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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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预防性法律规则,通过影响和改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内控机制,从根源上约束和改变企业及员工行为,合规计划不仅推动了企业犯罪的规制视角由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而且促使企业犯罪的规制模式从外部规制转向自我管理,同时也更加聚焦于通过激励而非威慑的规制策略引导企业进行自我管理和犯罪预防.从各国的实践进路来看,作为预防性法律规则的合规计划在重塑企业犯罪预防理念和规制范式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企业犯罪预防和规制话语的刑事法表达.因此,我国在推进合规法律实践过程中,有必要确立通过刑事法激励企业主动实施犯罪预防与自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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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预防性法律规则,通过影响和改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内控机制,从根源上约束和改变企业及员工行为,合规计划不仅推动了企业犯罪的规制视角由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而且促使企业犯罪的规制模式从外部规制转向自我管理,同时也更加聚焦于通过激励而非威慑的规制策略引导企业进行自我管理和犯罪预防.从各国的实践进路来看,作为预防性法律规则的合规计划在重塑企业犯罪预防理念和规制范式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企业犯罪预防和规制话语的刑事法表达.因此,我国在推进合规法律实践过程中,有必要确立通过刑事法激励企业主动实施犯罪预防与自我管理的预防理念和规制范式,并建立以刑事法为主导的预防性法律规则体系,从而实现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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