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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蓝天白云，绿草无垠，在灿烂阳光下，由大科学家钱学森老人亲笔题写的“先任学校”四个道劲有力的大字，给塞北围场草原这个僻远的普通乡村学校平添了几分浓浓的历史韵味和文化魅力。
围场是我的母亲蹇先任在战争年代工作过的地方，从抗战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母亲几乎全部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所学校便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60多年过去了，至今，草原上年迈的老人们都能绘声绘色地为你讲述当年那个腰挂驳壳枪、骑着战马的女书记的飒爽英姿。母亲生前喜爱孩子，更酷爱教育，长征路上，一次她和我的父亲贺龙谈及理想时说，等革命胜利了，我就去当个老师吧，天天和孩子打交道，那该是何等幸福和光荣啊!今天，这所学校以母亲名字命名，是包括我们这些儿女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先辈的缅怀和纪念，也是为让母亲了却一桩夙愿。
适逢六一，又是母亲的百年诞辰纪念，先任学校的师生们举行了一个别有意义的纪念活动。在鼓声、锣声和欢快的童声合唱中，一个充满稚气的孩子把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系在了我的胸前。望着台下一片花蕾般的孩子们，我一个74岁的老人，仿佛一瞬间回到了童年，同这些孩子们一样，我有过花朵样的年龄，也同样经历了童真的岁月。蓦然之间，不知为什么，我的泪水竟夺眶而出。泪光婆娑中，我的眼前幻化出1974年前的另一个场景——
1935年11月19日，湘西的山林里已是寒风瑟瑟，密林之问，一支红军部队正在冒雨开进，队伍里，一个背背篓的女红军格外引人注意。她的背篓里装着的，是一个刚刚出生18天的女婴，就在半个钟头之前，部队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孩子突然哇哇哭了起来，为怕敌人发现，女兵迅速用棉被把孩子捂得紧紧的，险情过后，孩子的脸被憋成了茄子一样的紫色。此刻，刚刚受了惊吓的孩子似乎尚未缓过神来，女兵的脸上，惊恐中挂有几分内疚……这个女红军，就是我年轻的妈妈，背篓里的女婴，就是刚刚出生没几天的我。这支队伍，就是贺龙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他们是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开始长征的。险情刚过不久，部队便开始强渡澧水河，敌人派了数架飞机对渡河红军进行密集轰炸。大部队都过了河后，军团参谋长李达突然发现我们母女仍在对岸，便命令立即接我们过河。于是军团卫生部长贺彪亲自撑船，冒着危险护送我们，刚到河心，便遭到敌机轰炸，炮火在小船周围溅起数丈高的水柱。许多年后，母亲告诉我，说那天炮火中的我，却反而睡得分外安详。
枪声炮声伴着我的童年，我是听着枪声炮声成长的。1935年11月1日，伴随我出生的第一声啼哭，是红二、六军团夺取津澄大捷的炮声。据说，父亲贺龙在前线拿着王震将军拍来的电报，高兴得不能自己，他对萧克说：“给孩子起个名字吧。”萧克略作思考，说：“红军连克津市、澧县数城，屡战皆捷，军心大振，我看就叫捷生吧。”炮火中出生的我，注定要引起特别的关注，母亲告诉我，为了带我行军，红=军团的首长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就在母亲生下我18天，红军开始长征。然而，一个女婴，且尚在襁褓中，要伴随行军，谈何容易?可是，随着红军的撤离，必然是敌人的血洗，即使是亲戚，谁肯冒死收留一个红军领袖的后代呢?于是，围绕要不要带着我长征，就在出发前，红二军团的首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有人提议，红军作战艰难，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不能带着孩子行军打仗；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们革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吗?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小捷生说什么也不能撇下!
母亲说，当时在窗外等候消息的她听到这话，激动得几乎哭出了声。是啊，我们抛头洒血干革命，不就是为了孩子吗?如果明知幼弱的孩子注定会落入敌手而撇下不管，那还叫红军吗?所以，因为有了这次特别会议。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队伍里，从此多了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
在母亲的怀抱里，在父亲的马背上，我与父辈一起渡过金沙江，走过康藏高原。母亲说，在翻越5396米高的中句雪山时，她用背篓背着我，是靠拉着驮伤员的骡子尾巴才坚持到最后的。母亲还说过，正是有了那次特别的会议，红二、六军团后来多了包括我在内的4个婴儿，他们是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萧克的儿子萧保生(后被日本侵略军毒杀)，吴德峰的女儿吴岷生。4个孩子，都留下了一串关于长征的生动故事，对此，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有着生动的记述。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为7我们这几个孩子的安危，又是经过毛主席特别批准，先后被送回到老家托人寄养。
在红二方面军，母亲是屈指可数的女才子，1927年她在湘鄂西参加红军后，先后当过文化教员，还当过前敌委员会文书科科长、机要秘书等。她不仅写得一笔好字，且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当时，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都尊敬地称她为“蹇先生”，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称她是红军队伍里能文能武的“女英雄”。
母亲爱我，她爱红军所有的孩子们。即使在翻雪山过草地的最艰苦的岁月，她都在幻想着，等革命胜利了，她要去办学校，搞教育，她说，彻底改变民族积弱积贫的状况，必须从娃娃抓起。或许正是考虑母亲的愿望，在“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母亲便被派往苏联共产国际学校学习。在1940年返回延安的途中，在新疆她遭到反动军闽扣押近一年之久，1941年冬经党组织营救才回到延安。此后不久，便被派往河北围场任县委书记。在围场的数年问，她忙着清匪除霸，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木兰围扬的乡亲都亲切地称她“蹇大姐”。如果从1951年算起，围场一带被日本人统治长达14年之久，当地经济凋敞，一片破败景象。但更让母亲痛心的是，由于日本长期的奴化教育，围场百姓不但经受战乱之危，更经受了文化缺失之苦。当时，孩子们竟然大多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国家，更缺乏民族的认同意识。所以，即使在作战最艰苦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的是教育，她亲自动手，为当地老百姓的孩子编了一本少儿语文课本，开篇的第一课便是：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在县委会议上，她不止一次地讲，等战争结束了，咱们在围场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学。然而，战争尚未结束，她便被派往战火纷飞的前线。一直到晚年，她依然牵挂着围场的孩子们的上学问题。2004年，在生命弥留之际，她立下遗愿，要把她平生的全部积蓄，包括她的衣物、文具、书籍及所有用具，都毫无保留地捐给围场人民，希望能在木兰围场办一所希望学校。母亲逝世后，我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生前的所有东西全部捐给了围场人民，我的孩子及至爱亲朋也都纷纷解囊，拿出有限的积蓄，再加上有关部门热情相助，在围场县的克勒沟镇，办了一所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希望学校。
钱学森老人听说了这件事，兴奋不已，这位90余岁高龄的老人欣然提笔，为先任学校题写了校名。我的一些作家朋友，一些曾经南征北战的将军们受母亲的精神感染，也纷纷将自己的签名图书赠给先任学校。如今，先任学校已经有了初具规模的教学楼，有了宽敞明亮的图书馆，有了可供2000人食宿的宿舍和餐厅，学生从入学，一直可以读到初中毕业。这所学校，成为木兰园场牧民儿女的向往之地。
母亲回眸应笑慰，且听朗朗读书声。亲爱的母亲，上千名孩子现在正一起诵读您当年为他们编写的课本，朗朗书声，便是对您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围场是我的母亲蹇先任在战争年代工作过的地方，从抗战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母亲几乎全部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所学校便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60多年过去了，至今，草原上年迈的老人们都能绘声绘色地为你讲述当年那个腰挂驳壳枪、骑着战马的女书记的飒爽英姿。母亲生前喜爱孩子，更酷爱教育，长征路上，一次她和我的父亲贺龙谈及理想时说，等革命胜利了，我就去当个老师吧，天天和孩子打交道，那该是何等幸福和光荣啊!今天，这所学校以母亲名字命名，是包括我们这些儿女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先辈的缅怀和纪念，也是为让母亲了却一桩夙愿。
适逢六一，又是母亲的百年诞辰纪念，先任学校的师生们举行了一个别有意义的纪念活动。在鼓声、锣声和欢快的童声合唱中，一个充满稚气的孩子把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系在了我的胸前。望着台下一片花蕾般的孩子们，我一个74岁的老人，仿佛一瞬间回到了童年，同这些孩子们一样，我有过花朵样的年龄，也同样经历了童真的岁月。蓦然之间，不知为什么，我的泪水竟夺眶而出。泪光婆娑中，我的眼前幻化出1974年前的另一个场景——
1935年11月19日，湘西的山林里已是寒风瑟瑟，密林之问，一支红军部队正在冒雨开进，队伍里，一个背背篓的女红军格外引人注意。她的背篓里装着的，是一个刚刚出生18天的女婴，就在半个钟头之前，部队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孩子突然哇哇哭了起来，为怕敌人发现，女兵迅速用棉被把孩子捂得紧紧的，险情过后，孩子的脸被憋成了茄子一样的紫色。此刻，刚刚受了惊吓的孩子似乎尚未缓过神来，女兵的脸上，惊恐中挂有几分内疚……这个女红军，就是我年轻的妈妈，背篓里的女婴，就是刚刚出生没几天的我。这支队伍，就是贺龙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他们是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开始长征的。险情刚过不久，部队便开始强渡澧水河，敌人派了数架飞机对渡河红军进行密集轰炸。大部队都过了河后，军团参谋长李达突然发现我们母女仍在对岸，便命令立即接我们过河。于是军团卫生部长贺彪亲自撑船，冒着危险护送我们，刚到河心，便遭到敌机轰炸，炮火在小船周围溅起数丈高的水柱。许多年后，母亲告诉我，说那天炮火中的我，却反而睡得分外安详。
枪声炮声伴着我的童年，我是听着枪声炮声成长的。1935年11月1日，伴随我出生的第一声啼哭，是红二、六军团夺取津澄大捷的炮声。据说，父亲贺龙在前线拿着王震将军拍来的电报，高兴得不能自己，他对萧克说：“给孩子起个名字吧。”萧克略作思考，说：“红军连克津市、澧县数城，屡战皆捷，军心大振，我看就叫捷生吧。”炮火中出生的我，注定要引起特别的关注，母亲告诉我，为了带我行军，红=军团的首长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就在母亲生下我18天，红军开始长征。然而，一个女婴，且尚在襁褓中，要伴随行军，谈何容易?可是，随着红军的撤离，必然是敌人的血洗，即使是亲戚，谁肯冒死收留一个红军领袖的后代呢?于是，围绕要不要带着我长征，就在出发前，红二军团的首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有人提议，红军作战艰难，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不能带着孩子行军打仗；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们革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吗?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小捷生说什么也不能撇下!
母亲说，当时在窗外等候消息的她听到这话，激动得几乎哭出了声。是啊，我们抛头洒血干革命，不就是为了孩子吗?如果明知幼弱的孩子注定会落入敌手而撇下不管，那还叫红军吗?所以，因为有了这次特别会议。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队伍里，从此多了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
在母亲的怀抱里，在父亲的马背上，我与父辈一起渡过金沙江，走过康藏高原。母亲说，在翻越5396米高的中句雪山时，她用背篓背着我，是靠拉着驮伤员的骡子尾巴才坚持到最后的。母亲还说过，正是有了那次特别的会议，红二、六军团后来多了包括我在内的4个婴儿，他们是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萧克的儿子萧保生(后被日本侵略军毒杀)，吴德峰的女儿吴岷生。4个孩子，都留下了一串关于长征的生动故事，对此，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有着生动的记述。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为7我们这几个孩子的安危，又是经过毛主席特别批准，先后被送回到老家托人寄养。
在红二方面军，母亲是屈指可数的女才子，1927年她在湘鄂西参加红军后，先后当过文化教员，还当过前敌委员会文书科科长、机要秘书等。她不仅写得一笔好字，且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当时，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都尊敬地称她为“蹇先生”，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称她是红军队伍里能文能武的“女英雄”。
母亲爱我，她爱红军所有的孩子们。即使在翻雪山过草地的最艰苦的岁月，她都在幻想着，等革命胜利了，她要去办学校，搞教育，她说，彻底改变民族积弱积贫的状况，必须从娃娃抓起。或许正是考虑母亲的愿望，在“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母亲便被派往苏联共产国际学校学习。在1940年返回延安的途中，在新疆她遭到反动军闽扣押近一年之久，1941年冬经党组织营救才回到延安。此后不久，便被派往河北围场任县委书记。在围场的数年问，她忙着清匪除霸，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木兰围扬的乡亲都亲切地称她“蹇大姐”。如果从1951年算起，围场一带被日本人统治长达14年之久，当地经济凋敞，一片破败景象。但更让母亲痛心的是，由于日本长期的奴化教育，围场百姓不但经受战乱之危，更经受了文化缺失之苦。当时，孩子们竟然大多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国家，更缺乏民族的认同意识。所以，即使在作战最艰苦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的是教育，她亲自动手，为当地老百姓的孩子编了一本少儿语文课本，开篇的第一课便是：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在县委会议上，她不止一次地讲，等战争结束了，咱们在围场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学。然而，战争尚未结束，她便被派往战火纷飞的前线。一直到晚年，她依然牵挂着围场的孩子们的上学问题。2004年，在生命弥留之际，她立下遗愿，要把她平生的全部积蓄，包括她的衣物、文具、书籍及所有用具，都毫无保留地捐给围场人民，希望能在木兰围场办一所希望学校。母亲逝世后，我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生前的所有东西全部捐给了围场人民，我的孩子及至爱亲朋也都纷纷解囊，拿出有限的积蓄，再加上有关部门热情相助，在围场县的克勒沟镇，办了一所以母亲名字命名的希望学校。
钱学森老人听说了这件事，兴奋不已，这位90余岁高龄的老人欣然提笔，为先任学校题写了校名。我的一些作家朋友，一些曾经南征北战的将军们受母亲的精神感染，也纷纷将自己的签名图书赠给先任学校。如今，先任学校已经有了初具规模的教学楼，有了宽敞明亮的图书馆，有了可供2000人食宿的宿舍和餐厅，学生从入学，一直可以读到初中毕业。这所学校，成为木兰园场牧民儿女的向往之地。
母亲回眸应笑慰，且听朗朗读书声。亲爱的母亲，上千名孩子现在正一起诵读您当年为他们编写的课本，朗朗书声，便是对您最好的缅怀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