消息对夫妇俩以及两人各自的家族而言，都是一件大喜事。但1998年6月，儿子降生的那个深夜，因为妻子早产，且产后大出血，加之四处筹集手术、医药费，家里债台高筑，成了李明远“不堪回忆”的回忆。
好在最终母子平安。李明远取了个“京”字，作为儿子的名。
光阴一天天流走。李京逐渐长大。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李明远通过结识的北京的朋友，幸运地把儿子送进了邻近的一所小学，免除了高额的“赞助费”。但李京一年600元的“借读费”仍不可避免，直到2006年秋季入学时，北京市一纸文件，将农民工子女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借读费”取消。
但年幼的李京仍旧很快感到了自己家与同学家的其他差异。
“爸爸，我们放学的时候，有同学的爸爸开帕萨特来接，有的开着奔驰。”有天放学，背着小书包的李京对李明远说了这样一句话。
那时，李明远是开着小面包接送儿子的。来京之后，他买过几辆车，都是几万元上下。第一辆车是蓝色的货车，买车的钱不少是跟物业公司的领导借的。把车子开回来，停在家门口的最开始几天，他夜里高兴得合不上眼。
此时，儿子的问题令李明远感到两代人境遇的不同。他正在想如何回答，儿子歪着脑袋又提出一个难题。
“爸爸，我们是不是穷人呀？”
李明远决定要给儿子一个足够好的答案，用行动，而非语言。他带着李京，回了两次老家，每次都伸出长满茧子的手，指着老家那几间破旧的房子：“看见那个房子了没？爸爸就是从那个房子里出来的，如果你不好好念书，我们还得回到那里。”
城里的钱好挣
在家休息时，李明远喜欢看电视，看得最多的是两类：财经、猎奇。
“如果把钱存在银行里，就会以每年20%的速度缩水。”这是李明远从财经节目中获知的，但他除了努力干活，无可奈何。
而猎奇类节目，大都讲述着与李明远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古怪事。
但一个关于“野人”的节目，却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
在某个大山深处的村庄，一个孩子失足跌下悬崖，靠着生吃野物活了下来。但也因为长期与社会隔绝，他丧失了语言能力，性情暴躁。
这个孩子最终被村民发现，并与父母相认，尔后回归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在节目的结尾，记者问昔日的“野人”，做真正的人，感觉如何。“野人”的回答，出乎李明远的意料之外，但却直达他心底最脆弱、柔软的地方，令他生出万千感慨。
“做人真难啊……”
李明远自然是知道生活之难的，但他满怀感恩的心情。“幸福就像爬楼梯”，这是他的生活哲学。“每往上走一步，看看自己过去的日子，就会感到现在是多么幸福。”
看到那些生活还不如自家的，李明远也会生出类似的想法。自从他到北京以来，也深谙做买卖绝非在农村一样简单，“要打点的人很多”。
干活途中，李明远总能遇到一个又一个正在玩耍的农民工的孩子。这些孩子的手上，不是玩着路边的花草，就是握着农民工干活的工具。如果有生人走近，就怯怯地看着。更胆小的，立马掉头找妈妈。
李明远总结：“这些孩子就是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无论是走路、说话、讲礼貌方面，都差不少。”他分析，这是教育差异造成的不同结果：城里同年龄的孩子，不会独自在路边玩耍，在收费高昂的幼儿园里，老师会耐心地教导他们；他们手中把玩的，也应该是开发智力的高级玩具。
这几年，李明远和杜丽一直在期盼“新的住房政策”。
“在北京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十几平方米就好。”李明远出得起的钱是20万元，这个数还不够北京大部分商业住房的零头。
在李明远居住的花家地南里附近，不少二手房每平方米的价格都在3万元上下。普通一居室的房租，月租金已经超过2000元。
对于这些价格，不只是令李明远一家望尘莫及。李明远也听过不少城里人包括北京人的叫苦声。李明远和他们一致认为：“你在大街上随便找10个人，有能力在北京买套房的肯定不超过两个。”
李明远曾和杜丽商量，如果真买了房，就给儿子，让他在北京“少奋斗30年”。 尽管住楼房成梦，好歹还有容身之所。李明远4年没回过老家。但他知道，李家庄村已不是往日模样。
虽然房子依旧是无章散落的，但已经不都是低矮的土房了。现在，村里人大都住上了砖瓦房。还有个别人家盖起了两层小楼。
小楼们的主人，通常都是上世纪90年代进城打工的人家。更富裕的，在外地买了房，户口也随之迁到外地，“不是李家庄的人了”。还有一个天资聪慧的孩子，成长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而在李明远的记忆中，也有个别村民，依旧住着土房子，温饱尚未解决。他们大都没出过远门，有的甚至还没去过县城，就已是风烛残年。
李家庄村的今昔，似乎是再有力不过地证明了——“城里的钱好挣”。
这也是李明远陆续把弟弟、妹妹、父母，以及其他亲戚带来北京的原因。李明远的弟弟在废品回收站帮忙，妹妹则嫁给了一个老北京的后代。一年中，除了春节、中秋等几个重大节日，李明远与妹妹各忙各的，难以见面，靠电话联系。
李明远掐指一算，再过几年，妹妹应该就能拿到北京户口，成为走出安徽农村的“北京人”。
老了 回老家
李明远自己对户口倒有些“无所谓”的态度。并不是不稀罕，而是因为他拿到北京户口的几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今年，李明远听说，落户北京的人又将减少，连那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只有更有限的名额。
对户口同样不感冒的还有李明远的父亲。
在李母去世后，李明远和弟弟、妹妹想着法子将父亲接到北京享福。老人家原本不乐意，但冲着“大孙子需要他照顾”，终究被劝动了。
李家在李家庄村还有几亩地等着耕种。眼下，快到麦子的收割季节，身板硬朗的李父提前回家做准备了。
收完麦子后，李父又会种下黄豆。
家乡的粮食、作物，味道就是不一样。说起这个，李明远总是很自豪。他曾把自家种的芝麻榨出的香油带到北京，结果，获得啧啧称赞：“比超市里的香多了！”
这几年，李明远发现，周围与自己同样从农村出来，在北京成家的外地农民工一下子多了不少。他们之中，有的做建筑、有的做装修。几年前，他的表哥也来到了北京，做房地产中介，也把小家安在了北京。
北京城里，愈发喧闹而拥挤了。
李明远开车将小区的生活垃圾送去填埋场时，常会选择晚上，哪怕回家已经是午夜。因为白天去，他很可能被堵在路上，油钱要比夜里多花一些。
除了挣钱比农村多，李明远觉得，在北京的生活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他觉得和妻子在北京扎根已是不可能了，希望寄托在儿子李京的身上。
李明远愿意在自己年迈时，再回到李家庄村。在那里，他可以用在北京挣来的钱，盖上一座不错的房子；播种后，收割一茬茬货真价实的“绿色”粮食、蔬菜；再邀上几个多年未见的老友，共同回望这一辈子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
（摘自《法治周末》）
尚无数据显示的是，在庞大的流动人口大军中，有多少能扎根他们所在的城市，尤其是那些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家庭
今年35岁的李明远，依然记得18年前的那个下午。
时值5月，天色阴沉。安徽省利辛县李家庄村一如既往的安静。村民家中的劳力大都在地里干活。清一色的土房土院，无章地散落在村里。时不时地，几声鸡鸣或是犬吠，从某个院子里飘了出来。
“哐。”一户人家半掩着的木门突然被用力地拉开。
一名年轻人拎个布包，紧锁着眉头，大步冲了出来。紧随其后的妇人踉踉跄跄，想扯住他破旧的衣衫，却抓了个空。
“儿啊，别走，别走啊……”妇人带着哭腔恳求。
但年轻人终究没有回头地走了。他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走出了村子。那天夜里，他掏出兜里几乎全部的钱，买了张火车票。然后，义无反顾地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这个年轻人就是李明远。
为了“天堂”走出村庄
在李明远“腾”地起身，拉开家门的前几秒钟，他与母亲有场不愉快的谈话。
“你17(岁)了，不小了……”母亲暗示儿子：该安下心来，老老实实干活了。
“我想出去闯闯。”李明远想起爷爷——一个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曾说的一句话：“好男儿志在天下。”
“唉……”母亲长叹了口气，“外头有啥好啊。在家里多踏实……”
依据母亲的规划，李明远的生活轨迹应该是种地挣钱，然后结婚生子，在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忙碌却又平淡地过一辈子。
李明远不这么认为。在他离家的前一年，李家庄村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从电视里，他看到了城里人的生活，那仿佛在“天堂”：住在高高的楼房里；拧开水龙头就能喝自来水；道路平整漂亮，两边还安着路灯……
这与李家庄村村民还喝着井水，家家户户只有一个电灯泡的日子不可同日而语。
这也足以让李明远向往不已，并为之冒险离家。但在那些同样对着电视机里的城市生活咂舌的村民中，没有人愿意与李明远结伴去北京，因为村里大多数人的想法，都与李明远母亲类似。
在一个人与整个村庄的对弈中，时间证明了，李明远是对的。
这个当初愤然出走的年轻人，如今不仅在偌大的北京城立足，在自己站稳脚跟后，有了妻儿，还把弟弟、妹妹也带到了北京。更令村里人羡慕的是，李明远的父母也到北京“见了大世面”。
1993年，李明远离开李家庄村的时候，父亲和弟弟、妹妹都在田间地头忙活。除了母亲，没人知道他去北京了。
但后来李明远第一次从北京回到李家庄时，不少村民来到他家，将一股脑儿的疑惑抛了出来，眼巴巴地等着他解答。
“你是走着去北京的吗？”“北京那么远，你怎么知道走哪条路才能到呢？”
“我坐火车去的。”
“火车长啥样？”
“嗯，就是一种很长的车。”
“那得多少个轮子才够啊？”
李明远耐心地解释着大家一个个稀奇古怪的问题。村民们的好多问题，令他至今都捧腹不已。但他太能体会村民们的心情了。
成为北京的一部分
当年的李明远，下了火车走出车站，望着公交车发愁。虽然在电视上见过公交车，但他想不通：“每辆车看起来都一样，怎么知道是要开去哪儿呢？”
李明远很快知道了公交车的“奥秘”。他也很快在北京市崇文门(曾是很多和李明远一样来京谋生的外地人聚集的地方)附近，找到了一份在医院食堂做主食的工作。每天工作15小时，每月工资150元，包吃住。
“10元一张的人民币，一个月能发一小沓。”而当时，李明远一个月的生活费是5元。如此的收支比，令他感到满足。
但这样满足的日子，不久戛然而止。
那是一个清晨，医院食堂供应热水的龙头前排起了长队。队伍里的人都起床不久，睡眼惺忪。几个相识的人，随意地聊着天。
这时打的热水，会一直用到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再排队打水。
过了好一会儿，李明远从队尾排到了最前头。就在他要把暖壶放在龙头下方时，一个人突然挤到他身边。
“让开点儿！外地人。”这人眼神里透着鄙夷，瓮声瓮气地一边说着一边接热水。
李明远只感到这句话钻进耳朵后，就像在脑子里炸开一样。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把这个人推到一边，然后挥动拳头……
打过这一架后，李明远很快收拾包裹，离开了他工作的地方。
不到二十岁的李明远没有预见到，再过十几年，这次与人动手的经历，会成为一件他羞于让外人知道的陈年往事。
换做现在的李明远，”让开就让开呗，不就是再多等一两分钟的事儿……”
李明远丢了食堂工作后，来到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里租了间每月50元钱的平房，靠贩卖蔬菜、拉车过活。
上世纪90年代，花家地南里几乎都是田地，居民也很少。十几年后，这里高楼耸立，车水马龙。李明远觉得，“那楼房简直和动画片里的一样，嗖嗖地就起来了”。
此时，李明远也成为了花家地南里小区里最受欢迎的外地人之一。他也觉得自己"成为了北京的一部分”。 “非典”期间，他主动申请成为志愿者，协助小区居委会进行排查。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与他相处甚好。在清理居民楼楼道时，李明远遇过不小的阻力，对方曾质问他：“碍着你们家事儿啦？”
另一方面，虽然外地人已经很少在北京遭遇鄙夷的目光，但城里人的疑虑常令李明远感到失落不已。
“借个东西还得签字画押，有必要吗？”李明远不能理解。在他眼里，很多事情，“凭的是良心”。
除了回收废品外，李明远还在小区的物业公司谋得一份差事——清理小区的生活垃圾，以及环境绿化。小区并不算大，但活儿也不少。光是生活垃圾，“一天不清理，第二天小区就变味儿、变样儿”。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明远是小区不可或缺的。
李明远的住处也在小区，那里原本是两堵围墙，中间是一条长满野草的窄巷，李明远除了草，将巷子两端和顶部封盖起来，然后再内部做一些隔断，就成了一个为李明远一家三口遮风挡雨的房子雏形。 房子2010年10月又被重新修葺。主要将房顶抬高不少，这样个子稍高的人不必弓着腰进出。内墙也粉刷一新。很多家具看着不错，但其实都是李明远在帮别人搬家时，拆下来的旧物。
我们是不是穷人呀
与妻子杜丽相识并结合，李明远觉得“完全是缘分”。
不过，两人并非偶遇。
李明远的母亲撮合成了这桩婚姻。杜丽家在离李家庄四公里开外的另一个村子，条件不如李明远家。
李母自有她的想法——都是一个镇上的，稍稍打听便知根知底。更重要的是，人好，而且，婚事也不会花太多钱，“只要7000元”。
一开始，李明远很是抗拒。已在北京稳住脚跟的他，开始认识到，爱情应该是自由的。但李母心意已决。
1997年的某天，李家庄村。母子二人像17年前那样，坐在家里的凳子上谈话。李父在一边，闷不吭声地抽了一会儿烟，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
“你就听爸妈一回。还是找家里的好啊……”
李明远开始是针锋相对地辩驳。后来便不置可否。再后来，点头同意了。原因并不是他的内心已被母亲说服，而是他看到，日渐衰老的母亲，说着说着，气管炎似要发作。他实在担心，自己继续顶撞，母亲会“一口气上不来”。
那一年的中秋，李明远和杜丽第一次见面。没几天，两家就办了婚礼。速度堪比时下年轻人的“闪婚”。婚后，李明远就带着杜丽来到了北京。
杜丽面庞清秀，个头中等，话却不多，性格内向、羞涩。因为家穷，没上过学。和李明远一样，她也把北京天安门看作所有中国人心中的圣地。因此，能和李明远一道来北京，心思单纯的她只是觉得兴奋和新鲜。
虽然是“先结婚，后恋爱”，但李明远和杜丽的婚姻生活很融洽。已过而立之年的李明远，一方面感到家庭的幸福；另一方面则是肩头更沉重的担子，这意味着，他要更早起床，更晚睡觉，不仅要收废品，还要频繁地蹬着小车，为别的家长接送学生。
杜丽怀孕了。
这个消息对夫妇俩以及两人各自的家族而言，都是一件大喜事。但1998年6月，儿子降生的那个深夜，因为妻子早产，且产后大出血，加之四处筹集手术、医药费，家里债台高筑，成了李明远“不堪回忆”的回忆。
好在最终母子平安。李明远取了个“京”字，作为儿子的名。
光阴一天天流走。李京逐渐长大。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李明远通过结识的北京的朋友，幸运地把儿子送进了邻近的一所小学，免除了高额的“赞助费”。但李京一年600元的“借读费”仍不可避免，直到2006年秋季入学时，北京市一纸文件，将农民工子女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借读费”取消。
但年幼的李京仍旧很快感到了自己家与同学家的其他差异。
“爸爸，我们放学的时候，有同学的爸爸开帕萨特来接，有的开着奔驰。”有天放学，背着小书包的李京对李明远说了这样一句话。
那时，李明远是开着小面包接送儿子的。来京之后，他买过几辆车，都是几万元上下。第一辆车是蓝色的货车，买车的钱不少是跟物业公司的领导借的。把车子开回来，停在家门口的最开始几天，他夜里高兴得合不上眼。
此时，儿子的问题令李明远感到两代人境遇的不同。他正在想如何回答，儿子歪着脑袋又提出一个难题。
“爸爸，我们是不是穷人呀？”
李明远决定要给儿子一个足够好的答案，用行动，而非语言。他带着李京，回了两次老家，每次都伸出长满茧子的手，指着老家那几间破旧的房子：“看见那个房子了没？爸爸就是从那个房子里出来的，如果你不好好念书，我们还得回到那里。”
城里的钱好挣
在家休息时，李明远喜欢看电视，看得最多的是两类：财经、猎奇。
“如果把钱存在银行里，就会以每年20%的速度缩水。”这是李明远从财经节目中获知的，但他除了努力干活，无可奈何。
而猎奇类节目，大都讲述着与李明远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古怪事。
但一个关于“野人”的节目，却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
在某个大山深处的村庄，一个孩子失足跌下悬崖，靠着生吃野物活了下来。但也因为长期与社会隔绝，他丧失了语言能力，性情暴躁。
这个孩子最终被村民发现，并与父母相认，尔后回归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在节目的结尾，记者问昔日的“野人”，做真正的人，感觉如何。“野人”的回答，出乎李明远的意料之外，但却直达他心底最脆弱、柔软的地方，令他生出万千感慨。
“做人真难啊……”
李明远自然是知道生活之难的，但他满怀感恩的心情。“幸福就像爬楼梯”，这是他的生活哲学。“每往上走一步，看看自己过去的日子，就会感到现在是多么幸福。”
看到那些生活还不如自家的，李明远也会生出类似的想法。自从他到北京以来，也深谙做买卖绝非在农村一样简单，“要打点的人很多”。
干活途中，李明远总能遇到一个又一个正在玩耍的农民工的孩子。这些孩子的手上，不是玩着路边的花草，就是握着农民工干活的工具。如果有生人走近，就怯怯地看着。更胆小的，立马掉头找妈妈。
李明远总结：“这些孩子就是和城里的孩子不一样。无论是走路、说话、讲礼貌方面，都差不少。”他分析，这是教育差异造成的不同结果：城里同年龄的孩子，不会独自在路边玩耍，在收费高昂的幼儿园里，老师会耐心地教导他们；他们手中把玩的，也应该是开发智力的高级玩具。
这几年，李明远和杜丽一直在期盼“新的住房政策”。
“在北京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十几平方米就好。”李明远出得起的钱是20万元，这个数还不够北京大部分商业住房的零头。
在李明远居住的花家地南里附近，不少二手房每平方米的价格都在3万元上下。普通一居室的房租，月租金已经超过2000元。
对于这些价格，不只是令李明远一家望尘莫及。李明远也听过不少城里人包括北京人的叫苦声。李明远和他们一致认为：“你在大街上随便找10个人，有能力在北京买套房的肯定不超过两个。”
李明远曾和杜丽商量，如果真买了房，就给儿子，让他在北京“少奋斗30年”。 尽管住楼房成梦，好歹还有容身之所。李明远4年没回过老家。但他知道，李家庄村已不是往日模样。
虽然房子依旧是无章散落的，但已经不都是低矮的土房了。现在，村里人大都住上了砖瓦房。还有个别人家盖起了两层小楼。
小楼们的主人，通常都是上世纪90年代进城打工的人家。更富裕的，在外地买了房，户口也随之迁到外地，“不是李家庄的人了”。还有一个天资聪慧的孩子，成长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而在李明远的记忆中，也有个别村民，依旧住着土房子，温饱尚未解决。他们大都没出过远门，有的甚至还没去过县城，就已是风烛残年。
李家庄村的今昔，似乎是再有力不过地证明了——“城里的钱好挣”。
这也是李明远陆续把弟弟、妹妹、父母，以及其他亲戚带来北京的原因。李明远的弟弟在废品回收站帮忙，妹妹则嫁给了一个老北京的后代。一年中，除了春节、中秋等几个重大节日，李明远与妹妹各忙各的，难以见面，靠电话联系。
李明远掐指一算，再过几年，妹妹应该就能拿到北京户口，成为走出安徽农村的“北京人”。
老了 回老家
李明远自己对户口倒有些“无所谓”的态度。并不是不稀罕，而是因为他拿到北京户口的几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今年，李明远听说，落户北京的人又将减少，连那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只有更有限的名额。
对户口同样不感冒的还有李明远的父亲。
在李母去世后，李明远和弟弟、妹妹想着法子将父亲接到北京享福。老人家原本不乐意，但冲着“大孙子需要他照顾”，终究被劝动了。
李家在李家庄村还有几亩地等着耕种。眼下，快到麦子的收割季节，身板硬朗的李父提前回家做准备了。
收完麦子后，李父又会种下黄豆。
家乡的粮食、作物，味道就是不一样。说起这个，李明远总是很自豪。他曾把自家种的芝麻榨出的香油带到北京，结果，获得啧啧称赞：“比超市里的香多了！”
这几年，李明远发现，周围与自己同样从农村出来，在北京成家的外地农民工一下子多了不少。他们之中，有的做建筑、有的做装修。几年前，他的表哥也来到了北京，做房地产中介，也把小家安在了北京。
北京城里，愈发喧闹而拥挤了。
李明远开车将小区的生活垃圾送去填埋场时，常会选择晚上，哪怕回家已经是午夜。因为白天去，他很可能被堵在路上，油钱要比夜里多花一些。
除了挣钱比农村多，李明远觉得，在北京的生活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他觉得和妻子在北京扎根已是不可能了，希望寄托在儿子李京的身上。
李明远愿意在自己年迈时，再回到李家庄村。在那里，他可以用在北京挣来的钱，盖上一座不错的房子；播种后，收割一茬茬货真价实的“绿色”粮食、蔬菜；再邀上几个多年未见的老友，共同回望这一辈子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
（摘自《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