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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新婚、《新诗》
上海，南京西路，那条窄得要侧身而过的弄堂口，穆丽娟常会在晴朗的午后，坐在竹凳上看步行街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看阳光大颗大颗地落在行行色色路人的肩上脸上。她不说话。旁人问些什么，她只是摇头，若是有人认出她来，试图寻些过去的影子，她也只淡然一笑，“有什么好说的呢？都过去了。”
轻飘飘的一句“都过去了”，其实恰恰是过不去，所有的伤和疼都藏得好好的，永生不愿触及。
那时怎会懂什么是爱情呢？17岁就嫁给了戴望舒，那是彻头彻尾的年轻啊，而戴望舒刚刚甩了施绛年一记耳光。多年以后穆丽娟才知道，她不过是施绛年的一个影子。
本来戴望舒已经与施绛年苦恋了八年，还订了婚。施家是大户，说定了戴望舒要有好前程，才同意这门亲事的。戴望舒于是勤工俭学去了法国，回国后却换来了施绛年的移情别恋。一怒之下，戴望舒打了施绛年，一个人躲到江湾公寓里，举杯邀明月去了。而公寓的隔壁，就是文友穆时英的家。
一个成名的诗人、翻译家，虽然长得不够俊朗，但是喝过洋墨水的成熟男人，加上一手妙笔生花的朦胧诗，怎会不成为怀春少女的致命伤呢？穆时英看戴望舒整天借酒浇愁、浑浑噩噩，就有意撮合他与妹妹穆丽娟。戴望舒教她英语、打桥牌，她则给戴望舒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倒也相濡以沫红袖添香。1935年底，经双方家长同意，二人订婚。
次年6月，正当二人准备完婚时，从浙江老家传来消息，戴望舒父亲去世了。按照乡俗，戴望舒要守孝一年，但他不想再等，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如期完婚。
举案齐眉的日子足够花枝灿烂了。走出感情低谷的戴望舒受胡适邀请，着手翻译《堂·吉诃德》，按周领取不菲的稿费。也就在这一年，他主编的《新诗》正式创刊。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新派诗的中坚人物几乎都聚拢在《新诗》旗下，戴望舒也因此成为西方象征主义诗系与中国传统浪漫主义诗风相结合的有力推手。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戴望舒给她起名叫咏素，而穆丽娟更喜欢叫她朵朵。朵朵，多生机多娇艳多丰沛啊，像他们刚刚完整了的家，和爱情。
“而我是蔷薇，带刺”
日本人从吴淞口登陆了，这个东方第一大都市动荡起来，充满一触即发的火药味。正好香港巨贾胡文虎正在筹办《星岛日报》，有意请戴望舒做副刊主笔，戴望舒欣然应允。
他相中了位于薄扶林道附近山上的一座小洋楼，把那里收拾一新，还在院子里开辟出一小块菜院，手书“林泉居”三字，找人刻了匾挂在楼前。每天他除了整理书稿，处理《星岛日报》的事情外，就在院子里伺弄那些瓜果茶蔬，时不时请些文人好友来瓜棚下坐坐，几盘棋，一壶茶，俨然世外桃源。
如果要往诗一般浪漫的剧情上描述，这该是世上最完美的婚姻了，风华正茂、功成名就、妻贤子孝、天伦之乐，似乎所有构成“幸福”的因素都凑全了。
然而，穆丽娟一直在国内长大，虽然同是五四青年，接受了最先进的思想，也努力在这个中国第一诗人的身边耳濡目染着，但在法国见识过大世界的戴望舒，还是觉得这个带着中国传统美德的、初中毕业的小女人身上欠缺着些什么。还有，嗯，哪个男人能真正地忘掉初恋？施绛年，永远是戴望舒心底的疼。
1938年4月，电影《初恋》公映。主题歌《初恋女》中，词作者戴望舒深沉地怀念着他的初恋：你牵引我到一个无边的梦境/我却在别的梦里忆起你/我每天浇灌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
每听到这首歌，穆丽娟都伤心欲绝。在她的心里，丈夫永远把一块心底的绿地留给施绛年，施绛年才是他的幽兰，“而我是蔷薇，带刺”。
1940年6月，穆时英因为政治原因，在上海遇刺，得到消息后穆丽娟跟丈夫商量，想回上海處理哥哥的丧事。戴望舒没有同意，一是觉得上海过于动荡，不安全；二是孩子还小，需要妈妈照顾。其实，没说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政见上的不统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戴望舒爱惜羽毛，不想因此卷入一场政治纠纷。
“可是，我只有这一个哥哥啊。”穆丽娟的哭诉只能让戴望舒感觉这是个不明事理的小女人、“妇人之见”。当年年底，穆丽娟的母亲因承受不了丧子之痛，也在上海去世，这一次，戴望舒干脆扣下了上海发来的治丧电报，不让穆丽娟知道。
要过年了，穆丽娟给戴望舒和朵朵买了新装，也给自己做了件大红夹袄。叶灵风的夫人赵克臻见了感觉奇怪，“母亲去世了你怎么还穿大红衣服啊？”
穆丽娟一愣，呆住了。“贤妻良母我努力做好，贤妻良母可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大事，但贤妻良母不能只知道菜价，贤妻良母也至少有权知道母亲的死讯。”
穆丽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丈夫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地位，连这种事都可以隐瞒。第二天穆丽娟就买了船票，带着孩子去了上海。
“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是什么样？”
在给母亲和哥哥补丧守灵的半年里，穆丽娟素面朝天，不苟言笑，甚至不见客不外出。彻底的失望让这个女人瞬间凋零，这一年，她才23岁。
“除了订婚戒指，你没送过我任何让我感觉浪漫的东西，而现在，你甚至连踏实的感觉都给不了我，五年的婚姻里，似乎只剩下欺骗和冷。”穆丽娟给丈夫写信，坚决提出离婚，“我多想，你能经营好你的诗，也经营好你的家。”
戴望舒发觉事态严重，随即赶来上海，试图挽救濒临崩溃的婚姻。但穆丽娟心灰意冷，直到戴望舒离开上海也没见他一面。
回到香港，戴望舒在《星岛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示女儿》。在这首诗里，他回忆过去的快乐日子，感叹动荡世事和家庭骤变。
但穆丽娟心如铁石，决意结束与一个浪漫诗人的绝不浪漫的婚姻。戴望舒绝望之下以死相逼，在服下大把安眠药之后，给穆丽娟寄去了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幸好戴望舒被及时发现。还没出院，戴望舒就接到妻子寄来的离婚协议。他终于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随离婚协议一道寄回上海的，是戴望舒精心挑选的三十余张一家人的合影。在这本亲手制作的相册里，他夹了一封简短的信，信里是最后一次挽留。“丽娟，看到了这些的时候，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等待你回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忘记我们。”
他没有等到妻子的任何回信。
数月后，穆丽娟接受了暗恋她多年的《宇宙风》主编周黎庵的求婚。随后戴望舒与杨静也在香港登记注册，这一次的女主角，比穆丽娟小9岁。
若干年后，当穆丽娟听到戴望舒再次离婚的消息时，只轻轻说了三个字：“年轻啊……”
1946年，在抗日主张上一向旗帜鲜明、但在国内政治上闭口不谈的戴望舒终于决心离开香港，回到内地。“我不能再这样缩着头在香港呆下去了，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北方。”
他的第一站选在上海，这里不仅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更关键的，在上海，有一个叫穆丽娟的女人。
穆丽娟见到了他和杨静的孩子，戴望舒给这个女儿起名叫二朵。戴望舒简单地和周黎庵夫妇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临别，穆丽娟淡淡地问。“雨巷诗人，我这辈子唯一琢磨不明白的就是，到底你心目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是什么样的？”
戴望舒尴尬一笑，没有作答。（作者声明：未经允许，本文严禁一切形式的转载、网摘。）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
上海，南京西路，那条窄得要侧身而过的弄堂口，穆丽娟常会在晴朗的午后，坐在竹凳上看步行街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看阳光大颗大颗地落在行行色色路人的肩上脸上。她不说话。旁人问些什么，她只是摇头，若是有人认出她来，试图寻些过去的影子，她也只淡然一笑，“有什么好说的呢？都过去了。”
轻飘飘的一句“都过去了”，其实恰恰是过不去，所有的伤和疼都藏得好好的，永生不愿触及。
那时怎会懂什么是爱情呢？17岁就嫁给了戴望舒，那是彻头彻尾的年轻啊，而戴望舒刚刚甩了施绛年一记耳光。多年以后穆丽娟才知道，她不过是施绛年的一个影子。
本来戴望舒已经与施绛年苦恋了八年，还订了婚。施家是大户，说定了戴望舒要有好前程，才同意这门亲事的。戴望舒于是勤工俭学去了法国，回国后却换来了施绛年的移情别恋。一怒之下，戴望舒打了施绛年，一个人躲到江湾公寓里，举杯邀明月去了。而公寓的隔壁，就是文友穆时英的家。
一个成名的诗人、翻译家，虽然长得不够俊朗，但是喝过洋墨水的成熟男人，加上一手妙笔生花的朦胧诗，怎会不成为怀春少女的致命伤呢？穆时英看戴望舒整天借酒浇愁、浑浑噩噩，就有意撮合他与妹妹穆丽娟。戴望舒教她英语、打桥牌，她则给戴望舒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倒也相濡以沫红袖添香。1935年底，经双方家长同意，二人订婚。
次年6月，正当二人准备完婚时，从浙江老家传来消息，戴望舒父亲去世了。按照乡俗，戴望舒要守孝一年，但他不想再等，于是不顾家人反对，如期完婚。
举案齐眉的日子足够花枝灿烂了。走出感情低谷的戴望舒受胡适邀请，着手翻译《堂·吉诃德》，按周领取不菲的稿费。也就在这一年，他主编的《新诗》正式创刊。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新派诗的中坚人物几乎都聚拢在《新诗》旗下，戴望舒也因此成为西方象征主义诗系与中国传统浪漫主义诗风相结合的有力推手。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戴望舒给她起名叫咏素，而穆丽娟更喜欢叫她朵朵。朵朵，多生机多娇艳多丰沛啊，像他们刚刚完整了的家，和爱情。
“而我是蔷薇，带刺”
日本人从吴淞口登陆了，这个东方第一大都市动荡起来，充满一触即发的火药味。正好香港巨贾胡文虎正在筹办《星岛日报》，有意请戴望舒做副刊主笔，戴望舒欣然应允。
他相中了位于薄扶林道附近山上的一座小洋楼，把那里收拾一新，还在院子里开辟出一小块菜院，手书“林泉居”三字，找人刻了匾挂在楼前。每天他除了整理书稿，处理《星岛日报》的事情外，就在院子里伺弄那些瓜果茶蔬，时不时请些文人好友来瓜棚下坐坐，几盘棋，一壶茶，俨然世外桃源。
如果要往诗一般浪漫的剧情上描述，这该是世上最完美的婚姻了，风华正茂、功成名就、妻贤子孝、天伦之乐，似乎所有构成“幸福”的因素都凑全了。
然而，穆丽娟一直在国内长大，虽然同是五四青年，接受了最先进的思想，也努力在这个中国第一诗人的身边耳濡目染着，但在法国见识过大世界的戴望舒，还是觉得这个带着中国传统美德的、初中毕业的小女人身上欠缺着些什么。还有，嗯，哪个男人能真正地忘掉初恋？施绛年，永远是戴望舒心底的疼。
1938年4月，电影《初恋》公映。主题歌《初恋女》中，词作者戴望舒深沉地怀念着他的初恋：你牵引我到一个无边的梦境/我却在别的梦里忆起你/我每天浇灌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
每听到这首歌，穆丽娟都伤心欲绝。在她的心里，丈夫永远把一块心底的绿地留给施绛年，施绛年才是他的幽兰，“而我是蔷薇，带刺”。
1940年6月，穆时英因为政治原因，在上海遇刺，得到消息后穆丽娟跟丈夫商量，想回上海處理哥哥的丧事。戴望舒没有同意，一是觉得上海过于动荡，不安全；二是孩子还小，需要妈妈照顾。其实，没说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政见上的不统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戴望舒爱惜羽毛，不想因此卷入一场政治纠纷。
“可是，我只有这一个哥哥啊。”穆丽娟的哭诉只能让戴望舒感觉这是个不明事理的小女人、“妇人之见”。当年年底，穆丽娟的母亲因承受不了丧子之痛，也在上海去世，这一次，戴望舒干脆扣下了上海发来的治丧电报，不让穆丽娟知道。
要过年了，穆丽娟给戴望舒和朵朵买了新装，也给自己做了件大红夹袄。叶灵风的夫人赵克臻见了感觉奇怪，“母亲去世了你怎么还穿大红衣服啊？”
穆丽娟一愣，呆住了。“贤妻良母我努力做好，贤妻良母可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大事，但贤妻良母不能只知道菜价，贤妻良母也至少有权知道母亲的死讯。”
穆丽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丈夫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地位，连这种事都可以隐瞒。第二天穆丽娟就买了船票，带着孩子去了上海。
“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是什么样？”
在给母亲和哥哥补丧守灵的半年里，穆丽娟素面朝天，不苟言笑，甚至不见客不外出。彻底的失望让这个女人瞬间凋零，这一年，她才23岁。
“除了订婚戒指，你没送过我任何让我感觉浪漫的东西，而现在，你甚至连踏实的感觉都给不了我，五年的婚姻里，似乎只剩下欺骗和冷。”穆丽娟给丈夫写信，坚决提出离婚，“我多想，你能经营好你的诗，也经营好你的家。”
戴望舒发觉事态严重，随即赶来上海，试图挽救濒临崩溃的婚姻。但穆丽娟心灰意冷，直到戴望舒离开上海也没见他一面。
回到香港，戴望舒在《星岛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示女儿》。在这首诗里，他回忆过去的快乐日子，感叹动荡世事和家庭骤变。
但穆丽娟心如铁石，决意结束与一个浪漫诗人的绝不浪漫的婚姻。戴望舒绝望之下以死相逼，在服下大把安眠药之后，给穆丽娟寄去了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幸好戴望舒被及时发现。还没出院，戴望舒就接到妻子寄来的离婚协议。他终于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随离婚协议一道寄回上海的，是戴望舒精心挑选的三十余张一家人的合影。在这本亲手制作的相册里，他夹了一封简短的信，信里是最后一次挽留。“丽娟，看到了这些的时候，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等待你回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忘记我们。”
他没有等到妻子的任何回信。
数月后，穆丽娟接受了暗恋她多年的《宇宙风》主编周黎庵的求婚。随后戴望舒与杨静也在香港登记注册，这一次的女主角，比穆丽娟小9岁。
若干年后，当穆丽娟听到戴望舒再次离婚的消息时，只轻轻说了三个字：“年轻啊……”
1946年，在抗日主张上一向旗帜鲜明、但在国内政治上闭口不谈的戴望舒终于决心离开香港，回到内地。“我不能再这样缩着头在香港呆下去了，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北方。”
他的第一站选在上海，这里不仅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更关键的，在上海，有一个叫穆丽娟的女人。
穆丽娟见到了他和杨静的孩子，戴望舒给这个女儿起名叫二朵。戴望舒简单地和周黎庵夫妇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临别，穆丽娟淡淡地问。“雨巷诗人，我这辈子唯一琢磨不明白的就是，到底你心目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是什么样的？”
戴望舒尴尬一笑，没有作答。（作者声明：未经允许，本文严禁一切形式的转载、网摘。）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