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资企业米其林在二线城市又投资一个轮胎厂。中标承建厂房的是一家做工程的非公企业，可党组织健全。
　　土地上，红旗遍插，多工种施工人员一律头戴黄色安全帽，骄阳下金光闪闪。吊车扬臂，搭梁立柱；跳板上下，焊枪挟风。工序上互助借力，人、机、料、能、法都在动，热浪蒸腾着一片浓烈的汗渍味。侧立一旁的甲方主管丹尼尔生猛而狡黠，可也难挑出刺儿来。他让翻译员拦住手抓对讲机奔于现场的项目经理宋兆武。
　　“宋先生，你们的现场管理采用的是什么模块？”
　　“中国式的传统模块——大会战。有什么指教吗？”
　　“YES，是红色管理中的项目突击模块吧？工期、质量、安全、成本，各节点管控得神奇，像法式大餐的作业！”
　　“NO，应该说像满汉全席。”宋兆武会心地笑着，没想到深谙执行力流程的洋刺儿头，跟咱合拍合韵的。
　　我这里要说的是，中国管理界在从西方大肆引进时尚模块之际，西方管理界却提出“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红色管理”已经成为西方MBA教育课程。难怪丹尼尔们对“中式经验值”毫无陌生感。东西方虽然历史经纬不同，但千载通有无，改革开放尤为甚。如果说30年前不学习西方管理，那是我们无知，那么30年后，我们还没总结出自己的管理理论，那是我们无能。当然，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不该似粘合“喜大普奔”“人艰不拆”那样随性为之。须知“胡萝卜加大棒”盖帽不了西式学理，同理，“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只是红色管理中一个单向维度。
　　朋友雷春望是一位MBA毕业的高管，英语挺溜。他觉得国内高校讲的“西学”太菜鸟，去听原版的，“怎么越听越像毛泽东，‘鞍钢宪法’早就有‘全面质管’和‘团队合作’呀！”美国《时代周刊》评论任正非时，使用的标题是“以毛泽东为榜样”，言辞间透露出恐惧和藐视。姑且不谈意识形态，列阵当下中国教父级的企业领袖，张瑞敏、柳传志、王石、任志强、王健林、任正非等，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以“先活着，再活出个样”的延安原点精神发兵市场，所创造的业绩离不开“文化、制度、训练”；有学者将此称为“红色管理三脚凳”，其组织效度诸理念与现代管理学许多概念相对应。
　　多数管理史学家认同这样的观点，规矩管理起源于军事和战争。朱镕基在任总理时力主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同现代管理学相结合。“我们国家现在缺少什么样的企业家呢？”他在提出这样的设问后说：“缺少博古通今的企业家，既懂国外的经营管理，又懂中国《孙子兵法》，又懂《共产党宣言》的企业家。”
　　“西学”从门口进来，“中学”就一定从窗口出去吗？从南湖起航的一叶轻舟载着“红色管理”，连接未来的不仅是长寿基因，鲁迅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不谙此理是不是弱爆了。执政党艰难压实的长路，一定有管理大道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