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成为中国大地上异常强劲的正义之波与民心之潮，其声势和影响史无前例。读一点以反腐倡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或文化篇章，了解一下文学、文化与廉政建设的关系及其发展脉络，是件既有意义又有趣味的事情。
　　纵观中国文学与文化史，反腐倡廉的主题源远流长。早在孕育《诗经》的时代，唱着“国风”的无名氏，就将统治者比作“贪而畏人”的大老鼠，进而发出“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反复咏叹。此后，《左传》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吕氏春秋》所谓“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孟子》所谓“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都明显包含了倡廉戒贪、重义轻利的旨向。唐诗中多有忧患贪腐、呼唤廉洁之作。元明清三代戏剧小说勃兴，从关汉卿到蒲松龄，诸多作家笔下的清官与贪官，无不凝聚了颂廉斥腐、善善恶恶的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一些名声远播的公廉之士，在注重行为操守的同时，亦留下了若干抒怀言志的名篇佳句。如朱熹的“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包拯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于谦的“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等等。其诗心与人格相映生辉，相得益彰，委实难能可贵，感人至深。
　　历史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启蒙与救亡的交响中，赓续了反腐倡廉的主题。其中抨击贪腐的锋芒更是透过道德层面而进入制度领域。林同济写于抗战岁月的《中饱与中国社会》，从多见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间人”——官吏的集体腐败说开去，不仅指出了由此而生的社会弊端，而且揭示了它赖以生成的文化心理原因，从而完成了对中国官僚体制的深层清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为纪念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而写，其中深入总结探讨了这场起义最终因为上层腐化骄横懈怠而失败的沉痛教训。
　　当然，反腐倡廉主题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中，真正获得现代意义上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表达，还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斯时，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以富有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社会实践，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让人民政权长治久安。而反腐倡廉，拒腐防变，正是党和国家实现这一目标和理想的根本举措。反映到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方面，便是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感和高度人民性的反腐倡廉作品应运而生。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作家、学者立足于历史和时代提供的精神制高点，以崭新的目光和观念，来审视、思考和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和廉政问题。柯岩、梁衡、王巨才、王宗仁、周涛、梁晓声、阎纲、王春瑜、柳萌、朱铁志、王开林等诸多散文杂文作家，或追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廉洁奉公的事迹，或探究古今中外反腐倡廉的举措和经验，或直面现实生活存在的贪腐现象与人性缺失，其高蹈睿智的主体精神，直接呼应和支持着当今的反腐倡廉事业。而张平、二月河、李存葆、马晓丽、唐浩明、王跃文、杨少衡、王昕朋等小说家，则立足各自擅长和熟悉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以真切的生活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包含反腐倡廉全部复杂性与严峻性的艺术画卷，堪称是对这一领域的审美烛照。
　　所有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国廉政文化的文学资源，它对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反腐倡廉意识，进而推动全社会的廉政建设，无疑具有潜移默化、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笔者选编了这本《乾坤正气——廉政文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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