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武乡县，是一块状似如意、地形狭长的小地方；它依太行含漳水，秉承了太行山的刚烈、黄土地的厚重、漳河水的绵长。武乡也是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血染的、十分厚重的圣土。1951年8月21日，毛泽东曾为武乡革命老区亲笔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到了我的故乡——山西省武乡县石盘乡牛家咀村。这就是养育了我的父母、兄长，造就了一代品格刚烈、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们的武乡啊？那条穿过林木茂盛、浓荫蔽日的林间山路，是父亲走过的吗？那峭壁上的窑洞和那窑洞前经历近百年风雨而依然耸立着的瓦房，是母亲住过的吧！那宽阔场院里的石碾子，是大哥坐过的吧！……
　　 “马背上的银行”
　　我的父亲王俊年幼时，家境并不十分殷实，但祖父睿智地送他读了书。祖父过世后，家里断了经济来源，父亲为了继续求学，在一所教会学校读完了初中。这些文化积淀为父亲及早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文化基础。
　　1934年，父亲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做党的地下联络与宣传工作。1936年2月，他开始组建共产党的地下武装。1937年国难当头之时，他号召大家“不做亡国奴”，并将其组建的武乡县游击队由地下转入地上。当年10月，编入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当时有外国记者报道说“山西决死队是一支中国最有文化的军队”。父亲历任武乡县游击总队书记、太岳区游击一团少校军需长等职。
　　1941年，父亲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转做党的金融工作，开始了他“马背上的银行”生涯。在一次过敌人封锁线时，驮着我党重要物资和各类解放区票据的大洋马受了惊，发疯似地奔跑着，马鞍上的重要物资快要掉下来了。前面有一段路要渡过齐腰深的冰冷河水，前有鬼子堵截，后有追兵，情况十分危急。父亲与马儿一起狂奔着，一刻不能停地、拼着命地用他那宽厚结实的肩膀顶着物资，不让沉重的大箱子滑落下来。最终，湿透衣襟的父亲成功地穿越了敌人封锁线，完好地保护了党的财产。那可是近一公里长、枪林弹雨的封锁线呀！
　　山西老乡家青石板下的“茅子”常有一人多深。日本鬼子时常闯进老百姓家，几个鬼子一起用刺刀将一个老乡逼进肮脏的“茅子”，将人溺死，从中寻找变态的快感。一次，鬼子包围了父亲所在的院落；此时，父亲保管着冀南银行太岳区行金库的数包银元，就在鬼子持枪闯入土院门时，父亲急中生智，将一包包银元抛入后院“茅子”里。鬼子撤离后，父亲在打捞和整理银元时，发现少了一枚。就是为了这一枚银元，父亲近乎掏干“茅子”，最后，纵身跳入“茅子”找到了它。父亲说：“这是党的财产，一枚也不能少的。”
　　柔美的母亲英勇的战士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永远像水一般的柔美和善良，甚至有一点柔弱。但母亲又十分坚定、机智和勇敢。
　　我的母亲马维屏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中峪村一个家境殷实的、红色革命大家庭。其几个叔叔在上师范学校时受到了党的培养。父辈和兄弟姐妹们无一例外地入了党，有的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母亲很小时就做儿童团和妇救会的工作，1939年2月参加了八路军，年仅15岁。参加革命的第二天，母亲就与大部队一起，急行军20余里。由于年龄小，在夜间行军时，老战士会让母亲拽着马尾巴。母亲说：这样可以一边行军，一边打个盹儿；但脚下一被磕碰就会醒来。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与母亲一起参加革命的另外两个同村来的小姑娘，很快返回了家。母亲说：她们二人至今还在村里；人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的，为了理想，要能吃苦、不怕牺牲，遇到困难要能坚持。
　　1941年的一天，日寇“扫荡”时将一个村的老百姓赶到山间的一洼水潭里，母亲就在其中。她机智地将钢笔埋在了一棵树下，又将剪发头拢起来，戴上了假的盘头卷。日本鬼子寻找共产党人时，常常要拽妇女的盘头卷，如果发现是剪发头，就认定是革命人。当时天已渐黑，鬼子不敢到群众中搜寻，只在山坡上用机关枪对着山坳水潭中的群众。母亲心想：绝不能等到天亮！
　　于是她轻声地动员和疏散着老百姓，把大家一一地安置在鬼子对面的山坡上。这时敌人发现被困的群众正在疏散。由于鬼子在夜间吃过不少八路军的苦头，因此，只敢放枪，没有敢围截。就这样，年仅17岁的母亲，只身率领着全村群众勇敢地冲出鬼子的包围圈。之后，母亲又独自回到被围的山上，在树下找回了那支心爱的钢笔。
　　母亲常说：党与老百姓有着鱼水之情。母亲在“抗大”学习期间身患痨病，有一次病得不省人事。是老百姓一村接一村地抬着担架将她从八路军一二九师医院送回牛家咀村疗养。那是奶奶第一次见到母亲。是奶奶的小米粥救治了母亲的病。
　　在武乡休养期间，母亲还做了武乡县中学的一名老师。母亲常常骄傲地对我们说，她曾荣获武乡县政府颁发的“优秀教师”称号。
　　琴心剑胆小八路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的前妈病逝。父亲毅然决然地把当时唯一而年幼的儿子——13岁的大哥王宝珍，带进了革命队伍。
　　大哥写得一手好字，个性沉静内敛，是在火线上入的党；17岁时任八路军连长。“抗大”毕业时，他坚决要求奔赴最危险、最残酷的抗日前线——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战胜利前夕、在东北战场上，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年仅19岁。1958年，人民政府追认大哥为烈士。记得我小时候家里保存着有周恩来总理签署的《烈属证书》。
　　抗日战争初期，妈妈的七叔（共产党员）正在读师范。七叔最喜欢妈妈，他教会母亲识字，向母亲灌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进步思想。在一次日本鬼子的“围剿”中，七叔被独自困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土屋里。弹尽之后，敌人的手榴弹每每投进土屋，均被七叔捡起、又甩向了敌人；最后，英勇就义。妈妈说：“那次，七叔一个人消灭了10余个鬼子。七叔最英勇！”
　　信仰和人民利益大于天
　　“回首视平生，顺逆伴始终，苦乐如梦幻，信仰贯神衢。”这是父亲临终前写的一首小诗。这首诗成为我的老师——河南美协、书协主席，中国美协理事，中国书法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谢瑞阶老先生的封笔之作。
　　我的父母在党的培育下，不仅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而且，在战争年代还先后失去了四个儿子。大儿子牺牲于抗日前线；二儿子在襁褓里便跟随着母亲南征北战，行军途中淋了雨、不幸夭折；还有两个儿子寄养在老百姓家，也不幸幼年夭折。然而，父母的一生却又如此坚定、坚强、宽厚、淡薄名利和善良。这都是源于他们有着从不动摇的信仰——中共党员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南分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河南分行副行长等职；母亲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南分行人事处和党委会秘书、处长等职。解放后第一次干部定级时，我父母的职级都定得很高。在之后的每次调整职级时，父母总是说：“别的同志职级低、生活很困难，一定要让他们先调整。”就这样，他们自己的职级从未调整过一次，直至离休。我知道，在他们的心里，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人民的利益大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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