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世纪敦煌无遮斋会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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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8—10世纪,敦煌出现了冠以“无遮”之名的佛教斋会,用于祭奠先亡、印沙和石窟庆典等;由于地域和人口的限制,虽然内容广为涉及,但规模不可能与帝王和国家级道场的无遮大会相提并论。印沙和石窟营造落成庆典等的“无遮”,体现了敦煌特色的地域文化与时代风貌。
  关键词:敦煌;无遮斋会;印沙;庆窟
   中图分类号:B945;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2-0001-08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Wuzhe Ceremonies
  in 8-10th Century Dunhuang
  MA De1 JI Yingxin2
  (1.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2.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From the 8th to the 10th centuries, a type of Buddhist ceremony known as wuzhe ceremonies that served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mourning the deceased, making statues and stupas from molds and celebrating the completion of cave construction appeared in Dunhuang. Wuzhe means “uncovered” or“unconcealed” to indicate that all members of society we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and would be seen as equals within the ceremony.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ocal geography and population, even though the contents covered by the ceremonies were great, the scale of the Dunhuang version could not compare with the imperial or national-level wuzhe ceremonies. Furthermore, the repurposing of these gatherings for the purposes of making Buddhist statues and stupas and celebrating the completion of cave construction evince features of regional culture that was unique to Dunhuang.
   Keywords:Dunhuang; wuzhe ceremonies; making Buddha images on sand; celebrating the completion of cave construc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序:无遮大会的由来
  法会为佛教仪式之一,又作法事、佛事、斋会、法要,通常是为讲说佛法及供佛施僧等所举行的集会,或设斋、施食、说法、赞叹佛德,以供养诸佛菩萨。法会起源于印度,自古盛行且种类名目繁多。佛教传入中国后,东汉时即有皇帝斋请僧侣行斋会之事,光和三年(180)汉灵帝于洛阳佛塔寺饭诸沙门,悬缯烧香,散花燃灯。设会讨论佛义、讲经等,以达祈福增慧之目的,称为千僧会、万僧会。
  佛教法会中规模最大者当推无遮大会,由帝王所施设的一种佛教大斋会,又名无遮会、无遮施会、无遮斋筵、无遮祠祀大会。“无遮”意即宽容而无遮现。无遮大会提倡广结善缘,不分贤圣、贵贱、上下、僧俗、智愚、善恶,都一律平等对待,平等行财施及法施。此风始于印度阿育王,曾广泛地流行于印度及西域。多行于春季,聚集远近会众,进行种种供养。会期有时长达三个月之久。法显《佛国记》云:“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皆来云集。集已,庄严众僧坐处,悬缯幡盖,作金银莲华着僧座后,铺净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养,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时。王作会已,复劝诸群臣设供供养,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乃至七日。供养都毕,王以所乘马鞍勒自副使国中贵重臣骑之,并诸白[叠毛]种种珍宝沙门所须之物,共诸群臣发愿布施众僧。布施僧已,还从僧赎其地。”[1]7世纪时,印度戒日王曾邀玄奘参加曲女城举行的无遮大会。《大唐西域记》卷5羯若鞠阇国条记:“于五印度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储饮食止医药,施诸羁贫,周给不殆。圣迹之所,并建伽蓝。五岁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唯留兵器,不充檀舍。”[2]届时倾竭府库,惠施众生,唯留兵器不予布施,可知设此会当耗巨资。齋会印度五年一设,故亦名五年大会。
  中国的无遮大会始于梁武帝。《梁书·武帝本纪》载:中大通元年(529)九月梁武帝“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僧俗四众)无遮大会”,召集僧俗五万人参与;中大通五年又于同泰寺设无遮大会,武帝亲自讲《金字般若经》。此即视为中国无遮法会(或曰无遮斋会、无遮大会)之始。至唐代,懿宗曾在禁中设万僧斋。时,帝升座赞呗,长眉尊者来应供,凌空而去。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正月设千僧斋于大内,施千袈裟、千《金刚般若》,荐慈圣太后福。此为后话。
  阿育王也好,梁武帝也好,作为帝王组织和主持佛教法会,不仅仅是佛教本身走向社会的重大变革,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接受佛教的历史性转折,目的就是通过帝王认可和推行的合法行为让佛教社会化、社会佛教化。这是佛教传播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进步的需要。当然也不排除帝王个人在功利方面的因素。   传梁武帝《东都发愿文》的敦煌传承
  敦煌遗书P.2189被认为是梁武帝时期的《东都发愿文》抄本,全文169行,首缺,尾全。国内外众多前辈专家已经做过许多研究,侯冲先生对此做过梳理和总结,并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新的观点[3],兹不赘。抄本中明确提到“无遮大会”(说明:本文所引敦煌遗书均按原抄本分行录文,不另作注):
  (前略)
  111. 又愿以今日无遮大会[功德],若有
  112. 一豪(应为毫,下同)随喜、一豪欢助者,弟子萧衍今日舆此一切
  113. 等共和合,无分别想、无分别财,共成一物,一共一会,一心
  114. 一忆(意),愿此二随喜欢助者,各各令爰(圆)。今日无遮大会功
  115. 德,满足如是大愿,满足如是大功德,满足如是大智
  116. 慧,满足如是大神力,满足如是不思议无上大果。[4]
  (后略)
  这段话连续重复“无遮大会”,强调其主题份量之重。《东都发愿文》卷末有题记云:
  (前略)
  166. 大统三年五月一日中京广平王大觉寺涅槃法师智严供养
  167. 東都发愿文一卷,仰奉明王殿下,在州施化斋于友称
  168. 之世,流润与姬文同等;十方众生含生,同于上愿。
  169. 令狐烋宝书之。[4]288
  由于卷尾题记中的年号(西魏)与地点、人物(北魏及东魏)都比较混乱,故研究者多视为伪作。然从题记看,写卷时代应该比较可信。本卷抄写者令狐烋宝,应该是敦煌本地的写经生,字体上看年代也不会有误。这就是说,在梁武帝的时代,他的佛教法会的发愿文就在大江南北广泛传播,至少在西魏治理下的敦煌地区也有“供养”。这说明,虽然敦煌早期是否举办过无遮大会不得而知,但相关的文献及其所涉及的活动内容,早就为敦煌地区所熟知。这也就为后来从事这一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P.3183 《天台智者大师发愿文》:
  1. 弟子某甲今日
  2. 以此读经念佛种种功德,回施四恩三有、法界众
  3. 生,回向无上菩提、真如法界。愿共法界诸众生
  4. 等临命终时,七日以前预知时至,心不颠倒,心不
  5. 错乱,心不失念,身心无诸痛苦,身心快乐,如入
  6. 禅定。遇善知识,教称十念;圣众现前,乘佛愿
  7. 力,上品往生阿弥陀佛国土。到彼国已,获六神
  8. 通,游历十方,奉事诸佛;常闻大乘无上
  9. 微妙正法,修行普贤无量行。愿福惠资
  10. 粮,悉得圆满,速证菩提。法界怨亲,同斯
  11. 愿海。摩诃般若波罗蜜。大王夫人{1}
  智者大师智顗,活动于陈、隋期间,他的事迹和著述在敦煌遗书中多有保存。此《发愿文》也应该是从江南传到敦煌,虽然未涉及“无遮”,但作为佛教斋会的内容和形式,在敦煌也得到认可。同时,这个时代的佛教斋会应该与密教在敦煌的流传有关。早在西晋时期,“敦煌菩萨”竺法护就译有相关咒愿被认为是密教经籍[5];加上道教方术的盛行,佛道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民间共识,让咒愿与方术相结合,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同时,这个时期在敦煌石窟中就出现了密教题材的壁画[6],不过还一直没有发现这个时代敦煌是否有斋会活动的记载,更谈不上无遮。
  到了盛唐时期,密教活动已经渗透到全社会众生的各个层面和角落。敦煌遗书P.2940《斋琬文》(残卷,存首部序、目录、第一章正文),囊括佛教斋会活动的全部内容。抄写时间可能晚一些,但作为佛教斋会的指导性纲领性文献,出现的时间应该在盛唐时代密教流行之际。S.4642残存10件发愿文,即是《斋琬文》目录中有关对亡故亲人的追念的科目[4]124-138;其中保存了8世纪后期唐平安史之乱、与吐蕃及各民族政权混战的动荡期间,敦煌的各类佛教法会的内容{2},看来这个时代密教已经深入整个中国社会。
  敦煌官设道场、印沙等无遮大斋
  敦煌的佛教斋会活动,据文献记载,最早应该是出现在8世纪后期的唐蕃战争中,前述S.4642《发愿文范本等》云:
  (前略)
  180. 次有公等器宇恢弘,风骨
  181. 清邈;郁郁才艺,含琼吐金。衙官等掌方岳之喉舌,虞候也警卫军容;
  182. 将使谋诤疆场。孔自官吏道清楚,判禄尤闲。案牍已下诸官清台胜
  183. 名。耆寿等道心朗然。诸寺大德等戒香芬馥。莫不榴(留)光万古,泽被
  184. 一人;咸兴大心,志愿非小。此无遮大斋者,厥有意焉。囊属中原未清,逢
  185. 动兵草,周升不息,戎马生卯。岂非海内蒸(烝)人厌乱者矣!我皇帝于是淳
  186. 德远被,睿志遐通。擒虎排熊之豪,□鹰挚击之杰,莫不执剑争
  187. 先,援旗激奋;□神电转,祸乱烟清;华夏克宁,边鄙不悚。我节度使
  188. 有三日,今者虽国以治理,荒外未平,犬戎有犯塞之心,藜庶因难含
  189. 之急。不有持假福慧,善代年和,除危就安,宁过(遇)福庆?所以建大策,
  190. 立远图,使管内早镇,崇阐玄有;赞咏《大乘》,称扬《般若》。奉勋(熏)修于国
  191. 界,峻我皇阶;普貌念[于]疆场,壮我边鄙。厶副大使公素非因人,有恭节
  192. 制。遂指沩所管,唱导众寮。愿圣人去祸未萌,佐元戎开太平之路。
  193. 公且自下车此邑,风化大行。志(至)勤公门,不务私业;阴阳顺序,年盛岁
  194. 登;人无弊劳,马不伤骨;周围寂寂,介胄闲闲(间间)。颂庭草生东门,风耸{1}   (后缺)
   据李宗俊教授的研究,这份文书的年代应该是在唐肃宗时代,正值唐蕃陇右争夺战争期间,唐军在吐蕃的追逐下节节西退,河西的大片领土已经为吐蕃所有,而敦煌在唐人手中,唐朝的一众军政官吏(文中所及河西节度使、副大使等)在此舉办佛教法会,以祈求战争的胜利和国泰民安。这里也提到 “无遮”,旨在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共同藉此活动以增强凝聚力,共同抗击吐蕃的进攻。当然,这些活动并没有能如愿以偿,此后几年中,几任河西节度使相继被杀,敦煌很快也被吐蕃占领。这份文献成为敦煌地区最早举办无遮斋会的记载。
  吐蕃占领时代敦煌佛事活动频繁。除了专题如节日、出师、个人法会之外,一些包含有多项内容的较大型斋会,亦称“无遮”,可能是参与人员不限,如敦煌遗书P.2255V、P.2326等《檀那转经印沙等斋会发愿文》有云(依P.2255V原行):
  (前略)
  32. 夫越爱河,登彼岸者,其惟真知焉。示宝所灭化城
  33. 者,其惟妙力矣。虽光宅大千,弥伦百亿;四生咸度,万德皆
  34. 圆。曾无所济之功,是为能济者也。厥此焚宝香、列珍馔、
  35. 疗疗佐肃肃、缁侣诜诜者,曰何谓欤?则我当今圣主展
  36. 庆延(筵)、保愿崇福之所施建。伏惟圣主览图握镜,奉
  37. 天顺人;千圣重光,万邦一统。加以首出群表,位当一人;虽富九
  38. 年之储,虑阙三坚之福。由是□(仰)灵山而启愿,登凤阁以
  39. 宣威;百官顿首而从风,驿骑衔恩而出塞。使普天咸爇于
  40. 名(明)灯,转《金刚》而祈胜福;率土敬陈于法供,会列无遮。
  41. 冀千福庆于圣躬,万善赖于庶品。亦使峰(烽)飙不举,万里
  42. 尘清;四邻绝交诤之仇,两国结舅生(甥)之好。我圣君之良愿,
  43. 其在兹焉!其有昌圣君之化、副明主之主者,则谁
  44. 当之?有我皇太子殿下与良牧杜公爰须(及)节儿、蕃汉部落
  45. 使等皆凤清台阁,德映朝庭。我教授乃道迈□(澄)
  46. 滥,才当五百;并股肱王道,抚育黎黎。既奉谕言,宁遑安
  47. 处?遂乃躬亲处廓(郭),印金相而脱沙;崇设无遮,陈百味之
  48. 胜福。银函辟经,[转]万卷而齐宣;宝树鱼灯,秉千光而合
  49. 耀。胜福既备,能事咸享。谨于秋季之中旬,式建檀那之
  50. 会。于是击鸿锺(钟),召青目,开宝帐,俨真仪;供列席而
  51. 含芳,香叆空而结雾。当时也,金风曳响,飘柰之疏
  52. 条;玉露团珠,困禅庭之忍草。光翼翼,福穰穰,虚
  53. 空有量妙福长。总用庄严:我当今之圣主,伏愿
  54. 开南山之初劫,作镇坤仪;悬北极之枢星,继明
  55. 干象。储君愿遐龄永固,妃后乃锦苑长荣,大论保
  56. 富贵之欢,将帅纳无边之庆;五谷丰稔,千厢善盈;疗
  57. 佐穆如,居人乐业;龙天八部,翼赞邦家,释梵四王,
  58. 冥加福力。然后穷无穷之世界,尽无尽之仓(苍)生。并沐
  59. 良因,成登觉道。{1}
  (后略)
  转经是比较普遍的佛事活动,为众所熟知。印沙,即是用特制的雕刻佛、菩萨像的印板,在面积比较大的细沙堆上按捺印像,一般是在年初岁首之正月初进行。这是一项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活动,所以也称无遮;规模有限,参与者一般人数也不是很多,无疑是一项极富敦煌地域特色的无遮斋会。本文之所谓会列无遮,提到赞普多次,其他人物有皇太子、良牧杜公、节儿、蕃汉部落使、二教授大德、储君、大论等人,应该是9世纪前期的吐蕃时代,总体上看此类由吐蕃君臣捆绑在一起的“无遮”,也具有一定的皇家风范。
  到了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社会化的佛教活动一直得到延续,其中就包括无遮斋会。如敦煌遗书P.3978:
  (前略)
  4. 伏惟秀符人瑞,德契神机,抱山海深峻之谋,振金玉
  5. 铿锵之韵。志怀忠孝,运舜化于四方;道替昌图,扇尧仁于
  6. 八表。端明贯日,信义成风。高标报国之心,每蕴致君之业。
  7. 故得倾心精室,既当请圣之时;四部云臻,方值无遮之会。
  8. 司空神资直气,岳降英灵,怀济物之深仁,蕴调元之盛
  9. 业。……
  (中略)
  11. 伏惟军容名高卫霍,智掩孙吴;威佩晓霜,惠函春日,奉一
  12. 人而中良冠古,统十万而谋略光今。实圣代之贤臣,左唐
  13. 尧之盛化。……
  14. ……今临回骑,
  15. 路承喜庆之云;早达天庭,愿拜三台之叹。
  16. 今者令公治化,悬玉镜以子育黎元;至念翘成,静挽枪于
  17. 塞表;倾心佛日,信敬三尊,内外伽蓝,崇修不绝;度僧
  18. 尼而同鹿苑,继僧宝永续缁纶。设大会百味珍馐,必获
  19. 余粮之报;施珍财将献佛,得除八难三灾;焚宝香
  20. 以祈恩,永获金刚之体。{1}
  此无遮之会,应该是10世纪前期的曹氏归义军时代的某司空率兵出征时的一次法会,透露出众多的历史信息,如军容、回骑等;特别是最后一句是希望治化的令公“永获金刚之体”,似乎这位大人已经到了弥留之际。本文总体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现状,相关的问题我们将做进一步的研究。
  敦煌遗书P.2562《道家杂斋文》中也提到了“装(庄)严佛事,设无遮会”,但目前尚未发现道教单独举办无遮会的相关记载,推测应该是唐代密教与道教相融合,或者道教参与佛教名义的无遮会,从一个方面体现佛教斋会之“无遮”的意义。   莫高窟上的无遮大会及其意义
  从敦煌石窟和遗书中保存下来的资料看,敦煌的无遮大会多为石窟建成后的庆典。但在吐蕃时期及以前,虽然一些大窟在建成后都立碑记赞,留芳千古,但这些碑文中都没有设斋或举办法会的只言片字;从唐初的《圣历碑》、《李庭光碑》一直到吐蕃晚期的《吴僧统碑》、《阴处士碑》等莫不如此。而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敦煌遗书P.2762《张淮深碑》,系建成莫高窟第94窟而举行的庆典{2},为庆窟斋会(道场)之始:
  (前略)
  130. 是用宏开虚洞,三载功
  131. 充,廓落精华,正当显敞,龛内塑
  132.  释迦牟尼像并侍从一铺,四壁图诸
  133.经变相一十六铺,参罗万象,表化
  134. 迹之多门,摄相归真,总三身
  135.  而无异,方丈室内,化尽十方,一窟
  136.之中,宛然三界,檐飞五采,动户
  137. 迎风,碧涧清流,森林道树,榆
  138. 杨庆设,斋会无遮,剃度僧尼,
  139. 传灯鹿苑,七珍布施,果获三坚,十
  140. 善聿修,圆成五福。[7]
  (后略)
  与普通斋会不同的是,这里明显强调了“无遮”斋会这个概念。
  如前所述,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关于无遮大会的记载,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是由帝王组织或参与的“五年会”。而莫高窟第94窟是张氏归义军初期留守敦煌的沙州刺史张淮深建造的功德窟,窟内绘有巨幅《张淮深夫妇出行图》,实际上是佛窟名义下的张淮深纪念堂。藉石窟建成“大赦天下”,剃度僧尼,放良奴婢,举州大庆,让张淮深这个一直得不到大唐朝廷敕封的地方大员,扮演了“土皇帝”的角色。这同张淮深的《出行图》出现在神圣的佛窟之中与诸佛菩萨并列,所表现的心态是完全一致的。
  敦煌文书P.3542《某使君造窟设无遮斋会赞文》云:
  1. 厥今朱明半掩,令公钦慕于金田;炎景初临,使君倾心于
  2. 席侧。舍珍财于宝地,祈恩于三世之前。设大会举郡无
  3. 遮,焚名香而雾盖。八音竟凑,合渔梵而盈场;五岳
  4. 交驰,随钏铃而应众。宝宫列座,请鸡足之上仁;阖迎
  5. 幡花,官僚傾心而赴会者,为谁施作?时则有使君奉为某/事(原文此处从略)
  6. 伏惟使君,天生凤骨,应世超伦,文武双全,忠孝兼备。
  7. 故得精灵华蕊,历落宗枝,贞谦不闻于勤王,信
  8. 义靡亏而郊节。于是剖符千里,威佐百成,露冤播
  9. 于闾檐,善正传于帝阙。加以钦名智觉,虔仰
  10. 能仁,克意修崇,创成大窟,于中虔祷。不吝珍财,罄舍
  11.千般,功德斯毕。{1}
  (后略)
  P.3542首行“令公钦慕于金田”句,此令公即曹议金,公元926至931年使用此称号, P.3542成书及其所记大窟之建成即在此间。依其所记,这位因在莫高窟建成大窟而设无遮大会庆赞的窟主不是“令公”或曹氏归义军的某节度使,而是其属下的某“使君”,即公元928—931年间出任瓜州剌史或玉门军使的慕容归盈,所建为敦煌莫高窟第256窟。
  这份石窟落成庆典文书特别醒目地提到“设大会举郡无遮”。第256窟初建成时,为曹氏归义军初期,敦煌这个偏居一隅的弹丸之地的总人口也不过两万多点;当时曹氏在兴建“大王窟”第98窟时曾数次举办法会[7]115-119,但均不称“无遮”;而作为第256窟窟主的某“使君”也不是主宰归义军的最高长官,缘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举办 “无遮大会”呢?这恐怕也就只有敦煌的慕容家族才能做得出来!慕容氏原是活动于青海高原的吐谷浑族一支,在唐武周年间归朝后被安置到瓜州并成为敦煌地区新崛起的大姓豪族,与同居瓜州的曹氏家族并驾而立。曹氏继张氏主政瓜州归义军后,慕容氏成为瓜州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以至于稍后在其家族营造的榆林窟第12窟内,继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第94窟(张淮深,实际执掌归义军)和第100窟(曹议金)之后,绘制了敦煌石窟有史以来的第4幅《出行图》,即是身份和地位都低于前三位的非归义军节度使的《慕容氏出行图》。时值曹氏归义军初期,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新政权还没有摆脱困境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家族势力强于曹氏的慕容氏虽然在表面上俯首臣属,但不甘于眼前的现状,想利用一切机会欲取曹氏而代之。榆林窟的《出行图》便是公开的叫板,而作为曹氏时期莫高窟的首场“无遮”法会则更显嚣张。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直到40多年后的曹家第三代执掌归义军后,在重修的曹家大窟莫高窟第454窟的甬道两边,慕容家族展示着欲与曹氏平分天下的气势。
  公元940—942年(后晋天福五年至九年)间,曹元深建成了第454窟{2}。敦煌文书P.3457《河西节度使司空造大窟功德赞》(拟)即该窟建成后的法会祈愿文,其涉及的内容和规模都是无遮斋会无疑。但愿文正文部分并未提到无遮斋事,而在后面专门添写了两段,实则为移录已有的专用套语,其中第一段抄自早于它半个多世纪的P.2762《张淮深碑》:
  (前略)
  26. 参罗万象,表化迹之多门,报相归真,总三身而无异;方丈室
  27. 内,化尽十方,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榆杨庆设,斋会无遮,剃度
  28. 僧尼,传灯鹿苑。
  (后略)
  第二段抄自P.3542及其它佛教活动文书:
  (前略)
  31. 厥今朱明半掩,司空钦慕于仙岩;炎景初临,天公
  32. 主倾心而恳切。舍珍财于宝地,祈恩于世[尊]之前;设大会
  33. 举群(郡)无遮,焚名[香]而露盖。八音竟凑,合鱼梵而盈场;   34. 阖迎幡花,僧徒虔恭而赴会者,有谁施作?时则我
  35. 河西节度使 司空先奉为龙天八部,护莲府却殄灾殃;
  36. 梵释四王云,当今帝主,永治乾坤云,原照西陲[7]115-119
  (后缺)
  从P.3457对社会背景的各项描述看,这个时期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已经没有了初期的内忧外患而逐步走向稳定和繁荣,所以在抄写P.2762《张淮深碑》时也全句照录,“榆杨庆设,斋会无遮”在这里也显得十分突出,而且在补述的第31—36行里,专门强调了“设大会举郡无遮”,明确指出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无遮大会”。不难推测,曹元深建成莫高窟第454窟的庆典道场,是一场规模盛大的“无遮大会”,而同时力挺元深的则是尚在世的“国母天公主”。
  敦煌文献中记载的石窟落成庆典的无遮斋会仅此数次。虽然号称无遮,但敦煌弹丸之地,人口稀少,能到场的也不会有多少人。但石窟庆典“无遮斋会”展示出极为突出的功利思想,如祈求国泰民安的社会稳定与繁荣,多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同时也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而对石窟的所有者来讲,还有一种势力炫耀与震懾力,同时也是其家族祠堂式的永久纪念,适合在石窟这一本身即为社会化的活动场所举行。
  简单的结论:敦煌的无遮法会
  1. 敦煌的無遮大会并无任何帝王参与,但开始时也打着帝王旗号,无论是唐皇还是吐蕃赞普;
  2. 印沙是敦煌独具地域特色的无遮,可以看成是敦煌当地百姓一种娱乐性质的活动;
  3. 石窟落成庆典是敦煌特有的“无遮”,有明显的功利意识;
  4. 无论印沙还是庆窟,敦煌的“无遮”一开始就体现出佛教地域化、大众化、社会化的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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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C]// [日]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东京:大正刊行一切经会,1924— 1935:89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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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 [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302.
  收稿日期:2020-1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敦煌佛教社会史研究”(12XZJ002)
  作者简介:马德(1955-  ),男,甘肃省会宁县人,历史学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敦煌历史文化研究。
  纪应昕(1990-  ),男,甘肃省敦煌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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