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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间收藏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其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发展中的地位，成为全新的社会文化事业，并为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同时，它也为民间收藏未来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中国民间收藏60年走过的历程，我们会从中汲取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三次历史变革，跨越三个时代
新中国民间收藏，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从家庭走向社会，持续升温，步入新时代文化大繁荣的整体行列。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树起新时代民间收藏发展的里程碑
千百年来，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专制统治下，民间收藏主要是极少数有权势的官僚士绅和富裕的文人雅士们的专利。新中国的成立，砸碎了一切旧的制度，重整河山，在旧中国的废墟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民间收藏因此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即民间收藏传统社会结构的大改组。
首先，以旧军阀、官僚、资本家、地主为主流的收藏群体，随着旧中国的灭亡而土崩瓦解。其中：少部分上层人士，提前携带主要收藏品迁往台湾、香港或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一大部分孤身仓皇出逃，丢下了他们的收藏品，这些收藏品有的被政府、工会、农会没收并入国家收藏，有的被分给了工人、农民，有的遭流散或毁坏；还有一部分人被实行专政，其收藏品全部收归国家。其次，以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同情革命、与人民为友的旧中国的军、政、工、商、学各界及满清贵族、富绅的后代等著名人士为主流的收藏群体，在新旧中国的转变中迅速分流。他们中，有些人及其收藏品被人民政权完整地保护下来，成为新中国收藏家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人则为了支援新中国的建设，将自己的部分或全部收藏品捐献给了国家。新中国的诞生，宣告了沿袭2000余年的旧式官宦私人收藏的终结，给健康文明的民间私人收藏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一些革命队伍中的收藏爱好者、艺术家、学者，以及一些在旧中国接触过收藏的雇工、古玩商业者和原收藏家的助手等，理直气壮地站到了民间收藏的前列，成为新型红色收藏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担起了抢救因战争而失散民间的珍贵收藏品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不仅摆脱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有机会和可能投身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中，体会和享受大自然与人类历史赋予的所有美的、好的东西。广大劳动群众在经济上得到改善，社会安定，涉足收藏成为可能。
1949年至1969年的20年里，在继承传统收藏观念和方式基础上的收藏者队伍及其社会结构的调整、组合，使我国的民间收藏在经过一个较长的低潮以后，逐渐步人稳定、健康的发展轨道，并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就。 “文革”期间，民间收藏遭到巨大的破坏，但它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新中国民间收藏在经过第一次历史突破后的发展现实。一方面，从查抄出的数以百万计的收藏品本身看，民间收藏品的数量没有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收藏结构的调整而减少，反而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从被查抄人的数量看，收藏者队伍有了迅速的扩展，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解放初就是普通百姓。这表明，新中国民间收藏经过第一次变革后，虽然表面上处于低潮，但整体上有了显著的进步。另一方面，从查抄者对这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无所顾忌的毁坏现象看，相当一些人对收藏的社会作用和意义缺乏认识。大多数普通百姓还不懂收藏是什么，收藏品的价值几何。民间收藏仍然是少数中国传统家庭的私人收藏，方式为封闭密藏，以自用自赏为主。
改革开放，推动民间收藏从家庭走向社会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使人们在思想解放和接触国际现代新事物的震撼中，对国家、社会和自己的过去与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看到了自己的愚昧和落后，发现了人类生活的多彩取向和社会文化的多样化魅力。人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审美观在激烈的社会理论论争与艰苦的实践中发生了变化。由此，中国民间收藏实现了第二次历史变革，收藏品类从自己身边的兴趣开始，私人收藏从家庭走向社会，完成了从传统收藏向现代收藏的转变。
80年代后期，新中国民间收藏掀起了第一次热潮。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两个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热点地区，首先兴起大众收藏，以邮票、古钱币、火花、烟标、门券、毛主席像章等为先导，不久迅速波及全国。
千百年来，中国民间收藏实质上是一种家庭秘藏，是收藏者孤芳自赏的一种个人文化行为。直到80年代末期以前，收藏者的收藏活动基本上不为社会所知。他们站在狭小的圈子里认为，其一，收藏品是个人的心血，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其二，有宝不能露富，树大招风，其三，自己收藏就是为自己服务。说到底，还是传统的自然经济思想在作怪。改革开放以后，广大收藏界人士同社会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一样，旧思想的藩篱被冲破，开始考虑如何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90年代初期，私人收藏品展览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开始走进国家博物馆、公园和学院内的展览大厅。最初的展览是从新兴的大众收藏开始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理看到，一些生活中随时可以遇到、接触到的小东西，经集中、整理，竟然汇成了那样美的艺术系列和图画；这么多、这么好的收藏，竟然是普通工人、农民、干部业余爱好的成果。继而，新闻媒体投入进来，将其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一个新生事物着力给予宣传，一些收藏者一夜成为社会知名人士，被冠以收藏大王、收藏家的头衔。对于参观者而言，除了得到历史的、艺术的享受外，很容易为收藏家(爱好者)痴迷的收藏精神所感染，进而产生共鸣。可以说，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看过私人收藏展览后投入到收藏中来的。
私人收藏品同广大公众见面，把个人的收藏行为融于社会大文化之中，这在当时是一种破天荒的壮举。随着展览的逐渐增多，展览的品类从大众收藏品发展到传统收藏品，从现代纪念品到古代艺术品，从现代磁卡到玉器珠宝，越来越丰富多彩。展览的专题，从个人收藏的自然主题到收藏品整理的劳动成果，进而到为社会改革和建设服务，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服务，或者反映和展示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成就。展览的形式逐渐拓展，从个人展到几人联展，到地区交流展、全国展，直至大型的博览会。民间收藏品展览举办的数量逐年增多，质量与水平也不断提高，成为我国当代民间收藏热持续增温的策源地和助动器。
同时，收藏品展览也带动和促进了其他与收藏相关的社会活动，各种收藏交流会、联谊会、沙龙等纷纷举办。专题的、综合的民间收藏学术研讨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物专家、博物馆学者、资深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参加，产生了一系列推动民间收藏健康发展，指导 民间收藏不断进步的科研成果。收藏类的专著、图册、名人传记、鉴定工具书等，由各级出版社先后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争相出版，形成了一个收藏专业的图书门类。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台，从简单的消息报道，发展成专栏、专版。仅北京一地，开设收藏专栏、专版的报刊就达数十家，北京、中央电视台与收藏有关的栏目达十余个，一年拍摄播出的民间收藏专题节目达上百集。收藏类杂志现已开办了十余家，读者百余万。
收藏者借助广泛的社会活动，在收藏文化的交流中获取最佳的收藏信息，结识更多的良师益友，有计划地完善和发展自己。在我国的收藏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私人收藏与国家收藏的有机交融，使国家收藏进一步发挥了它的龙头作用和组织指导群众性文化活动的作用，全面地发挥了民族文化遗产历史积累和保护功能，第一次实现了民间收藏在科学指导下的持续进步，涌现出了大量指导民间收藏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成果，加强了这方面不断取得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民间收藏的社会化，展现出我国收藏事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大大缩短了我国民间收藏同国际发达国家民间收藏的差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促进民间收藏持续升温步入繁荣
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彻底打破了民间收藏平静的水面，普通民众从认识收藏品的商品价值入手，感知了它们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把自己当成了收藏的真正主人。新中国民间收藏的第三次变革，把纯文化的积累和保护转变成一种投资，实现了从现代收藏向当代收藏的转变。
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收藏品市场悄然兴起，并迅猛发展起来。一本没有花钱积累起的集邮册，竟能卖到几百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几经转手，其中一枚邮票就值数千元；一件农村老乡家的“佐料瓷罐”，可以卖到几十元(相当于一个农民一年分红得到的现金)，几经转手卖到上万元；一枚农村小孩扎毽子用的铜钱，可以卖几元钱，几经转手卖到数千元；甚至那些平时随手可得的烟标、火花、毛主席纪念章，也动辄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一时间，收藏可以致富的观念以极快的速度和广度在民间传播开来。收藏品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百姓不太富裕的生活现实所发生的碰撞，收藏带来的改善人们实际生活的直接经济利益，收藏品市场创造的广阔私人收藏社会空间，三者汇成一股强大的感召力和诱惑力，把越来越多普通人的视角吸引到收藏领域里来。收藏不仅是高雅的文化，也是可以增值的财富，是一种投资。进而，人们在谈论、感知收藏品特有的经济价值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这种经济价值的基本因素是它们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或者说是文物价值。为了获取收藏品的经济价值，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收藏的整个活动中去。实践告诉大家，收藏不仅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而且每个人都能做。
随着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自主选择性的加强，潜能得以充分地发挥与体现，普通百姓自发地投入社会大文化圈的欲望与兴趣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些曾经涉足收藏领域的老一辈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从恶梦中刚刚醒来，就以更大的兴趣和热情继续他们的收藏活动，一些受他们影响，有着同样爱好和兴趣的学生、朋友及其子女，也积极地加入进来。一些新兴的艺术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从丰富自己喜爱的艺术、专业工作出发，由简单的功用收集向有计划，系统的文化收藏过渡。一些人在同海外收藏家合作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收藏的兴趣和爱好，并积极投身到收藏活动中。一些新兴的企业家，为了提高企业的形象，弘扬企业文化，相继以较大的手笔投入了收藏。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等，在忙碌了大半生后，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感情寄托，于是。也饶有兴致地走进了收藏者的行列。
盛世收藏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普通百姓在保障衣食住行的基础上，有了从事收藏的经济余地；社会安定，广大民众心情舒畅，有了从事收藏的精力空间；社会交往和交流日益广泛，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疏通了民间收藏的社会化渠道；社会科学、文物与艺术品知识的普及，使人们收藏的志趣与技能得到了丰富与加强。于是，中国民间收藏大军在短期内迅速扩大，1993年时，有人估计中国的各类收藏者达1000多万人。2001年，著名收藏家陈宝定统计已达7000万人。私人收藏的品类在急剧增加，传统的古董、书画、古籍善本、明清家具、石玩的收藏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新兴的收藏品如钟表、相机、自行车、唱片、电话磁卡、粮票、文革品、纪念品、广告品、证章。以及自然界的奇石、根雕、动植物标本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据2001年统计，已达2000余种。
新中国民间收藏的三次历史变革，使其跨越了三个时代，实现了历史收藏、现代收藏和当代收藏的平稳过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民间收藏家、收藏组织的成长和转变
新中国民间收藏的三次变革，使私人收藏不再是一部分人的文化行为，成为全体国民可以从事的一种文化领域，使民间收藏家与收藏组织不断在否定和奋争中成长。
私人收藏是人民的收藏、民族的财富
新中国和旧中国私人收藏的首要不同是其社会性质的改变，官僚的、富人的、知识分子的收藏，让位于人民的收藏；私人的家产，被赋予民族财富的桂冠。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里，普通百姓涉足收藏的人并不多。当时新兴的收藏家大体分成五部分：一部分是原先就接触了许多私人收藏家，或者陪同收藏家参与了一些收藏活动，也有的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较快，或者处于某种文化氛围之中，例如旧官僚、地主家中的佣工，旧古玩店铺中的伙计等。第二部分是普通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懂得文物的价值，在旧社会，他们缺少的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新中国给他们创造了这些条件。在这部分收藏家中，也有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中下层军、政、商人和企业主。第三部分是新时代的收藏者，他们以青年学生和初被扫盲的革命积极分子为主，例如一些青年团的骨干。他们有着较强的革命热情和现代文化观念，积极收存革命的、时代的纪念品、艺术品，以及一些历史的资料和遗物等。这种收藏活动在当时并未形成气候，有些人也许很快就中断了收藏。第四部分是旧中国战后仅存的收藏家被当作革命的胜利果实保留下来。第五部分是革命队伍里的儒雅之士、喜欢古代艺术品的干部学者、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等。这些收藏家被人们称为新时代的“红色收藏家”。
私人收藏社会性质的改变，重要的是收藏观念的更新。新中国成立前的收藏，虽然也有的收藏家为国家收藏、为民族收藏，但是主体上还是为自己收藏。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收藏的主体是人民，人民的收藏说到底还是国家收藏 的一部分，是民族收藏的一个分支。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私人收藏的最终归宿便是捐赠给国家。
据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等撰文介绍：“1951年2月2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信给当时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友人送给他的明代学者王夫之的手迹《双鹤瑞舞赋》卷由文物局转交故宫，……1952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还将另一位友人赠送的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送给故宫。……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唐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主席。1958年，毛泽东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此帖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各方面的学者专家、艺术家及知名人士，纷纷捐出自己的珍藏。截至到1999年，“50年来，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者达573人，捐献文物总数21875件”。
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讲：“就拿我们上海博物馆来说，收藏文物百万件，这其中至少有10％的上等级文物来自800余位民间收藏家的捐献，数量多达1.1万件。近年来，又有不少收藏家愿意把自己的珍藏捐献出来。从一定的意义讲，没有这些民间收藏家，就没有上海博物馆的辉煌。”
此外，新中国前30年形成的著名收藏家，先后捐出自己的藏品。支援国家博物馆建设。如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国务委员方毅、地质部部长孙大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天津市副市长周叔驶、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以及著名陶瓷学家陈万里、历史学家商承祚、周一良、周少良等，先后将数十年甚至数代来之不易的家藏珍品捐献国家不同的博物馆。
新中国的前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收藏家身体力行的带动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捐献文物热潮，使新中国公藏博物馆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私人收藏是为了时代和国家
新中国私人收藏的目的或者说方向的改变，前30年并不明显。只是责任与兴趣、保护与鉴赏、实用与收藏比重的客观调整，多一些的是责任、保护和实用。很多人是以主人公的姿态看待收藏品，不愿看它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内被毁坏、流失；有些人意识到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自己不收藏就不会有效地把收藏品保护起来；有些学者纯粹就是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这里有一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收藏品的属性，它们是历史时代的精华，国家的珍宝，不再纯粹是私人的家财。即使是旧中国沿袭下来的收藏家，家财的观念也开始松动，有的甚至彻底发生了改变，进而无偿捐赠给国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大众收藏，最初的收藏目的仅仅在于满足兴趣。有些人的收藏目的性很淡薄，这才有了当时的大规模的物物交换、无偿赠送。直至90年代中期，古旧钟表、老式照相机、月份牌、招贴画、电话磁卡甚至钥匙、算盘、筷子、酒瓶、啤酒瓶盖等，都成了人们的收藏新宠。
伴随着民间收藏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民间收藏历史和传统收藏的了解，同公藏博物馆的接触日益频繁，新兴的收藏群体开始讨论收藏的目的和意义。当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仅收集不整理，不能称为收藏，只是采购员；只收藏不研究，不能称为收藏家，只是保管员”。收藏的目的就是收集时代的精华，组成文化的系列，研究探索收藏品的文化内涵、时代意义、生存发展环境与条件、专业特色以及历史作用和影响等等，为国家集宝、藏宝、护宝。进而，还引发了有关民间收藏目的和意义的讨论。北京召开了首届民间收藏学术研讨会，主题就是“民间收藏与收藏文化”，正式出版了文集，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
改革开放冲破了一切左的束缚，传统收藏继大众收藏兴起之后，很快在新一代年轻人中以捡漏为突破口，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其速度之快、深度之广、影响之大超出了所有大众收藏品类，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各地的收藏群众组织中，古董专业委员会最初只有十几个人，但很快发展到本社团第一大专业委员会。北京收藏家协会古董专业委员会的人数，占全协会总会员数的50％以上。还有相当多的传统收藏者没有加入协会。传统收藏的目的经过新中国50年风风雨雨的洗礼，到20世纪末，形成了中国当代成熟的民间收藏观。
当代中国民间收藏的目的和意义，是以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的优秀遗产为基础，吸收当代大众收藏的积极向上的观点，借鉴国际发达国家民间收藏开放成熟的理念而形成的收藏观。这种观点可以表述为；民间收藏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以收藏者个人或家庭为基础运行的社会积累与保护文化，是一种有别于公藏和国家运行的对文化遗产再利用、促进步的私人和社会团体的自觉教育文化，是一种充分发掘个人和社会潜能与资源的国家文化。民间收藏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积累和保护文化艺术的某一个方面，广泛实施社会的自觉教育，弘扬国家的某一方面时代精华，达到自我的完善与突破，为社会和民族的进步作出贡献。
正是在这样的收藏观指导下，才有了最近20年火热的民间收藏展览展示活动，私人和团体收藏馆、博物馆应接不暇的创建，新的民间收藏品慷慨捐赠行为，民间收藏报刊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面世的景象，中国民间收藏整体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
私人收藏成为人际交流的媒介、资本文化的基石
不管是玩物丧志，还是收藏陶冶情操，传统的收藏功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已受到猛烈的冲击。在前30年缓慢的发展中，为国家护宝、为民族献珍、为工作收藏成为主要的观念和指导。
改革开放初期，大城市的人们在完成由谈论政治向欣赏交流收藏品转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个收藏角。北京的西单、月坛公园、大栅栏，上海的福建路、城隍庙福佑路，天津的沈阳道，广州的带河路，武汉的青年路，等等。这些收藏角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时间，人群不断扩大。一开始来的多是藏友，后来看热闹的比收藏者多。藏者之间交换的，开始是收藏经验和心得，后来是物物交换，互通有无。渐渐的，有了讲演者，即收藏者中较有成就的人，讲演的内容以收藏心得经验为主。再后来，几个收藏者应公园、工会等的邀请，举办形式简陋的收藏品展览。参加收藏角交流的首先是毛主席纪念章，继而是邮票和纪念封，后来是烟标、火花、酒标、门券、古钱币、票券、香烟画片、报纸、旅游图册、钥匙链……一发不可收拾。
伴随着民间收藏群众性自发的交流、展示活动的增多，民间收藏社团组织呼之欲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是中国地方收藏社团创建最为活跃的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成立省、市级的综合性收藏组织。据著名收藏家陈宝定先生统计，全国综合性收藏组织至2000年已达200个，此外各地还有集邮、钱币界、集报界、藏券、毛主席像章等各类专项收藏组织数以千计。在收藏组织的积极工作下，各地的收藏联谊 活动更加频繁紧密。
新中国民间收藏社团主要由三个部门和收藏家发起成立。一是地方工会，最初的大众收藏组织一般由工会负责，成立联谊会，有的叫收藏欣赏联谊会，有的名为工人收藏联谊会，有的叫某某(收藏品)收藏联谊会。二是文联(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的地方是社科联(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这是一大部分，在中后期较多，社团名称多为收藏协会。三是地方文物管理部门，有的是文物局，有的是文管会，还有的是博物馆，在全国收藏类社团中并不占多数，名称多为某地收藏家协会。此外还有邮政系统、钱币协会、博物馆学会、新闻出版单位等组织的专业收藏组织和委员会。
民间收藏社团的建立，为收藏者建立了一个家和一座桥梁。收藏社团都有一个办公地和活动中心；有了专门的召集人和活动策划及组织者；有组织工作和活动资金，有一个收藏组织就会创办一份会刊，有的是刻蜡版油印，有的是铅印，也有的是胶印，总之有了收藏者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了推动地区内、跨省市和国际交流的机构，以及开展收藏活动、信息传递的计划和总结，形成了民间收藏功能转换的最后一块拼图。
20世纪90年代，上海、北京、成都、哈尔滨等城市的收藏家相继宣告成立私人收藏馆。尤以上海为多，如算盘、火花、烟标、茶壶、砚台专题藏馆等。这些藏馆与尔后建立的私人博物馆有很大区别，主要依托家庭建立，无独立展所，陈列多是藏品的堆积。这种自发的收藏馆无需申报审批，一般只是在报纸或电台发个消息，举办一两次小规模的藏友交流或聚会，经常接待一些收藏者或采访者的小规模造访。在这里，收藏馆的主人尽管身份和工作还是工人、教师或干部，但他已经把收藏作为自己同社会、藏友接触交流的媒介，作为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私人收藏馆曾经是我国20世纪末民间收藏的一条风景线，不仅是报刊、电台、电视台的重要介绍对象，而且承担了国际上接触和了解中国民间收藏的一个重要窗口。
1993年12月25日，北京市文物局拟定的《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实施，为行政主管机关审定博物馆的从业资格提供了法律依据。据此，1996年10月31日北京市文物局正式批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古陶文明博物馆、遗箴堂金石碑帖博物馆和何扬吴茜现代绘画艺术馆的筹建资格。这是新中国首次经国家行政主管机关依法批准的非公有性质的博物馆。民办博物馆使私人的收藏行为转化为社会行为，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注，同时服务于社会。收藏家们除了将藏品捐献国家外，又多了一种将收藏回报给社会的选择。
注册民办博物馆(亦私人、私立、非政府办等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国家鼓励博物馆所有权的多样化。几年间，先后有一些民办博物馆出现，如企业办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南油地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中国紫檀博物馆、昆明翰荣轩文化艺术博物馆；股份制的广东中山蝴蝶博物馆、北京炎黄艺术馆等。
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为民间收藏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民间收藏真正走上了正轨。收藏者在收藏品市场和交易中，在港台收藏家的带领下，懂得了收藏也是一种投资，而且是国际上重要的文化投资。以此为标志，中国当代民间收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同国际接轨的新阶段。
三类市场
新中国民间收藏品市场发展的前30年是统购统销的国家市场。国家办有文物公司、美术公司、工艺美术公司、民间工艺美术公司、邮政公司、钱币公司、典当公司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保留的私营收藏品经营户和企业，经过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后来逐步消失。80年代以后，个体私营收藏品市场开始出现，以后逐渐发展起来。为方便读者，现在将其分为低、中、高三类市场予以叙述。
低端市场：地摊
民间收藏品的低端市场是指地摊市场，就是当时的黑市、早市、鬼市和现存的收藏品市场。这类市场的崛起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文物、工商、公安等机关，像后来市场管理流动商贩一样，抓一批，又来一批，轰走一拨，又来一拨。最后，由办事处出面，组成相对规范的早市或星期天市场，才使这种收藏品市场虽不合法，但可以运行。
这些小商贩自知不合法，但开始有人管，后来渐渐不管了，所以积极性非常高。他们当中，一开始是城里人多，大众收藏者多，败家子多。后来，农村的人和古旧传统收藏品多起来。进而，城市里的收藏者到农村找寻收藏品，农村人携带收藏品到城市街道上摆摊择价而售。邮票、钱币等以前用物物交换、交流的小型自发聚会，发展成邮市、币市。短短的几年间，出现了专事收藏品买卖的“新古玩商贩”、新收藏品市场、新古董文物市场、新书画工艺品市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地摊临时市场，都是百姓买得起的低价大众市场。有很多市场就和百姓生活市场，副食市场、小百货市场连在一起。
这种地摊市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大众收藏者和新投入传统收藏的年轻人是收藏品市场的常客。这种市场一般开始人不多，但发展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形成规模。北京潘家园市场四次迁扩场址，最能说明问题。
这种地摊市场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发起，很快波及全国省会城市和中等城市，有的县城也办起来，旅游景点也开了收藏品一条街。当时，北京著名的除首推潘家园市场外，还有报国寺市场、月坛市场、华威桥市场、东单市场、水碓市场、黄庄市场、卢沟桥市场等。从全国来看，上海的福建路、东台路、浏河路，天津的沈阳道、重庆的中兴路、河北的霸州、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中山东路、山西太原的南宫、辽宁沈阳的南湖、江苏南京的朝天宫等等。这种地摊市场初期真品居多，越往后来赝品越多，甚至邮品、钱币、火花等大众收藏品也有造假，但是收藏者还是可以淘到宝贝。
这种地摊市场实际上就是一所收藏大学校，收藏爱好者可以在休闲逛市场的过程中，了解收藏信息、接触藏友、认识藏品，学习挑选、鉴赏收藏品的技能和方法，接受传统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培养艺术素养和藏趣。新中国后30年成长起来的收藏家，大都得益于这种地摊市场，是这种低端收藏品市场走过来的毕业生。
中端市场：古玩城
地摊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工商部门注册批准的封闭型收藏品市场在全国各地开始出现，而且发展很快。它们最初以传统的古玩市场为模板组建，但又是在地摊的基础发展起来，所以两者的成分都有。一方面，它们是一个规范的固定市场，一般由街道办事处组办，每天营业，有营业执照和字号，有固定门市(很简陋)或柜台，纳税并交纳一定管理费和租金。其中，小的市场有几十家，多的达几百家坐商。另一方面，这种市场开始并不符合当时的《文物
三次历史变革，跨越三个时代
新中国民间收藏，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从家庭走向社会，持续升温，步入新时代文化大繁荣的整体行列。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树起新时代民间收藏发展的里程碑
千百年来，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专制统治下，民间收藏主要是极少数有权势的官僚士绅和富裕的文人雅士们的专利。新中国的成立，砸碎了一切旧的制度，重整河山，在旧中国的废墟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民间收藏因此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即民间收藏传统社会结构的大改组。
首先，以旧军阀、官僚、资本家、地主为主流的收藏群体，随着旧中国的灭亡而土崩瓦解。其中：少部分上层人士，提前携带主要收藏品迁往台湾、香港或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一大部分孤身仓皇出逃，丢下了他们的收藏品，这些收藏品有的被政府、工会、农会没收并入国家收藏，有的被分给了工人、农民，有的遭流散或毁坏；还有一部分人被实行专政，其收藏品全部收归国家。其次，以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同情革命、与人民为友的旧中国的军、政、工、商、学各界及满清贵族、富绅的后代等著名人士为主流的收藏群体，在新旧中国的转变中迅速分流。他们中，有些人及其收藏品被人民政权完整地保护下来，成为新中国收藏家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人则为了支援新中国的建设，将自己的部分或全部收藏品捐献给了国家。新中国的诞生，宣告了沿袭2000余年的旧式官宦私人收藏的终结，给健康文明的民间私人收藏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一些革命队伍中的收藏爱好者、艺术家、学者，以及一些在旧中国接触过收藏的雇工、古玩商业者和原收藏家的助手等，理直气壮地站到了民间收藏的前列，成为新型红色收藏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担起了抢救因战争而失散民间的珍贵收藏品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不仅摆脱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有机会和可能投身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中，体会和享受大自然与人类历史赋予的所有美的、好的东西。广大劳动群众在经济上得到改善，社会安定，涉足收藏成为可能。
1949年至1969年的20年里，在继承传统收藏观念和方式基础上的收藏者队伍及其社会结构的调整、组合，使我国的民间收藏在经过一个较长的低潮以后，逐渐步人稳定、健康的发展轨道，并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就。 “文革”期间，民间收藏遭到巨大的破坏，但它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新中国民间收藏在经过第一次历史突破后的发展现实。一方面，从查抄出的数以百万计的收藏品本身看，民间收藏品的数量没有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收藏结构的调整而减少，反而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从被查抄人的数量看，收藏者队伍有了迅速的扩展，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解放初就是普通百姓。这表明，新中国民间收藏经过第一次变革后，虽然表面上处于低潮，但整体上有了显著的进步。另一方面，从查抄者对这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无所顾忌的毁坏现象看，相当一些人对收藏的社会作用和意义缺乏认识。大多数普通百姓还不懂收藏是什么，收藏品的价值几何。民间收藏仍然是少数中国传统家庭的私人收藏，方式为封闭密藏，以自用自赏为主。
改革开放，推动民间收藏从家庭走向社会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使人们在思想解放和接触国际现代新事物的震撼中，对国家、社会和自己的过去与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看到了自己的愚昧和落后，发现了人类生活的多彩取向和社会文化的多样化魅力。人们的是非观、价值观、审美观在激烈的社会理论论争与艰苦的实践中发生了变化。由此，中国民间收藏实现了第二次历史变革，收藏品类从自己身边的兴趣开始，私人收藏从家庭走向社会，完成了从传统收藏向现代收藏的转变。
80年代后期，新中国民间收藏掀起了第一次热潮。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两个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热点地区，首先兴起大众收藏，以邮票、古钱币、火花、烟标、门券、毛主席像章等为先导，不久迅速波及全国。
千百年来，中国民间收藏实质上是一种家庭秘藏，是收藏者孤芳自赏的一种个人文化行为。直到80年代末期以前，收藏者的收藏活动基本上不为社会所知。他们站在狭小的圈子里认为，其一，收藏品是个人的心血，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其二，有宝不能露富，树大招风，其三，自己收藏就是为自己服务。说到底，还是传统的自然经济思想在作怪。改革开放以后，广大收藏界人士同社会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一样，旧思想的藩篱被冲破，开始考虑如何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90年代初期，私人收藏品展览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开始走进国家博物馆、公园和学院内的展览大厅。最初的展览是从新兴的大众收藏开始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理看到，一些生活中随时可以遇到、接触到的小东西，经集中、整理，竟然汇成了那样美的艺术系列和图画；这么多、这么好的收藏，竟然是普通工人、农民、干部业余爱好的成果。继而，新闻媒体投入进来，将其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一个新生事物着力给予宣传，一些收藏者一夜成为社会知名人士，被冠以收藏大王、收藏家的头衔。对于参观者而言，除了得到历史的、艺术的享受外，很容易为收藏家(爱好者)痴迷的收藏精神所感染，进而产生共鸣。可以说，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看过私人收藏展览后投入到收藏中来的。
私人收藏品同广大公众见面，把个人的收藏行为融于社会大文化之中，这在当时是一种破天荒的壮举。随着展览的逐渐增多，展览的品类从大众收藏品发展到传统收藏品，从现代纪念品到古代艺术品，从现代磁卡到玉器珠宝，越来越丰富多彩。展览的专题，从个人收藏的自然主题到收藏品整理的劳动成果，进而到为社会改革和建设服务，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服务，或者反映和展示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成就。展览的形式逐渐拓展，从个人展到几人联展，到地区交流展、全国展，直至大型的博览会。民间收藏品展览举办的数量逐年增多，质量与水平也不断提高，成为我国当代民间收藏热持续增温的策源地和助动器。
同时，收藏品展览也带动和促进了其他与收藏相关的社会活动，各种收藏交流会、联谊会、沙龙等纷纷举办。专题的、综合的民间收藏学术研讨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物专家、博物馆学者、资深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参加，产生了一系列推动民间收藏健康发展，指导 民间收藏不断进步的科研成果。收藏类的专著、图册、名人传记、鉴定工具书等，由各级出版社先后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争相出版，形成了一个收藏专业的图书门类。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台，从简单的消息报道，发展成专栏、专版。仅北京一地，开设收藏专栏、专版的报刊就达数十家，北京、中央电视台与收藏有关的栏目达十余个，一年拍摄播出的民间收藏专题节目达上百集。收藏类杂志现已开办了十余家，读者百余万。
收藏者借助广泛的社会活动，在收藏文化的交流中获取最佳的收藏信息，结识更多的良师益友，有计划地完善和发展自己。在我国的收藏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私人收藏与国家收藏的有机交融，使国家收藏进一步发挥了它的龙头作用和组织指导群众性文化活动的作用，全面地发挥了民族文化遗产历史积累和保护功能，第一次实现了民间收藏在科学指导下的持续进步，涌现出了大量指导民间收藏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成果，加强了这方面不断取得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民间收藏的社会化，展现出我国收藏事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大大缩短了我国民间收藏同国际发达国家民间收藏的差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促进民间收藏持续升温步入繁荣
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彻底打破了民间收藏平静的水面，普通民众从认识收藏品的商品价值入手，感知了它们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把自己当成了收藏的真正主人。新中国民间收藏的第三次变革，把纯文化的积累和保护转变成一种投资，实现了从现代收藏向当代收藏的转变。
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收藏品市场悄然兴起，并迅猛发展起来。一本没有花钱积累起的集邮册，竟能卖到几百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几经转手，其中一枚邮票就值数千元；一件农村老乡家的“佐料瓷罐”，可以卖到几十元(相当于一个农民一年分红得到的现金)，几经转手卖到上万元；一枚农村小孩扎毽子用的铜钱，可以卖几元钱，几经转手卖到数千元；甚至那些平时随手可得的烟标、火花、毛主席纪念章，也动辄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一时间，收藏可以致富的观念以极快的速度和广度在民间传播开来。收藏品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百姓不太富裕的生活现实所发生的碰撞，收藏带来的改善人们实际生活的直接经济利益，收藏品市场创造的广阔私人收藏社会空间，三者汇成一股强大的感召力和诱惑力，把越来越多普通人的视角吸引到收藏领域里来。收藏不仅是高雅的文化，也是可以增值的财富，是一种投资。进而，人们在谈论、感知收藏品特有的经济价值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这种经济价值的基本因素是它们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或者说是文物价值。为了获取收藏品的经济价值，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收藏的整个活动中去。实践告诉大家，收藏不仅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而且每个人都能做。
随着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自主选择性的加强，潜能得以充分地发挥与体现，普通百姓自发地投入社会大文化圈的欲望与兴趣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些曾经涉足收藏领域的老一辈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从恶梦中刚刚醒来，就以更大的兴趣和热情继续他们的收藏活动，一些受他们影响，有着同样爱好和兴趣的学生、朋友及其子女，也积极地加入进来。一些新兴的艺术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从丰富自己喜爱的艺术、专业工作出发，由简单的功用收集向有计划，系统的文化收藏过渡。一些人在同海外收藏家合作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收藏的兴趣和爱好，并积极投身到收藏活动中。一些新兴的企业家，为了提高企业的形象，弘扬企业文化，相继以较大的手笔投入了收藏。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等，在忙碌了大半生后，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感情寄托，于是。也饶有兴致地走进了收藏者的行列。
盛世收藏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普通百姓在保障衣食住行的基础上，有了从事收藏的经济余地；社会安定，广大民众心情舒畅，有了从事收藏的精力空间；社会交往和交流日益广泛，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疏通了民间收藏的社会化渠道；社会科学、文物与艺术品知识的普及，使人们收藏的志趣与技能得到了丰富与加强。于是，中国民间收藏大军在短期内迅速扩大，1993年时，有人估计中国的各类收藏者达1000多万人。2001年，著名收藏家陈宝定统计已达7000万人。私人收藏的品类在急剧增加，传统的古董、书画、古籍善本、明清家具、石玩的收藏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新兴的收藏品如钟表、相机、自行车、唱片、电话磁卡、粮票、文革品、纪念品、广告品、证章。以及自然界的奇石、根雕、动植物标本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据2001年统计，已达2000余种。
新中国民间收藏的三次历史变革，使其跨越了三个时代，实现了历史收藏、现代收藏和当代收藏的平稳过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民间收藏家、收藏组织的成长和转变
新中国民间收藏的三次变革，使私人收藏不再是一部分人的文化行为，成为全体国民可以从事的一种文化领域，使民间收藏家与收藏组织不断在否定和奋争中成长。
私人收藏是人民的收藏、民族的财富
新中国和旧中国私人收藏的首要不同是其社会性质的改变，官僚的、富人的、知识分子的收藏，让位于人民的收藏；私人的家产，被赋予民族财富的桂冠。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里，普通百姓涉足收藏的人并不多。当时新兴的收藏家大体分成五部分：一部分是原先就接触了许多私人收藏家，或者陪同收藏家参与了一些收藏活动，也有的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较快，或者处于某种文化氛围之中，例如旧官僚、地主家中的佣工，旧古玩店铺中的伙计等。第二部分是普通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懂得文物的价值，在旧社会，他们缺少的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新中国给他们创造了这些条件。在这部分收藏家中，也有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中下层军、政、商人和企业主。第三部分是新时代的收藏者，他们以青年学生和初被扫盲的革命积极分子为主，例如一些青年团的骨干。他们有着较强的革命热情和现代文化观念，积极收存革命的、时代的纪念品、艺术品，以及一些历史的资料和遗物等。这种收藏活动在当时并未形成气候，有些人也许很快就中断了收藏。第四部分是旧中国战后仅存的收藏家被当作革命的胜利果实保留下来。第五部分是革命队伍里的儒雅之士、喜欢古代艺术品的干部学者、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等。这些收藏家被人们称为新时代的“红色收藏家”。
私人收藏社会性质的改变，重要的是收藏观念的更新。新中国成立前的收藏，虽然也有的收藏家为国家收藏、为民族收藏，但是主体上还是为自己收藏。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收藏的主体是人民，人民的收藏说到底还是国家收藏 的一部分，是民族收藏的一个分支。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私人收藏的最终归宿便是捐赠给国家。
据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等撰文介绍：“1951年2月2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信给当时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友人送给他的明代学者王夫之的手迹《双鹤瑞舞赋》卷由文物局转交故宫，……1952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还将另一位友人赠送的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送给故宫。……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唐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主席。1958年，毛泽东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此帖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各方面的学者专家、艺术家及知名人士，纷纷捐出自己的珍藏。截至到1999年，“50年来，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者达573人，捐献文物总数21875件”。
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讲：“就拿我们上海博物馆来说，收藏文物百万件，这其中至少有10％的上等级文物来自800余位民间收藏家的捐献，数量多达1.1万件。近年来，又有不少收藏家愿意把自己的珍藏捐献出来。从一定的意义讲，没有这些民间收藏家，就没有上海博物馆的辉煌。”
此外，新中国前30年形成的著名收藏家，先后捐出自己的藏品。支援国家博物馆建设。如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国务委员方毅、地质部部长孙大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天津市副市长周叔驶、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以及著名陶瓷学家陈万里、历史学家商承祚、周一良、周少良等，先后将数十年甚至数代来之不易的家藏珍品捐献国家不同的博物馆。
新中国的前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收藏家身体力行的带动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捐献文物热潮，使新中国公藏博物馆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私人收藏是为了时代和国家
新中国私人收藏的目的或者说方向的改变，前30年并不明显。只是责任与兴趣、保护与鉴赏、实用与收藏比重的客观调整，多一些的是责任、保护和实用。很多人是以主人公的姿态看待收藏品，不愿看它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内被毁坏、流失；有些人意识到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自己不收藏就不会有效地把收藏品保护起来；有些学者纯粹就是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这里有一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收藏品的属性，它们是历史时代的精华，国家的珍宝，不再纯粹是私人的家财。即使是旧中国沿袭下来的收藏家，家财的观念也开始松动，有的甚至彻底发生了改变，进而无偿捐赠给国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大众收藏，最初的收藏目的仅仅在于满足兴趣。有些人的收藏目的性很淡薄，这才有了当时的大规模的物物交换、无偿赠送。直至90年代中期，古旧钟表、老式照相机、月份牌、招贴画、电话磁卡甚至钥匙、算盘、筷子、酒瓶、啤酒瓶盖等，都成了人们的收藏新宠。
伴随着民间收藏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民间收藏历史和传统收藏的了解，同公藏博物馆的接触日益频繁，新兴的收藏群体开始讨论收藏的目的和意义。当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仅收集不整理，不能称为收藏，只是采购员；只收藏不研究，不能称为收藏家，只是保管员”。收藏的目的就是收集时代的精华，组成文化的系列，研究探索收藏品的文化内涵、时代意义、生存发展环境与条件、专业特色以及历史作用和影响等等，为国家集宝、藏宝、护宝。进而，还引发了有关民间收藏目的和意义的讨论。北京召开了首届民间收藏学术研讨会，主题就是“民间收藏与收藏文化”，正式出版了文集，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
改革开放冲破了一切左的束缚，传统收藏继大众收藏兴起之后，很快在新一代年轻人中以捡漏为突破口，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其速度之快、深度之广、影响之大超出了所有大众收藏品类，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各地的收藏群众组织中，古董专业委员会最初只有十几个人，但很快发展到本社团第一大专业委员会。北京收藏家协会古董专业委员会的人数，占全协会总会员数的50％以上。还有相当多的传统收藏者没有加入协会。传统收藏的目的经过新中国50年风风雨雨的洗礼，到20世纪末，形成了中国当代成熟的民间收藏观。
当代中国民间收藏的目的和意义，是以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的优秀遗产为基础，吸收当代大众收藏的积极向上的观点，借鉴国际发达国家民间收藏开放成熟的理念而形成的收藏观。这种观点可以表述为；民间收藏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以收藏者个人或家庭为基础运行的社会积累与保护文化，是一种有别于公藏和国家运行的对文化遗产再利用、促进步的私人和社会团体的自觉教育文化，是一种充分发掘个人和社会潜能与资源的国家文化。民间收藏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积累和保护文化艺术的某一个方面，广泛实施社会的自觉教育，弘扬国家的某一方面时代精华，达到自我的完善与突破，为社会和民族的进步作出贡献。
正是在这样的收藏观指导下，才有了最近20年火热的民间收藏展览展示活动，私人和团体收藏馆、博物馆应接不暇的创建，新的民间收藏品慷慨捐赠行为，民间收藏报刊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面世的景象，中国民间收藏整体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
私人收藏成为人际交流的媒介、资本文化的基石
不管是玩物丧志，还是收藏陶冶情操，传统的收藏功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已受到猛烈的冲击。在前30年缓慢的发展中，为国家护宝、为民族献珍、为工作收藏成为主要的观念和指导。
改革开放初期，大城市的人们在完成由谈论政治向欣赏交流收藏品转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个收藏角。北京的西单、月坛公园、大栅栏，上海的福建路、城隍庙福佑路，天津的沈阳道，广州的带河路，武汉的青年路，等等。这些收藏角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时间，人群不断扩大。一开始来的多是藏友，后来看热闹的比收藏者多。藏者之间交换的，开始是收藏经验和心得，后来是物物交换，互通有无。渐渐的，有了讲演者，即收藏者中较有成就的人，讲演的内容以收藏心得经验为主。再后来，几个收藏者应公园、工会等的邀请，举办形式简陋的收藏品展览。参加收藏角交流的首先是毛主席纪念章，继而是邮票和纪念封，后来是烟标、火花、酒标、门券、古钱币、票券、香烟画片、报纸、旅游图册、钥匙链……一发不可收拾。
伴随着民间收藏群众性自发的交流、展示活动的增多，民间收藏社团组织呼之欲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是中国地方收藏社团创建最为活跃的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成立省、市级的综合性收藏组织。据著名收藏家陈宝定先生统计，全国综合性收藏组织至2000年已达200个，此外各地还有集邮、钱币界、集报界、藏券、毛主席像章等各类专项收藏组织数以千计。在收藏组织的积极工作下，各地的收藏联谊 活动更加频繁紧密。
新中国民间收藏社团主要由三个部门和收藏家发起成立。一是地方工会，最初的大众收藏组织一般由工会负责，成立联谊会，有的叫收藏欣赏联谊会，有的名为工人收藏联谊会，有的叫某某(收藏品)收藏联谊会。二是文联(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的地方是社科联(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这是一大部分，在中后期较多，社团名称多为收藏协会。三是地方文物管理部门，有的是文物局，有的是文管会，还有的是博物馆，在全国收藏类社团中并不占多数，名称多为某地收藏家协会。此外还有邮政系统、钱币协会、博物馆学会、新闻出版单位等组织的专业收藏组织和委员会。
民间收藏社团的建立，为收藏者建立了一个家和一座桥梁。收藏社团都有一个办公地和活动中心；有了专门的召集人和活动策划及组织者；有组织工作和活动资金，有一个收藏组织就会创办一份会刊，有的是刻蜡版油印，有的是铅印，也有的是胶印，总之有了收藏者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了推动地区内、跨省市和国际交流的机构，以及开展收藏活动、信息传递的计划和总结，形成了民间收藏功能转换的最后一块拼图。
20世纪90年代，上海、北京、成都、哈尔滨等城市的收藏家相继宣告成立私人收藏馆。尤以上海为多，如算盘、火花、烟标、茶壶、砚台专题藏馆等。这些藏馆与尔后建立的私人博物馆有很大区别，主要依托家庭建立，无独立展所，陈列多是藏品的堆积。这种自发的收藏馆无需申报审批，一般只是在报纸或电台发个消息，举办一两次小规模的藏友交流或聚会，经常接待一些收藏者或采访者的小规模造访。在这里，收藏馆的主人尽管身份和工作还是工人、教师或干部，但他已经把收藏作为自己同社会、藏友接触交流的媒介，作为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私人收藏馆曾经是我国20世纪末民间收藏的一条风景线，不仅是报刊、电台、电视台的重要介绍对象，而且承担了国际上接触和了解中国民间收藏的一个重要窗口。
1993年12月25日，北京市文物局拟定的《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实施，为行政主管机关审定博物馆的从业资格提供了法律依据。据此，1996年10月31日北京市文物局正式批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古陶文明博物馆、遗箴堂金石碑帖博物馆和何扬吴茜现代绘画艺术馆的筹建资格。这是新中国首次经国家行政主管机关依法批准的非公有性质的博物馆。民办博物馆使私人的收藏行为转化为社会行为，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注，同时服务于社会。收藏家们除了将藏品捐献国家外，又多了一种将收藏回报给社会的选择。
注册民办博物馆(亦私人、私立、非政府办等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国家鼓励博物馆所有权的多样化。几年间，先后有一些民办博物馆出现，如企业办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南油地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中国紫檀博物馆、昆明翰荣轩文化艺术博物馆；股份制的广东中山蝴蝶博物馆、北京炎黄艺术馆等。
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为民间收藏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民间收藏真正走上了正轨。收藏者在收藏品市场和交易中，在港台收藏家的带领下，懂得了收藏也是一种投资，而且是国际上重要的文化投资。以此为标志，中国当代民间收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同国际接轨的新阶段。
三类市场
新中国民间收藏品市场发展的前30年是统购统销的国家市场。国家办有文物公司、美术公司、工艺美术公司、民间工艺美术公司、邮政公司、钱币公司、典当公司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保留的私营收藏品经营户和企业，经过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后来逐步消失。80年代以后，个体私营收藏品市场开始出现，以后逐渐发展起来。为方便读者，现在将其分为低、中、高三类市场予以叙述。
低端市场：地摊
民间收藏品的低端市场是指地摊市场，就是当时的黑市、早市、鬼市和现存的收藏品市场。这类市场的崛起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文物、工商、公安等机关，像后来市场管理流动商贩一样，抓一批，又来一批，轰走一拨，又来一拨。最后，由办事处出面，组成相对规范的早市或星期天市场，才使这种收藏品市场虽不合法，但可以运行。
这些小商贩自知不合法，但开始有人管，后来渐渐不管了，所以积极性非常高。他们当中，一开始是城里人多，大众收藏者多，败家子多。后来，农村的人和古旧传统收藏品多起来。进而，城市里的收藏者到农村找寻收藏品，农村人携带收藏品到城市街道上摆摊择价而售。邮票、钱币等以前用物物交换、交流的小型自发聚会，发展成邮市、币市。短短的几年间，出现了专事收藏品买卖的“新古玩商贩”、新收藏品市场、新古董文物市场、新书画工艺品市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地摊临时市场，都是百姓买得起的低价大众市场。有很多市场就和百姓生活市场，副食市场、小百货市场连在一起。
这种地摊市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大众收藏者和新投入传统收藏的年轻人是收藏品市场的常客。这种市场一般开始人不多，但发展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形成规模。北京潘家园市场四次迁扩场址，最能说明问题。
这种地摊市场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发起，很快波及全国省会城市和中等城市，有的县城也办起来，旅游景点也开了收藏品一条街。当时，北京著名的除首推潘家园市场外，还有报国寺市场、月坛市场、华威桥市场、东单市场、水碓市场、黄庄市场、卢沟桥市场等。从全国来看，上海的福建路、东台路、浏河路，天津的沈阳道、重庆的中兴路、河北的霸州、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中山东路、山西太原的南宫、辽宁沈阳的南湖、江苏南京的朝天宫等等。这种地摊市场初期真品居多，越往后来赝品越多，甚至邮品、钱币、火花等大众收藏品也有造假，但是收藏者还是可以淘到宝贝。
这种地摊市场实际上就是一所收藏大学校，收藏爱好者可以在休闲逛市场的过程中，了解收藏信息、接触藏友、认识藏品，学习挑选、鉴赏收藏品的技能和方法，接受传统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培养艺术素养和藏趣。新中国后30年成长起来的收藏家，大都得益于这种地摊市场，是这种低端收藏品市场走过来的毕业生。
中端市场：古玩城
地摊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工商部门注册批准的封闭型收藏品市场在全国各地开始出现，而且发展很快。它们最初以传统的古玩市场为模板组建，但又是在地摊的基础发展起来，所以两者的成分都有。一方面，它们是一个规范的固定市场，一般由街道办事处组办，每天营业，有营业执照和字号，有固定门市(很简陋)或柜台，纳税并交纳一定管理费和租金。其中，小的市场有几十家，多的达几百家坐商。另一方面，这种市场开始并不符合当时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