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势力依据自身统治需要介入云南，云南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统治者对不同区域的开发而经历了3次大迁移。先秦两汉时期滇中滇池周边作为云南最早的政治中心，三国至初唐云南的政治中心由滇中滇池一带转向滇东曲靖盆地，唐至元初由滇东曲靖盆地转向滇西大理盆地，元代以后，随着云南行省制度的推行，云南的政治中心又转回到滇中的滇池周边。
关键词：云南政治中心;民族文化中心;转移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53-02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属内陆边疆地区，自然环境复杂，山多坝少，山地占总面积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1]。交通阻隔，因此自然条件較好的区域较早得到开发。云南自古就与中原王朝和中原文化有着紧密联系，中原势力依据自身统治需要介入云南，几个大的区域得到开发。云南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区建立了统治整个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并经历了几次大的迁移。从时间上来看，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由滇中滇池一带转向滇东曲靖盆地，再转向滇西大理盆地，最后又回到滇中的滇池周边，并一直沿袭至今天。
一、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滇中滇池周边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
（一）庄入滇
滇池周边土地平坦广阔，水草丰富，气候温和，从远古时代起，便是人类劳动、繁衍、生息的理想地方，早在3000多年前，在环湖沿岸就已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史记》记载：“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居民“耕田有邑聚”，在庄入滇之前，已开辟了大片土地进行种植业发展。战国末年，秦楚争霸，地处边陲的西南夷地区（秦汉时期对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地区的统称）也成了角逐的场所。楚顷襄王派其大将庄入滇，以求发展，不久，楚即被秦灭。庄留在了滇地，建立了古滇国，古滇国在政治上统一了滇池周边的部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2]在古滇国周边有大大小小的古方国，但其实力都不及滇国。庄入滇，原来的滇池居民与楚人混血的后代，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滇人（滇焚、臾人），滇人成了居住在西南夷地区文化比较发达的主体民族，楚国先进的文化与技术融合于各部落，形成了滇文化，有力地促进了滇池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并辐射到广大的西南夷地区，滇池周边成为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
（二）汉武帝开滇
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夷的控制，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立益州郡，益州郡治所设在滇池县（晋宁、呈贡一带），其中心地区在晋宁县的晋城镇，下辖24县，大致包括今云南省昆明、大理、楚雄、曲靖、保山、玉溪、红河等广大地区，通过益州郡进一步控制云南其他郡县，益州郡的设立影响深远。东汉时期，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置永昌郡，积极经营哀牢地区（以今保山为中心的大理以西地区）。由于永昌郡新近归附，部族众多，不易统辖，远离王朝，东汉王朝对永昌郡的控制，主要是依靠益州郡来实现，益州郡实际上成了中央王朝控制永昌郡的重要据点。先秦与西汉时期在云南设立的郡县奠定了云南城市的雏形，设郡置县在云南城市形成过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滇池周边作为当时云南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通过两汉时期郡县的设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二、三国至初唐滇东曲靖盆地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
滇东珠江之源的南盘江周边，水利资源丰富，气候湿润，自古就是云南的农业经济区，居住在这里的远古居民为滇人的同族，被称为“靡莫之属”。史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2]先秦与西汉设置郡县后，不断有中原居民以各种方式迁移到西南夷地区，因云南东部与中原最为接近，而进入东部地区的大姓实力雄厚，他们与当地夷帅联姻，相互依存，在南中地区据地称雄。
三国时代，滇东大姓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到蜀汉政权的西南后方，诸葛亮亲征云南平定南中叛乱（云南、贵州两省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被称为“南中”），设置了南中七郡，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方针，继续任用当地的大姓和夷帅来统领夷汉民众，南中大姓的势力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作为云南通往中原首冲之区的门户，是咽喉要道和军事重地，素有“入滇锁钥”之称。为进一步控制南中，将原设于平夷（今贵州毕节）的军事管制机构降都督移至南中腹地的建宁郡之味县（今曲靖），建宁（曲靖、沾益）成为整个南中地区开发的重点地区，味县既是建宁郡治所，又是降都督，七郡受降都督节制，以曲靖为中心的南中地区得到大力开发，成为蜀国重要的经济依托，云南政治文化中心由原滇池地区移向滇东地区。
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改降都督为宁州，仍领七郡。其州治仍为降都督故地——味县。宁州的设置，使云南成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划，并列于全国十九州之一，彻底改变了南中地区长期为巴蜀益州附庸的地位。中原王朝虽在南中之地统治机构多有变更，但基本保留了宁州统领南中诸郡的格局，味县作为云南政治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自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始，中原地区王朝战乱不断，更替频繁，无暇顾及南中，南中大姓乘机发展，互相攻伐，作为降都督后裔的霍氏最强，东晋出现霍、爨并雄的局面，后霍氏与孟氏在争夺中两败俱伤，造成爨氏独霸的格局。爨氏称霸一方，直到唐代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被南诏蒙氏破灭。这一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不休，云南社会较为安宁，大批汉族为避战乱而纷纷迁人，在爨氏统治之下，南中地区相对处于和平安定的发展环境，汉族移民与土著居民居相处，共同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人群——爨人，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爨人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上承今天昆明为中心的“滇文化”，下启今天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大理文化”的历史作用。 三、唐至元初滇西大理盆地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
大理盆地是云南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是云南古代的文化摇篮。早在三千多年前，洱海周围就有人类定居。公元前211年，秦王朝开始经营“西南夷”地区，建立行政机构，这是中央王朝对云南也是对大理正式统治的开端，至唐初，滇西地区经济上发展的同时，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军事实力，洱海周边兴起了六诏政权。
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蒙舍诏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统一了洱海地区，合六诏为一，建立了南诏政权，唐朝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虽然在洱海地区崛起，但其政治、经济、文化实力，远不如已统治云南400年之久的滇东爨氏。天宝四至五年（公元745—746年）滇东爨氏发动了联合叛乱，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南诏政权在唐王朝的授命下趁机东扩，尽灭滇东诸爨领主，“云南迤东之地，浸浸俱入于南诏矣”[3]。徙西奚白蛮20万户入永昌郡，自此，云南东部较发达的经济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云南的政治中心向滇西大理地区转移。南诏后期，权臣擅政，宫廷政变频繁。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夺取政权，建立“大长和国”。公元927年，权臣杨干贞杀郑隆，灭大长和国，扶清平官赵善政为主，称“大天兴国”。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滇东37部，进军大理，推翻“大天兴国”建立大理国，大理为政治中心，作为地名或行政区划名大理首次出现。
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在前代交通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王城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交通体系，与内地和周边国家往来频繁，建立了通往吐蕃的铁桥道，经西川的清溪关道，经鄯阐府拓东城再由戎州入内地的石门道，以及经黔府入内地的南诏胖舸黔府道，向南的安南道，南海道，向西的天竺（印度）道。在交通沿线兴起了一系列的城镇，有力地促进了以南诏大理国都城为中心泛洱海区域经济贸易的发展。徙往滇西的西奥白蛮，是当时云南先进的经济文化的代表，他们虽被迫西迁，却客观上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文化，并且与洱海区域已有一定发达程度的经济文化相交融，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每年都要派人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汉文化在以洱海周边为核心的云南境内迅速传播，佛教兴盛，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创造了云南历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高峰——南诏大理文化，这一时期洱海周边汉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四、元后滇中昆明地区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
南诏时期，拓东城（又称“鄯阐城”）便成了南诏经营东爨故地的重要根据地，成为南诏王族世代居住地。南诏贵族在城内大兴土木，建盖王宫、庙宇，现王宫虽毁，然东、西寺塔仍巍然耸立于昆明市中心，著名的圆通寺亦为当时所建，这些残存的古建筑便是当年拓东城的缩影。拓东城。在历史上，虽不能跟国都大理城相比，但已逐渐发展成为南诏国在东方的“别都”，其历史地位已是十分重要。大理国建国后，将子孙后代多被封为“鄯阐侯”，昆明已成高氏世袭领地，大理国后期，鄯阐在高氏家庭300余年经营下，已发展成为马可波罗所称的“城大而名贵，商工颇众”[4]的大都市。在政治上取得了与大理分庭抗礼的地位，为鄯阐作为云南统治中心奠定了基础。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在灭亡南宋之后，率大军远征大理，统一了云南，并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在云南设行省于大理，云南正式从“边郡”“边州”变为与内地“行省”同级的政区。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将行省由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5]，从此，昆明便取大理而代之，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洱海周边向以昆明为中心的滇池地区的转移，此后明之“三司”（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清之“总督”，均设于昆明，昆明的中心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云南自元明清以后，各地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昆明作为联络各地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纽带作用和中心地位得到了共认，并日益巩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了云南历史的主流和总趋势。
参考文献：
[1]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清]倪蜕.滇云历年传[M].李埏，校点.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4]吴盆.中国商业通史：第3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5]宋濂.元史·世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6.
关键词：云南政治中心;民族文化中心;转移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53-02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属内陆边疆地区，自然环境复杂，山多坝少，山地占总面积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1]。交通阻隔，因此自然条件較好的区域较早得到开发。云南自古就与中原王朝和中原文化有着紧密联系，中原势力依据自身统治需要介入云南，几个大的区域得到开发。云南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区建立了统治整个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并经历了几次大的迁移。从时间上来看，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由滇中滇池一带转向滇东曲靖盆地，再转向滇西大理盆地，最后又回到滇中的滇池周边，并一直沿袭至今天。
一、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滇中滇池周边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
（一）庄入滇
滇池周边土地平坦广阔，水草丰富，气候温和，从远古时代起，便是人类劳动、繁衍、生息的理想地方，早在3000多年前，在环湖沿岸就已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史记》记载：“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居民“耕田有邑聚”，在庄入滇之前，已开辟了大片土地进行种植业发展。战国末年，秦楚争霸，地处边陲的西南夷地区（秦汉时期对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地区的统称）也成了角逐的场所。楚顷襄王派其大将庄入滇，以求发展，不久，楚即被秦灭。庄留在了滇地，建立了古滇国，古滇国在政治上统一了滇池周边的部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2]在古滇国周边有大大小小的古方国，但其实力都不及滇国。庄入滇，原来的滇池居民与楚人混血的后代，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滇人（滇焚、臾人），滇人成了居住在西南夷地区文化比较发达的主体民族，楚国先进的文化与技术融合于各部落，形成了滇文化，有力地促进了滇池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并辐射到广大的西南夷地区，滇池周边成为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
（二）汉武帝开滇
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夷的控制，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立益州郡，益州郡治所设在滇池县（晋宁、呈贡一带），其中心地区在晋宁县的晋城镇，下辖24县，大致包括今云南省昆明、大理、楚雄、曲靖、保山、玉溪、红河等广大地区，通过益州郡进一步控制云南其他郡县，益州郡的设立影响深远。东汉时期，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置永昌郡，积极经营哀牢地区（以今保山为中心的大理以西地区）。由于永昌郡新近归附，部族众多，不易统辖，远离王朝，东汉王朝对永昌郡的控制，主要是依靠益州郡来实现，益州郡实际上成了中央王朝控制永昌郡的重要据点。先秦与西汉时期在云南设立的郡县奠定了云南城市的雏形，设郡置县在云南城市形成过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滇池周边作为当时云南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通过两汉时期郡县的设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二、三国至初唐滇东曲靖盆地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
滇东珠江之源的南盘江周边，水利资源丰富，气候湿润，自古就是云南的农业经济区，居住在这里的远古居民为滇人的同族，被称为“靡莫之属”。史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2]先秦与西汉设置郡县后，不断有中原居民以各种方式迁移到西南夷地区，因云南东部与中原最为接近，而进入东部地区的大姓实力雄厚，他们与当地夷帅联姻，相互依存，在南中地区据地称雄。
三国时代，滇东大姓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到蜀汉政权的西南后方，诸葛亮亲征云南平定南中叛乱（云南、贵州两省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被称为“南中”），设置了南中七郡，诸葛亮实行“南抚夷越”方针，继续任用当地的大姓和夷帅来统领夷汉民众，南中大姓的势力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作为云南通往中原首冲之区的门户，是咽喉要道和军事重地，素有“入滇锁钥”之称。为进一步控制南中，将原设于平夷（今贵州毕节）的军事管制机构降都督移至南中腹地的建宁郡之味县（今曲靖），建宁（曲靖、沾益）成为整个南中地区开发的重点地区，味县既是建宁郡治所，又是降都督，七郡受降都督节制，以曲靖为中心的南中地区得到大力开发，成为蜀国重要的经济依托，云南政治文化中心由原滇池地区移向滇东地区。
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改降都督为宁州，仍领七郡。其州治仍为降都督故地——味县。宁州的设置，使云南成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划，并列于全国十九州之一，彻底改变了南中地区长期为巴蜀益州附庸的地位。中原王朝虽在南中之地统治机构多有变更，但基本保留了宁州统领南中诸郡的格局，味县作为云南政治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自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始，中原地区王朝战乱不断，更替频繁，无暇顾及南中，南中大姓乘机发展，互相攻伐，作为降都督后裔的霍氏最强，东晋出现霍、爨并雄的局面，后霍氏与孟氏在争夺中两败俱伤，造成爨氏独霸的格局。爨氏称霸一方，直到唐代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被南诏蒙氏破灭。这一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不休，云南社会较为安宁，大批汉族为避战乱而纷纷迁人，在爨氏统治之下，南中地区相对处于和平安定的发展环境，汉族移民与土著居民居相处，共同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人群——爨人，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爨人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上承今天昆明为中心的“滇文化”，下启今天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大理文化”的历史作用。 三、唐至元初滇西大理盆地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
大理盆地是云南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是云南古代的文化摇篮。早在三千多年前，洱海周围就有人类定居。公元前211年，秦王朝开始经营“西南夷”地区，建立行政机构，这是中央王朝对云南也是对大理正式统治的开端，至唐初，滇西地区经济上发展的同时，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军事实力，洱海周边兴起了六诏政权。
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蒙舍诏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统一了洱海地区，合六诏为一，建立了南诏政权，唐朝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虽然在洱海地区崛起，但其政治、经济、文化实力，远不如已统治云南400年之久的滇东爨氏。天宝四至五年（公元745—746年）滇东爨氏发动了联合叛乱，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南诏政权在唐王朝的授命下趁机东扩，尽灭滇东诸爨领主，“云南迤东之地，浸浸俱入于南诏矣”[3]。徙西奚白蛮20万户入永昌郡，自此，云南东部较发达的经济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云南的政治中心向滇西大理地区转移。南诏后期，权臣擅政，宫廷政变频繁。公元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夺取政权，建立“大长和国”。公元927年，权臣杨干贞杀郑隆，灭大长和国，扶清平官赵善政为主，称“大天兴国”。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滇东37部，进军大理，推翻“大天兴国”建立大理国，大理为政治中心，作为地名或行政区划名大理首次出现。
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在前代交通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王城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交通体系，与内地和周边国家往来频繁，建立了通往吐蕃的铁桥道，经西川的清溪关道，经鄯阐府拓东城再由戎州入内地的石门道，以及经黔府入内地的南诏胖舸黔府道，向南的安南道，南海道，向西的天竺（印度）道。在交通沿线兴起了一系列的城镇，有力地促进了以南诏大理国都城为中心泛洱海区域经济贸易的发展。徙往滇西的西奥白蛮，是当时云南先进的经济文化的代表，他们虽被迫西迁，却客观上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文化，并且与洱海区域已有一定发达程度的经济文化相交融，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每年都要派人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汉文化在以洱海周边为核心的云南境内迅速传播，佛教兴盛，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创造了云南历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高峰——南诏大理文化，这一时期洱海周边汉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四、元后滇中昆明地区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
南诏时期，拓东城（又称“鄯阐城”）便成了南诏经营东爨故地的重要根据地，成为南诏王族世代居住地。南诏贵族在城内大兴土木，建盖王宫、庙宇，现王宫虽毁，然东、西寺塔仍巍然耸立于昆明市中心，著名的圆通寺亦为当时所建，这些残存的古建筑便是当年拓东城的缩影。拓东城。在历史上，虽不能跟国都大理城相比，但已逐渐发展成为南诏国在东方的“别都”，其历史地位已是十分重要。大理国建国后，将子孙后代多被封为“鄯阐侯”，昆明已成高氏世袭领地，大理国后期，鄯阐在高氏家庭300余年经营下，已发展成为马可波罗所称的“城大而名贵，商工颇众”[4]的大都市。在政治上取得了与大理分庭抗礼的地位，为鄯阐作为云南统治中心奠定了基础。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在灭亡南宋之后，率大军远征大理，统一了云南，并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在云南设行省于大理，云南正式从“边郡”“边州”变为与内地“行省”同级的政区。至元十三年（1276年）赛典赤将行省由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5]，从此，昆明便取大理而代之，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洱海周边向以昆明为中心的滇池地区的转移，此后明之“三司”（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清之“总督”，均设于昆明，昆明的中心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云南自元明清以后，各地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昆明作为联络各地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纽带作用和中心地位得到了共认，并日益巩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云南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了云南历史的主流和总趋势。
参考文献：
[1]方铁.西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清]倪蜕.滇云历年传[M].李埏，校点.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4]吴盆.中国商业通史：第3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5]宋濂.元史·世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