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薛家湾有四大家族：柳、刘、高、何，村民鲜与外人通婚，算命术的沿袭遵循“父传子母传媳”的习俗。
村里的“算命元老”这样解释算命的秘诀以及它和科学的关系：三句好话暖人心。揣摩出求卦者想要一个儿子，他们就会说“钱是死宝，儿子是活宝”。总之，就是要“让人舒心”。
甘肃永登县城青龙山下，算命的摊位随处可见，一些摊主的身边竖着白底黑子的牌匾，上面写着“兰州市周易学会永登八卦研究所所长”、“永登县八卦研究中心主任”等，还有一位把“中国周易八卦研究院院长”写在小红布上，缝在上衣胸口的位置。
他们都知道薛家湾的存在，“那个住着蛮子的算命村”，说着嘴就立刻撇了起来，头摇得像拨浪鼓：“他们算得不准！”
从永登县城打车向西南方向，沿乌鞘岭余脉起伏颠簸的水泥路行驶十分钟后，就到了薛家湾，车费十五元。
“你咋还信这个？”载着我去薛家湾的路上，一位出租司机颇有点不屑地问道，“他们是吉卜赛人，能看面相手相，推测人的过去，但不能预测人的未来。”末了，他加了一句：“都是蒙人的。”
到达目的地，出租司机们绝不会轻易把车开进村里，“村子修得像个八卦阵，半天也转不出来，”乘客通常会被扔到村东北的土坡下，自行步行进村。
薛家湾村依坡势而建，地势西高东低，村里的路大都两米见宽，窄而弯，没有一条直线贯穿全村，村民的住房修建得也相当类似。经人两次指引后，我终于在第三次相对快速地找到了高作祯家的方位。
天 机
临近晌午，张一智在高作祯家门口等得有点不耐烦。他和朋友靠手机导航开车五个小时从西宁赶来，因为朋友信命，“孩子不听话居然来看算命的。”张一智抱怨道。
今年65岁的高作祯是算命村最有名的“神算子”之一。他的祖父“高蛮子”曾是兰州一带有名的“算命高手”，精通占卜、禳灾、鸟占，会摆81种桃花阵法，据传民国时常被兰州高门大府的军政要员请去算卦禳灾，还凭一己之力免除了永登全县的兵役。
张一智的朋友已经在屋里待了许久。抽过一根烟之后，蹲在门口水泥台阶上的张一智终于站起来踩灭烟头，决定闯进屋子去看个究竟。他才掀开门帘探了个头，就被高作祯轰了出来。
外人不能看算命的过程，因为会“泄漏了天机”。高作祯说，泄露天机最为算命先生们所忌讳，“祖辈相传都是这么说的，会遭天谴”。
为了看到算命的过程，又不让“天谴”发生，我提出让高作祯给我算一次，他同意了。
高作祯在桌子一侧坐好，我坐在他对面。他从皮包里拿出来一本用食品胶带层层包好的书放在桌上，透过胶带，可以隐隐地看到书名—《人生预测万年历》，“用了三十多年了，是祖传的。”他说。
他拿出一本绿底的小学生作业本，握着一支圆珠笔，让我报上生辰八字。我报了出生日期、时间和地点，他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他的字写得很慢，写完生辰八字后会翻一会儿书，再写下金木水火土等等命相，接着又从皮包里拿出第二本书，封皮同样被厚厚的胶带包着，但依然可以看到书封上画着一个观音像，上边写着“中国相术大全”几个字。他双手举着这本书，翻看了大概有一分钟，把书收起来放进抽屉，开始写批语。写了几句，他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书翻了两分钟，合上书再次放回抽屉里，继续写批语。
“八字很好，能成大业，受人尊重，心地善良，孝敬父母，给别人帮忙，事业很好，遇贵人很多，一帆风顺，晚景荣华……”他缓慢地在本子上写着，时不常会出现一些错别字，比如“凭本事活人”写成了“平本事活人”，“温和敦厚”则写成了“稳和东厚”。
全部写完后，他把本子拿起来甩到我面前，低着嗓子嘿嘿地笑了几声。我一边看一边念，念完后他又拿过去给我念了一遍，抑扬顿挫一字一句地念，念一句看我一眼，念完后再次甩给我，问：“怎么样，准不准？”
我又报了家人的生辰让他再算一次，说“这是我哥哥”。他算出来说“哥哥”事业上不太顺利，因为会遇到小人，直到32岁才能走上正轨。“那该怎么破解？”当我问出这个问题时，气氛开始变得有点尴尬—高作祯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今天看了好几个人，太累了，要休息了。他妻子也在一旁帮腔，说老头子今天太累了，破解不了了。
我突然想起村里人说，在薛家湾算一次命的价格在100元左右，于是便拿出200元钱放在桌子上，请高作祯一定再给算算怎么才能破解。他再次拿出那本放在抽屉里的书，翻了几页后写下了破解的办法—不要参加朋友的婚礼。很快又补充了一句：“要买一枚顺治年间的铜钱，放到钥匙链上，一辈子不能离。”
因为方言的原因，我追问道：“哪个顺治？”他一脸无奈，提高嗓门说：“历史怎么学的呢？清朝顺治年间的，康熙顺治雍正乾隆，顺序都不能错，不然没用。”
另 类
第一天进村时，我曾向薛家湾的村民打听谁是这里资历最深且算得最准的，得到的答案是—高作明。他是高作祯的堂哥，今年80岁，年纪太大再加上耳背，如今已经不再接待客人了。
我找到高作明时，他正和村里的一帮老人在村头晒太阳。就算将嘴巴堵在他耳边，他也很难听清别人说了些什么，我们只好在地上写字交流。得知我要算命，他伸脚抹平一片土，用拐棍写下“跟我回家算”。
在高作明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50岁的高金江。在如今薛家湾的算命人中，高金江已经算是很年轻了。初中毕业时，他就知道自己以后“不会是个好庄稼人”，于是跟父亲学了些生辰八字、八卦、麻衣相法后，也开始了出门四处给人算命的生活。高金江是后辈中“最有出息的”，这是薛家湾人对他的评价，所谓“最有出息”则是指谁家接待的外来算命者最多。
说话间，高金江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接通后，他一个劲儿地点头，说了很多遍“是”和“好”。挂了电话，他给正屋的铁炉子生起了火，说：“又来了一拨记者。”
互联网时代令信息的传播迅速且广阔，来薛家湾的记者人数也日渐增多，每隔一段时间，高金江就会接待一批记者，他评价记者们大多都是走马观花，“有的没来过就胡乱写。”他找出了特地为重要来访者准备的绿茶，平日里，他自己喝的是铁观音，“那个便宜些，怕他们喝不惯。” 常年在外流浪算命的经历，让薛家湾人在待人接客上分外热情豪爽。外人进家，不管认识与否先请进屋上炕，泡茶做饭，拿出的是最好的食物。哪怕是乞丐登门也不会施舍残羹冷饭，赶上饭点儿，也会请乞丐同吃。“我们也是出门人，知道出门的难处。”高金江说。
“走家子”，即出门算命，是薛家湾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自清乾隆年间建村以来，薛家湾人在甘肃永登当地一直都是“另类”的存在。
“据他们自己说，他们全家无论男女老幼至少三年要出门远游一次，否则全家便会遭到‘天火烧光’的严罚，所以，他们每年到处流浪飘荡，出门远游都是三五成群，足迹踏遍天涯，东边可以跑到山东青岛往海而归，西北可以到达新疆伊犁塔城为国界所阻……”1947年出版的《边疆通讯》上，作者竹天在一篇名为《中国的吉卜赛人—记甘肃永登的“蛮婆子”》的文章中对薛家湾做过简单介绍，这也是迄今最早的一篇研究薛家湾算命文化的文章。
在当地政府组织编著的《中国的“吉卜赛人”》一书中，对于薛家湾人“走家子”的生活则有更为细致的描述：解放前，薛家湾人十之八九没有田地，全靠举家外出算命为生，家里除了土炕再无其他家具，很多人家的门窗都是用泥巴糊上，“走家子”回来再扒开，有的甚至没有一间住房，外出返乡就住在附近的山洞破庙里。
这些场景至今仍能从在薛家湾流传的顺口溜中得到认证：“站破房，住古庙，铺的加沙毡，盖的旋风被。”
秘 诀
中午一点，高作祯终于吃上了午饭。此时，他已经接待了四波来算命的客人，算命的日程排到了五天后。但仍不断有电话打进来。在“好运来”的手机铃声响过之后，高作祯接起电话的第一句通常是：“哎，忙得很，接待不了，等等再来吧。”
他说，他的客人们全都是“慕名而来”，这个“名”就珍藏在他家厢房的一个柜子里。“都是客人带过来的。”他打开柜门取出几张已经发黄卷边的报纸，它们被整齐地保存在一个密封塑料袋里，打开袋子，仍有一股油墨味道冲出来。
最先被拿出来展示的是一份2004年的《南方周末》。那是一则名为《中国“吉卜赛村”？》的报道，作者是柴春芽，他形容高作祯“他的三角形小眼睛里藏着一丝狡黠”。如今，报道中写着“薛家湾著名的神算子高作祯”的地方，被加了一道粗粗的黑线。
和那则报道中的照片对比，高作祯家的电视、钟表、桌子等屋内装饰和如今几乎没有变化，倒是高作祯显得老了不少。他嘿嘿笑过后一把摘下帽子，“太费脑筋，头发都掉了，累得很！”
至于算命的秘诀以及它和科学的关系，高作祯的解答很简单：“三句好话暖人心。”揣摩出求卦者想要一个儿子，他们就会说“钱是死宝，儿子是活宝”，“算出你命犯桃花，总不能当着你爱人的面说出来，”总之，就是要“让人舒心”。
在那篇1947年的文章中，对这一点也有描述：他们对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心里都摸得头头是道，他们第一次见你面时，便会让你心悦诚服喜上心来。如果你是老年人，他一定会说你儿孙满堂、百年长寿、大富大贵；如果你正值青年而未婚，他又会说你妻命很好；你是学生，他又说你有功名，有贵人扶持；即便是你讨厌他，他也会说你心直口快……
如今，即便是自称“不会算卦”的薛家湾人，在闲聊中也会承袭着这样的语言风格，他们会随口蹦出几句算卦术语，大多是夸人面善，“看你的面相就知道是个热心人”。
“我们就是良好的心理医生。”高金江更加直接地给薛家湾人下了定义。“有些病要开刀，有些纯粹就是心理病，开刀住院的病自己治不了。”高金江说，自己可以从心理的角度给人治病，通过语言沟通达到效果，当然，前提是心诚则灵，“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做，哪怕我的话是错的，我又不可能让你偷盗，让你干坏事。”
身 世
“单纯地把薛家湾的算命文化归为迷信，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柯杨说。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的柯杨1983年第一次来到薛家湾。“从小就听说过薛家湾算命，小时候在兰州的街头也见到过。”但柯杨本人对算命不是很感兴趣，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薛家湾有吉卜赛人”，柯杨才来了兴趣，因为，“做一个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比算命课题更有意义，”于是，他便带着三个毕业生去了薛家湾做田野调查。
“太穷了！”今年81岁的柯杨回忆起进村第一天的感受，“其他村子里，村民的家产都置备得比较齐全，薛家湾人就相当简单，进屋之后就一个炕、一床被子，再有就是存粮食用的缸，几乎没有闲置的家具。”
当时，还沿袭着“走家子”生活方式的薛家湾人大概占全村的三分之一，而关于薛家湾人的身世，在当地则流传着很多说法：一种说他们是上古舜帝时期流亡而来的苗族后裔，但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他们是从波斯徙来的吉卜赛人，因为，他们不喜定居四处流浪算命的习俗确和古老的吉卜赛人颇为相似。
文献方面，1947年《边疆通讯》上的那篇文章、1953年版的《永登县志》和1982年在《甘肃文史资料》刊登的《解放前永登的算命婆》一文，都认为薛家湾人是少数民族。
柯杨带着学生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经他判断，薛家湾人并非苗族，也不是吉卜赛人，他们的民俗传承和特点都与汉民族无大异。
在去薛家湾之前，柯杨听说当地人有一种用于彼此交流的特殊语言—“绍句”，但当他进村后，村民却都说自己不懂“绍句”。后来彼此熟悉了对方才坦白：因为破四旧的影响，他们一般不会对外人讲“绍句”。
在详细地研究了“绍句”的组词规律后，柯杨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职业隐语，而非民族语言，例如，打卦测字叫“课巾”，禳解叫“丢术”，我叫“贺秦”，看叫“交合”。“我在村里住了一个半月之后，水平已经能赶上当时的青年人，”柯杨说：“也许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绍句’水平还不如我。”
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柯杨还发现了薛家湾的另一个特点—不爱存钱，赚来的钱主要用来“吃掉、吃好的”。由于常年在外算命，薛家湾人知道外边很多好吃的。当时，有个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薛家湾人：“他们哪怕背一辫子蒜进永登卖八分钱，也要花一毛钱下馆子。” 尽管将算命当做谋生手段，但当时，薛家湾的村民却从未试图给柯杨算命，“我自己也没有要求过。”
如今的薛家湾，还有不少人记得柯杨，并将他视为“神”一般的存在，因为出身中医世家的他在村子里给很多人治好过胃病，还向上边打报告给村里挖了一口井，“手续是从省里一级一级批下来的，走遍了村里的每一个田垄，鞋底都磨坏了。”
提起这段经历，柯杨哈哈一笑说：“的确是给不少薛家湾人看过病，”但至于其他，薛家湾人都“习惯性地夸张了”。
失 传
在柯杨去薛家湾的年月里，薛家湾人一般不对外讲算命收入，“但肯定是主要收入，远远超过农业种植。”柯杨说。
如今，这一习俗依然在“部分延续”。尽管我在高作祯家算命时拿了200元钱，但对于算命的真实酬劳，高作祯的妻子依然回避，“给多少就是多少”。据邻居们判断，高作祯是本村算命最赚钱的，“小车经常停在家门口”。出租司机小赵曾送高作祯去过兰州算命，“肯定是给有钱有势的人算，光现金就给拿了两千六，烟酒都是咱没见过的。”
但对于如今的薛家湾人，算命收入已经不再是主要收入。
我到薛家湾的那天是2016年3月12日，正值春播农忙时节，太阳已经融化了前一天突降的大雪，庄浪河谷地里，世代以算命为生的薛家湾人绝大多数正在种蒜。
被邻村人笑话“连地都不会种”的薛家湾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蒜苗。蒜苗的生长周期为三个月，种植过程极为耗水，从播种到长成期间需要历经不下十次的浇水施肥。这些大蒜成熟后会以最贵每斤3块的价格被兰州来的菜贩收走，那些可以长到半米长的蒜苗则会被洗净、切碎，撒到滚烫的拉面碗里。
柯杨说，当时村子里那些上过学的年轻人已经基本上不学算命了，因为老师会在课上讲：“不要再搞那些封建迷信啦，上学念书才有出息。”
除了教育，现实则是薛家湾年轻一代不再学习算命的另一重要原因。
薛家湾有四大家族：柳、刘、高、何，村民鲜与外人通婚，算命术的沿袭遵循“父传子母传媳”的习俗。但是，再根深蒂固的习俗也拗不过时代的发展。如今，薛家湾人与外人通婚的越来越多，很多媳妇嫁过来除了要求有车有房，还要加上10万元的彩礼，即便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个人意愿也成了比传统习俗更有力的存在。
51岁的刘树花从庄浪河东岸嫁到薛家湾柳家，婆婆只试图讲了三天看相手艺就放弃了，因为她“不想再学了”。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全都在外打工，大儿子在北京做塑钢门窗，每年就春节回家一次，一个月能挣8000块钱。
今年73岁的柳世勋，是土生土长的薛家湾人，他从小就不想学算命，哪怕话一出口就换来父亲劈头盖脸的一巴掌，“太苦了，运气不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还不如在家种地。”
他的两个儿子和当下大部分的薛家湾村民一样，经营着几亩蒜田，收成全看成熟时的行市，“你说这事儿能靠算吗？那是老天爷的事儿，是天命，你能让老天爷多下雨吗？”说话时，柳世勋的孙子正拿着小本子坐在田垄上算账，种完蒜之后他将再次回到兰州打工，“有手艺的一个月能赚四五千块，农忙时候还得回来帮忙”。
在高金江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后，记者们走了，高金江一直把他们送到村里的主路上。他育有一儿一女，都是大学生，女儿毕业后在兰州卖楼，儿子在青岛上大三，他从未试图把算命的手艺传给孩子们们，“都上大学了，不教了”。
“你不担心算命这门手艺失传吗？”我问他，他和以往一样答得很干脆：“孩子们不学就不学吧。”说话间，路过门口“一干二净除旧习，五讲四美树新风”对联时，他点了一根烟。
回到家里，院子正屋下的阳光里，父亲高作明坐在马扎上，一双会写符掐咒的手正在熟练地剥着蒜种，颤巍巍的。
离开高金江的家，我去村东的土坡上待了一会儿，柴堆上、墙角里熟睡的土狗们没有冲出来朝着我习惯性地吠叫，我甚至能听到东面500米外货运大车碾过连霍高速的轰鸣声。
只是轰鸣声一过，薛家湾便再次陷入了沉默。
村里的“算命元老”这样解释算命的秘诀以及它和科学的关系：三句好话暖人心。揣摩出求卦者想要一个儿子，他们就会说“钱是死宝，儿子是活宝”。总之，就是要“让人舒心”。
甘肃永登县城青龙山下，算命的摊位随处可见，一些摊主的身边竖着白底黑子的牌匾，上面写着“兰州市周易学会永登八卦研究所所长”、“永登县八卦研究中心主任”等，还有一位把“中国周易八卦研究院院长”写在小红布上，缝在上衣胸口的位置。
他们都知道薛家湾的存在，“那个住着蛮子的算命村”，说着嘴就立刻撇了起来，头摇得像拨浪鼓：“他们算得不准！”
从永登县城打车向西南方向，沿乌鞘岭余脉起伏颠簸的水泥路行驶十分钟后，就到了薛家湾，车费十五元。
“你咋还信这个？”载着我去薛家湾的路上，一位出租司机颇有点不屑地问道，“他们是吉卜赛人，能看面相手相，推测人的过去，但不能预测人的未来。”末了，他加了一句：“都是蒙人的。”
到达目的地，出租司机们绝不会轻易把车开进村里，“村子修得像个八卦阵，半天也转不出来，”乘客通常会被扔到村东北的土坡下，自行步行进村。
薛家湾村依坡势而建，地势西高东低，村里的路大都两米见宽，窄而弯，没有一条直线贯穿全村，村民的住房修建得也相当类似。经人两次指引后，我终于在第三次相对快速地找到了高作祯家的方位。
天 机
临近晌午，张一智在高作祯家门口等得有点不耐烦。他和朋友靠手机导航开车五个小时从西宁赶来，因为朋友信命，“孩子不听话居然来看算命的。”张一智抱怨道。
今年65岁的高作祯是算命村最有名的“神算子”之一。他的祖父“高蛮子”曾是兰州一带有名的“算命高手”，精通占卜、禳灾、鸟占，会摆81种桃花阵法，据传民国时常被兰州高门大府的军政要员请去算卦禳灾，还凭一己之力免除了永登全县的兵役。
张一智的朋友已经在屋里待了许久。抽过一根烟之后，蹲在门口水泥台阶上的张一智终于站起来踩灭烟头，决定闯进屋子去看个究竟。他才掀开门帘探了个头，就被高作祯轰了出来。
外人不能看算命的过程，因为会“泄漏了天机”。高作祯说，泄露天机最为算命先生们所忌讳，“祖辈相传都是这么说的，会遭天谴”。
为了看到算命的过程，又不让“天谴”发生，我提出让高作祯给我算一次，他同意了。
高作祯在桌子一侧坐好，我坐在他对面。他从皮包里拿出来一本用食品胶带层层包好的书放在桌上，透过胶带，可以隐隐地看到书名—《人生预测万年历》，“用了三十多年了，是祖传的。”他说。
他拿出一本绿底的小学生作业本，握着一支圆珠笔，让我报上生辰八字。我报了出生日期、时间和地点，他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他的字写得很慢，写完生辰八字后会翻一会儿书，再写下金木水火土等等命相，接着又从皮包里拿出第二本书，封皮同样被厚厚的胶带包着，但依然可以看到书封上画着一个观音像，上边写着“中国相术大全”几个字。他双手举着这本书，翻看了大概有一分钟，把书收起来放进抽屉，开始写批语。写了几句，他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书翻了两分钟，合上书再次放回抽屉里，继续写批语。
“八字很好，能成大业，受人尊重，心地善良，孝敬父母，给别人帮忙，事业很好，遇贵人很多，一帆风顺，晚景荣华……”他缓慢地在本子上写着，时不常会出现一些错别字，比如“凭本事活人”写成了“平本事活人”，“温和敦厚”则写成了“稳和东厚”。
全部写完后，他把本子拿起来甩到我面前，低着嗓子嘿嘿地笑了几声。我一边看一边念，念完后他又拿过去给我念了一遍，抑扬顿挫一字一句地念，念一句看我一眼，念完后再次甩给我，问：“怎么样，准不准？”
我又报了家人的生辰让他再算一次，说“这是我哥哥”。他算出来说“哥哥”事业上不太顺利，因为会遇到小人，直到32岁才能走上正轨。“那该怎么破解？”当我问出这个问题时，气氛开始变得有点尴尬—高作祯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今天看了好几个人，太累了，要休息了。他妻子也在一旁帮腔，说老头子今天太累了，破解不了了。
我突然想起村里人说，在薛家湾算一次命的价格在100元左右，于是便拿出200元钱放在桌子上，请高作祯一定再给算算怎么才能破解。他再次拿出那本放在抽屉里的书，翻了几页后写下了破解的办法—不要参加朋友的婚礼。很快又补充了一句：“要买一枚顺治年间的铜钱，放到钥匙链上，一辈子不能离。”
因为方言的原因，我追问道：“哪个顺治？”他一脸无奈，提高嗓门说：“历史怎么学的呢？清朝顺治年间的，康熙顺治雍正乾隆，顺序都不能错，不然没用。”
另 类
第一天进村时，我曾向薛家湾的村民打听谁是这里资历最深且算得最准的，得到的答案是—高作明。他是高作祯的堂哥，今年80岁，年纪太大再加上耳背，如今已经不再接待客人了。
我找到高作明时，他正和村里的一帮老人在村头晒太阳。就算将嘴巴堵在他耳边，他也很难听清别人说了些什么，我们只好在地上写字交流。得知我要算命，他伸脚抹平一片土，用拐棍写下“跟我回家算”。
在高作明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50岁的高金江。在如今薛家湾的算命人中，高金江已经算是很年轻了。初中毕业时，他就知道自己以后“不会是个好庄稼人”，于是跟父亲学了些生辰八字、八卦、麻衣相法后，也开始了出门四处给人算命的生活。高金江是后辈中“最有出息的”，这是薛家湾人对他的评价，所谓“最有出息”则是指谁家接待的外来算命者最多。
说话间，高金江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接通后，他一个劲儿地点头，说了很多遍“是”和“好”。挂了电话，他给正屋的铁炉子生起了火，说：“又来了一拨记者。”
互联网时代令信息的传播迅速且广阔，来薛家湾的记者人数也日渐增多，每隔一段时间，高金江就会接待一批记者，他评价记者们大多都是走马观花，“有的没来过就胡乱写。”他找出了特地为重要来访者准备的绿茶，平日里，他自己喝的是铁观音，“那个便宜些，怕他们喝不惯。” 常年在外流浪算命的经历，让薛家湾人在待人接客上分外热情豪爽。外人进家，不管认识与否先请进屋上炕，泡茶做饭，拿出的是最好的食物。哪怕是乞丐登门也不会施舍残羹冷饭，赶上饭点儿，也会请乞丐同吃。“我们也是出门人，知道出门的难处。”高金江说。
“走家子”，即出门算命，是薛家湾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自清乾隆年间建村以来，薛家湾人在甘肃永登当地一直都是“另类”的存在。
“据他们自己说，他们全家无论男女老幼至少三年要出门远游一次，否则全家便会遭到‘天火烧光’的严罚，所以，他们每年到处流浪飘荡，出门远游都是三五成群，足迹踏遍天涯，东边可以跑到山东青岛往海而归，西北可以到达新疆伊犁塔城为国界所阻……”1947年出版的《边疆通讯》上，作者竹天在一篇名为《中国的吉卜赛人—记甘肃永登的“蛮婆子”》的文章中对薛家湾做过简单介绍，这也是迄今最早的一篇研究薛家湾算命文化的文章。
在当地政府组织编著的《中国的“吉卜赛人”》一书中，对于薛家湾人“走家子”的生活则有更为细致的描述：解放前，薛家湾人十之八九没有田地，全靠举家外出算命为生，家里除了土炕再无其他家具，很多人家的门窗都是用泥巴糊上，“走家子”回来再扒开，有的甚至没有一间住房，外出返乡就住在附近的山洞破庙里。
这些场景至今仍能从在薛家湾流传的顺口溜中得到认证：“站破房，住古庙，铺的加沙毡，盖的旋风被。”
秘 诀
中午一点，高作祯终于吃上了午饭。此时，他已经接待了四波来算命的客人，算命的日程排到了五天后。但仍不断有电话打进来。在“好运来”的手机铃声响过之后，高作祯接起电话的第一句通常是：“哎，忙得很，接待不了，等等再来吧。”
他说，他的客人们全都是“慕名而来”，这个“名”就珍藏在他家厢房的一个柜子里。“都是客人带过来的。”他打开柜门取出几张已经发黄卷边的报纸，它们被整齐地保存在一个密封塑料袋里，打开袋子，仍有一股油墨味道冲出来。
最先被拿出来展示的是一份2004年的《南方周末》。那是一则名为《中国“吉卜赛村”？》的报道，作者是柴春芽，他形容高作祯“他的三角形小眼睛里藏着一丝狡黠”。如今，报道中写着“薛家湾著名的神算子高作祯”的地方，被加了一道粗粗的黑线。
和那则报道中的照片对比，高作祯家的电视、钟表、桌子等屋内装饰和如今几乎没有变化，倒是高作祯显得老了不少。他嘿嘿笑过后一把摘下帽子，“太费脑筋，头发都掉了，累得很！”
至于算命的秘诀以及它和科学的关系，高作祯的解答很简单：“三句好话暖人心。”揣摩出求卦者想要一个儿子，他们就会说“钱是死宝，儿子是活宝”，“算出你命犯桃花，总不能当着你爱人的面说出来，”总之，就是要“让人舒心”。
在那篇1947年的文章中，对这一点也有描述：他们对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心里都摸得头头是道，他们第一次见你面时，便会让你心悦诚服喜上心来。如果你是老年人，他一定会说你儿孙满堂、百年长寿、大富大贵；如果你正值青年而未婚，他又会说你妻命很好；你是学生，他又说你有功名，有贵人扶持；即便是你讨厌他，他也会说你心直口快……
如今，即便是自称“不会算卦”的薛家湾人，在闲聊中也会承袭着这样的语言风格，他们会随口蹦出几句算卦术语，大多是夸人面善，“看你的面相就知道是个热心人”。
“我们就是良好的心理医生。”高金江更加直接地给薛家湾人下了定义。“有些病要开刀，有些纯粹就是心理病，开刀住院的病自己治不了。”高金江说，自己可以从心理的角度给人治病，通过语言沟通达到效果，当然，前提是心诚则灵，“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做，哪怕我的话是错的，我又不可能让你偷盗，让你干坏事。”
身 世
“单纯地把薛家湾的算命文化归为迷信，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柯杨说。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的柯杨1983年第一次来到薛家湾。“从小就听说过薛家湾算命，小时候在兰州的街头也见到过。”但柯杨本人对算命不是很感兴趣，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薛家湾有吉卜赛人”，柯杨才来了兴趣，因为，“做一个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比算命课题更有意义，”于是，他便带着三个毕业生去了薛家湾做田野调查。
“太穷了！”今年81岁的柯杨回忆起进村第一天的感受，“其他村子里，村民的家产都置备得比较齐全，薛家湾人就相当简单，进屋之后就一个炕、一床被子，再有就是存粮食用的缸，几乎没有闲置的家具。”
当时，还沿袭着“走家子”生活方式的薛家湾人大概占全村的三分之一，而关于薛家湾人的身世，在当地则流传着很多说法：一种说他们是上古舜帝时期流亡而来的苗族后裔，但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他们是从波斯徙来的吉卜赛人，因为，他们不喜定居四处流浪算命的习俗确和古老的吉卜赛人颇为相似。
文献方面，1947年《边疆通讯》上的那篇文章、1953年版的《永登县志》和1982年在《甘肃文史资料》刊登的《解放前永登的算命婆》一文，都认为薛家湾人是少数民族。
柯杨带着学生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经他判断，薛家湾人并非苗族，也不是吉卜赛人，他们的民俗传承和特点都与汉民族无大异。
在去薛家湾之前，柯杨听说当地人有一种用于彼此交流的特殊语言—“绍句”，但当他进村后，村民却都说自己不懂“绍句”。后来彼此熟悉了对方才坦白：因为破四旧的影响，他们一般不会对外人讲“绍句”。
在详细地研究了“绍句”的组词规律后，柯杨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职业隐语，而非民族语言，例如，打卦测字叫“课巾”，禳解叫“丢术”，我叫“贺秦”，看叫“交合”。“我在村里住了一个半月之后，水平已经能赶上当时的青年人，”柯杨说：“也许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绍句’水平还不如我。”
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柯杨还发现了薛家湾的另一个特点—不爱存钱，赚来的钱主要用来“吃掉、吃好的”。由于常年在外算命，薛家湾人知道外边很多好吃的。当时，有个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薛家湾人：“他们哪怕背一辫子蒜进永登卖八分钱，也要花一毛钱下馆子。” 尽管将算命当做谋生手段，但当时，薛家湾的村民却从未试图给柯杨算命，“我自己也没有要求过。”
如今的薛家湾，还有不少人记得柯杨，并将他视为“神”一般的存在，因为出身中医世家的他在村子里给很多人治好过胃病，还向上边打报告给村里挖了一口井，“手续是从省里一级一级批下来的，走遍了村里的每一个田垄，鞋底都磨坏了。”
提起这段经历，柯杨哈哈一笑说：“的确是给不少薛家湾人看过病，”但至于其他，薛家湾人都“习惯性地夸张了”。
失 传
在柯杨去薛家湾的年月里，薛家湾人一般不对外讲算命收入，“但肯定是主要收入，远远超过农业种植。”柯杨说。
如今，这一习俗依然在“部分延续”。尽管我在高作祯家算命时拿了200元钱，但对于算命的真实酬劳，高作祯的妻子依然回避，“给多少就是多少”。据邻居们判断，高作祯是本村算命最赚钱的，“小车经常停在家门口”。出租司机小赵曾送高作祯去过兰州算命，“肯定是给有钱有势的人算，光现金就给拿了两千六，烟酒都是咱没见过的。”
但对于如今的薛家湾人，算命收入已经不再是主要收入。
我到薛家湾的那天是2016年3月12日，正值春播农忙时节，太阳已经融化了前一天突降的大雪，庄浪河谷地里，世代以算命为生的薛家湾人绝大多数正在种蒜。
被邻村人笑话“连地都不会种”的薛家湾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蒜苗。蒜苗的生长周期为三个月，种植过程极为耗水，从播种到长成期间需要历经不下十次的浇水施肥。这些大蒜成熟后会以最贵每斤3块的价格被兰州来的菜贩收走，那些可以长到半米长的蒜苗则会被洗净、切碎，撒到滚烫的拉面碗里。
柯杨说，当时村子里那些上过学的年轻人已经基本上不学算命了，因为老师会在课上讲：“不要再搞那些封建迷信啦，上学念书才有出息。”
除了教育，现实则是薛家湾年轻一代不再学习算命的另一重要原因。
薛家湾有四大家族：柳、刘、高、何，村民鲜与外人通婚，算命术的沿袭遵循“父传子母传媳”的习俗。但是，再根深蒂固的习俗也拗不过时代的发展。如今，薛家湾人与外人通婚的越来越多，很多媳妇嫁过来除了要求有车有房，还要加上10万元的彩礼，即便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个人意愿也成了比传统习俗更有力的存在。
51岁的刘树花从庄浪河东岸嫁到薛家湾柳家，婆婆只试图讲了三天看相手艺就放弃了，因为她“不想再学了”。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全都在外打工，大儿子在北京做塑钢门窗，每年就春节回家一次，一个月能挣8000块钱。
今年73岁的柳世勋，是土生土长的薛家湾人，他从小就不想学算命，哪怕话一出口就换来父亲劈头盖脸的一巴掌，“太苦了，运气不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还不如在家种地。”
他的两个儿子和当下大部分的薛家湾村民一样，经营着几亩蒜田，收成全看成熟时的行市，“你说这事儿能靠算吗？那是老天爷的事儿，是天命，你能让老天爷多下雨吗？”说话时，柳世勋的孙子正拿着小本子坐在田垄上算账，种完蒜之后他将再次回到兰州打工，“有手艺的一个月能赚四五千块，农忙时候还得回来帮忙”。
在高金江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后，记者们走了，高金江一直把他们送到村里的主路上。他育有一儿一女，都是大学生，女儿毕业后在兰州卖楼，儿子在青岛上大三，他从未试图把算命的手艺传给孩子们们，“都上大学了，不教了”。
“你不担心算命这门手艺失传吗？”我问他，他和以往一样答得很干脆：“孩子们不学就不学吧。”说话间，路过门口“一干二净除旧习，五讲四美树新风”对联时，他点了一根烟。
回到家里，院子正屋下的阳光里，父亲高作明坐在马扎上，一双会写符掐咒的手正在熟练地剥着蒜种，颤巍巍的。
离开高金江的家，我去村东的土坡上待了一会儿，柴堆上、墙角里熟睡的土狗们没有冲出来朝着我习惯性地吠叫，我甚至能听到东面500米外货运大车碾过连霍高速的轰鸣声。
只是轰鸣声一过，薛家湾便再次陷入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