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310万,这是2008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调查中国糖尿病患病人数时,统计出来的农村患病人数,患病率为8.2%。家庭收入已不再是糖尿病发病的危险因素,即使是低收入的人群,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也明显增高。
那么,在这4310万人群中,他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如何?血糖控制怎样?每年的花费是多少?为此,记者走访了河北省涞源县银坊镇的多个乡村。在这个镇上,目前统计出来的糖尿病患者共有760人。
冀家媳妇死了。
这则消息一经传开,顿时在寂静偏僻的黑窑沟村掀起了轩然大波。到了15年后的今天,村里的老人依然还记得她死前的样子:双眼失明,脚后跟烂了个洞,流着脓水,躺在床上不能动(卧床2年),皮包骨头,瘦骨嶙峋。据后来抬棺材的人回忆:抬着她和没抬她的感觉一样。
村里人都知道,死之前,她患有糖尿病。所以,整个黑窑沟村的人对糖尿病最早形成的印象就是:冀家媳妇那样,双眼失明,烂脚,卧病在床……
她去世之前,冀家的女儿也被诊断为糖尿病。女儿坚持认为自己是在伺候母亲的过程中,被母亲传染的。所以,她拒绝继续伺候母亲。
随后的几年里,冀家其他四个孩子相继都被确诊为糖尿病。
与此同时,从黑窑沟嫁出去的王老太太也被确诊为糖尿病。她生的两个儿子长大后,也患上了糖尿病……
因患糖尿病人数较多,该村被人们称为“糖尿病村”。整个黑窑沟村,不管男女老少都知道“糖尿病”这个词。然而,对于糖尿病如何预防和正规治疗,依然一片茫然。
待到本刊记者前去采访时,整个黑窑沟村已经安静得让人害怕,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几个60多岁的老人,守候着低矮而贫穷的房屋。在老人的介绍下,记者走访了黑窑沟、西流水、司各庄、合婚台等多个乡村,试图通过这几个典型村庄来窥探当今整个农村糖尿病的防治现状。
他们让我买根治的药,我买不起。他们说:不买我们的药,那你就去死吧!
农村糖尿病防治现状
在整个银坊镇的山村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糖尿病。然而,没有几个人知道糖尿病应该怎么防或怎么治。城市里的糖尿病教育已经如火如荼,很多患者都已经久病成医;但这个山村里的糖尿病知识,荒凉得就像3月底的山头一样:漫山遍野的石头,人烟稀少,没有绿叶。苍茫、荒凉而萧瑟。
“别人买什么药,我就买什么药”
55岁的冀平最近浑身难受。在看到记者随身携带的血糖仪时,她兴奋地问:“这是什么治疗仪?”
她坦言自己被确诊为糖尿病5年以来,从来没有自我监测过血糖,也没有正式去医院治疗过。每当她觉得难受时,就吃几粒从保定市药房里买的20元一盒的“苦瓜黄金胶囊”。就这“药”,还是她从邻居那听来的。
当记者告诉她这药上过《糖尿病之友》的“曝光台”栏目时,她不解:“我邻居用的就是这药,血糖降下来了。我看她有效(保健品里加西药,确实可以降糖,但由于成分和药量不明,对患者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笔者注),我也就买了。”为了了解她的血糖控制情况,记者为她测了随机血糖,结果是28.1mmol/L。她一脸委屈:“我正月里去医院测的时候才12点多呢(血糖达标状况是:空腹< 7.0mmol/L,餐后<10.0mmol/L——笔者注)。我以前还吃过胰激肽和格列健美片,那些药没用。”她告诉记者,以前吃的这两种药无效,后来听到邻居介绍,才换成了“苦瓜黄金胶囊”,感觉降糖效果还不错。
由于她身边没有这两种药的说明书,记者无从判断药物的真实情况,只能告诉她以后用药一定要遵照医生的嘱咐,别自作主张买药,更别擅自换药。然而,她依然用半信半疑的眼神看着我们。她认为自己的血糖之所以高,是因为药量吃得不够:“今天回去要吃8片,以前只吃4片。”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冀平一样糊涂用药的人大有人在。很多老人都不会自己买药,而是让儿女在大城市买好了邮寄回来。有些人还会向外人炫耀:“这是我闺女从北京买回来的药。”然而,儿女们买药的根据也只是他们以前用的什么药,等药用完了,就去药房或者医院,一次花几百上千元“批发”一大堆药,然后寄回来。很多老人都不知道自己吃的什么药,也不知道是在哪里买的,更很少去医院咨询。
对于胰岛素的态度,大多数人都认为会上瘾,有依赖。所以他们宁愿大把大把地吃药,即使血糖控制不好,也不愿打胰岛素。“我宁愿不治,也不打胰岛素。”一位50岁的女性糖尿病患者态度很坚决。
“不会血糖监测,不方便测,更舍不得测”
自从儿子买回血糖仪后,梁爱老人就基本没用过。因为自己根本不会测,教书的丈夫也不会。前段时间全身“发烧”(从诊断书上得知,老人并非发烧,而是患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但老人至今也不知道这个疾病),“烧得肉和皮都红了,我感觉血管都在烧,我全身烧,烧得我睡不着。我就是塑料人,怕晒!”
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梁爱才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在医生的再三叮嘱下,回来后,她想起要测血糖,这才发现已经2年没用过血糖仪了。于是让儿子又买回来一包试纸。测过几次后,她感觉血糖控制得还不错。
然而,当她拿出血糖仪后,记者才发现,她用的试纸和血糖仪根本不是同一个品牌。随后记者拿出随身携带的血糖仪为她测量,随机血糖高达29.0mmol/L。这个结果让记者都怀疑血糖仪出了问题。于是我们自己测了一次,血糖都正常;又给她丈夫也测了,结果为4.4mmol/L。
看到结果,梁爱老人顿时哑口无言。从她丈夫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他们自己不会测血糖,孩子都不在家里,整个村里都难找到几个年轻人。去医院监测又不方便。因为镇里医院只测尿糖,不测血糖(实际上现在也测血糖,但老人不知道);县里医院会测血糖,但离村里太远,农村老人一般没事不会往县城跑,而且测一次血糖要花5元钱,老人舍不得花那个“冤枉钱”。
“不吃我们的药,那你就去死吧……”
冀玉是村里少有的愿意学习“糖尿病知识”的人。她今年50岁,于2009年被诊断出糖尿病,母亲和哥哥也有糖尿病。
从交谈中可以发现,冀玉是村里对糖尿病有点认识的患者。她高兴地告诉记者,这都是从电视上学到的,因为电视经常会有糖尿病知识课程,讲课完了还有很多“好产品”推荐。每当讲这些糖尿病知识的时候,她就认真看,还将电视上“专家”推荐的“好产品”的联系电话全都抄上。但她一直没打过这些电话,因为这些产品“都好贵,买不起”。
有一次,一个广告吸引了她,该广告宣称吃了某种神奇的药后,“3个月停药,6个月完全恢复”。她犹豫了很久,终于拨通了这个电话。得知一个疗程需要3000多元后,她犹豫了。电话那头说:“既然你是糖尿病患者,那我给你五折吧”。权衡半天,她还是放弃了。后来,那人又给她打电话,她还是没舍得买。没想到对方狠狠抛出一句:“不吃我们的药,那你就去死吧!”“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据冀玉介绍,她之所以一直没下定决心买,一方面确实是因为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缘于这几年村里上当受骗的事太多了。以前,经常有一些号称是专家的人跑到农村来“义诊”,看完病后就建议大家买药,往往一买就是好几千元。许多农民被骗后,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都提高了警惕。
“你们这一次来,说实在话,不是咱村里有人带你们来,我们也信不过。”冀玉很爽快地告诉记者。
在吃完两大碗饭后,冀玉充满期待地问记者:“现在国外的药会不会比中国的好一些?有没有根治的药?”之所以期待,是因为她发现最近眼睛越来越不好使了,看电视时,经常一个人被看成两个人,有重影。以前纳鞋底儿一天一双;现在一天一只,每天少挣了5元钱。
“活一年是一年吧”
冀家媳妇死前的样子,被乡里坊间口口相传,最终成了许多糖尿病患者的阴影。想起自己的糖尿病状况,对比冀家媳妇,梁爱老人一直无法释怀:“要坚持吃药,天天吃,大年初一都要吃,吃到死还要吃。”看了一眼记者,她语气稍稍缓了一下:“哎,过一天是一天,活一年是一年吧!”说完这话,她两眼看着天花板,双手放在腿间,努力想使自己情绪平复下来。但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她跑到外面,擤了一下鼻涕。
除了自身的压力,村里的糖尿病患者还要承受许多外来的压力。
53岁的张华在2008年被诊断为糖尿病。丈夫一年到头在外打麻将,家务劳动、儿女成家、抚养孙子孙女、治病花费等所有的压力都在她身上。她有时候特别想喝酒,但想到喝酒对血糖控制不好,还是忍住了。如今,她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她觉得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放羊,看到外面的风景,羊群撒欢儿,心情就特好。现在回到家,看到小猫小狗时,心情也很舒畅。她觉得对待糖尿病,就要像邻村72岁的婶婶一样,视力不好,耳朵也背,看不到不舒心的事,别人骂她几句也听不着。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这样糖尿病才容易好。”
有时候,村民还会思考一个问题:糖尿病到底会不会遗传?当记者告诉他们,糖尿病确实有遗传因素但并非绝对遗传时,他们心里开始不安。有些人把5岁的孙女叫过来,让我们帮忙监测血糖。还有一些人想得更长远,他们要求记者在写稿时,别写真名,“怕被别人看到了,会被歧视,将来子孙不好成家。”
“咱老百姓……”
整个村庄的人在叙述糖尿病时,最喜欢用“咱老百姓”开头,以凸显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糖尿病的合理性,也为了区别他们与城市里的不同。
“咱老百姓哪懂得少吃多餐,俺们要下地干活,一干就是半天,没法回来做饭、吃饭。”
“咱老百姓顾不得那么多,既然糖尿病不传染,那爱咋咋的吧,活一天算一天。”
“咱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没事不会去医院;只有身体扛不住了,很厉害了,才会去医院检查。”
“咱老百姓哪有那么讲究,不像城里人,吃一顿饭,还要计算多少量。”
“咱老百姓没钱,发烧感冒都不会去吃药,得了糖尿病,不可能坚持一辈子吃药。有钱就多治点,没钱就少治点。”
“咱老百姓哪有什么业余活动!不忙的时候,也就是打麻将,我有时一打就是一天。”
“咱老百姓不会测血糖,你看,茧子都这么厚,针也扎不进去啊。”
……
新农合的规定是:越往高级别的医院治疗,报销的比例就越小。
农村看病需要花多少钱
天刚刚黑,68岁的梁永春就躺到了炕上,准备睡觉。这一段时间,他白天总犯困,但睡不着;晚上手脚冰凉,睡到天亮感觉被子还没热。
这一切都是从2009年开始的。那一年,他发现左手中指浮肿,最初以为是干农活导致的。待到后来破了,又流脓了,他又以为是中毒,吃了点消炎药,还是没好。这时候他喝水也多,还特喜欢吃甜东西。有经验的人告诉他,莫不是得了糖尿病吧?一听到这话,他立即去保定检查。结果果然是糖尿病。
由于血糖太高,而且左手中指已经溃烂,医院最终给他用上了胰岛素泵。在将血糖完全控制住后,才给他动了手术,截掉了中指。一共花了15000多元,由于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5000元。
出院时,医生叮嘱他:别吃饱,甜的、肥肉、土豆、粉条等等都不能吃太多。这让梁永春十分懊恼,这些都是他特别喜欢吃的。“更绝的是,连粥也不让喝。这样的话,老爷子还能吃啥?”女婿对这些规矩也十分不解,为岳父打抱不平。
但糖尿病没有容他懊恼许久。很快,他的脚又出现了溃烂。送到医院,右脚大拇趾已经破了个洞。原本这个脚趾也要被截掉,但在医生的努力下,最后保住了。
由于住院花了很多钱,梁永春有点心疼。刚出院没多久,他就不顾医生“不要碰柴火”的叮嘱,坚持下地干活。结果,很快足部又开始出现溃烂。
一时间,梁永春陷入了沉默。他如今连用胰岛素的钱都付不起,哪有钱去治脚?当前整个家庭的收入全部来自儿子梁树明。34岁的梁树明前几年结婚,老婆精神异常,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在上学,儿子活泼可爱,却天生耳聋,如今被送到保定市聋哑学校,每月1500元。梁树明每天起早贪黑打石头卖苦力,去年在外面打工,还有一部分工钱没要回来。就这样,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梁树明还欠外债3万多元。
据了解,记者走访的这几个乡村,农民大多靠种玉米为生。人均不到半亩地的他们,整个家庭一年收入也就5000元左右。好在这些年,开矿的人多了起来,顺便帮农民开辟了新的就业岗位。打石头、拉矿石成了他们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发家致富的毕竟是少数。梁树明辛辛苦苦一年,也未必能将债务还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确实帮助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但是,糖尿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在门诊和药房买药,这时候新农合的作用就有限。
此外,大多数农民都是有了并发症才去治疗。这时候对医术要求往往比较高,乡镇医院甚至县级医院都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必须到保定或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但新农合的规定是,不同级别医院报销的比例不一样,越往高级别的医院治疗,报销的比例就越小。像梁爱的老伴去年在保定市做了双眼白内障手术,一共花了13000元,最后只报销4000元。
由于舍不得长期花钱养病,很多农民宁愿自己去山上寻找一些中草药维持。好不容易用上胰岛素的梁永春也决定停止使用甘精胰岛素,他要省钱给孙子治病。
“医生说要想恢复听力,就得做人工耳蜗,需要花费30多万元。我们现在连零头都不够。对孩子的将来,我们要求也不高,送他到聋哑学校去,只求他能看电视,认几个字,将来能认清男女厕所。”梁永春的女婿不无伤感地说道。
孙子40天回来一次,看到有陌生人在家,却并不认生,在炕上尽情地奔来跑去,使劲撒欢儿。梁永春双眼盯着墙角,一言不发。梁树明一脸粗黑的胡须,两眼凹陷,手里拿着胰岛素笔,里面是空了的笔芯。
医院给村民发的健康宣传册,被小孩拿了去撕着玩,还有人干脆直接拿去当废纸卖。
农村的医疗卫生现状
银坊镇医院只有三种降糖药
在整个银坊镇,几乎人人都认识糖尿病患者。但一个村里到底有多少患者,谁也说不清。记者随后来到了银坊镇医院。该医院正在响应卫生部关于发行居民健康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号召。截至记者发稿,除去两个没有参与统计的村庄(约3000居民),该镇一共统计了15000名居民,其中糖尿病患者共有760名。
“这15000人中,至少有5000个小孩。”银坊镇医生蒋武华介绍道。此外,他们的筛查方法是测空腹血糖,3次超过7.0mmol/L即被诊断为糖尿病。
北京煤炭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国荣认为,这种筛查方法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它没有顾及空腹血糖正常但餐后血糖升高的人。如果餐后血糖高于11.1mmol/L,且有两次以上,也可以被诊断为糖尿病;如果患者有糖尿病症状,仅有1次餐后血糖高于11.1mmol/L,就应诊断为糖尿病。
蒋武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他们为糖尿病患者可做的事情实在有限:只能为他们测血糖,如果有人药物用完了,不愿意去县或市级医院的,也可以到镇医院购买。不过,该院目前只有二甲双胍、消渴丸和优降糖三种降糖药,其中优降糖经常缺货。
赤脚医生不知道如何给自己治疗糖尿病
与镇医院缺医少药情况相呼应的是,乡村赤脚医生对糖尿病更是无可奈何。合婚台村的陈利和就是一名赤脚医生,掌管着方圆几十里近1000名村民的健康,同时他自己也是一名糖尿病患者。
合婚台的村名很有来头,据说它是当年穆桂英和杨宗保夫妻俩吵架后和好如初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山,陈利和每天都要在各个山间穿梭。他今年47岁,两年前因为喝酒引发休克,送到医院被确诊为糖尿病。两天后,血糖还没控制好,他就不顾医院的反对,坚持出院。
对于赤脚医生这个职业,陈利和的妻子有很多意见。她告诉记者,在出院后没多久,丈夫就出去给人看病。帮人家输液时,病号坐着,他只能躺着,因为那时候全身没劲。半夜被叫醒出诊是常有的事,凌晨2:00、5:00都会有人叫。最疯狂的时候,一晚被叫起来4次。“以前没有手机还好,现在有了手机,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随叫随走。自家孩子发烧也必须出去。年轻时,20天穿破一双布鞋。现在有了摩托车,几年时间已经换了3辆。”谈起这些,妻子多少有点抱怨。
与高负荷工作量不对称的是,陈利和在赤脚医生岗位上的收入越来越低。现在农村用药都是零差价销售,没有利润。政府为此给了他每个月200元的补助,村里也给予每个月50元补助,但因各种原因,补助并不能如数发到手上。来看病的人都是邻里乡亲,加上现在农村老人居多,身上没多少钱,经常赊账。陈利和家里一共三个孩子,他本打算把中医技术传给大儿子,但儿子觉得学医没出路,最终出去打工了。为了接济家庭,陈利和不得不寻找一些其他赚钱的门路。
好在他心态好,说起自己的病情总是笑呵呵的:“没事,这病得养着。”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并没有“养着”。一天三餐,经常是撑的时候撑死,还不忌口;忙的时候一天一顿都吃不上。去了一趟涞源县,看到药店里有个广告,就自己买了一盒药,买回来也不吃。家里有血糖仪,却没针头,从来不测。偶尔去医院检查,血糖一般在17.0mmol/L以上。而且坚持不打胰岛素,理由是怕痛。当问他会不会给别人治疗糖尿病时,他坦承:“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治,我也没药。”
对于这一切,陈利和的妻子最着急。家里最小的孩子才4岁,“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们怎么办?”她两手扯着衣角,说完后将身子扭到一边,擦了擦眼睛。
公共卫生的崛起
在银坊镇医院,有正式编制出门诊的医生只有两位,另外7位在做公共卫生,专门负责慢性疾病的筛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2011年,银坊镇医院印发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手册》,里面详细介绍了国家九项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多种疾病的知识。随后,镇医院、村卫生所、计划生育委员会一起将这些手册下发给居民,但收效甚微。一位赤脚医生还告诉记者,在他派发宣传册时,很多不识字的人拿到宣传册就给了小孩。而小孩拿着这些册子一般都是撕着玩,或者叠飞机、船,还有人干脆直接当废纸卖。“送的又不是大米。”该医生笑着说。
不过,随着银坊镇本土工业的兴起,越来越多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他们认为镇医院提供的一年四次面对面随访很好。前不久,为了建立健康档案,他们去量了身高、体重、血压、血糖和心电图。
“这样挺好,我随时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不舒服了,我就去县医院治疗。我这一次感觉体重有点偏高,接下来得减肥了。”一位33岁的男子告诉记者。
(本文除梁永春父子、蒋武华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那么,在这4310万人群中,他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如何?血糖控制怎样?每年的花费是多少?为此,记者走访了河北省涞源县银坊镇的多个乡村。在这个镇上,目前统计出来的糖尿病患者共有760人。
冀家媳妇死了。
这则消息一经传开,顿时在寂静偏僻的黑窑沟村掀起了轩然大波。到了15年后的今天,村里的老人依然还记得她死前的样子:双眼失明,脚后跟烂了个洞,流着脓水,躺在床上不能动(卧床2年),皮包骨头,瘦骨嶙峋。据后来抬棺材的人回忆:抬着她和没抬她的感觉一样。
村里人都知道,死之前,她患有糖尿病。所以,整个黑窑沟村的人对糖尿病最早形成的印象就是:冀家媳妇那样,双眼失明,烂脚,卧病在床……
她去世之前,冀家的女儿也被诊断为糖尿病。女儿坚持认为自己是在伺候母亲的过程中,被母亲传染的。所以,她拒绝继续伺候母亲。
随后的几年里,冀家其他四个孩子相继都被确诊为糖尿病。
与此同时,从黑窑沟嫁出去的王老太太也被确诊为糖尿病。她生的两个儿子长大后,也患上了糖尿病……
因患糖尿病人数较多,该村被人们称为“糖尿病村”。整个黑窑沟村,不管男女老少都知道“糖尿病”这个词。然而,对于糖尿病如何预防和正规治疗,依然一片茫然。
待到本刊记者前去采访时,整个黑窑沟村已经安静得让人害怕,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几个60多岁的老人,守候着低矮而贫穷的房屋。在老人的介绍下,记者走访了黑窑沟、西流水、司各庄、合婚台等多个乡村,试图通过这几个典型村庄来窥探当今整个农村糖尿病的防治现状。
他们让我买根治的药,我买不起。他们说:不买我们的药,那你就去死吧!
农村糖尿病防治现状
在整个银坊镇的山村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糖尿病。然而,没有几个人知道糖尿病应该怎么防或怎么治。城市里的糖尿病教育已经如火如荼,很多患者都已经久病成医;但这个山村里的糖尿病知识,荒凉得就像3月底的山头一样:漫山遍野的石头,人烟稀少,没有绿叶。苍茫、荒凉而萧瑟。
“别人买什么药,我就买什么药”
55岁的冀平最近浑身难受。在看到记者随身携带的血糖仪时,她兴奋地问:“这是什么治疗仪?”
她坦言自己被确诊为糖尿病5年以来,从来没有自我监测过血糖,也没有正式去医院治疗过。每当她觉得难受时,就吃几粒从保定市药房里买的20元一盒的“苦瓜黄金胶囊”。就这“药”,还是她从邻居那听来的。
当记者告诉她这药上过《糖尿病之友》的“曝光台”栏目时,她不解:“我邻居用的就是这药,血糖降下来了。我看她有效(保健品里加西药,确实可以降糖,但由于成分和药量不明,对患者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笔者注),我也就买了。”为了了解她的血糖控制情况,记者为她测了随机血糖,结果是28.1mmol/L。她一脸委屈:“我正月里去医院测的时候才12点多呢(血糖达标状况是:空腹< 7.0mmol/L,餐后<10.0mmol/L——笔者注)。我以前还吃过胰激肽和格列健美片,那些药没用。”她告诉记者,以前吃的这两种药无效,后来听到邻居介绍,才换成了“苦瓜黄金胶囊”,感觉降糖效果还不错。
由于她身边没有这两种药的说明书,记者无从判断药物的真实情况,只能告诉她以后用药一定要遵照医生的嘱咐,别自作主张买药,更别擅自换药。然而,她依然用半信半疑的眼神看着我们。她认为自己的血糖之所以高,是因为药量吃得不够:“今天回去要吃8片,以前只吃4片。”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像冀平一样糊涂用药的人大有人在。很多老人都不会自己买药,而是让儿女在大城市买好了邮寄回来。有些人还会向外人炫耀:“这是我闺女从北京买回来的药。”然而,儿女们买药的根据也只是他们以前用的什么药,等药用完了,就去药房或者医院,一次花几百上千元“批发”一大堆药,然后寄回来。很多老人都不知道自己吃的什么药,也不知道是在哪里买的,更很少去医院咨询。
对于胰岛素的态度,大多数人都认为会上瘾,有依赖。所以他们宁愿大把大把地吃药,即使血糖控制不好,也不愿打胰岛素。“我宁愿不治,也不打胰岛素。”一位50岁的女性糖尿病患者态度很坚决。
“不会血糖监测,不方便测,更舍不得测”
自从儿子买回血糖仪后,梁爱老人就基本没用过。因为自己根本不会测,教书的丈夫也不会。前段时间全身“发烧”(从诊断书上得知,老人并非发烧,而是患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但老人至今也不知道这个疾病),“烧得肉和皮都红了,我感觉血管都在烧,我全身烧,烧得我睡不着。我就是塑料人,怕晒!”
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梁爱才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在医生的再三叮嘱下,回来后,她想起要测血糖,这才发现已经2年没用过血糖仪了。于是让儿子又买回来一包试纸。测过几次后,她感觉血糖控制得还不错。
然而,当她拿出血糖仪后,记者才发现,她用的试纸和血糖仪根本不是同一个品牌。随后记者拿出随身携带的血糖仪为她测量,随机血糖高达29.0mmol/L。这个结果让记者都怀疑血糖仪出了问题。于是我们自己测了一次,血糖都正常;又给她丈夫也测了,结果为4.4mmol/L。
看到结果,梁爱老人顿时哑口无言。从她丈夫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他们自己不会测血糖,孩子都不在家里,整个村里都难找到几个年轻人。去医院监测又不方便。因为镇里医院只测尿糖,不测血糖(实际上现在也测血糖,但老人不知道);县里医院会测血糖,但离村里太远,农村老人一般没事不会往县城跑,而且测一次血糖要花5元钱,老人舍不得花那个“冤枉钱”。
“不吃我们的药,那你就去死吧……”
冀玉是村里少有的愿意学习“糖尿病知识”的人。她今年50岁,于2009年被诊断出糖尿病,母亲和哥哥也有糖尿病。
从交谈中可以发现,冀玉是村里对糖尿病有点认识的患者。她高兴地告诉记者,这都是从电视上学到的,因为电视经常会有糖尿病知识课程,讲课完了还有很多“好产品”推荐。每当讲这些糖尿病知识的时候,她就认真看,还将电视上“专家”推荐的“好产品”的联系电话全都抄上。但她一直没打过这些电话,因为这些产品“都好贵,买不起”。
有一次,一个广告吸引了她,该广告宣称吃了某种神奇的药后,“3个月停药,6个月完全恢复”。她犹豫了很久,终于拨通了这个电话。得知一个疗程需要3000多元后,她犹豫了。电话那头说:“既然你是糖尿病患者,那我给你五折吧”。权衡半天,她还是放弃了。后来,那人又给她打电话,她还是没舍得买。没想到对方狠狠抛出一句:“不吃我们的药,那你就去死吧!”“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据冀玉介绍,她之所以一直没下定决心买,一方面确实是因为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缘于这几年村里上当受骗的事太多了。以前,经常有一些号称是专家的人跑到农村来“义诊”,看完病后就建议大家买药,往往一买就是好几千元。许多农民被骗后,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都提高了警惕。
“你们这一次来,说实在话,不是咱村里有人带你们来,我们也信不过。”冀玉很爽快地告诉记者。
在吃完两大碗饭后,冀玉充满期待地问记者:“现在国外的药会不会比中国的好一些?有没有根治的药?”之所以期待,是因为她发现最近眼睛越来越不好使了,看电视时,经常一个人被看成两个人,有重影。以前纳鞋底儿一天一双;现在一天一只,每天少挣了5元钱。
“活一年是一年吧”
冀家媳妇死前的样子,被乡里坊间口口相传,最终成了许多糖尿病患者的阴影。想起自己的糖尿病状况,对比冀家媳妇,梁爱老人一直无法释怀:“要坚持吃药,天天吃,大年初一都要吃,吃到死还要吃。”看了一眼记者,她语气稍稍缓了一下:“哎,过一天是一天,活一年是一年吧!”说完这话,她两眼看着天花板,双手放在腿间,努力想使自己情绪平复下来。但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她跑到外面,擤了一下鼻涕。
除了自身的压力,村里的糖尿病患者还要承受许多外来的压力。
53岁的张华在2008年被诊断为糖尿病。丈夫一年到头在外打麻将,家务劳动、儿女成家、抚养孙子孙女、治病花费等所有的压力都在她身上。她有时候特别想喝酒,但想到喝酒对血糖控制不好,还是忍住了。如今,她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她觉得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放羊,看到外面的风景,羊群撒欢儿,心情就特好。现在回到家,看到小猫小狗时,心情也很舒畅。她觉得对待糖尿病,就要像邻村72岁的婶婶一样,视力不好,耳朵也背,看不到不舒心的事,别人骂她几句也听不着。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这样糖尿病才容易好。”
有时候,村民还会思考一个问题:糖尿病到底会不会遗传?当记者告诉他们,糖尿病确实有遗传因素但并非绝对遗传时,他们心里开始不安。有些人把5岁的孙女叫过来,让我们帮忙监测血糖。还有一些人想得更长远,他们要求记者在写稿时,别写真名,“怕被别人看到了,会被歧视,将来子孙不好成家。”
“咱老百姓……”
整个村庄的人在叙述糖尿病时,最喜欢用“咱老百姓”开头,以凸显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糖尿病的合理性,也为了区别他们与城市里的不同。
“咱老百姓哪懂得少吃多餐,俺们要下地干活,一干就是半天,没法回来做饭、吃饭。”
“咱老百姓顾不得那么多,既然糖尿病不传染,那爱咋咋的吧,活一天算一天。”
“咱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没事不会去医院;只有身体扛不住了,很厉害了,才会去医院检查。”
“咱老百姓哪有那么讲究,不像城里人,吃一顿饭,还要计算多少量。”
“咱老百姓没钱,发烧感冒都不会去吃药,得了糖尿病,不可能坚持一辈子吃药。有钱就多治点,没钱就少治点。”
“咱老百姓哪有什么业余活动!不忙的时候,也就是打麻将,我有时一打就是一天。”
“咱老百姓不会测血糖,你看,茧子都这么厚,针也扎不进去啊。”
……
新农合的规定是:越往高级别的医院治疗,报销的比例就越小。
农村看病需要花多少钱
天刚刚黑,68岁的梁永春就躺到了炕上,准备睡觉。这一段时间,他白天总犯困,但睡不着;晚上手脚冰凉,睡到天亮感觉被子还没热。
这一切都是从2009年开始的。那一年,他发现左手中指浮肿,最初以为是干农活导致的。待到后来破了,又流脓了,他又以为是中毒,吃了点消炎药,还是没好。这时候他喝水也多,还特喜欢吃甜东西。有经验的人告诉他,莫不是得了糖尿病吧?一听到这话,他立即去保定检查。结果果然是糖尿病。
由于血糖太高,而且左手中指已经溃烂,医院最终给他用上了胰岛素泵。在将血糖完全控制住后,才给他动了手术,截掉了中指。一共花了15000多元,由于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5000元。
出院时,医生叮嘱他:别吃饱,甜的、肥肉、土豆、粉条等等都不能吃太多。这让梁永春十分懊恼,这些都是他特别喜欢吃的。“更绝的是,连粥也不让喝。这样的话,老爷子还能吃啥?”女婿对这些规矩也十分不解,为岳父打抱不平。
但糖尿病没有容他懊恼许久。很快,他的脚又出现了溃烂。送到医院,右脚大拇趾已经破了个洞。原本这个脚趾也要被截掉,但在医生的努力下,最后保住了。
由于住院花了很多钱,梁永春有点心疼。刚出院没多久,他就不顾医生“不要碰柴火”的叮嘱,坚持下地干活。结果,很快足部又开始出现溃烂。
一时间,梁永春陷入了沉默。他如今连用胰岛素的钱都付不起,哪有钱去治脚?当前整个家庭的收入全部来自儿子梁树明。34岁的梁树明前几年结婚,老婆精神异常,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在上学,儿子活泼可爱,却天生耳聋,如今被送到保定市聋哑学校,每月1500元。梁树明每天起早贪黑打石头卖苦力,去年在外面打工,还有一部分工钱没要回来。就这样,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梁树明还欠外债3万多元。
据了解,记者走访的这几个乡村,农民大多靠种玉米为生。人均不到半亩地的他们,整个家庭一年收入也就5000元左右。好在这些年,开矿的人多了起来,顺便帮农民开辟了新的就业岗位。打石头、拉矿石成了他们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发家致富的毕竟是少数。梁树明辛辛苦苦一年,也未必能将债务还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确实帮助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但是,糖尿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在门诊和药房买药,这时候新农合的作用就有限。
此外,大多数农民都是有了并发症才去治疗。这时候对医术要求往往比较高,乡镇医院甚至县级医院都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必须到保定或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但新农合的规定是,不同级别医院报销的比例不一样,越往高级别的医院治疗,报销的比例就越小。像梁爱的老伴去年在保定市做了双眼白内障手术,一共花了13000元,最后只报销4000元。
由于舍不得长期花钱养病,很多农民宁愿自己去山上寻找一些中草药维持。好不容易用上胰岛素的梁永春也决定停止使用甘精胰岛素,他要省钱给孙子治病。
“医生说要想恢复听力,就得做人工耳蜗,需要花费30多万元。我们现在连零头都不够。对孩子的将来,我们要求也不高,送他到聋哑学校去,只求他能看电视,认几个字,将来能认清男女厕所。”梁永春的女婿不无伤感地说道。
孙子40天回来一次,看到有陌生人在家,却并不认生,在炕上尽情地奔来跑去,使劲撒欢儿。梁永春双眼盯着墙角,一言不发。梁树明一脸粗黑的胡须,两眼凹陷,手里拿着胰岛素笔,里面是空了的笔芯。
医院给村民发的健康宣传册,被小孩拿了去撕着玩,还有人干脆直接拿去当废纸卖。
农村的医疗卫生现状
银坊镇医院只有三种降糖药
在整个银坊镇,几乎人人都认识糖尿病患者。但一个村里到底有多少患者,谁也说不清。记者随后来到了银坊镇医院。该医院正在响应卫生部关于发行居民健康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号召。截至记者发稿,除去两个没有参与统计的村庄(约3000居民),该镇一共统计了15000名居民,其中糖尿病患者共有760名。
“这15000人中,至少有5000个小孩。”银坊镇医生蒋武华介绍道。此外,他们的筛查方法是测空腹血糖,3次超过7.0mmol/L即被诊断为糖尿病。
北京煤炭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国荣认为,这种筛查方法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它没有顾及空腹血糖正常但餐后血糖升高的人。如果餐后血糖高于11.1mmol/L,且有两次以上,也可以被诊断为糖尿病;如果患者有糖尿病症状,仅有1次餐后血糖高于11.1mmol/L,就应诊断为糖尿病。
蒋武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他们为糖尿病患者可做的事情实在有限:只能为他们测血糖,如果有人药物用完了,不愿意去县或市级医院的,也可以到镇医院购买。不过,该院目前只有二甲双胍、消渴丸和优降糖三种降糖药,其中优降糖经常缺货。
赤脚医生不知道如何给自己治疗糖尿病
与镇医院缺医少药情况相呼应的是,乡村赤脚医生对糖尿病更是无可奈何。合婚台村的陈利和就是一名赤脚医生,掌管着方圆几十里近1000名村民的健康,同时他自己也是一名糖尿病患者。
合婚台的村名很有来头,据说它是当年穆桂英和杨宗保夫妻俩吵架后和好如初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山,陈利和每天都要在各个山间穿梭。他今年47岁,两年前因为喝酒引发休克,送到医院被确诊为糖尿病。两天后,血糖还没控制好,他就不顾医院的反对,坚持出院。
对于赤脚医生这个职业,陈利和的妻子有很多意见。她告诉记者,在出院后没多久,丈夫就出去给人看病。帮人家输液时,病号坐着,他只能躺着,因为那时候全身没劲。半夜被叫醒出诊是常有的事,凌晨2:00、5:00都会有人叫。最疯狂的时候,一晚被叫起来4次。“以前没有手机还好,现在有了手机,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随叫随走。自家孩子发烧也必须出去。年轻时,20天穿破一双布鞋。现在有了摩托车,几年时间已经换了3辆。”谈起这些,妻子多少有点抱怨。
与高负荷工作量不对称的是,陈利和在赤脚医生岗位上的收入越来越低。现在农村用药都是零差价销售,没有利润。政府为此给了他每个月200元的补助,村里也给予每个月50元补助,但因各种原因,补助并不能如数发到手上。来看病的人都是邻里乡亲,加上现在农村老人居多,身上没多少钱,经常赊账。陈利和家里一共三个孩子,他本打算把中医技术传给大儿子,但儿子觉得学医没出路,最终出去打工了。为了接济家庭,陈利和不得不寻找一些其他赚钱的门路。
好在他心态好,说起自己的病情总是笑呵呵的:“没事,这病得养着。”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并没有“养着”。一天三餐,经常是撑的时候撑死,还不忌口;忙的时候一天一顿都吃不上。去了一趟涞源县,看到药店里有个广告,就自己买了一盒药,买回来也不吃。家里有血糖仪,却没针头,从来不测。偶尔去医院检查,血糖一般在17.0mmol/L以上。而且坚持不打胰岛素,理由是怕痛。当问他会不会给别人治疗糖尿病时,他坦承:“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治,我也没药。”
对于这一切,陈利和的妻子最着急。家里最小的孩子才4岁,“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们怎么办?”她两手扯着衣角,说完后将身子扭到一边,擦了擦眼睛。
公共卫生的崛起
在银坊镇医院,有正式编制出门诊的医生只有两位,另外7位在做公共卫生,专门负责慢性疾病的筛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2011年,银坊镇医院印发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手册》,里面详细介绍了国家九项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多种疾病的知识。随后,镇医院、村卫生所、计划生育委员会一起将这些手册下发给居民,但收效甚微。一位赤脚医生还告诉记者,在他派发宣传册时,很多不识字的人拿到宣传册就给了小孩。而小孩拿着这些册子一般都是撕着玩,或者叠飞机、船,还有人干脆直接当废纸卖。“送的又不是大米。”该医生笑着说。
不过,随着银坊镇本土工业的兴起,越来越多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他们认为镇医院提供的一年四次面对面随访很好。前不久,为了建立健康档案,他们去量了身高、体重、血压、血糖和心电图。
“这样挺好,我随时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不舒服了,我就去县医院治疗。我这一次感觉体重有点偏高,接下来得减肥了。”一位33岁的男子告诉记者。
(本文除梁永春父子、蒋武华外,其他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