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如果在好几年前敢于提出这样的题目绝对是一个挑战，很可能招致社会的非议。但是在今天，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商业与公益合作的火热发展趋势已经不可抑制。
　　有人把商业与公益合作产生的新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等等，称为第三部门的新形态，或称为社会经济。有的学者形象地把由慈善到商业的融合比喻为一个光谱，一段是纯慈善，另外一段是纯商业。而在中间偏向纯慈善的是社会经济，包括社会企业、社会投资等等；偏向纯商业的是包括社会企业责任、社会责任、投资等等。问题在于社会在观念和认识上对商业与公益能否真正的合作，公益与私利能否双赢，存在疑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经济目标可称之为利，社会目标可称之为义，一般人认为利和义是对立的，两者很难融合。
　　但事实上，占据中国文化传统地位的儒家却并不这样认为，孔子并不反对追求富与贵，而是反对不义而富且贵。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社会中发展出儒商一脉。在一百多年以前，一批有远见的企业家，就萌生了财富公益的观念，把发展企业与履行社会责任、投身社会公益结合了起来，早在1924年就提出了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到本世纪初，随着对安南推出全球契约这一号召，号召企业成为负责任的企业的响应，市场在追逐经济目标的同时，也思考着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目标。
　　在另一方面，公益慈善组织基于自身的发展考虑，不仅要通过市场得到更多的经济资源，也需要在市场中扩大公益文化的影响，努力摆脱传统慈善的束缚进行创新，尝试利用商业手段作为公益组织壮大和发展的动力，从而实现其社会目标。
　　光谱的两端在向中间靠拢，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就是这种融合的新形态，也或者是新的公益形态。
　　事实上。包括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与社会企业在内的很多商业领域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对于企业来说，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具有深层次的高度关联。企业要发展壮大，就要改变思路，去创造可以共享的价值，而不是分享已经创造的价值。通过发现社会需求，做大整个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蛋糕，社会问题是巨大的潜在的市场，如医疗保健、改善住房、增加营养、加强金融安全、减少环境破坏等等，都可以说是全球经济中尚未得到满足的最大需求。
　　其次，重新审视企业的价值链，有效地解决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如健康与安全、工作环境等等，不仅可以为企业节约成本，还可以增加社会价值，这就是扩大整体的共享价值。
　　当然，公益与商业结合的外部环境也非常重要。从世界范围看，新世纪以来，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倡导确立了社会责任的标准，一些国家政府引导资本市场的指引，以至消费者意识的改革等等，都营造着一个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
　　当前公益与商业的结合面临的主要挑战，首先是全社会价值的认同。其次是外部的政策支持和自身运作的策略技术。社会企业也好，社会投资也好，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它体现了一种新的市场伦理，资本价值，商业道德和社会意识，表达出当今时代人们对新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追求，这是文化和精神力量的传播。对于社会变革和进步，在今天的中国的影响绝不能被忽视和低估。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融合公益与商业的社会经济新形态，在全社会认同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回归本位后的再协调下，在日益增多的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企业掌握了更为成熟的社会经济活动策略和技术的状态下，中国社会公益与商业合作的前景令人期待。由此派生的社会经济的新形态发展方兴未艾，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必将充分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