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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文艺理论研究重心发生“读者”转向，这种新范式深刻影响了西方文论史课程的知识形成。本文从“关系主义”视角出发，系统地描述了这种转向所引发的“五种”典型的知识生产形态：即经验实证式、读者反应式、意识批评式、阐释共同体式、意识形态式。本文对“读者”范式下西方文论史课程的知识形成、特征和开创意义具有认识价值。
[关键词] 西方文论史；读者转向；经验实证；读者反应；意识批评；阐释共同体；意识形态；关系主义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7） 01-0085-03
西方文论史课程内容的传统组织方式，要么以经典作家作品来串联，如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文论思想、贺拉斯《诗艺》中的文论思想等，要么以按照文艺思潮来组织内容，如启蒙主义文艺思潮、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等，要么是这两者的结合，如法国浪漫主义的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等，这样的知识组织形式在保证知识的还原性、独立性、完整性方面具有优越性，但是在知识的建构性、关系性、简洁性等方面往往呈现出劣势，例如，我们可以知晓不同文论家的思想，却未必知晓不同文论家思想的异同，我们可以知道文论史上的种种思潮，却未必知道不同思潮背后呈现的结构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将提出一种从文艺范式的层面把握西方文论史思想的方法，即探索不同文艺范式下的各自不同的理论形式和一种范式下系统的理论形态。本文从“关系主义”视角出发，主要探讨了“读者转向”带来的西方文论史课程知识生产的典型形态，即经验实证方式、读者反应方式、意识批评方式、阐释共同体方式、意识形态方式等五种类型。
一 经验实证方式
经验实证派主张通过民意测验、统计、分析等方法，在实际中得出读者的阅读感受，从而找到阐释批评与实际阅读效果之间的差距，使阐释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联邦德国学者威尔霍夫为了给作品的品级做出客观性判断，他给106位文学批评家发出咨询信，综合结果显示，人们普遍认同实际的文学是“智力的”文学，而最理想的文学是“生命的”文学，同时，他也发现了姚斯理论细微上的不足，“姚斯提出的理想的结构忽视了美学外的尺度”，[1]姚斯只是从审美距离单一角度推测阅读期待，而事实上读者阅读期待受更为复杂的因素影响，而不同的尺度决定着批评家的态度。通过实证性研究，理论者发现了普通读者和知识读者之间阅读差异，并为研究这种差异提供了一种客观性的基础。
经验实证方法是获得客观接受效果的一种有益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有时能够弥补主观判断的不足，特别是它直接面对读者，信息直接，更容易了解读者的心理和变化，实践证明，抽样调查、统计学的方法广泛地运用到各种评价系统当中。但是，这种依靠数量和数字的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适用限度是有限的，一部优秀的作品不一定有一部通俗的末流小说更有读者人气，但不能证明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立足于经验数据，最后还是离不开阐释。
二 主观批评方式
单纯认为新的意义生产只能从实际阅读的普通读者那里获得，未免机械，以批评家和理论者为代表的知识读者，在实际的批评和理论实践当中，同样可以置换角色成为“普通读者”，而且，他们可以在阅读中灵活地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判断哪种阅读具有普遍性，哪种是随机性、偶然性，以及什么样的阅读可以上升到知识的普遍层次，总之，无论什么时候，知识读者都是新的意义得以产生、彰显、传播的主力军。
布法罗批评的主要代表戴维·布莱奇从认识论角度强调文学接受的“主观批评”，他认为阐释离不开人的意图和动机，批评过程中投入主体意识以及个性再造都是合情合理的，为了防止批评的任意性，他强调批评应当遵循着一个共同的体系，“主观认识论是一种体系，通过它，反应和阐释的研究或许可以更好地与反应和阐释的经验相联系，从而使认识从某种可以获得的东西转化为人们代表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群体所能综合而成的某种东西。”[2]个体解释受到解释共同体的价值观念限制。所谓“解释共同体”，指的是每个个人在认识和解释活动中都体现出他所处那个社会群体共同具有的某些观念和价值标准。在“阐释共同体”相互监督、制约、协作下，最终能够保证使意义产生符合社会的需要。
三 读者反应方式
“主观批评”虽然强调了知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阅读中的重要作用，并用闡释共同体和文本阅读心理机制来防范阐释的随意性，但是，他们并没有揭示出“接受性文本”的存在特征和阅读这样文本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菲什的“文本作为事件”思想与卡勒的“文学能力”思想是一种重要的弥补。
在美国读者反应批评中，菲什更重视读者的阅读体验，针对新批评的“感情谬说”观点，他提出“感情文体学”，认为文学并非生硬的一堆文字符号，而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体验，意义也不是可以从作品中单独抽离出来的实体，而是读者对文本的认识，并且伴随认识的深化而变化不定，他主张批评家的工作是准确地描述出阅读过程中读者对文本的心理反应，“分析读者在与一个接一个的词语相关时形成的反应”。[3]菲什提出“意义是事件”的重要论点，他把阅读看成是一种活动，是在读者参与下所做的事，无论是文本的一个句子还是更大的语段篇章，如果离开了读者的阅读经验，就不可能再是文学，也就是说，文本、读者、文学等都不是外在的客体，都是读者经验的产物。但是，菲什所要求的读者并非是普通的阅读者，“作出我所说的这些反应的读者也就是这样一种有知识的读者”，[4]他需要的是有一个足够容量的知识储存库，尽可能做到“无所不知”。[5]
为了不使批评变为阅读者的随意性批评，乔纳森·卡勒对文学阅读的读者也提出了“文学能力”的要求，这种能力是对构成文学的“内在语法”的掌握，“如果要讲一个句子的结构，就必须涉及形成这种结构的内在语法”。[6]有了这种能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就能调动令人惊异的意识到的和没有意识到的所有知识，融会贯通，从而赋予这些声音以意思。理解有赖于对对象构成体系原则的精通，相对于第一层次的语言符号体系，文学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第二层次的符号体系，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前，首先需要具有相当多的有关读诗习惯方面的经验。但是，这种习惯并非是个人性的，它作为一种文学惯例为读者和作者所共有和遵守，作者必须把一些单词安排得他可以按照诗的习惯来阅读，他不能简单地赋予意义，而必须使他自己和其他人有可能看出意义，这样，文学惯例就不仅仅是读者和作家的事情，它也是文学形式的基础。可以说，卡勒的文学能力说是对菲什忽略文本对意义产生的条件性的一个矫正。 四 意识批评方式
“接受说”下既然能够重新认识文本、读者要素，也就没有理由不能重新认识“作者”要素，文本可以具有开放性，读者可以以这样的文本为基础“重建”意义，就没有理由否定作者对作品意义的重新赋予，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谁说出了意义，而在于这种意义“内在合理性”有多大。意识批评强调读者以自我的心灵去领会作家的创作意识，把文本看成是作者创作意识的客观化体现，是又一种意义产生模式。
日内瓦学派的乔治·普莱是意识批评的代表人物，在普莱看来，文学作品是充满了作家意识的意向性客体，“一本书并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是作者实际用来保留其思想、感情、梦想和生活方式的工具”，[7]阅读过程就是阅读者同作家的精神相遇，重建作家表现在作品中意识过程，“理解一件文学作品，就等于让写作品的人在我们内心向我们揭示他自身。”[8]而且，阅读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他人的复制过程，它是一种行动，是通过自我意识去体验作家的意识，因此，在重建作家意识过程中，实际上同样面对了意识产生后边的制约原则，或者说，面对意识与世界的关系，“由此而发生的一切仿佛把阅读变成一种行为，思想通过这个行为置身于我的内心，而它的主体却又不是我自己。……阅读正是这个样子：不仅屈服于众多陌生的词语、意象和思想，而且屈服于表达和貔虎这些词语、意象和思想的那个非常陌生的原则。”[9]这样，谁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感知自己，谁就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通过作品感知到作家直至宇宙。
普莱之后的批评家更加重视作者深度的“经验模式”研究，“所谓作者的经验模式指作者意识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个性方式，这种模式潜在于作品之中，是作品个性风格的本源。”[10]它们与作家的生平传记无关，他们主张批评家排除现实的干扰，持中立化的立场，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内部的意识，以确保意识批评的顺利进行。意识批评模式的意义产生，体现为重返作家经验的特点，但是，这里的“重返”是在接受说性质下的，是“第二轮”返回，这时作家是以一种历史主体，而不是结构的“功能”，所产生的文本是结构与历史互动的结合形式，是作家和读者对话的结果，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客观化形态，意识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新颖的批评而不同于传统的作家批评，正在于它发现了作者在文本中说出了文本意义的位置。
五 意识形态方式
民主德国的理论家们力图对接受美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他們把马克思关于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的学说引入文学理论研究，认为文学作品也像商品一样，要经历生产（创作）、流通（出版、发行等）、消费（接受）三个不同的阶段，而且这三个阶段也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缺一不可的文学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一个认识：作者、作品和读者以及文学的写作、占有和交换过程彼此间相互从属，构成一个关系网络”。[11]他们认识到，原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只限于文学生产，很少或根本不涉及文学接受，固然片面，但是，接受美学离开了文学生产，只研究接受，也同样片面，在这一点，瑙曼的态度十分鲜明，在他看来，生产对于消费来说是“主导要素”，文学生产不仅创造出接受它的能力，而且也创造出接受它的方式。文本对阅读来说也具有“指导功能”，瑙曼把作品具有引导接受的特性，概括为“接受指令”，他这样解释道：“它是这样一个范畴，它表示一部作品从它的特征出发潜在地能发挥哪些作用。”[12]而要发挥这种作用，作品就不应是一个封闭体，而要在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中才能决定。
苏联学者对这一接受理论思想有重要的推进。关于文学接受的实质和规律，在梅拉赫看来，它不是读者与作品的作者交流，或者说对作者赞同与否的问题，而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寻求作品对新事物的揭示，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的问题，因此，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关于文学创作，梅拉赫认为，完整的创作过程应包括：作者构思、作者写作和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三个环节，他提出“接受模式”概念，认为作家从构思、写作，到最后定稿，都离不开与想象中的读者打交道。梅拉赫又提出必须研究读者接受的两个重要方面：即读者接受是在何等程度上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审美内容相适应的；作品的结构和接受的结构处于何种相互关系之中。他还反对解释的随意性，认为文学接受受到作品的客观性的制约，“科学的接受研究必须遵循这样的前提：艺术是现实的客观反映，而这种现实又是通过艺术家的世界观和个性折射出来的。对读者来说，作品所反映的现实，只能是一种间接反映的现实。”[13]赫拉普钦柯也反对把文学接受看成是读者独立的再创造，在他看来，正是作品本身所反映的人的生活、情感以及形象系统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对读者的影响。他认为文学的实质和特点就是，生活和人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永远是关于生活和人的争论，永远是关于人物之间的不协调、性格的冲突、作者和读者同一定生活现象的错误观念所进行的争论”。[14]艺术形象系统总是通过制约它们内在运动的那些矛盾展开，体现出两种对立的生活原则和精神原则的碰撞，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显然也参与了这场争论。赫拉普钦柯还指出，作家的主观构思并不决定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作品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财富，便涉及到许多社会过程和许多生活现象，只有作品对生活的概括深度才处于首位，越是伟大的作品，其接受潜能也就越大。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文艺理论研究重心发生“读者”转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论史课程内容的知识形态。本文对读者范式下的西方文论史知识构成的新形态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经验实证式、读者反应式、意识批评式、阐释共同体式、意识形态式。这五种形态体现了反本质主义文论之后的文艺理论建构性特征和多角度开拓，对“读者”范式下西方文论史课程的知识构成和开创意义具有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1]H·C·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25.
[2]戴维·布莱奇.反应研究中的认识论假想[M].任孟昭，译.载“读者反应批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221.
[3]菲什.自娱的艺术品——论十七世纪文学的经验[M].见[英]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7.
[4]斯坦利·E·菲什.文学在读者：感情文体学[M].聂振雄，译.载“读者反应批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21.
[5]菲什.自娱的艺术品——论十七世纪文学的经验[M].见[英]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8.
[6]乔纳森·卡勒.文学能力[M].杨怡，译.读者反应批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74
[7][8]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0.
[9]乔治·普莱.批评与没在性体验[M].载[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9.
[10]将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99.
[11]瑙曼，等.作品、文学史与读者[M].范大灿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12]瑙曼，等.作品、文学史与读者[M].范大灿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17.
[13][14]吴元迈.苏联的艺术接受探索[J].文学评论，1986（1）：130.
[关键词] 西方文论史；读者转向；经验实证；读者反应；意识批评；阐释共同体；意识形态；关系主义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7） 01-0085-03
西方文论史课程内容的传统组织方式，要么以经典作家作品来串联，如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文论思想、贺拉斯《诗艺》中的文论思想等，要么以按照文艺思潮来组织内容，如启蒙主义文艺思潮、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等，要么是这两者的结合，如法国浪漫主义的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等，这样的知识组织形式在保证知识的还原性、独立性、完整性方面具有优越性，但是在知识的建构性、关系性、简洁性等方面往往呈现出劣势，例如，我们可以知晓不同文论家的思想，却未必知晓不同文论家思想的异同，我们可以知道文论史上的种种思潮，却未必知道不同思潮背后呈现的结构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将提出一种从文艺范式的层面把握西方文论史思想的方法，即探索不同文艺范式下的各自不同的理论形式和一种范式下系统的理论形态。本文从“关系主义”视角出发，主要探讨了“读者转向”带来的西方文论史课程知识生产的典型形态，即经验实证方式、读者反应方式、意识批评方式、阐释共同体方式、意识形态方式等五种类型。
一 经验实证方式
经验实证派主张通过民意测验、统计、分析等方法，在实际中得出读者的阅读感受，从而找到阐释批评与实际阅读效果之间的差距，使阐释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联邦德国学者威尔霍夫为了给作品的品级做出客观性判断，他给106位文学批评家发出咨询信，综合结果显示，人们普遍认同实际的文学是“智力的”文学，而最理想的文学是“生命的”文学，同时，他也发现了姚斯理论细微上的不足，“姚斯提出的理想的结构忽视了美学外的尺度”，[1]姚斯只是从审美距离单一角度推测阅读期待，而事实上读者阅读期待受更为复杂的因素影响，而不同的尺度决定着批评家的态度。通过实证性研究，理论者发现了普通读者和知识读者之间阅读差异，并为研究这种差异提供了一种客观性的基础。
经验实证方法是获得客观接受效果的一种有益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有时能够弥补主观判断的不足，特别是它直接面对读者，信息直接，更容易了解读者的心理和变化，实践证明，抽样调查、统计学的方法广泛地运用到各种评价系统当中。但是，这种依靠数量和数字的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适用限度是有限的，一部优秀的作品不一定有一部通俗的末流小说更有读者人气，但不能证明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立足于经验数据，最后还是离不开阐释。
二 主观批评方式
单纯认为新的意义生产只能从实际阅读的普通读者那里获得，未免机械，以批评家和理论者为代表的知识读者，在实际的批评和理论实践当中，同样可以置换角色成为“普通读者”，而且，他们可以在阅读中灵活地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判断哪种阅读具有普遍性，哪种是随机性、偶然性，以及什么样的阅读可以上升到知识的普遍层次，总之，无论什么时候，知识读者都是新的意义得以产生、彰显、传播的主力军。
布法罗批评的主要代表戴维·布莱奇从认识论角度强调文学接受的“主观批评”，他认为阐释离不开人的意图和动机，批评过程中投入主体意识以及个性再造都是合情合理的，为了防止批评的任意性，他强调批评应当遵循着一个共同的体系，“主观认识论是一种体系，通过它，反应和阐释的研究或许可以更好地与反应和阐释的经验相联系，从而使认识从某种可以获得的东西转化为人们代表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群体所能综合而成的某种东西。”[2]个体解释受到解释共同体的价值观念限制。所谓“解释共同体”，指的是每个个人在认识和解释活动中都体现出他所处那个社会群体共同具有的某些观念和价值标准。在“阐释共同体”相互监督、制约、协作下，最终能够保证使意义产生符合社会的需要。
三 读者反应方式
“主观批评”虽然强调了知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阅读中的重要作用，并用闡释共同体和文本阅读心理机制来防范阐释的随意性，但是，他们并没有揭示出“接受性文本”的存在特征和阅读这样文本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菲什的“文本作为事件”思想与卡勒的“文学能力”思想是一种重要的弥补。
在美国读者反应批评中，菲什更重视读者的阅读体验，针对新批评的“感情谬说”观点，他提出“感情文体学”，认为文学并非生硬的一堆文字符号，而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体验，意义也不是可以从作品中单独抽离出来的实体，而是读者对文本的认识，并且伴随认识的深化而变化不定，他主张批评家的工作是准确地描述出阅读过程中读者对文本的心理反应，“分析读者在与一个接一个的词语相关时形成的反应”。[3]菲什提出“意义是事件”的重要论点，他把阅读看成是一种活动，是在读者参与下所做的事，无论是文本的一个句子还是更大的语段篇章，如果离开了读者的阅读经验，就不可能再是文学，也就是说，文本、读者、文学等都不是外在的客体，都是读者经验的产物。但是，菲什所要求的读者并非是普通的阅读者，“作出我所说的这些反应的读者也就是这样一种有知识的读者”，[4]他需要的是有一个足够容量的知识储存库，尽可能做到“无所不知”。[5]
为了不使批评变为阅读者的随意性批评，乔纳森·卡勒对文学阅读的读者也提出了“文学能力”的要求，这种能力是对构成文学的“内在语法”的掌握，“如果要讲一个句子的结构，就必须涉及形成这种结构的内在语法”。[6]有了这种能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就能调动令人惊异的意识到的和没有意识到的所有知识，融会贯通，从而赋予这些声音以意思。理解有赖于对对象构成体系原则的精通，相对于第一层次的语言符号体系，文学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第二层次的符号体系，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前，首先需要具有相当多的有关读诗习惯方面的经验。但是，这种习惯并非是个人性的，它作为一种文学惯例为读者和作者所共有和遵守，作者必须把一些单词安排得他可以按照诗的习惯来阅读，他不能简单地赋予意义，而必须使他自己和其他人有可能看出意义，这样，文学惯例就不仅仅是读者和作家的事情，它也是文学形式的基础。可以说，卡勒的文学能力说是对菲什忽略文本对意义产生的条件性的一个矫正。 四 意识批评方式
“接受说”下既然能够重新认识文本、读者要素，也就没有理由不能重新认识“作者”要素，文本可以具有开放性，读者可以以这样的文本为基础“重建”意义，就没有理由否定作者对作品意义的重新赋予，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谁说出了意义，而在于这种意义“内在合理性”有多大。意识批评强调读者以自我的心灵去领会作家的创作意识，把文本看成是作者创作意识的客观化体现，是又一种意义产生模式。
日内瓦学派的乔治·普莱是意识批评的代表人物，在普莱看来，文学作品是充满了作家意识的意向性客体，“一本书并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是作者实际用来保留其思想、感情、梦想和生活方式的工具”，[7]阅读过程就是阅读者同作家的精神相遇，重建作家表现在作品中意识过程，“理解一件文学作品，就等于让写作品的人在我们内心向我们揭示他自身。”[8]而且，阅读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他人的复制过程，它是一种行动，是通过自我意识去体验作家的意识，因此，在重建作家意识过程中，实际上同样面对了意识产生后边的制约原则，或者说，面对意识与世界的关系，“由此而发生的一切仿佛把阅读变成一种行为，思想通过这个行为置身于我的内心，而它的主体却又不是我自己。……阅读正是这个样子：不仅屈服于众多陌生的词语、意象和思想，而且屈服于表达和貔虎这些词语、意象和思想的那个非常陌生的原则。”[9]这样，谁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感知自己，谁就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通过作品感知到作家直至宇宙。
普莱之后的批评家更加重视作者深度的“经验模式”研究，“所谓作者的经验模式指作者意识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个性方式，这种模式潜在于作品之中，是作品个性风格的本源。”[10]它们与作家的生平传记无关，他们主张批评家排除现实的干扰，持中立化的立场，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内部的意识，以确保意识批评的顺利进行。意识批评模式的意义产生，体现为重返作家经验的特点，但是，这里的“重返”是在接受说性质下的，是“第二轮”返回，这时作家是以一种历史主体，而不是结构的“功能”，所产生的文本是结构与历史互动的结合形式，是作家和读者对话的结果，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客观化形态，意识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新颖的批评而不同于传统的作家批评，正在于它发现了作者在文本中说出了文本意义的位置。
五 意识形态方式
民主德国的理论家们力图对接受美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他們把马克思关于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的学说引入文学理论研究，认为文学作品也像商品一样，要经历生产（创作）、流通（出版、发行等）、消费（接受）三个不同的阶段，而且这三个阶段也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缺一不可的文学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一个认识：作者、作品和读者以及文学的写作、占有和交换过程彼此间相互从属，构成一个关系网络”。[11]他们认识到，原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只限于文学生产，很少或根本不涉及文学接受，固然片面，但是，接受美学离开了文学生产，只研究接受，也同样片面，在这一点，瑙曼的态度十分鲜明，在他看来，生产对于消费来说是“主导要素”，文学生产不仅创造出接受它的能力，而且也创造出接受它的方式。文本对阅读来说也具有“指导功能”，瑙曼把作品具有引导接受的特性，概括为“接受指令”，他这样解释道：“它是这样一个范畴，它表示一部作品从它的特征出发潜在地能发挥哪些作用。”[12]而要发挥这种作用，作品就不应是一个封闭体，而要在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中才能决定。
苏联学者对这一接受理论思想有重要的推进。关于文学接受的实质和规律，在梅拉赫看来，它不是读者与作品的作者交流，或者说对作者赞同与否的问题，而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寻求作品对新事物的揭示，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的问题，因此，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关于文学创作，梅拉赫认为，完整的创作过程应包括：作者构思、作者写作和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三个环节，他提出“接受模式”概念，认为作家从构思、写作，到最后定稿，都离不开与想象中的读者打交道。梅拉赫又提出必须研究读者接受的两个重要方面：即读者接受是在何等程度上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审美内容相适应的；作品的结构和接受的结构处于何种相互关系之中。他还反对解释的随意性，认为文学接受受到作品的客观性的制约，“科学的接受研究必须遵循这样的前提：艺术是现实的客观反映，而这种现实又是通过艺术家的世界观和个性折射出来的。对读者来说，作品所反映的现实，只能是一种间接反映的现实。”[13]赫拉普钦柯也反对把文学接受看成是读者独立的再创造，在他看来，正是作品本身所反映的人的生活、情感以及形象系统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对读者的影响。他认为文学的实质和特点就是，生活和人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永远是关于生活和人的争论，永远是关于人物之间的不协调、性格的冲突、作者和读者同一定生活现象的错误观念所进行的争论”。[14]艺术形象系统总是通过制约它们内在运动的那些矛盾展开，体现出两种对立的生活原则和精神原则的碰撞，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显然也参与了这场争论。赫拉普钦柯还指出，作家的主观构思并不决定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作品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财富，便涉及到许多社会过程和许多生活现象，只有作品对生活的概括深度才处于首位，越是伟大的作品，其接受潜能也就越大。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文艺理论研究重心发生“读者”转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论史课程内容的知识形态。本文对读者范式下的西方文论史知识构成的新形态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经验实证式、读者反应式、意识批评式、阐释共同体式、意识形态式。这五种形态体现了反本质主义文论之后的文艺理论建构性特征和多角度开拓，对“读者”范式下西方文论史课程的知识构成和开创意义具有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1]H·C·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25.
[2]戴维·布莱奇.反应研究中的认识论假想[M].任孟昭，译.载“读者反应批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221.
[3]菲什.自娱的艺术品——论十七世纪文学的经验[M].见[英]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7.
[4]斯坦利·E·菲什.文学在读者：感情文体学[M].聂振雄，译.载“读者反应批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21.
[5]菲什.自娱的艺术品——论十七世纪文学的经验[M].见[英]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8.
[6]乔纳森·卡勒.文学能力[M].杨怡，译.读者反应批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74
[7][8]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0.
[9]乔治·普莱.批评与没在性体验[M].载[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9.
[10]将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99.
[11]瑙曼，等.作品、文学史与读者[M].范大灿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12]瑙曼，等.作品、文学史与读者[M].范大灿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17.
[13][14]吴元迈.苏联的艺术接受探索[J].文学评论，1986（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